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友简介
史涵，2001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先后就职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目前担任新希望集团消费品赛道草根知本集团首席运营官。进入社会学学习四年，又进入财经专业领域打磨多年，人到中年进入企业全面运营管理进行锤炼。一切都得益于社会学的学习打造了人生可持续稳定运行的底层操作系统，之后在此系统上安装的各类应用，截止目前均稳定运行。
社会学到底学啥？
史涵
接到校友会的约稿，叫我写写我和北大社会学的故事，诚惶诚恐。一直觉得只有为母系增光添彩的杰出校友才有资格写这些，而我，作为在校时的学渣，现在又只是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和大部分同学一样努力认真工作生活着的普通人，该如何提笔呢？
本来想婉拒；然而，内心思绪万千。出差的路途上、厨房洗碗时、甚至坐在马桶上发呆时，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琐事，却如同过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想。我想，与其让回忆片段化地掠过，不如下笔把它们整理出来。
高考报志愿时，社会学是我的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是法律，当律师是我从小的梦想，填得非常坚定；第二志愿倒是纠结了一下。当年北大文科在新疆总共有8个招生名额，2个法律、1个会计、2个经济学、1个社会学、2个宗教学。那会儿填志愿也没有啥特别懂的亲戚朋友可问，完全就是凭感觉。会计、经济学是最先被我排除的专业，不知道当时为啥那么“仇富”，感觉这些专业跟钱太近，跟正义理想太远；宗教学也被快速排除，感觉这个专业有点太高冷了；正好当时一位很喜欢的老师推荐我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又知道马克思是社会学大师，就感觉社会学这个专业听着足够高大上，第二志愿就填了这个。最后就揣着北大社会学系的录取通知书来到了梦想中的北大。
图为史涵大一入学留影。
从北大南门进，迎新的是系里研二的一个师姐，她带我去系办公楼办手续。师姐阳光灿烂，一笑还有可爱的小酒窝。我迫不及待地问她：“师姐，咱们社会学都学啥啊？”师姐抿嘴一笑，酒窝仍然若隐若现：“学啥啊？我也说不好啊，等你学了以后自己感觉吧？每个人都觉得学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我心里有点忐忑，社会学这么难啊？咋一个研二的大姐姐都说不清楚啊？办完系里的手续，还没来得及看一眼未名湖和博雅塔，就赶紧去三角地集合点搭乘一辆大公共汽车，被拉到了昌平200号——位于昌平县郊区某村一个被果园包围的荒芜大园子。
图为社会学系迎新现场。
开学第一门专业课是《社会学概论》，是系主任王思斌老师亲自授课的。学的啥现在基本都忘光了，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认识社会学，印象里大家都很认真。每到下课的时间就一堆同学围着王老师问问题，王思斌老师特别喜欢跟同学互动，他通常会走下讲台，站在第一排课桌那边跟同学们讨论，乐呵呵地问：“还有问题吗？”我自己也很认真地记笔记了，然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社会学比较渣就是在课间提问环节。同样是一分钟都没有浪费地听完45分钟，有的人一肚子问题和思考，可以跟老师去互动；而我是听课的时候在认真听，人家互动的时候我还是在认真听——为啥我就问不出那些一针见血的问题呢？这种骨子里的学术自卑，让我从高中时那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高谈阔论者逐渐切换为做一个倾听者，从这些对话中去感受批判性思维的脉络。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杨善华老师的《家庭社会学》，杨老师上课不喜欢站在讲台上，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站在第二排课桌那边，非常喜欢以组织大家讨论的方式授课，关于家庭社会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体验，从一个家族关系到核心家庭关系，杨老师用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和观察方式鼓励大家发言讨论，培养同学们的社会学视角，记得杨老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社会学者要保持价值中立，即便对于家庭这样每个人都参与了感情的最小社会单元，当它是你的研究对象时，你也要保持价值中立，去分析各种矛盾冲突的背后原因，而不是是非对错。这门课杨老师推荐大家读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怀特的《街角社会》，还写读后感。《街角社会》这本书我当时读了好几遍，是当故事书在读，写读后感的时候抓耳挠腮，不得要领。