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宋丹丹

审稿/吴而为

 

1吴青教授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讲座

 

吴青拄着拐杖缓慢地走进社会学系理科五号楼的201，放下东西，从帆布包中拿出一个大大的陶瓷杯子，有点不好意思地冲在场的老师说：“我自己准备了一个杯子，你们这里有热水吗？“她笑起来很和蔼，眼角的皱纹会一层一层地向上弯。

她倔强地拒绝为她事先准备的椅子，顶着直戳戳的花白的短发走到大家跟前，跟大家打招呼：“各位兄弟姐妹们”，顿了一顿，然后继续说：“公民们，世界公民们，下午好。”

眼神清亮。

“今天是母亲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给你们的母亲发信息，我今天在我母亲的遗像前点了三炷香，是印度的香。”话音刚落，吴青的声音里就带了一丝哽咽：”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父亲和母亲对我的影响。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字。”

她在说“人”这个字的时候，特意加重了声音，然后在身后的白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人”字，羞涩地笑着拿起旁边事先准备好的一根金属棍，跟老师教小孩儿识字一样指着，瞪大了眼睛看台下。

吴青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英语教授，也是已故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和作家谢冰心最小的女儿。

“山对面有一点红”

从小，父母教育她先是个人，再是个女人，而最重要的是责任与担当。她称呼自己的母亲为“娘”，对自己两岁时发生的故事，她连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我两岁多的时候要养狗，我跟妈妈说，娘，我想养狗，妈妈说你养狗可以，但是你必须做到四件事情，我们吃饭狗吃饭你喂狗吃饭，我们喝水狗喝水你喂狗喝水。可是狗跟我们不一样，狗一身毛，它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天天洗澡，你要帮狗刷毛，当时我们全家住在云南呈贡的山上，有狼，妈妈说你每天得叫它回家不然它就被狼吃了。”

说完，她又转身用力地写下了 “爱”字，繁体的。“爱就是责任，就是担当”。

她问在场的听众们知不知道吴文藻的“四条狗”，她有点调皮地笑，“四位属狗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黄迪。他们到毕业的时候需要写论文，但是黄迪的论文老是写不出来。有一天爸爸问他为什么论文老写不出来，黄迪说： ‘我的太太新生了一个儿子，但是我的太太不会照顾孩子，孩子每天晚上就哭，哭得我们都没有办法睡觉。’后来妈妈发现他们不会给孩子洗澡。于是妈妈每天在给我洗完澡之后呢，就把所有的东西又搬去他们家给他们的孩子洗澡，帮他们洗了一个月的澡，然后他的太太也学会了，孩子也不哭，他的论文就写完了。”

全场哄堂大笑，觉得有趣。

她喜欢回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记忆清晰。她的字一笔一划，有点愣头愣脑，像她的头发一样。她说她之前埋怨过妈妈，问为什么不让她练字，这样她就不会当众出糗了。母亲一句话回给她：“我也得憋得着你让你练啊。”

 

2吴青教授说文解字

 

她说自己小学的时候一放学把书包一扔就往外跑。她观察到蛇能够爬树上去吃鸟蛋；她知道山上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杜鹃花是可以吃的，酸甜酸甜的。”说完眯起了眼睛。

“我小时候爱穿红颜色的衣服，我妈妈喊我回家吃饭的时候，只要看见在山的对面有一点红，就知道我在那里了。“

弦有松就有紧。 “我们小时候放学，四点以前到家，我跟姐姐一人可以吃两块小饼干，但是两块根本不够，有的时候我就会偷。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偷完之后，赶快将盒子放回去，但是在床上留下了印记，被妈妈发现了。妈妈说你们有没有话要跟我说，我们说没有。过了一会儿再问，我们还是说没有。最后一次问，我们还是坚持说没有。然后妈妈就把我们带到床边，问我们那是什么。我们没敢吱声。”

 

3吴青教授手持宪法

 

“后来妈妈拿牙刷用肥皂给我们漱口，因为妈妈觉得我们脏。”

文革的时候，吴青的父母被打成右派，她自己也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在那个时候，她经历了八十多场批斗。

“他们要我承认我们当时的院长支持武斗，我一直不承认。“晚上在家给儿子洗澡，她一听到楼梯里的脚步声她就害怕。常有人推门而入，说“吴青你还不交代，还给你的儿子洗澡！”，然后拉着她就往外走。

“我没顶住，我说了谎。”

投反对票的“刁民”

说起故人的时候，吴青的语气是缓慢而柔和，她称呼老舍先生为“舒伯伯”。

但是谈到她眼中的社会，她却很容易愤怒起来，瞪大眼睛，语速变快，加上原本就洪亮的嗓音和有力的手势，难以让人将她与七十九岁的年龄联系起来。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年轻人都很少有的激情。

 

4吴青教授手持人权宣言

 

她顶着很多的头衔：已故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和著名作家冰心之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获得者；世界杰出社会事业家；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董事；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妇女发展专家；全球妇女基金会董事……

但是，她认为自己最重要和珍贵的标签，是人大代表。

80年代初期，吴青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留学，83年回国，84年海淀区人大换届选举，吴青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代表当选。吴青的母亲冰心也曾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吴青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当天，她送给女儿一本《宪法》：“如果你真想当好人大代表，就要敢说真话。”

吴青在白板上写下“憲”字之后，从小布包里掏出了两本红色的宪法，说：“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我一直带在身边。”

她翻开来给我们看，已经很陈旧，满是翻阅的痕迹，封面却很整洁。她一条一条地给我们背诵。

敢于说真话让吴青得罪不少人，她自嘲为“刁民”。

“I am a VERB.”

至今，吴青还依然坚持着给农家女学校的每一期学员上课。第一堂课也往往是以给她们讲“人”、讲宪法开场。

“从小我妈妈告诉我先是个人，再是个女人，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就比男人差。我得告诉她们要学会用自己的双腿站立行走。”

吴青和农家女学校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6年前。1990年夏天，当时作为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聘请的社会性别专家的吴青深入甘肃省会宁县的农村考察。时至今日，她对当时所见的农村景象仍然记忆犹新：孩子们没有夏天的衣裤，就脱了补丁加补丁的棉袄，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裤；因为在学校里长期趴在地上写字，手脚都畸形了……如此种种。“每一个都不承担一个作为公民的责任，所以我们现在可怕的不是坏人的猖狂，而是好人的集体沉默。”

“I am a verb.” 她说我们还有一亿三千万到六千万文盲。想清楚就要行动，行动过程之中需要成长，最重要的是在行动之中承担责任。

 

5接受献花

 

“我们的那个农校，专门为农村妇女提供全免费的培训，这些人都是从贫困山区来的辍学的妇女。对我来说，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农村，要改变农村就要改变妇女。教育了妇女等于教育了一家几代人。所以女孩们来听我讲第一课，我讲人、讲宪法。”

说起自己的父亲，她有点抱不平，觉得现在社会上都觉得冰心的名气比吴文藻大。

“在我爸爸的老家江苏江阴，有一个他的故居，我们还把我爸爸的遗物捐给他们，但是他们却问能不能也写上冰心的名字，我说不行。”上次她去看的时候，那里都没有人，门是锁着的。

“我迟早要把那些东西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