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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原名焕鼎,字寿铭,二十岁后取字漱溟,祖籍广西桂林,189310月(农历重阳节)生于北京,1906年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加入京津同盟会,是年冬顺天中学堂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部秘书,发表《究元决疑论》。

1917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赴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誓言讲明“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4年辞离北大,应王鸿一先生之邀,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次年返京。1928年代李济深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

1929年到辉县百泉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村治月刊》。1931年得韩复榘支持,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摒弃“村治”、“乡治”二词。1934年接替梁仲华继任院长,全面主持邹平乡村建设运动,著有《乡村建设理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邹平实验终结,梁漱溟开始为抗战奔走,先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1月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张国焘、郭洪涛等面谈,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1939年巡历冀鲁豫游击区,目睹国共两党摩擦,返渝后得沈钧儒、邹韬奋等人支持,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提出“军队国家化”。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参与调停。是年与黄炎培、左舜生、章乃器、张君劢等商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常委兼秘书长,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梁漱溟在《光明报》发表《我努力的是什么》等文章,自述抗战以来的言论主张。12月,香港沦陷后,在中共南方局及在港廖承志等人的帮助下,经澳门、台山、柳州等地撤回桂林,发表《我的自学小史》,着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1946年作为民盟的9位代表之一参加旧政协会议,并在闭幕会议上宣布退出现实政治。3月,再访延安,将己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与中共商讨,宣传“党派综合体”主张。5月,担任民盟秘书长,因国共内战,参与“第三方面”人士调停活动。7月,因李、闻遇刺案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并亲赴云南调查案件经过。1947年退出民盟,次年,改勉仁国学专科学校为勉仁文学院,从事文化研究工作,表示已无复邹平实验之趣,亦与政治无缘。1949年,《中国文化要义》正式出版,11月底重庆解放,毛泽东、周恩来邀请梁漱溟赴京。

19501月抵京,表示留在政府外边,并参观地方土改和农业合作社,此后检讨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文革”中受到冲击,写作《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1984年,与张岱年、冯友兰、汤一介等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担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学术委员会委员、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并为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授课。1988623日去世,留言“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


文化的三路向

身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梁漱溟深感“东西文化”一词的滥用,以及鼓吹西化者的“空洞”、“应酬”和“虚伪”。适逢一战结束,罗素、杜威来华,梁启超、丁文江、张君劢等访欧,东方化与调和论又甚嚣其上。梁漱溟认为这些答案都操之过急。要求东西文化的根本,需要知道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那么生活又是什么?“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接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所以比较不同的文化就必须看文化根处的意欲,意欲决定了文化的方向。

由意欲出发,就人生面临的问题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物质世界、已成的我;第二类问题是“他心”;第三类问题是绝对不能满足者,涉及“永远”等主题。生活也就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路径,“向前要求”,“调和、持中”和“转身向后去要求”,它们分别刻画了西洋、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路向。


乡村建设运动

19316月,梁漱溟、梁仲华等人在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研究部、训练部以及实验区,三者密切配合,形成一体化的推动机关。研究部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项是普遍地提倡这种研究为学术界开风气;一项是要具体地研究本省各地方的乡村建设方案。

训练部的学生毕业之后,多交给省政府或者所在县分配,由各县划定一实验区,由训练部毕业的学生从事乡建工作。在县以下,梁漱溟借鉴传统乡约并加以改造,建立乡学、村学。其目标是大家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在师法古人相勉为善之外,还要多注意求进步,使目标合乎普遍性、恒久性和自觉性。乡村的组织原则,以中国老道理为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以相互义务代替原子化的个人权利,以情感理性代替理智利益,做到相互以对方为重。

在村学、乡学的基础上,以团体的方式开展乡村建设,特别是合作事业。有美棉运销合作社、金融流通处、信用合作社、庄仓合作社等,将金融与实业、生产与消费、储蓄与信贷、收购与流通等环节融为一体。1935年之后,日本侵略的压力剧增,乡村建设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投向武装训练,影响了社会建设,组织改造的步伐。

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是在革命之外寻找一条新的建国之路。这条路不凭借政治手段(包括武装斗争、政党、政府)而是依靠社会教育团体,实现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最终通过社会的力量完成近代以来所有运动(包括革命和改良)欲以实现的目标——良善的政治制度。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天然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社会运动,要靠知识分子来引导,要靠乡村自身为主力”,至于政府,“最贤明的政策,是间接的与这种运动以种种的方便,而助成其事,却不是政府包揽负责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