后来也拜读了班级里几位社会学大牛的读后感，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时隔这么多年，闲来无事时我还会读一读这本书，后知后觉地感受到社会学对我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方式的沁润。什么是参与式观察？既要有参与感，获得观察对象对你的认同，又始终要保持价值中立，青年时即建立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多年以后走向管理岗位的我受益无穷，当领导一个大团队时，既要跟团队建立“在一起“的状态，又要从日常个人好恶的情绪中抽离出来，以价值中立、组织职能的角度去引领一个组织的发展；在进入这个“混乱“社区时，怀特如何找到多克这个诺顿帮的核心人物展开研究，跟我们在进入一个陌生职场环境下要做的第一件事也是一样的，永远需要冷静观察找到那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后开展针对性工作；甚至当遇到工作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困扰时，我也会学着怀特一样去画人物关系图，找到一个看似混乱的组织中内涵的“潜规则”。往往带着这种冷静、学术的态度去思考现实问题后，这个过程就帮助我理清思路和管理好情绪。
图为Street Corner Society：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书影（William Foote Whyt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四年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教《社会统计学》的卢淑华老师，卢老师身上汇集了我喜欢的所有知识女性的美好品质，让我发自内心渴望自己以后可以成为她那样的人。卢老师以前是学数学的，说话略带一点温温柔柔的江南口音，衣着永远都很高雅朴素而得体；从内而外的性格都是那种非常内敛的，不争不抢，然而小小的个子站在那里即便不说一句话，也能散发出大家闺秀的涵养和力量。我们使用的教材就是卢老师主编出版的，她讲起课自然信手捏来条理清晰。《社会统计学》是我学得最用心也最自信的一门课程，然而那学期期末考试我居然只考了76分，这个成绩对我打击特别大，最主要是感觉对不起自己对于卢老师那样全身心的喜欢；于是我跟卢老师和系里申请，把这门课程又再修了一遍，考出了自己满意的成绩才舒坦。2012年系庆30周年返校座谈会上，卢老师居然能准确地叫出班里同学的名字，而且还提起我修了两遍《社会统计学》的事情，那一刻我真的是鼻子发酸泪目了。可惜我们毕业那年卢老师就退休了，不然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力争继续在北大读卢老师的研究生。2001年去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意外得知卢老师当时也在加州做一个访问，还辗转拿到卢老师的电话跟她通了一次话，本来约了有机会去拜访卢老师的，后来因为我提前回国就没有见上面。每年教师节的时候都会想起卢老师，有几年还想要不要订一束花给卢老师送去，但终归觉得这些凡俗的礼节似乎都无法表达卢老师在我心中的特殊地位。
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在进行社会调查，中间做笔记者为卢淑华老师。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还有大一辅导员赵雪峰老师，我是最晚一个到达昌平园报道的学生，负责学生工作的莫森老师把我从大公共汽车接下来，两手拎着我所有的行李就把我带到赵老师宿舍。赵老师正躺在床上休息呢，一骨碌爬起来说：“我的最后一名学生总算来啦！”登记办完手续后又和莫老师一起把我送到宿舍。那会儿刚看完《穆斯林的葬礼》，穿着白衬衫的赵老师让我一下子就联想到楚雁潮。赵老师是社会学本科毕业后直接保送系里读研的学长，兼任我们辅导员。就记得那会儿他每周把寄到燕园的信给我们带过来，曾经有高中男同学每天都给我写一封信，每周赵老师过来带回7封信给我，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大学阶段有机会就谈谈恋爱，尤其咱们北大的女孩子，上大学的时候觉得北大清华的男孩子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看不上，一旦到了工作岗位，北大清华的男生就可稀缺了，一个单位也没几个，不像大学的时候你们周围全都是，好好挑一个吧！”当时把赵老师的话当笑话听，现在想来，真的是过来人的肺腑之言啊！大二之后一直到大四毕业，有了正式班主任佟新老师。佟老师教过我们《女性社会学》专业课。她似乎没有愁事，永远都乐呵呵、非常平和的情绪，跟你聊天时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信任她，愿意多聊几句心理话。印象最深的是佟老师说大二认识了老公，没有经历过谁追谁就恋爱了，然后就跟所有同学宣布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男生追过她，再然后就幸福地结婚了。当时我心里暗暗想，这种神仙爱情啥时候能光顾我啊？我也好想拥有这样简单的爱情和婚姻生活。
