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陆肇基，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西郊土地改革》是陆肇基在燕大毕业时的学士学位论文。原论文共有六章，本文节录了原文的第一章绪论、第四章和第五章，为我们讲述了研究的缘起、研究的范围及意义，并着重探讨了北京西郊土地改革的过程以及土地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

由于与城市的密切关系，市郊地区的土地改革呈现出一系列与农村地区不一样的特点。而陆肇基笔下北京西郊树村的情况，便可以看作市郊土改的一个典型案例。通过亲身参加该地区长达四十余天的土改工作，作者依据工作组的文件、访谈、会议以及个人的参与观察，并通过将各种材料相互印证，为我们展现出北京西郊一个行政村内的完整土改过程，其中不乏许多鲜活的小故事，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初期市郊土地改革的性质以及不同阶层人们的行动方式和精神样貌，以小见大，堪称时代缩影。

 

北京西郊土地改革

陆肇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这篇文是我参加北京市郊土地改革工作，从实地经验所得写成，希望能从这个调查报告中指出过去农村的性质和土地改革后对农村的影响。

社会学是研究人与人关系的科学，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关在屋里从死书中可以研究出来的，而是要把书本里的理论应用到实际去，只有理论基础，概念架格，忽视了实地工作，理论与实际脱节，那么社会学不能成其为科学，社会学也和自然科学一样，要有实验，所以社会学离不开实地工作。同时因为有许多的知识，不是用文字可以传达的，有许多经验不是有经验的人所能传授的，只有自己在实地工作中探讨才能体会得到。

解放前处在国民党统治下，因为怕新思想传到农村去，限制学生到乡村去，我在北京解放前即准备作农村的调查，曾几次下乡都被阻止，因此没有机会去实地调查研究。解放后局势大变，社会学系同学能实地调查研究了，同学们可以经常到实地去学习，使课堂里的理论活用于实际，有了理论与实际配合的机会。

要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首先要了解中国农村的本质，因为在中国大部地区仍处于封建和半封建的农业社会。因之我在选毕业论文时决定以农村为对象。

最初计划从城乡关系入手研究，因为没有合适的工作地点，而作罢论，导师陈永龄先生建议我作市郊土地改革的研究。题目定了以后即开始下乡和老乡建立关系，这时土地改革具体工作还未开始，一九五〇年一月才开始具体工作，因当时学校正在上课，未能去参加工作，二月初放寒假，于是由陈先生率领去参加土改工作，和工作组同志共同工作，共同生活。

 

陈永龄先生。图片来源：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

 

农民们为即将展开的土地改革欢欣鼓舞。图片来源：南通市人民检察院。

 

我在参加土改以前，把土地改革看得很简单，只不过是在经济上打倒地主分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参加土改工作后，才对土改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土改原来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群众革命运动。这样的土地制度的改革，自然有如毛主席所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改是一个最剧烈的阶级斗争，在这斗争中无时无刻不在考验我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容许有含糊模棱的地方。土改证明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因此，不但对于理论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并且学会了怎样把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这当然不是说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土改可以克服了所有知识份子的毛病，但是毫无疑问的，在土改中这些毛病很尖锐的暴露出来，使我们更充分的了解自己的缺点。在同老干部共同工作中，学会了克服这些毛病的初步方法，可以作为日后自求进步的基础。

 

第二节 研究的范围

这次土改工作我曾先后参加了树村行政村和东北旺行政村的工作。这篇论文只用了树村行政村的材料，因为树村和社会学系有过一年多的关系，在这一年中，不断有同学去调查，作者在参加土改工作前也曾去过几次，对该村比较熟悉，同时社会学系也计划在该村发展，作为一个实验室。因此这篇论文只以树村行政村为对象，舍了东北旺的材料，以便给日后研究树村的同学一个参考。

地理区位：树村行政村包括树村、正白旗、镶黄旗、上地和后营五个自然村。树村行政村原属北京西郊十八区，下辖树村、正白旗、镶黄旗三自然村，上地、后营两自然村原为昌平县所辖，一九四九年秋季树村行政村改属北京西郊十六区，将上地、后营也划归所管。

本行政村位于北京西郊，南邻圆明园旧址，北接昌平县，东去三里运京绥绿之清河车站，距清河镇六里，西界万寿山北之马连洼，程家坟，正黄旗。

五个自然村所处的位置恰相当一平行四边形，树村居中，正白旗位于其东二里许，镶黄旗位于其西三里，上地于其东北三里，后营于其西北三。

人口与职业：本行政村原为六五八户，男一三九〇人，女一二八二人，这次土改的统计，只有六一三户，男一四〇六人，女一二八二人，由于国民党时怕抓兵，很多的住户分家另过，解放后没有这种危害，已分家的户口有的又合并了，故此比以前减少。

