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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竞 | 在“下去”和“上来”之间

系友简介

王竞,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硕士研究生,2006年毕业后入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现为三联书店综合分社社长。

 

下去上来之间

王竞

 

至今仍记得研究生英语面试时的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读社会学而不是其他?我手舞足蹈地说了半天,然后,这位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帅的英语老师微笑着说:I’d like to study sociology too after hearing what you said. Good luck, and we will meet soon.令人温暖,心安,如沐春风。

当然,后来也没再meet过这位帅极了的英语老师,但这份感觉——温暖,心安,如沐春风——却一直伴随着在北大社会学的这几年。

北大社会学系于我的存在,首先就是杨老师于我的存在。不同的导师不仅研究方向、教学方法不一样,也带着不一样的风格和气场,同学们私下里聒噪:张静老师的学生看着都比较严肃,刘世定老师的学生抬眼望齐刷刷都是男生,邱泽奇老师的学生,一看就会唱歌要不就是会跳舞……而杨老师的学生,一是多,二是不修边幅(有么?!),风风火火,隔三差五就挥着手说我下去了哈

下去了指的是田野调查,做深度访谈。杨老师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是农村社会学, 有多个长年追踪的田野调查点,每位同学都会下去走一走。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大概止于对《乡土中国》字面上的理解,以及建立在《平凡的世界》《红高粱》等文学作品上的想象。所以当我2004年第一次下去时,在宜宾红场村听到村里老人生病就是躺着等死、子女不会遭受谴责反而会被同情,在山西榆社听到某农民不断上访且以此为后半生的目的、但大家都说这对他来讲并不是好的选择时,我惯常的认知是被颠覆了的:不是说要尊老爱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么?不是说人活一口气、要为正义而战么?咋咒父母早死还得同情?要讨回公道反而被指责?后来才明白,对于农民来讲,生存逻辑先于伦理逻辑,活着以及更好地活才是第一位的。一次次下去,让我真正走进了以为熟悉、其实陌生的广阔天地,切身地感到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群,都与自己有关。当时,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家庭养老的补充在农村尤为重要,真是一下子就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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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硕士生导师杨善华,摄于2016年。

 

下去观察和感受只是第一步——当然这第一步很重要,甚至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社会学的感觉,决定着之后的研究品味,但后面的过程更重要。比如每天都会进行的调查总结会,这是一个提炼概括、挖掘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受教的过程。第一次从东莞调查回来的总结发言,我信心满满地说了七大点,第一点就是混乱,然后举出了好多个方面,佐证当地的。杨老师听完只说了一句话:有没有注意到中是有逻辑的?是一种有序的?顿时醍醐灌顶。偷偷检视其他六点,不忍卒睹。

下去之后,更重要的是上来。有了具体而微的观察和材料,也只是有了一个鲜活的故事而已,中国从来不缺这样的故事。但如何能挖掘出故事背后的意义,甚至能从这些意义中提炼出一种观点,甚至形成一种眼光,那真是需要点社会学的想象力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最初是从米尔斯那看来的,是说要将人的个体生活放在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脉络下加以考量——这也是当时英语面试的时候,跟那个帅极了的英语老师使劲说的,你以为是你的选择,其实不是你的选择,它背后有力量在左右着你。这个说起来简单,具体分析起来很见功力。系里的许多同学做得很好的研究,都带着这种视野和意识。

一进师门,杨老师就让我们去系里读标杆论文,赵力涛和项飙的文章,杨老师都让我找来读,并且要具体说出它们好在哪里。——什么是好的文章?什么是好的研究?杨老师觉得这种标准的建立非常重要。你可以写不出来好文章,但什么是,得知道。这种训练,对于我日后做编辑出版工作大有裨益。

对能力的培养是多方面的,并且因材施教——据我所知,我们读的书、去的地儿、干的事儿,都是因人而异的——让蒋勤多读《羊的门》《胡雪岩》,我相反,不规定我读文学作品,鼓励我读理论作品;蒋勤对南方乡村比较感兴趣,就派他去常熟,我对农村感觉不大,就到东莞去研究农民工。记得有一次上理论课,田耕上去给大家讲涂尔干,听后顿有一种被甩了八条街的感觉(虽然听不懂,就是觉得好),很好奇这种理论大牛咋培养?杨老师笑呵呵地说:你看,田耕已经这么优秀了,仍然非常勤奋,每天10点以后才从图书馆回宿舍,做学术,首先要坐得住冷板凳……不过,田耕嘛(不是一般人),不用跟他比(比了也白比)……

