学人简介
肖文明，江西吉安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2003年至200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方文教授指导下获硕士学位，后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陈海文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社会理论与中国的现代转型。代表作有《国家与文化领导权：上海大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66）》（2021）。
作者与03硕同班同学合影留念。
我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肖文明
转眼间，我与北大社会学结缘已近二十年。尽管我在北大社会学正式受业仅三年，但这段岁月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并一直塑造着我迄今的人生轨迹。之所以说这是转折点，是因为我本科就读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按照主流的人生轨迹展开方式，我大概率会成为一名从事经管类职业的企业白领，选择以社会学为业是一件想都没想过的事情，可以说是我入读北大的“意料之外的后果”。我还记得，当年高考选专业的时候，招生专业目录上的“社会学”三个字显得如此陌生与平淡，以至于我几乎没有任何停留就跳过去了，没成想，三年多后，这三个字却成为跟随我一生的标识与“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日日夜夜的牵挂。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奇妙之处！
我是带着对本科专业的不适与不满，以及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与安顿的期待而转向社会学。但事实上，那时的我对于社会学所知甚少，因此这一转向多少带着点冒险、试探与犹豫。我已不记得何时确定要以社会学为业，但无疑是在北大社会学系的学习让我确立了这一初心。这段时间的学习使我对社会学有相对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初步明确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取向。如果说本科学习让我对北大精神有一些感性认识，那么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则让我在学理层面上更深入地去体会北大的学术传统。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学习让我更清楚人生道路的方向并能踏实前行，而这些都要拜北大社会学系诸位师友的教诲之所赐。
说起老师们，首先要提的是我的导师方文教授。方老师是性情中人，为人豪爽直率。我仍记得研一每次上完他的课之后，他都带我去新开的农园三楼餐厅吃饭。方老师好饮酒，我也陪着喝一点，但我不胜酒力，所以每次吃完饭，我都踉踉跄跄地骑着我的破自行车，晃晃悠悠地回到万柳公寓宿舍，倒头大睡。不过，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于老师的学术取向和价值判断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另外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是，我的一位师兄的女友从外地来京探访，方老师知道后，给了我们5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让我们师门叫上师兄和他的女友一起去唱K。我从方老师那里体会到，所谓师生关系，不仅仅是两个抽象的具有特定功能的角色之间的交往，而是完完整整的有血有肉的人格化的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彼此了解对方的喜怒哀乐与价值偏好。我在硕士论文的致谢中曾援引一句大概来自梁漱溟先生的话，“所谓教育者，其实就是人生路上的相互提携”，这句话颇能引起我的共鸣。在我看来，这是非常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一句话。人生路是难走的，但在中国人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作为人生路上的行走者，并不是那位茕茕孑立的孤独无助的朝圣者，而是代代相继、携手相伴的同路人，这让人生的画面充满了情意与暖色。
虽然我今日所从事的学术领域与方老师有所不同，但作为我的导师和社会学的领路人，他对我的学术道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方老师的研究专长是在社会心理学和宗教社会学，虽然他也从事一些经验研究，但他的主要工作仍然是理论性和学术史取向的。特别是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作为一门实验科学主导的学科，理论和学术史的梳理工作是不多的，而这方面正是方老师研究的独特性与贡献所在。在这种学术理论史的梳理工作中，方老师一方面引入了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比较鲜明的反思与批判色彩，这尤其表现在对于美国理论霸权的反思以及对于作为他者的欧洲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引介。或许是因为这种理论取向以及导师陈元晖先生的影响，方老师也表现出对于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偏好，并努力将这些智识资源与社会心理学进行融合。因此，方老师是带着一种跨学科的学术视野去推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工作。我仍然记得在我读研的时候，方老师不时会带一些他翻阅过的比较好的书给我，这些书往往涉及史学和政治理论等不同学科。