本村居民包括汉满蒙回藏五族；汉族杂居各自然村，占全村人口百分之六九.三三；满族居于正白旗，占全村人口百分之二二.三四；蒙族居于镶黄旗，占全村人口百分之一.二三；回族居于树村，占全村人口百分之六.七三；藏族只一户，居于树村，占全村人口百分之〇.三七。

住民以农业为主，六一三户中有四七七户主要靠农业收入为生活来源，非农业人口占一一八户，其中工业人口五三户，小商贩二七户，贫民十六户，所以本村在西郊十六区是一个纯粹的农村。

 

第三节 材料的来源及方法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土改工作中所经历的事实写成，材料的来源可分为四方面，根据工作组的文件和汇报，根据和干部及老乡们的谈话，根据参加农民的各种大小会议，根据作者个人的观察。

作者此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四十余天，每天同工作组干部同志生活在一起，就利用这个机会向老干部问些土改的经验，在每次的会议都能得到很多的材料。本文第四章完全根据这些材料写成，利用闲暇时间和老乡聊天，这种材料是不完全可靠的，须要经过印证的。作者因为是初次作实地研究，在搜集材料方面缺乏经验，以致有些材料当时未注意，在写报告时发生困难，于是为此又下了几次乡去复查，经过这次的训练增加了搜集材料的经验。

 

第四节 市郊土改与老区土改之不同点

要了解市郊土地问题的特质，首先须认识城市与郊区的关系。

第一，普通说来，农村是城市人口所需食料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而城市则是农村产物的销售场。但市郊农村，由于地位特别临近城市和运输特别捷便，对城市的产物供应，比普通农村又有不同。最显著的现象是在市郊供应城市的产物中，园艺产物如蔬菜等常占重要部分。所以在一般的市郊农村园艺经济都很发达。

第二，农村是城市所需劳动力的供应来源，而城市是农村过剩人口和过剩劳动力的出路。市郊农村既与城市密迩，它与城市的关系，在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一点上，也比较普通农村稍有不同。郊区人口往城市工作时特别便利，因此他们常可以一面从事城市工作，一面从事农业劳动。

第三，城市资本常流向农村，作购买土地之用。郊区既近城市，城市资本所有者投放和管理其资本比较便利，资本流往的机会自然比较多。

第四，从地理上说，农村土地是城市土地的准备物。城市一般都有随着经济的进展而逐渐扩张的趋势。市区的推广须靠占用周围的农地。市郊农地毗连城市，当城市趋向发展时，自然必首先受到影响。

因为市郊土地与一般农村性质不同，所以政府对市郊的土地改革是采用一种与农村稍有不同的政策。政务院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明白指出了这一点“……由于城市郊区在经济上与市内有密切的联系，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解决城市区土地问题又必须考虑到建设城市与发展工业的需要，故郊区的土地改革应与农村土地改革有若干区别……”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图片来源：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由政务院指示所见的市郊土地改革政策，重要内容如下：

（一）没收地主土地，征收旧式富农出租的土地，为了城市建设及工业发展的需要，一律归国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并分配给无地与少地农民使用。对愿意在土地改革后从事耕种以维持生活的地主，亦应分给他们与得地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但对有其他收入以维持生活的地主则酌量少分或不分。

（二）没收地主的耕畜，农具及多余的粮食分配给农民……并得征收地主在农村中的多余的房屋……没收的房屋，应分配给农民居住……所有与工商业相连的土地和房屋一律不动，地主的其他财产一律不动，一律不得追挖地主底财，并允许地主将底财投资于工业和商业。

（三）所有自耕农民之土地，包括旧式富农雇农工耕种之土地在内，其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照旧保持不变。……

（四）凡用机器耕种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及菜园果园，农事试验场等，无论其所有权有无变动，一律仍由原经营者继续使用。

（五）学田、族田及祠堂、寺庙、教堂、公共社团等所有之土地应一律收归国家所有并加以适当分配……

（六）没收和征收之土地，连同人民政府原有公地，应以行政村为单位统一分配，首先分配给本村无地及少地之农民，但对于贫苦的愿意种地的失业工人和贫民亦得酌情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

（七）凡使用城市郊区国有土地从事耕种者，一律不再交租，只照章缴纳农业税。

（八）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为市和区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农民大会邀集本人参加评定之，并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

政府市郊土地政策大致如此。它与农村土改政策比较，有何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呢？政府的农村土改政策主要表现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正被誊写上墙。图片来源：人民网。

 

比较观察，我们知道两种政策同样主张实行地权制度的改革，消灭地主阶级；都规定以农民团体为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关于执行改革的程序之规定也大致相同，就是以一定的地区为单位（在农村为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在市郊为行政村）实行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而分配与缺少土地及其他财产的农民。但两者仍具有下列几点区别：

