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严复（1854-1921），初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严复先生出生于福州儒医世家，幼入私塾，闽之宿儒黄少岩为其开蒙。黄少岩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很吸引严复。1866年8月，严复的父亲身染霍乱，不治而亡，自此家道中落。该年冬天，马尾船政局开局招生。严复参加考试，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一文博得船政大臣沈葆桢激赏，被录为第一名，学习驾船技术。

严复在船政学堂学习了五年，学习内容广及英文算数声光电化，还有《圣谕广训》和《孝经》等义理。1871年严复以最优等从船政学堂毕业，开始上舰实习。五年实习期间，严复随船游历了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日本，东南亚等地，眼界大开。1877年3月，作为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严复赴英留学。时，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以为严复“谈最畅，才分高，甚爱之”，引为忘年交。1878年严复翻译了两篇文章寄给郭嵩焘。其中一篇是《游历日记》，围绕伊犁问题谈论中英俄三国外交关系，另一篇是《泰晤士报》上谈论郭嵩焘去任之事的文章。严复托译言志，认为当时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吃亏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缺少通晓洋务之人才。严复事译，肇始于此。

1879年7月严复以优异成绩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完成学业。1879年8月，严复离英回国，9月出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1880年8月，李鸿章延请其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虽然熟习西学，但国内仕途还是以旧式科举为重，所以严复在1885年到1893年间共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均落第。

二

1894年7月，甲午海战爆发。甲午之败，严复非常痛心，他认为，甲午战败意味着中国“四千余年之文物声明行将扫地而尽”。严复将问题的症结指向了中国旧学之弊。“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1895年，严复连发五篇雄文《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来阐述自己的变法救亡主张。严复主张，学习西方救中国。于是严复开始非常注重译介西方思想。严复翻译的第一本著作就是《天演论》。在译稿中，严复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加进不少按语来阐发自己的意志，按语约占全书三分之一。该书采用意译的笔法，译笔雅致渊厚。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天演论》刊行后反响极大，对国人的警醒作用岂可以震撼言之。

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日报）和《国闻汇编》，希望“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1898年，严复托人从福建选拔优秀子弟三十人到天津参加考试，考题由严复亲自拟定为“西学所以有用论”。1898年1月，严复在《国闻报》发表《拟上皇帝书》，认为中国积弱已极，提出治标之策如理财、经武、择交、善邻等和治本之策如立政、养才、风俗、人心等，不久获光绪皇帝召见。数日之后，光绪帝被幽禁。1898年10月，《国闻报》被禁。

严复虽亦主张改革，但与康梁政见不同，严复认为康梁“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戊戌政变之后，严复对政局失望，他很羡慕政变革职后在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工作的张元济，因为一来有人提倡译书这一“当今第一急务”，二来庆祝张元济有事可做，不必消耗精神于无用之地。他在1899年给张元济的一封信中说到，“弟于此事，实有可以自信之处。且彼中尽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纵令勉强而为，亦未必能得其精义也。”甲午之后，严复翻译《天演论》也许有发抒郁闷的成分，但至戊戌之后，严复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决心以道自任，翻译西学“数部要书”以救中国。

1902年6月，严复受聘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除了让他声名鹊起的《天演论》，严复还陆续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学浅说》《法意》等西学“要书”。早在1880年到1881年间，严复就阅读了《群学肄言》，大为叹服，认为此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严复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给群学下了一个定义。“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今夫士之为学，岂徒以弋利禄、钓声誉而已，固将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有一合焉。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起本耳。”严复第一次将社会学译作群学，并对群学有厚望焉。当时，严复翻译《群学肄言》也意在纠正《天演论》译稿立论过猛之弊，他希望“意欲蜂起者稍为持重”。总体看来，严复译著隽永渊雅，在知识界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实为国人接受西学导其先路。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尽毁天津水师学堂，“学生星散”，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前后工作了20年，培养了一大批海军人才。离津去沪后，严复在上海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名学会，并任会长，系统讲演名学（逻辑学），西方逻辑学第一次被系统介绍到中国，“一时风靡”。1902年，严复在《大公报》发表长文《主客平议》，提出应该“新旧二党”并存。严复不再那么激进地拒斥中国传统了，而是认为新旧“皆其所不可无，而其论亦不可以偏废”，“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

