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友简介
梅锋，北京人，祖籍江苏，2000级本科生。毕业后主要从事文化工作，曾担任《看电影》杂志撰稿人，现为影视编剧、图书作者。作品有电视剧《新龙门客栈》、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等。
2012年，梅锋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30周年纪念大会现场留影。
敬那一场蓦然回首的社会学青春
梅锋
在很多社交平台上，我用的网名至今都是“社会学编剧”——这大概是一种自觉的“标签”，或者说是难以磨灭的青春印记。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应该是这一生中最“动荡不安”的阶段，不断地在重新塑造自我，寻找着可以锚定的所谓“人生目标”。2000年，当我第二次高考时，就处在这样的阶段。
作为典型的“80后”，样样不落地经历了“改开”以来的潮起潮落，价值观、世界观也在其中深受影响，如同浪潮中的一叶小舟。中学那些年，正值中国新闻媒体形态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变革，打造出了新的潮流、新的英雄。我成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忠实观众，以水均益和唐师曾这样的新闻人为偶像，一心想的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挎着个“莱卡”相机走天下。当查分之后，得知能够迈入燕园的大门，我第一个蹦出的念头就是志愿要选择“北大新闻系”，与唐师曾前辈成为校友！
结果，那个时候，北大没有“新闻系”。后来，在我大二那年，有了。生活如电影，一差一错总是戏，然而与电影不同的是，它不会有“再来一条”（重拍一次）的机会。
在重新评估填报专业的过程中，一个陌生的词汇“社会学”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认知领域。而我做出决定也很快，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原因无它，因为听说“社会学毕业的有很多从事新闻工作”。
这么听上去，从一开始，社会学对于我，更像是一场爱情当中的“备胎”，无奈之下转了正。
不过，现实不是偶像剧，那些真正的爱情，往往不是“一见钟情”的，而是阴差阳错、慢慢发现、能够经受住磨砺的爱情。
刚上大一，整个人是处于兴奋的，跟全班同学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知识，上课，读书。王思斌老师的《社会学概论》课程、费老的《乡土中国》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世界。还有各种各样的名家讲座，学校的通选课、辅修、英语考级……那个时候真的是忙到对校园里那么多“美眉”（当时刚流行的网络用语）都视而不见的地步，只沉浸在自己的“理论化”之中。
作为新生的“菜鸟”阶段同样也是一种学习过程。从高中这个同学们都来自同一座城市、操着同一种口音的“熟人社会”，一下子到了五湖四海、不同地域性文化汇聚一堂的大学“陌生人社会”，这种体验新鲜而奇妙。报到那天，我就被班主任于长江老师任命为“临时班长”，还煞有介事地完成了班干部的“组阁”。在我热情的幻想中，我和班级“领导班子”将带领这个团结奋进的集体，蒸蒸日上，各种系级、校级荣誉指日可待……结果大学生活第一次秋游，就搞得“状况”连连，算是兜头第一盆冷水，让我从实践当中初步了解到了“社会组织”的复杂性。用“人话”说就是，这个班长不好干。
当然青春也意味着从不会那么轻易认输。接下来的全校性体育系列赛事“新生杯”，被我当成了重新凝聚班集体士气的最佳机会，篮球、排球、羽毛球……可谓全面出击，却是完全忽略了我系并非“传统体育强队”的现实，然后就是被接二连三的惨败“教育做人”。其中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是足球，我们踢出了过去亚洲球队到世界杯“受虐”式的成绩，以至于女同学们看了一场就气得再也不肯来场边加油助威了。若说这其中的苦楚有一石，我这个频频被对手攻破球门的守门员要独吞八斗。最后一场小组赛结束，心力交瘁的我，两条腿已经累得走不回宿舍了，还是坐了队友王迪的自行车后座。夕阳下，我们俩一路骑行一路复盘，总结本次大赛的“经验得失”。那副情景，我每次回想起来，总忍不住代入到电影《大话西游》的结尾。
好在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既会给不知天高地厚的菜鸟们以重击，也会回报你勇于尝试的快乐。入学第一年的系里元旦晚会，98级的陈晓冬师姐自编自导了小品《大话白蛇》。我们班的章邵增，这位多年后在巴西亚马逊雨林里爬树的人类学青年俊才，也是后来班里“民选”的第二任班长，出演了男一号“许仙”，与两位99级美女师姐廖勤樱（白娘子）和陈征微（小青）搭戏，成为当晚博得满堂叫好的压轴节目。可惜那会儿手机拍照和网络视频这些事物还如科幻小说的概念一般，若是放在今天，如此“后现代作品”，想来也是可以“红”到网上去的。