此外，方老师也致力于将偏向微观的社会心理学与更宏观的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起关联，由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回应更宏大的时代议题，而这背后则是他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强烈关注。在这方面，他曾和我多次提及当时已离开北大社会学的孙立平老师以及他的好友北大法学院陈端洪教授的研究。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些努力背后的价值判断，但这些学术方向对于社会心理学以及整体的社会学领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毋庸讳言，社会心理学在过往北大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中并不居于显著位置，不过它在民国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孙本文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生）的理论体系中则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孙本文所著《社会心理学》也被视为他的主要著作之一，且影响深远。孙本文自承其社会心理学深受威廉·托马斯（民国时期被译为汤麦史）的影响，后者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而芝加哥学派对于燕京学派的深远影响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另一方面，虽然孙本文的《社会心理学》主要是在介绍和综合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学说体系，但细读其论述，字里行间不乏浓厚的儒家修身之学和心性之学的气息。受此启发，我觉得通过某种创造性转化的工作，社会心理学当可接续儒家修身之学和心性之学的传统，而这又可与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考融会贯通。费老晚年反思其学术工作“缺点是见社会不见人”，因而强调要从“生态”研究转向“心态”研究，要关注社会生活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面。而“人”也好，“心态”也好，不正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吗？在这个意义上，孙本文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考是殊途同归的。我相信，社会心理学通过借助文化社会学、社会思想史和历史社会学等分支学科的资源，对于“把人带回来”和“心态”研究能够做出重要的贡献，也可进一步彰显北大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多元性和传承创新性。
方老师在学术背景上与北大社会学本无渊源，但他的学术工作已烙上鲜明的北大社会学烙印。北大社会学人都会感受到，北大社会学的传统非常重视理论与思想议题，这在今日社会学之图景下是较为独特的。在我读研期间的课程体系中，至少有三门以上的社会学理论课程，且理论覆盖范围不一，而分支社会学的课程对于理论传统也很看重，比如高丙中老师开设的《文化研究》课程，阅读文献一大半以上都是理论性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当时必须修读一门林彬老师开设的《社会学方法论》的课程。今天全世界范围内的几乎所有社会学系都会开设一门或数门社会学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的课程，但只有很少的社会学系会去开设社会学方法论（methodology）的课程。说实话，这门课我们当时很少同学能够听懂，因为课程内容涉及很多艰深的科学哲学的问题，但这种开课思路确实能够反映北大社会学的风格与格局。我觉得，北大社会学之所以这么重视理论，并非为理论而理论，而在于，理论总是在回应一个学科乃至一个文明体最根本的问题。北大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以此作为期许，则我们就需要去思考那些最根本和最基本的问题。
在我看来，北大社会学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强调跨学科的视野，这尤其表现在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交融，这自然是与费老的影响以及北大社会学的组织架构有关。在我们当年的课程体系中，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内容是混杂在一起的，两个专业的同学之间的交往也特别密切。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选修了高丙中老师的《文化研究》课程、朱晓阳老师的《发展人类学》课程以及当时在北大社会学系访问的阎云翔老师的《社区研究》课程，这些老师都是人类学背景，而这些课程都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并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今日的学术取向。在全球范围的不少高校里面，社会学系与人类学系往往是相互独立的。我曾接触过一些知名学府的社会学系的本科生，他们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格尔兹几乎不了解，甚至没听说过。我在感到诧异之余，也意识到北大社会学的传统其实并非通例。我一直认为，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区隔对两个学科来说绝非福音。社会学人都应记得帕森斯所建构的社会系统论是如何整合社会学、人类学与精神分析的理论资源，还有他所创办的那个独特的社会关系系。我觉得，正是这样的跨学科视野才成就了帕森斯这样一位奠定现代社会学学科基础和理论基石的伟大人物。此外，北大社会学的一个潜在趋向是对文化维度的关切，而费老晚年所反复倡导的“文化自觉”更是高度凸显了这一点。这或许也是得益于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交融，因为整体而言，狭义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相比于社会学对于文化议题要更为敏感和关切，而如何去塑造一个能够拓展传统边界的真正的“文化自觉”的社会学，这仍是北大社会学人需要去不断探索的方向。