上来后的思考,必须具备社会学的视野和格局,这有点像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但又不完全一样。米尔斯更偏重结构层面,杨老师在结构之外,也强调行动和由此产生的变通,是一种动态的结构。杨老师总说,社会不是铁板一块的,体制是有弹性的,各板块之间存在着缝隙自由空间。我本科的时候读过杨老师的一篇文章,里面讲了自由政治空间和村干部在其中的游走,当时是没啥感受的,只是字面上的理解。反而是工作之后,才渐渐领悟到这种空间和弹性的存在,而这也是刚性体制之下还能做事情的原因。弹性越大,活力越强,创新性和各种可能性就大。所以后来再读杨老师的《缝隙中的改革》一书时就特别有感觉,纸上的概念一下子就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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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隙中的改革: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破冰之旅》,既是一个改革先驱者的故事,也是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缝隙是指制度柔性的一面,这使庞大而僵化的行政体制具有一定的空间,其弹性使最初的改革成为可能。

最直接的训练就是把田野里的故事写成论文。我主要是在东莞和虎门的工厂里做调查, 前后五六次,每次都是由社科院农发所的刘小京老师和师姐(现在香港浸会大学教书)带着,属于定点追踪。进入的切口其实是关于农民工使用手机的调查——你会发现,农民工换起手机来是不心疼钱的,比老板更容易换、更舍得换。这是为什么呢?顺着这条线,我们往下追问,发现了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分化,年轻一代跟上一代的打工思路和行为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出论文那年是2005年底,已经预测到广东地区用工荒和中小企业的难以维系,以及新一代的农民工因为看不到出路而选择反抗性地躺平(及时行乐,临工集团)。由此又发现农民工和小老板的劳资博弈,这背后其实是经济全球化下的订单工业的大背景,制造产业链的末端,工人和老板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都是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的农民工的迷茫和由此带来的类似自我放弃,是结构性问题,解决方案也只能是体系化的。

《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知道了我们的这项研究,都来邀稿,在跟《中国青年报》开了座谈会之后,我们选择了在那里刊发了整版的研究。

下去上来之外,浮现脑海的都是燕园的四处行乐——未名湖总是喧闹的,大礼堂总是演出不断的,南门西门外总有好吃的,嘿嘿,跟志不同但道合的小伙伴一起,总是热气腾腾的。宿舍里更是热闹:一起在ftp上下载电影看电影,抽空还参与个字幕组翻译,听不出来的地方就音译成专有名词;一起彻夜唱歌,Hotel California, Vincent, Top of the world, Que Serasera, Diamonds and Rust……跟三位歌神学会了好多英文歌;还边泡面边看《康熙来了》,讨论小S古灵精怪口无遮拦,其实是解构主义,让人痛快,而大S是建构主义,更加难得……学社会学的人心大,常常给别人建议,也常常被别人建议,宿舍里建议间性弥漫,最正式的论证是《沉重的肉身》中说的这两种类型……”,最真诚的建议是你现在这个男朋友真的不合适”……下面都有正向反向的具体论证,真心得令人无法不去正视。在这里,我交到了一辈子的朋友,至今常常欢聚,在建议间性中不断地获得慰藉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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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名湖畔的毕业照,摄于2006年。K本科在北大读的是中文系,硕士读的女性学方向。我工作后编辑的第一本英文书《上海·——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就是请她来翻译的。

 

在社会学系求学期间,我立过很多flag,就像第一个flag“去英语系拜访面试我的老师一样,大多没能实现。但的确,有某种东西留了下来。可能是社会学的方式,也可能是无处不田野的心态,一定程度上,极大地缓解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焦虑。

偶尔,也会与在社会学学习的日子奇妙地相遇。比如,《家庭社会学》课上,杨老师说过传统社会中主干家庭才是主流发展方向,我当时是呵呵不信的:核心家庭才是趋势啊,反哺模式在现代社会肯定渐行渐远。多年以后,自己和身边的姐妹都生了娃,父母或公婆撸起袖子轮番上阵,一时间,老少三代其乐融融,关系史无前例地融洽,突然又想起了杨老师的概括。以至于张祥龙老师的《家与孝》出版时,最赞同的竟然是小区里一起遛娃的妈妈们:慈爱之外的孝爱,真的就是存在,那甚至不是一种义务感,就是将心比心的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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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选题会上,作为专家出席的渠敬东老师在谈何谓理想的三联和出版,令人温暖,心安,如沐春风。

 

给你一种视野和思维方法,你就不怕,有这种能力加持,身处顺境或逆境,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总能安顿内心,甚至找到乐子,所以心安。

给你关注和关爱——学社会学的人都知道:人是生活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只有大家都好,才能推动整体蒸蒸日上。身处有这样共识的一群人中,为彼此的进步而真心地欢呼与祝福,所以温暖。

一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提点与指引,哪怕是现在,仍能时不时地与过去相遇,所以,如沐春风。

 

文字编辑:王迪

推送编辑:王年廉、王朗宁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