我也在其中客串了一个路人甲的角色，再具体点儿说，可以形容为“只有一句台词的男人婆”。
那是青春还保持着最鲜活本色的光景，日子斑驳，有滋有味。
可是很快地，“悲剧”也来了。初入燕园的欢乐时光如起起落落的潮水一般不经意退去，我撞上了“新生墙”——这是借用了美国体育文化的“新秀墙”概念，本来是形容加入职业联赛的新秀球员在度过了最初生龙活虎的“兴奋期”之后，普遍会进入一个“迷茫期”，导致竞技状态急剧下滑。我那时的情形也是类似的。缺乏阅历的浅薄，却又急不可耐地吞下大量经典理论，二者带来了激烈的内在冲突。一开始是陷入了无法理解的苦恼，继而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情绪：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能解决什么问题？知识与行动难道是割裂的么？
当年，项梁让项羽读书练剑，羽不屑，说读书只是“记名字”，剑也不过与一人争锋，要学就学“万人敌”！那个阶段的我，也是“项羽的心”，当然，没有项羽的命。
于是，整个大二，我任性地来了一个“自我放逐”，去追求所谓理想中的“万人敌”。终日泡在图书馆里，读着各种凭兴趣想读的书，其中大部分与专业无关；又沉迷于上网，我们的大学时代，正是以校园BBS、QQ的前身OICQ和“ChinaRen校友录”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平台1.0”方兴未艾之际，是我们这些“古早”网民茁壮成长的土壤。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在未名上把自己“灌”成了“知名水车”；还对各种社会活动——无论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盲目地热情参与，似乎这样就代表着在发布“成人宣言”，以为是加速了自己的“成熟”，学社会学的就应该像个“社会人士”，殊不知，这不过是沐猴而冠，舍本逐末。
到头来，我还是回归了冷静。除了已经弄得身心俱疲的原因，更刺痛的，是专业课成绩和绩点惩罚了我的恣意。在这个方面，我一直说，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学的学生，直到今天也坚持如此，以便时时自省。
狂热的消退并不能一下子就解决出路，回到了教室和宿舍，我依然是茫然的。找同学借来大量课堂笔记补抄，也补不了我精神上的“缺失”。之前还觉得美好得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学生涯，倏忽之间，只剩下了一半，更觉时不我待！我，还能挽救这场青春的“失序”吗？
梅锋与室友燕海鸣（左一）、孙志鹏（右二）、两位楼长在原43楼前合影。
所幸，当整个世界都会抛弃你的时候，只有“爱情”不会。此时此刻，我才真正感受到了高考志愿的选择是怎样一场“机缘”。社会学系虽小，但它却是个团结的大家庭。低谷中的我，抬起头，望见了一双双来拉我的手，同屋的知己好友燕海鸣、一直站在我身后给予最大限度理解与包容的班主任于老师、永远那样笑意慈然的杨善华老师，还有那么多同学、系里的老师、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他们的鼓励、开导、教诲、实际帮助，于我而言，暖如薪火。孤单会让你绝望无助，友爱的群体则能带给你无尽的力量。社会学即“群学”，重新振作的我得到了切切实实的体会。
豁然之后，我在学术上也找回了对社会学的热爱。尤其是后两年上过的几门课，实在是受用终生。像李康老师的《历史社会学》，教我于浩繁文卷之中探寻“人”和“年代”之幽微。后来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探讨现代武侠文化，首先想到的就是请李老师来指导。还有刘世定老师的《经济社会学》，不仅给我、也给我们全班熏陶了扎实严谨的学风。从刘能老师的《越轨社会学》课堂上，我了解了方法的使用和重要性。我当时自嘲地说，我的“社会化”，比其他同学来得晚了一些，但也多了一种如梦初醒的快乐。
大四那年，基本没课，大家都在各忙各的。我则是忙着做了几件事：赢得了全校“十佳演讲大赛”；帮03级的师弟师妹排演节目，参加“新生文艺汇演”，拿到了“最受观众喜爱奖”。动力无它，看到同学们搭乘这四年“一塔湖图”的时间列车，有的收获了双宿双飞的恋情，有的在“挑战杯”中证明了自我，有的找到了远大的前途，我内心也很想给自己这个有些跌宕的“青春剧剧本”，写一个可以回味的结局。
当然，最值得纪念的，还是代表系队参加第三届“北大之锋”辩论赛。
由于“非典”，这届比赛被推迟到了秋季。作为老辩手，01级的李雄明和赵擎寰等人重组系辩论队，准备再战江湖。当时的系学生会主席也是01级的刘雪婷，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淡豹”，我找到了她，算是毛遂自荐，加入进来，扣上了“顾问”的头衔。再加上02级、03级的安文研、罗鸣、杨杰和张秋实等人，我们实现了其他院系队都没有的一个“优势”——本科全年级参与。
