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于1910年11月2日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1928年高中毕业后，进入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医预科学习。1930年秋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先生。在吴文藻先生的指导下，费孝通完成了题为《亲迎婚俗之研究》的本科毕业论文，探讨“亲迎婚俗”在中国社会中的流传及影响。这一研究看似微小，背后却蕴含着费先生对于中国文明之起源与演化的重大关心。

费孝通于1933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及人类学系（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并在导师史国禄（S. M. Shirokogoroff）教授的指导下修习体质人类学的课程。两年后，费先生研究生毕业，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在史国禄教授的主张下，偕新婚妻子王同惠共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1935年12月16日，在调查途中王同惠不幸遇难，费孝通重伤，调查被迫中断。次年年初，费孝通将亡妻所收集得到的材料整理成篇，写成《花篮瑶社会组织》。吴文藻高度评价此文以“功能法”来实地考察一个非汉族社区的文化，有力地扩展了燕大社会学的社区研究。

1936年6月，费孝通先生回到吴江县养伤，并利用后续两个月时间在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做实地调查。9月初，费先生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并以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1938年春季，费先生通过论文答辩，由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次年博士论文由Routledge书局出版，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原书扉页以《江村经济》为中文书名。后中文译本沿用此名，并于1985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马林诺夫斯基称该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正是从江村调查开始，费先生着眼于农村发展研究，将实现“志在富民”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

1938年费孝通先生回国之际，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10月底，费孝通在昆明加入吴文藻先生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同年12月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并在西南联大兼课。1939年，费先生主持了云大和燕大联合成立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站，次年随工作站迁至呈贡县古城村的魁星阁上。后来工作站以“魁阁”命名，培养了众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年轻学人。在1938到1946年间，“魁阁”主持了针对农村、工厂和少数民族社区为主的一系列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卓著，包括费孝通所著的《禄村农田》以及张之毅所著的《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等调查报告。前两篇报告于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至1944年，费先生访美期间以英文将上述三篇报告改写为Earthbound China一书，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收入英国Kegan Paul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该书中译本译为《云南三村》，1990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费孝通先生于1945年转入西南联大执教，同时继续主持云大社会学系的工作。1947年，费先生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将抗战时期的讲义经整理出版，包括《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乡土重建》（1948）以及与吴晗、胡庆钧等人合著的《皇权与绅权》（1948）。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费孝通转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负责组织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研究工作重点转向民族研究。1950年6月，费孝通作为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访问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为期六个半月的调研工作，并发表《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1951）、《兄弟民族在贵州》（1951）等调查报告。随后，费先生又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发表《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1952）。除此之外，费孝通先生深度参与了民族识别工作，不仅借鉴了斯大林民族理论，而且根据中国的民族实际对其进行了反思与拓展。这一时期的民族调查与识别工作为费先生的民族研究奠定基石，也成为他改革开放后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的源动力。

1979年，时年69岁的费孝通先生开始领衔社会学重建工作。费先生认为重建社会学最忌讳速成，他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学，也不是恢复到解放前原有的社会学，而是需要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国家要求的新的社会学。1979年至1985年，费孝通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79）、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0）、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82）的成立，他本人也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兼任教授。1980年至1981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开办社会学讲习班，对教师队伍进行培训，在费孝通的主持和指导下，讲习班部分学员共同编写了《社会学概论》试用本。1981年2月16日，在费先生的主持下，南开大学与社科院社会学所联合举办社会学专业班，后称“南开班”。至1985年，“教材”与“用人”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重建工作的第一阶段已初步完成。

1985年，费孝通先生辞去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一职，在北京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今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 2000年系所正式合并。自恢复学术工作以来，年逾古稀的费先生着重于城乡经济发展的议题，发表了《三访江村》（1981）、《小城镇四记》（1985）、《小商品 大市场》（1986）、《边区开发四题》（1987）、《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1987）、《沂蒙行》（1992）等一系列重要作品，这些调查报告最终收录在《行行重行行》（1992）一书中。这些作品无不体现费先生对中国各地农村发展情况的关注和对农民生存处境的关切。历经六十余载，他心中“志在富民”的愿望与燕大求学时形成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更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

1988年11月，费先生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结合自己半个世纪以来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个方面对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并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自觉的实体”。1997年，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强调社会学要对孕育和培养“人”的文化加以研究，而这需要文化的“自知之明”。2003年，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先生进而提出“将心比心”的原则用以考察中国文化中“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以此将社会学的研究提升至一个新的层次。这体现了费先生晚年对社会学方法论的“中国式”思考。

费孝通先生于2005年4月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五岁。

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历程与20世纪中国由乡土社会向工业化与信息化社会变迁的道路紧密相连，对农村发展研究、民族研究、边区研究、小城镇研究贡献卓著。他在对中国社会不断调查、实践和反思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向，成为北大社会学的精神象征，他的学行不断激励着中国社会学人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