系里还有很多“大神”级的老师。教《市场调查与研究》和《人类社会学》的王汉生老师，她的敏锐洞察力和学术成就让所有同学都叹服。惊闻王老师去世的那天晚上我一遍遍看着讣告，泪流满面。教《中国社会》的孙立平老师，他上课没有教材，就是拿着一把黑折扇在讲台上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侃侃而谈，例如90年代末的农民工问题，让你一分钟都舍不得错过。教《社会工作》的程为敏老师，永远拿着一只特别旧的水杯来上课，记得有一年教师节我们给程老师买了新水杯，但她一直没有用，说那只旧水杯是插队时候就用的，已经习惯了。教《社会心理学》的夏学銮老师，美国马里兰大学毕业后回国任教的，讲课时激情澎湃的，然而我记得最清的居然是他有一次上课迟到是因为家里人出门的时候把他误锁在家里了，匆匆忙忙来到教室整整迟到了半节课，他不停地跟大家道歉。教《SPSS统计学》的阮桂海老师，口音重到上课时要竖起耳朵听，夏天常年一双黑色凉鞋，每次去电教教室上机操作时都盯着我们每个人带鞋套，嘱咐我们爱惜电脑。大三下学期系里来了两位从国外刚毕业回来的年轻老师，一位是熊跃根老师，一位是刘爱玉老师。记得有一天在一教正上着课，小熊老师看着窗外说，今天天气真好，咱们去静园草坪上课吧！然后大家欢呼雀跃地去草坪围坐在一起，冬日暖阳下大家热烈地讨论关于同性恋的一些社会现象。刘爱玉老师的课程具体学的啥我忘记了，学期作业是布置了问卷调查和撰写调查报告，那是我第一次特别有热情地在老师指导下设计了问卷，如何设计问题并避免误导性的答案，并且用王汉生老师教的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科学抽样，严谨地按照抽样结果在北大和清华的各大学生宿舍去发问卷，回来还用了阮桂海老师教的SPSS统计程序进行了定量分析，再结合定性分析，完整地做了一次作业。虽然作业的内容是啥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过程到现在都难以忘怀。以至于直到现在哪怕是看到再无聊的自媒体关于啥社会热点问题甚至八卦的统计数据，我都要先详细琢磨问题本身以及备选答案是不是完全中立无误导？再看一下投放平台以及大家填写问卷的过程是怎样的？以此来判断样本是否具备代表性？大四的时候还有马凤芝老师、赵斌老师陆续给我们开了社会工作和大众传播方面的专业课程。赵老师总是喜欢戴各种好看的围巾丝巾，她当时还在央视同时主持国际台的《对话》栏目，感觉上课的时候我不太听讲，然而每次她主持的电视节目我都会特别崇拜地去看，不知道是不是有明星滤镜啊？还有系办公室的吴少宁老师和党委书记吴宝科老师，那会儿我经常去系办帮忙整理东西，感觉系办像娘家一样，后来毕业后跟大学时的男朋友分手，再回学校见到吴少宁老师时她还忿忿不平地安慰我，那会儿就真像回娘家一样眼泪汪汪的。
大学四年的流水账稀稀拉拉写了这么多，都是非常私人化的回忆。我也不知道是否符合系友会的约稿要求？然而，上述种种回忆中的小事，汇集起来奠定了我漫长人生岁月的底层思维系统。社会学系的老师们相对于当时其他经济院系的老师们要清贫很多，但是也纯粹很多。从他们身上，你总是可以感受到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个体命运的关注；对于深入思考洞察事物本质的渴望；对于身外之物的淡然；对于学术严谨的追求；以及对于学生的爱。我本身是一个动手能力大于深入思考能力的人，感谢在社会学系的那四年，如杨善华老师所说的，这四年你即便没有学到啥，但光熏也会给你熏出一些味道来，帮助我在独立思考以及深度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建立方面补足了一些短板。那四年跟同班的一些学霸相比我一直在焦虑当中，然而毕业这些年走向社会后，才发现不知不觉中，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的确被“熏”得厚重了很多。很多当年看不懂的书，比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现在每看一遍都能读出新东西。随着对于社会理解的加深，定期读经典社会学著作渐渐成为一种心理需要。更重要的是，社会学专业训练下建立的价值中立观、永远在一个整体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局部组织关系的思维习惯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此外，保持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责任，这些构成了我朝一名合格的企业高级管理者乃至企业家方向发展的底色。毕业20年后，我才逐渐悟出了社会学到底学啥了？我在社会学系没有学到任何可以谋生的工具和技能，但是获得了可以让我终身探索社会的热情和能力。
图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影（马克斯·韦伯，简惠美、康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文字编辑：王迪
推送编辑：王天行、毛美琦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