本来，我想的没那么多，就是体验一把，跟雪婷说好的也是只当“顾问”，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但没有预料到，后来却是“越陷越深”。最重要的原因是，谁都没有预料到，上次参加比赛第一轮就被淘汰的社会学系辩论队，这一回，却是一路过关斩将，甚至险胜光华队，对方可是拥有那支1993年在新加坡笑傲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复旦辩论队退役队员。队伍越走越远，队员有上有下，我从顾问变成了替补队员，又变成了一辩，最后成了决赛的一辩。
杀进全校决赛，这自然也成了系里的大事，从训练场地到拨款，都全力支持！拿到经费，我出了一个主意：去买四套唐装，作为我们决赛的“战袍”。这个决定后来还真的在现场取得了一点儿小小的效果。
熊跃根老师、李康老师和田耕师兄这些“牛人”都来为我们出谋划策，很涨士气！其实可以说是整个系都站在我们的身后。We are family！
最后决战的辩题是“大学生辩论赛取胜主要靠语言技巧还是知识积累”，还是挺“高级”的。面对座无虚席的英杰交流中心大厅，尤其是下面群涌而至前来助威的社会学系家人们，我还是有些不争气地紧张了，自我评价只能说发挥一般。幸好其他三位队友杨杰、李雄明和安文研神勇依旧，最后，我们赢了对手法学院。杨杰师妹还被评为“最佳辩手”。
第三届“北大之锋”辩论赛决赛颁奖现场。
结束的时刻，我松了一口气，不仅仅是为了这几个月来的梦想与汗水得到了这么丰厚的奖赏，还有一种释然——从入学以来，我一直追寻的某种“知识与行动的合一”，在这一刻，有了最好的对应。
毕业之后，我尝试过多条发展道路，最终选择“逐梦娱乐圈”，以编剧为主要职业。其实这在上学时就是有基础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在熊跃根老师的课堂上看“恐怖片”的那个下午，屋里女生们的尖叫此起彼伏……后来才知道，那是心理学领域著名的“参考片”《The Sixth Sense》。而马戎老师给我们放的日本经典电影《楢山节考》，在被剧情深深地震撼之余，也带来了更加形象生动的人类学文化体验。这些都给我的思想深处埋下了坚硬的种子，当有一天，我开始思考我所喜爱的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之时，它们就破土而出了。
从业这么多年，我一开始自己没有意识到、后来才发觉，始终在自然而然地遵循着社会学系教的东西。没有比那句著名的诗词更能贴切地形容这种感觉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别的学问，大概都是深入浅出。而社会学之于我，更像是“浅入深出”。那些在当年考试中总令我抓耳挠腮的知识，其实已然融入了我的头脑和心灵，只是等待着一个合适的“场景”，去转化为实际的应用。
作为编剧的梅锋在工作现场。
比起其他同行，我写剧本，更像是一种“自我的观察法”、“生活化场域的田野调查”。幸运的是，国内社会和文化领域在近十几年来的日新月异、风起云涌，也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拿老百姓最喜欢看的“家庭剧”和“女性剧”来说，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无论在都市还是乡村，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而女性力量的觉醒，以及与之相关的职场、恋爱、婚姻、育儿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在考验着研究者和写作者的敏锐及深度。作为一名“社会学编剧”，虽然我不敢说在这一点上先进于其他人，但至少自信能够保持着学术式的自觉，使作品不会流于肤浅。就像我经常爱在朋友们面前自我“总结”的那样，“我不敢说自己是学社会学的当中最懂写剧本的，但可能是写剧本的当中最喜欢用社会学的。”
家，是无论走多久、走多远都不会忘记的地方。尽管早已从“社会青年”进化到了“社会中年”，不过只要听到与社会学系有关的消息，或者是看到昔日某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媒体焦点，总是会心一笑，思绪一下子又拉回到了法学楼二层的点点滴滴。系庆二十周年，赶上在校，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围绕在费老的身边，望着长者的音容笑貌，如沐春风。三十周年的时候，去凑了一趟热闹，见到了好多老朋友。那时觉得自己还年轻，“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那么多的羁绊。一晃，已是不惑之年，而北大社会学也“四十”了，疫情则成了逃不开的时代主题。但这一次，想回去看看的愿望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不为别的，也许只是掬一把旧土，敬一敬那场蓦然回首的“社会学青春”。
文字编辑：王迪
推送编辑：王年廉、沈适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