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懋春先生（Martin C .Yang）（1904～1988），字勉斋，山东胶州人。

杨先生出生于农村家庭，生活并不富裕。早年就读于胶县瑞华中学，上学期间，每逢节假日，就回家帮家人干农活。初中毕业后，在胶县瑞华小学当了四年教师。但杨先生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学识，1924年考入山东省黄县崇实中学，第三年因成绩优异保送入齐鲁大学攻读社会学。1930年，又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专修乡村社会学，取得了硕士学位。

毕业后杨懋春先生先后担任青岛市文德女子中学教师和山东省即墨县信义中学校长，1937年受聘于齐鲁大学社会系。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山东旋即被日占领。幸而得到教会协助，杨先生于1939年赴美留学，并在1941年和1942年于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科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Market Town and Rural Life in China（《中国的集镇制度和乡村生活》）。

在康奈尔完成学业后，因国内战争未停，杨先生应哥伦比亚大学之聘，参与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教授领导下的“中国乡村文化”研究工作，1945年将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为《A Chinese Village : Taitou, Shantung Province》（200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将其选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翻译并发行为《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

林顿教授亲自为之撰写了序言，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是有关中国乡村最成功的研究之一，代表了“社区研究”的某种趋势，即本土人类学时代的来临。书中有效地结合了“切近的知识和科学的训练”，没有把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等方面分别叙述，而是从初级群体扩展到次级群体间相互关系，描绘出一幅整合的总体画面，同时也揭示了一般化因素和社区成员公开行为特征之间隐蔽的文化因素。该书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当年就得以再版，被许多大学相关科系列为必读参考书，并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和许烺光的《祖荫下》并列为早期中国人类学家的里程碑作品。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懋春先生回到中国，曾任农林部督察、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副处长等职，投身华北、东北地区的农业推广工作，但当时局势混乱，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推广，只好暂时放弃计划。1947年6月任齐鲁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兼文理学院院长。1949年则赴美讲学，历任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客座教授及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

1958年，杨懋春教授应台湾大学之邀，放弃海外高校的优厚待遇，自美返台着手筹建台大的社会学系。然而恰逢当时台湾社会思想保守，对“社会学”到底是什么不甚了解，还一度将之当做是“社会主义”的敏感问题，杨先生带回来的许多新观念和申办社会学系的举动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因此被推说经费不足，惨遭驳回。幸而在次年，杨先生通过和陈绍馨、龙冠海等教授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台大创办了台湾首个社会学系，这对于整个台湾学界而言，都称得上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

然而，学系草创初期，资金短缺，办事困难，对如何经营和发展社会学系也充满疑惑，杨教授毅力过人，秉承着遇事不惧、永不言弃的精神，坚韧地撑过一切艰辛，使学系得到平稳的起步和发展，随后又在1960年创办农业推广学系并自领主任一职，立足于研究与实践的交错影响，积极配合政府政策，推动了台湾地区的农业改革与农业发展。

1973年，杨懋春教授自台湾大学退休后，受东吴大学校长端木恺之邀，又在东吴大学创立社会学系并任系主任。由于已经有过草创的经验，杨先生在开办时便有了更多的想法，无论是让学生所使用新颖的资源以及未来的就业之路，时任系主任的杨懋春教授都把东吴社会学系规划地十分完善，也为自己开创了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

在台湾大学和东吴大学传道授业期间，杨懋春先生著作等身。他一直认为社会学教学课本和教学体系奠基于西方的乡情民情，中国人读起来既陌生也乏味，难以概念化或通则化。因此致力于台湾本土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先后撰写了《乡村社会学》（1970）、《人文区位学》（1983）、《中国社会思想史》（1986）、《社会学》（1987）等多本著作，这些著作扎根于杨教授及其学生在台湾地区严谨的田野调查和人文理解，促成和确立了社会学的本土化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独立性。在这些论述中，杨先生还渗透着自己的价值倡导和理念形态，他主张在现代技术被错用后建立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中的“人”应是自然人、文化人、社会人和良心人的整合与和谐。

同时杨教授也开始思考早年社区研究的局限，注重关于中国农村历时性变迁的研究。1969年和1970年写作了《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 a historical study》和、《Socio-economic Results of Land Reform in Taiwan》两本英文著作，1980年和1984年又独著了《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以及和蔡宏达、黄俊杰等共同编写了《我国农业建设的回顾与展望》。正如杨先生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一书中所言，“无历史性之研究与著作，多无法由以确知乡村中各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之起源与演变。不知其起源与演变，即无法了解今日诸种情况曾经历多少时间并如何累积演化而成。欲研究乡村人民今日所表现之乡民性格与生活形态，亦须追溯其千百年或数百年之积演过程”。在此期间，杨教授还特别关注了中国的家庭关系和结构，先后写作了《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1979）和《中外文化与亲属关系》（1981）。

在学术生涯的晚年，杨懋春先生还致力于“大学小区化、小区大学化”，以拥有丰富人文资源的临溪小区为核心，并锁定东吴周边小区，成立“临溪小区理事会”，亲自领队，率先进行小区调查、小区组织和小区服务的工作，使东吴大学成为第一个开创大学实验小区的高校。这也符合杨先生一惯主张的学术与实务充分结合，无论是就地研究或在学术机关研究，均要使学术研究或课堂教学与实际问题有密切联系，以免使学术研究和大学教学落于空想或成为象牙塔内的奢侈品。正如杨懋春先生在给东吴大学社会学系亲笔题书的宗旨所言:“我们要了解社会，我们更要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