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云逵（1904-1944），字似龙，江苏武进人。其父陶瑢（1870-1925），字宝如，号心庄，曾任河南临颍知县，辛亥革命后寄寓京津。

1920年代初，陶先生就读于南开中学。1924年，陶先生进入南开大学，就读冶矿专业，曾有机会聆听李济先生课程，开始接触人类学。1928年从南开大学肄业，赴德国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留学，得以师从欧洲著名人类学家欧根·费雪尔(Eugen Fisher)，1933年获柏林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

1933年，陶先生回国，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陶先生与凌纯生等史语所同事一起被派往云南滇缅边境进行未界定民族的人类学考察，历时两年。他和赵玉诚一起，主要考察边疆人种及语言。在调查中采用了人体、面部、头部测量尺、眼色表、皮色表、照相机等技术设备，收获颇丰，产生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具体如《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麽沙族之羊骨卜与肥卜》、《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一个摆夷神话》、《关于麽些之名称分布与迁移》、《俅江纪程》等。其中，《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一文，对当时云南的白族、傣族、纳西族、独龙族、哈尼族等民族的地理分布和人口进行调查分析，对调查工作的区域、路线和对象也有总体呈现。《俅江纪程》则是陶先生1934-1936年在云南进行调查时的工作日记的一部分，其内容丰富、记述详实，在调查中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数千个案的体制测量资料、大量的统计图表、民族文献和调查记录等，是极为难得的原始文献。

抗战爆发后，云南大学设立社会学系，吴文藻先生任系主任，陶先生应邀加入，任教授，主持开设“民族学”、“西南边疆社会”等课程。1940年底，陶先生任代理系主任，期间，聘请林耀华、李树青等到系任教，为田汝康等青年学者到边疆考察提供条件，对社会学系建设贡献良多。陶先生同时也是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与燕京大学合办）的重要人物。由于日军轰炸，研究室主任费孝通和陶先生一起将研究室搬迁到陶先生曾居住过的呈贡魁星阁，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历史上的“魁阁”时代，不仅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同时培养了一批青年学人。

1940年6月，南开大学成立了“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陶先生任研究室主任，同时兼任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教职。陶先生将研究室分为边疆语言、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组。研究室一成立，陶先生就带领几名青年学者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顺江河而下，对沿途民族地区的自然、社会及人文状况展开调查，经过两个多月细致工作，取得了大量珍贵资料。1943年他们又继续开展澜沧江河谷地区土地利用、彝族社会组织与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历时8月有余。调研成果中的一部分以云南石佛铁路筹委会与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名义编印成册，提供给了石佛铁路筹委会，受到一致好评和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的充分肯定。研究室还创办了《边疆人文》学术刊物。刊物分甲、乙两种，甲种是语言人类学专款，乙种是综合性双月刊，前后共出版三刊三卷18期，发表论文31篇。

这一时段，陶先生在主持研究室工作的同时，自身学术研究也硕果累累。先后发表了《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过去与未来》，《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属性》、《文化的需要》等。陶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分别是是人类学德国学派和英国学派在中国的代表，用费先生的话说，德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在很多地方是针锋相对的，前者注重历史、形式与传播，从个方法的相异之处入手，后者注重现代、功能和结构，从方法的相同之处入手。德国学派的学术理念在陶先生的边疆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和运用，他将研究重心放在了“文化”上，注重从宏观上、理论上对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文化“心核论”。

1944年1月26日，陶先生突染回归热，病逝于云南大学医院。

近年来，陶先生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贡献不断被发掘和重新认识。《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2012，民族出版社）、《车里摆夷之生命环》（2017，三联书店）两部书汇集了先生主要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