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赵晗 孙维娅 汤文博 黄嘉成
审稿：杨锐 赵启琛 樊欣然
大学生支教，向来是一个褒贬不一的话题，有人赞扬大学生的奉献，也有人质疑其动机；有人对崭新教学内容形式充满信心，也有人对短期支教的作用心存疑虑。我们不愿做唇枪舌战的一员，只想把支教的真实故事讲给你们听。也许，那正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世界。
走出象牙塔
作为北京大学2016级法学院研究生的杨婉仪，2015年参加北京大学第17批支教团队，远赴云南大理州弥渡县第一完全中学开展为期一年的英语支教活动。第一次听到自己所要去支教的地方的名字的时候，她的直观感受只有陌生与偏僻。之前在学校第16届支教单位青海玉树进行培训时已经当地艰苦的住宿条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风度翩翩的城市女孩对自己将要迎接的新环境早已有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同为北大学子的俞笛，也曾到云南支教两年。迷茫、焦虑，尝试过许多的职业、许多的生活依然找不到满意的方向，“不开心就去做出改变”，她选择将这些坏情绪转化为行动，通过支教寻找自己的意义。带着母亲的担忧，她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云南的土地。
从繁华京畿到边陲乡野，从学生到老师，从课堂到讲堂，两位北大人走出学院象牙塔，到群山的怀抱之中，呼吸着夹杂花香的新鲜空气，开始了颇为不同的支教生活。
支教初体验
对于一名刚刚开始支教生活的大学生而言，最大的挑战，无疑还是教学。一方面需要在心态上迅速完成从学生到老师的转换；另一方面，云南当地的教育现状也需要慢慢适应和了解。
杨婉仪为了摸清当地学生的真实水平，在开学初进行了一次自认为“已经不能再简单”的单词听写。尽管开学前教研组长已经无数次向她强调了当地学生基础差的情况，但自己的调查依然让她震惊——“仅是门、窗、桌子、椅子一类的词汇，很多学生的正确率不超过5个”！虽然弥渡一中已经集合了全县除县城外最好的生源，但英语几乎“零基础”的现状仍大大超乎外界的想象。
更令婉仪头疼的是当地人对待教育的态度，虽然学生们都能真诚友好的对待老师，布置的任务可以按时按量完成，但自己对学习却没有足够的重视，也不认为知识可以改变自己生于大山的命运。网络、电视、杂志等五花八门的媒体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他们看到了山外的大千世界，绚烂的霓虹灯、繁华的街市、丰富多彩的生活，城市成为他们心之所向。父母在外打工的艰辛被一部金色苹果手机的光芒所掩盖，父母的省吃俭用也被眼前一件件正版阿迪所遮蔽。
而大多数家长出于自身认知能力的限制，除了给孩子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外，他们能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比如在家访时，家长的眼中透露出了他们对孩子的学习早已失去期待。就在婉仪支教的第一个月，班上原来成绩遥遥领先的第一名就随父母外出打工而退学。
云南当地居民
除了学生和家长的态度，俞笛无法接受自己支教所在地的老师的育人方式。当地老师恶语咒骂甚至体罚学生，这让她感到气愤。直到后来她与学生聊天时孩子们告诉她：“老师你要狠狠地‘操’我呀，你不‘操’我，我怎么会认真呢？”（“操”是云南方言，是训斥的意思）这样的说法吓坏了她，她不敢想象这种简单粗暴的教学方式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
在她匪夷所思之际，环境告诉了她答案。对于从小在父母老师的马鞭下长大的孩子来说，温柔的抚摸又怎能再将他们驯服。对于老师而言，他们也很难再找出其他的能驯服这群“山沟里长大，神话里耍”的野孩子更好的方式了。尽管她对此种野蛮教育方式的弊病心知肚明，也绝对不主张采用这种教学模式，但她对当地老师的敬佩之情却油然而生，她渐渐发现，平时骂孩子骂的最凶的、下手最重的，恰恰是最关心学生的老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打骂也是当地老师对孩子深沉的爱。
眼前真实发生的一切，既让她们为这里的孩子们痛心，也让她们更加意识到此行的意义和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她们在行动
支教，并不能仅仅局限于为学校增加人手。她们希望能用自己在城市中所理解的教育，为闭塞的学校带来新风。
