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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

吴文藻,1901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1925年,吴文藻先生赴美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开始接触人类学专业。他曾旁听人类学系主任、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F. Boas)的“人类学”。在校期间,吴文藻先生和潘光旦先生同住一间宿舍,二人时常交流切磋,相互促进。1928年冬,吴文藻先生获得格伦毕业大学博士学位,并荣获了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19296月,吴文藻先生回国,与冰心(谢婉莹)结婚,并任燕京大学教授。1933年,吴文藻先生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七七事变”前,吴文藻先生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讲课。用他学生的话说,就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而这种关怀在吴先生《论社会学中国化》一书中也可见一斑;第二件事是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即“请进来”和“派出去”。比如,吴先生曾相继邀请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和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来华讲学,并大力培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瞿同祖等后辈成材。用吴先生自己的话说,他“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他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第三件事是提倡社区研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

“七七事变”后,吴文藻先生随北大和清华南迁,在云南大学建立起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同时于1939年建立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底,吴文藻先生受邀到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担任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1942年春的肺炎并没有让吴先生停止工作。1943年初,吴文藻先生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去到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6月,他又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

1946年初,吴文藻受邀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借机了解日本战后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1950年辞职并回国。195310月,吴文藻先生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教授,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1958年,吴文藻先生被错划为右派,撤销教职并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59年以后,吴文藻先生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

社会学重建后,19793月,吴文藻先生参加了重建社会学会的座谈会,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当年秋季,他接受了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任务,并在集体开设的“民族学基础”中分担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教学任务。1981年底,他写了《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介绍了西方民族学战后出现的流派及其理论,这是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

1985年,在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吴文藻先生在坚持参加了学生毕业答辩会之后,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