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二十岁后取字漱溟，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农历重阳节）生于北京，1906年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加入京津同盟会，是年冬顺天中学堂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部秘书，发表《究元决疑论》。
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赴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誓言讲明“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4年辞离北大，应王鸿一先生之邀，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次年返京。1928年代李济深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
1929年到辉县百泉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村治月刊》。1931年得韩复榘支持，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摒弃“村治”、“乡治”二词。1934年接替梁仲华继任院长，全面主持邹平乡村建设运动，著有《乡村建设理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邹平实验终结，梁漱溟开始为抗战奔走，先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1月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张国焘、郭洪涛等面谈，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1939年巡历冀鲁豫游击区，目睹国共两党摩擦，返渝后得沈钧儒、邹韬奋等人支持，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提出“军队国家化”。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参与调停。是年与黄炎培、左舜生、章乃器、张君劢等商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常委兼秘书长，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梁漱溟在《光明报》发表《我努力的是什么》等文章，自述抗战以来的言论主张。12月，香港沦陷后，在中共南方局及在港廖承志等人的帮助下，经澳门、台山、柳州等地撤回桂林，发表《我的自学小史》，着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1946年作为民盟的9位代表之一参加旧政协会议，并在闭幕会议上宣布退出现实政治。3月，再访延安，将己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与中共商讨，宣传“党派综合体”主张。5月，担任民盟秘书长，因国共内战，参与“第三方面”人士调停活动。7月，因李、闻遇刺案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并亲赴云南调查案件经过。1947年退出民盟，次年，改勉仁国学专科学校为勉仁文学院，从事文化研究工作，表示已无复邹平实验之趣，亦与政治无缘。1949年，《中国文化要义》正式出版，11月底重庆解放，毛泽东、周恩来邀请梁漱溟赴京。
1950年1月抵京，表示留在政府外边，并参观地方土改和农业合作社，此后检讨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文革”中受到冲击，写作《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1984年，与张岱年、冯友兰、汤一介等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担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学术委员会委员、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并为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授课。1988年6月23日去世，留言“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
文化的三路向
身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梁漱溟深感“东西文化”一词的滥用，以及鼓吹西化者的“空洞”、“应酬”和“虚伪”。适逢一战结束，罗素、杜威来华，梁启超、丁文江、张君劢等访欧，东方化与调和论又甚嚣其上。梁漱溟认为这些答案都操之过急。要求东西文化的根本，需要知道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那么生活又是什么？“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接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所以比较不同的文化就必须看文化根处的意欲，意欲决定了文化的方向。
由意欲出发，就人生面临的问题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物质世界、已成的我；第二类问题是“他心”；第三类问题是绝对不能满足者，涉及“永远”等主题。生活也就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路径，“向前要求”，“调和、持中”和“转身向后去要求”，它们分别刻画了西洋、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路向。
乡村建设运动
1931年6月，梁漱溟、梁仲华等人在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研究部、训练部以及实验区，三者密切配合，形成一体化的推动机关。研究部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项是普遍地提倡这种研究为学术界开风气；一项是要具体地研究本省各地方的乡村建设方案。”
训练部的学生毕业之后，多交给省政府或者所在县分配，由各县划定一实验区，由训练部毕业的学生从事乡建工作。在县以下，梁漱溟借鉴传统乡约并加以改造，建立乡学、村学。其目标是大家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在师法古人相勉为善之外，还要多注意求进步，使目标合乎普遍性、恒久性和自觉性。乡村的组织原则，以中国老道理为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以相互义务代替原子化的个人权利，以情感理性代替理智利益，做到相互以对方为重。
在村学、乡学的基础上，以团体的方式开展乡村建设，特别是合作事业。有美棉运销合作社、金融流通处、信用合作社、庄仓合作社等，将金融与实业、生产与消费、储蓄与信贷、收购与流通等环节融为一体。1935年之后，日本侵略的压力剧增，乡村建设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投向武装训练，影响了社会建设，组织改造的步伐。
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是在革命之外寻找一条新的建国之路。这条路不凭借政治手段（包括武装斗争、政党、政府）而是依靠社会教育团体，实现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最终通过社会的力量完成近代以来所有运动（包括革命和改良）欲以实现的目标——良善的政治制度。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天然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社会运动，要靠知识分子来引导，要靠乡村自身为主力”，至于政府，“最贤明的政策，是间接的与这种运动以种种的方便，而助成其事，却不是政府包揽负责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