最后，“从实求知”精神引领下的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工作，应该是北大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已经书写和将继续书写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这一学术传统，使得北大社会学在保持开放的同时也不会盲目地跟随国际主流。很遗憾的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未能充分接触田野调查的传统。在我少有的几次田野调查中，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跟随朱晓阳老师和几位人类学同学赴内蒙古乌兰浩特进行的调查。在那次调查中，由于被招待我们的蒙古族同胞的热情所感染，不经意间多喝了几杯酒，怎奈我这个南方人抵御不住当地的烈酒，在七月草原上已略带凉意的斜风细雨的吹拂下，顿时酒意大作，呕吐不止。在那个晚上，我的同学梁中桂几乎整晚都没睡，一直在照顾和安抚我，整夜端茶倒水，这种同学情谊令我没齿难忘。
摄于2004年暑假于内蒙古乌兰浩特调研期间。
我一直认为，“北大社会学”首先是“北大”的社会学，同时也是北大的“社会学”。就后者来说，“从实求知”是一个值得特别强调的面向。在公众的印象中，北大人的特点是“理想主义”。在一个特别现实的年代，理想主义是一种稀缺且难以持守的品质，因此有其高贵之处。但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往往也被关联到不切实际、不接底气和好高骛远，如不善加对待，甚至会导向偏执与激进化，以及激进化后的虚无、犬儒或者愤世嫉俗。在这个方面，“从实求知”的精神有助于将“理想主义”导向一种更为中正平和、不激不随、务实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不会不切实际地追求虚无缥缈的存在，不会带有“重估一切价值”的冲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认现实世界、直面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去追求和探索一个更好的现实世界的可能性与路径。这种“理想主义”不会“不食人间烟火”，它需要去拥抱或者欣赏人间烟火，但人间烟火不仅仅是油盐酱醋、工商贸易与科技，而意味着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良善的生活方式需要源源不断的理想信念的支撑。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会致力于去建立理想信念与人间烟火之间的积极可持续的关联，事实上，这也正是社会学的传统，吉登斯所说的“乌托邦的现实主义”大体就包含着这样的意味。
我以为，正是这种学术传统使得北大社会学具有一种通达的品格。在北大社会学的传统中，既有孤独的思考者，又有精诚团结的团队合作者；既有摇椅上苦思冥想的仰望星空者，又有“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脚踏实地者；既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又可以对当下进行考察与诊断。而且，这些不同面向往往是相互交融相互滋养着的。在我印象中，梁漱溟先生就曾赞赏费孝通先生之通达。以费老为代表的北大社会学人，既致力于知人论世和经世济民，又致力于“中和位育，安所遂生”，这些都需要依托一种通达的品格与视野。我期待并相信北大社会学能够传承这种通达的品格，兼顾费老所说的“科学性”和“人文修养性”，厚植社会学的人文基础，既塑造对于社会事实的搜集与分析能力，也致力于锤炼对于价值事实的理解能力与评判能力，并建立起二者之间的有机关联。
鲁迅先生曾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迄今仍出现在北大官网的显著位置，“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作为社会学人，我们是跟随着师辈的脚步，行走在一条叫做“社会学”的道路上。但不应遗忘的是，我们行走这条人烟不多的小道，无论沿途的风光多么壮美与瑰丽，都是为了通往一条叫做“人生”的大道，那里有无数的人民，那里有更广阔的天地。正所谓“但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社会学从来都不是一个培养“自了汉”或者今日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学科。无论是米尔斯所说的“将个体的苦难转化为公共议题”，抑或是罗伯特·贝拉所说的“作为公共哲学的社会科学”或者布洛维所说的“公共社会学”，都强调社会学的“公共性”，都要求我们去建立个体生命与更广大的社会群体、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这些说法与费老所说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志在富民”、“安其所而遂其生”和“文化自觉”是殊途同归的。
我相信，代代相传的北大社会学人，借助着那些先人们留下的路标与脚印，不断努力前行，一定能让我们自己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道路，走得更向上、更坦荡、更广阔！
文字编辑：王迪
推送编辑：李金瑶、毛美琦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