1904年，严复辞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之职。该年12月，严复重访英伦。期间，孙中山特地拜访了严复，两人不欢而散。严复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教育，革命并非当务之急，如果教育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孙中山则以“实行家”自称，与严复这样的“思想家”不同道。

1904年，严复开始研读老庄之学。严复晚年痴迷道家学说，著有《侯官严氏评点老子》等著作，该书于1905年12月在日本东京出版。严复认为，老子之说与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

日俄战争后，主流观点认为作为立宪国的日本战胜了作为专制国的俄国，中国应效仿日本实行立宪。但是严复认为，照搬立宪制度是不行的，“西人一切之法度，悉取而立于吾国之中，将名同实殊，无补存亡，而徒为彼族之所腾笑。”其时，严复主张缓行立宪。1906年，严复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讲《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认为“智育重于体育，德育尤重于智育”。严复尊崇天演说，但是依然认为“有百世不惑者”，“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言辞之中大有一副“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的气魄。1907年5月，皖派人士鼓动安徽高等学堂风潮，严复坚辞监督之职。1908年严复辞去复旦公学监督之职。

三

1909年5月，严复被聘为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1910年1月，严复赏文科进士出身。严复作诗“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耻从前后说王卢。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面对迟来的科举功名，严复之喜悦酸辛溢于诗外。1910年5月，严复以“硕学通儒”被清政府征为资政院议员。1910年12月，大清政府海军部成立，严复被特授为海军部一等参谋官，次年四月以海军部一等参谋官被特授为海军协都统衔，相当于海军少将衔。严复到晚年才迎来仕途上的发展。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严复在日记中写到“武昌失守”。相比康梁，严复更不认可革命派。他认为保皇党的纲领要温和且理智得多。严复反对革命派，尤其反对革命派的种族主义，认为此种理念“执义极狭而不可存于大同之世”。他认为“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因此，辛亥革命之后，严复拒绝剪掉辫子。1911年12月，严复作为代表奉袁世凯之命随唐绍仪南下商定国是。1912年3月，严复出席袁世凯的大总统就职典礼。

1915年，杨度、刘师培等人强署严复之名联名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主张废除共和制，采用君主制。宣言发表一周之后，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变更国体。袁世凯高价邀请严复撰文反驳，又威逼恐吓之，严复仍然不为所动。1915年10月，袁世凯派人请严复为文劝进，严复坚辞，之后也没有参加袁世凯的登基大典。袁世凯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被迫取消帝制，要求袁世凯下台的呼声响遍全国，但是严复却不主张袁世凯下台，因为袁世凯下台之后，就没有人能“弹压方面，使神州中国得以瓦全”。袁世凯死后，严复感慨“末路如此，岂非大哀，后此国事，思之令人芒背”。严复对时局的看法是，“中枢权力日微，各省权力日大，一言尽之，除非豪杰特起，摧陷廓清，终无一统之望。” 严复认为，袁世凯的失败并不在于帝制，而在于“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不幸又值欧战发生，工商交困”。

1912年2月，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在京师大学堂进行改革，将经、文两科合并成国学科，“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治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严复出任校长。1912年7月教育部以经费困难要求停办北大，严复作《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最终停办之议被否。严复在北大担任校长的时间仅八个月，却对北大影响深远。

1913年6月，严复、梁启超、林纾、夏曾佑等200余人发起组织孔教公会。9月孔教会在北京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该月，严复在中央教育会发表演说，竭力提倡读经。“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1914年10月，严复在参政院第十九次会议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案，建议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1917年严复闲居北京，在给熊纯如的一封信中写到“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另一信又曰“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陶炼而已，其次则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处。”

晚年严复对西学的看法也为之一转。1914年2月，严复撰文《民约平议》反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认为社会契约论不足以救世，“夫言自由而日趋放恣，言平等而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严复认为社会等级差别具有绝对性和合理性。他在臧否人物时谈到，“辜鸿铭生平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深以为然。”一战将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暴露无遗，严复很感慨，“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即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

1919年1月，严复回到福建老家为三子严琥完婚，接着又自己做寿，操劳过度，哮喘病发，“几殆”。5月去上海治病，12月去北京治病。1920年10月返回福建老家。1921年10月3日，严复自觉病深，手写遗嘱，中云：“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再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1921年10月27日，严复病逝于福州郎官巷寓所。陈宝琛为之撰写墓志铭《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逝世后与夫人王氏合葬于福州阳崎鳌头山之阳，墓前横石刻有严复生前拟定的四个大字：“惟适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