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上午十点,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孙中兴教授应邀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办讲座,题目为“他者的凝视与自我反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的百年回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主持。谢立中教授首先致欢迎词,然后介绍了孙中兴教授是华人社会学界著名理论社会学者,孙教授理论研究路径是“四脉络主义”(大我脉络、小我脉络、思想脉络与出版脉络)和“四本主义”(版本、译本、文本、所本);台湾社会的经济起飞在中国大陆之前,台湾社会遇到过的问题,我们大陆今天可能遇到,中国大陆社会学与台湾社会学界之间存在一定差别,台湾社会学界发展出了幽默社会学、音乐社会学等,具有后现代的专业化趋向。
孙中兴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社会学理论学习与研究的心路历程,然后进入讲座正题,整场讲座以思考什么是“经典”开场。孙教授梳理了韦伯《儒教(与道教)》一书的写作脉络与出版脉络,并整理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六种十二版”。孙教授对韦伯这本著作的文本分析,首先是从质疑杨庆堃的说法开始,然后提出他本人的对韦伯说法的分析,他论述了韦伯的儒教观,并列举了韦伯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六大因素,以及韦伯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十八大因素。
孙教授认为,韦伯在方法论预设上并不是单因素决定论者。对于韦伯方法论的总结,孙教授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方向为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利益影响行动,第二阶段是行动方向会受到思想的影响。孙教授认为韦伯是多因素决定论者。对于韦伯这本书的所本(论据),孙教授指出韦伯所利用的是中国读者陌生的文献,欧美汉学的研究成果。孙教授认为,最后一章的结论论旨清楚,但证据薄弱。在孙教授看来,面对任何一个思想家或理论家,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应该“平等对待、共同奋斗”,全世界共同努力,这样人类学术才能进步。孙教授指出,“经典”应该具有“启发性”,今天阅读韦伯这部经典,是为了启发我们提出像韦伯一样的新问题。
最后,孙教授结合了自己语言学习经历以及家庭生活经历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整场讲座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