越来越多的，杨婉仪会结合教学内容在课上向孩子们描绘大山外的样子，为他们展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无限可能。慢慢地，她发现孩子们的眼神变得专注了，明亮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对新世界的无限渴望。针对学生“零基础”的情况，她把自己高中时代的学习方法和熟悉的教学方法引进课堂，比如让学生们背诵优秀作文、词汇例句一日一记，这些在城市里司空见惯的课堂活动对这里的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新奇和陌生的，他们也很快见识到了新方法的成效，仅在第一学期的历次考试中，婉仪所带的班级就包揽了第一名。
成绩上巨大的差异，开始让那些职称已经到头、教学上有所松懈的老师们“坐不住”了，虽然作为支教人员，婉仪并不参与当地老师的评比竞争，但在面子上他们也不想输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姑娘。可以说，她的到来极大地刺激和调动了当地老师认真教学的积极性，他们在教学方法上不再故步自封，而是向婉仪、向发达地区的教学经验请教，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成绩也更加上心，整个英语教研组的面貌焕然一新。当被问及自己离开后，这种断层式的支教活动对当地正常教学秩序带来的影响能够延续下去时，她说：“我当然知道，凭借一己之力是无法彻底改变当地落后的教育思维的，但至少我已经做到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
而俞笛在日常的教学之外，对自己支教所在地的校园暴力也十分关注。看似平静的小山村学校里，一股以“扛把子”为核心的“黑帮势力”，在班上呼风唤雨、恃强凌弱，孩子们在他们面前都战战兢兢、惧而远之。而“扛把子”又擅长在老师面前讨乖卖巧，每每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甚至曾经以一封“至真至切”的悔过信让校长都为之动容。她了解到这种校园暴力的现象不仅存在于男生中，在女生之间也十分普遍，于是她试图通过一系列团建活动来增强大家的集体意识，让大家能够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她制定了一套班规、与孩子们创作班歌、带孩子们一起去户外郊游、召开主题班会……轰轰烈烈的团建活动使得班上的气氛融洽了不少，同学反映班上的“恶势力”再不敢正大光明地“为非作歹”了。
支教学校的孩子们
情况的好转让她满心欢喜，只是好景不长，“扛把子”吓得同学退学的消息又传入她的耳中。她顿时心灰意冷，无力感如同恶魔一般将她重重包围，痛定思痛，她开始清醒过来，这也许是凭她一人之力所无法改变的。
一方面，孩子们只是在无意识的重复着他们从小接受到的教育，父母老师对他们的拳打脚踢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并逐渐内化为他们自己的处事原则和行事方式，被他们施加了在弱小的同学身上。
另一方面，老师家长对此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她曾向一位学校领导反映过班上的这一情况，领导却以十分平静的语气告诉她，这是十分正常的，锻炼锻炼那些孩子（被施暴者）也好，反正以后在社会上也会遇见很多这种情况。而家长多在外打工，也无暇顾及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可以说，家长和老师的默许纵容是这股校园戾气得以滋长的一大助力器，这也使得当地校园暴力屡禁不止、难以根除。
一别云南后
365个日夜的陪伴，让两位北大人的心和她们身边的孩子们一起，在那片高原上扎下了根，开出了花儿。
杨婉仪至今仍然保留着备课时养成的早起习惯。谈起离别时的场景，记忆仍然鲜活。晚自习坐班的那天，学生们准备“套路”一把，派几个同学找婉仪“谈心”把她支开，在班里进行布置。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到了教室，“还是忍不住站在讲台上哭了，感觉挺丢人的”，她笑着说。学生们都用QQ，大多加了她为好友，还把她拉进同学们的群里，群名也毫无顾忌地叫“作业是老师最宠的宠妃”。支教结束后，同学们更是把她当成姐姐，还经常会问一些学习上的问题。
支教的时光不仅仅给云南的学校带来了崭新的风貌，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前去支教的大学生。两年的支教结束，俞笛回归到母亲眼中“正常的生活轨道”，她选择再次进入校园而不是尽早就业，以期更高的学历能让她拥有更大的改变的力量。或许不能简单地说支教的经历让她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现在的她依旧会自我质疑，依旧会困惑，但更能接受和适应这种状态，“就是一个不断质疑又不断自己给自己打鸡血的过程吧”。
“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不论大学生支教的是与非，我们能直接看到的，是多方的共同成长。道阻且长，支教的故事仍在继续……
注：俞笛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