（一）关于土改以后地权的性质，两种政策规定不同。农村政策对于分给农民的土地仍许农民所有，市郊政策除不在没收范围的土地仍属原主私有外，对凡经没收的土地都规定归国家所有，分得土地的农民只有使用权。

（二）关于重分土地的办法，在农村政策，照土地法大纲的规定，是没收农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由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使全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市郊政策则规定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和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而连同公地一并分与农民使用。凡富农自营土地和其他自耕农民的土地都一律保留。对于参与分配的人民也没有规定普遍包罗全村人口，除许地主参加与分配外，只说土地应首先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另外对于贫苦的愿意种地的失业工人和贫民，亦得酌情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凡用机器耕种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及菜园、果园、农事试验场等，仍准由原经营者继续使用。

（三）关于土地以外乡村财产的重分，农村政策规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份，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部份。市郊政策也订有重分财产的办法，但没收的对象只有地主，没有富农，而没收地主财产又只限于耕畜、农具、房屋及粮食，其他财产不在没收之例。

政府所定市郊土改政策的内容既如上所述，个人观察所及有几点感想：

（一）市郊的土地改革政策是要没收封建剥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分配给缺地人民使用，又令使用者不再交租，只照章缴纳农业税。像这样必能消灭封建主义，解放农民，使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市郊土地政策在这一点上，与农村土地政策完全相同。

（二）市郊土改后实行将没收的土地收归国有，这是消灭封建主义的最澈底的方式。而且在市郊实行，更具有下列两点利益：（1）城市总是不断的发展扩张，因此必须占用郊区农地。同时建设城市，又须实行城市设计与分区。为适应此等需要，市郊土地自宜国有，因为政府在执行建设计划时，处理国有地比私有地更为便利。（2）由于城市的迅速发展，市郊土地的地租也可能随时增涨。在土地私有制下，这种增涨的利益必为私人所占有，但在国有制，国家有权随时收回土地，或提高征收使用土地的代价，当能消除其弊端。

总而言之，从树村的土改来看，可以证明政府所定市郊土改政策是极端正确的，使市郊农民获得澈底解放，生产力亦能迅速发展，对于城市的发展也有莫大的便利。

 

 

土地改革具体工作的过程，大体经过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动群众，宣传政策，提高农民的政治与阶级觉悟，加强农会的组织；第二个阶段是划分阶级，分清敌我，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牲口、粮食、房屋，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第三个阶段是调剂分配，解放生产力，使耕者有其田。最后还要建党、建团，以树立领导的核心，巩固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继续进行大生产运动。

 

第一节 发动群众

这一阶段是整个土地改革过程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不容易做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包括了提高农民的觉悟，宣传政策，发现及培养积极份子。要想土地改革搞的澈底，发动群众是首要的环节。

在土地改革以前，农村社会为封建势力统治了两千多年，农民的政治觉悟很低，他们虽然被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不能生活，但他们是不自觉的，把吃苦受罪认为是命该如此，在那种旧制度中农民是没有组织的，也是不容许有组织的。

如何着手发动群众？当工作组一到村中以后，先听取派出所和村干部的报告本村情况。然后召开村民大会，这个会不包括地主与富农，因为他们是敌人；主要的在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宣传贯澈总政策总路线。此后工作重点根据本村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保长的剥削，深入了解，调查具体情况。通过各种形式的会，如大会、小组会、片儿会和访问，把土地改革的政策对农民详细的宣传解释。经过这样的宣传和教育，一般的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使他们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意义，使他们明白了农民是怎样穷的，地主富农是怎样富的，到底是谁养活了谁，以及两千多年来残酷的剥削制度非打破不可的道理。用吐苦水，挖穷根追富苗的方法提高农民情绪，同时可以增强阶级的觉悟，使农民在思想上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知道了自己的翻身，非打倒地主富农不可，因此，启发了他们的潜在的阶级仇恨，在精神上有了斗争的准备和要求。

 

进行中的村民大会。图片来源：新浪网。

 

在工作中结合到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人物，对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实例予以启发教育。例如：保长兼地主的回民夏玉龙，仗势欺人，抓兵征粮，贪污，终日不劳动，每天一早起来就沏上一壶好茶喝着，消闲自得。而同样的回民夏玉洪，则终年劳动还是不足一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吃不上，喝不上。又如蒙人保长兼地主的毕凯平，仗势雇工不给工钱，美其名叫找帮忙的，而农民又不敢不去。

就用这些例子启发农民，这样他们认识到新旧社会的不同，在政治觉悟上提高了一步，知道了穷富的根源，在阶级觉悟上也提高了一步。使农民之间的矛盾全部提高到阶级的矛盾上，加深了阶级的仇恨，同时了解到唯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翻身。

在发动群众时，除了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与提高阶级意识外，还要宣传讲解总政策总路线，并对共产党的认识。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了缩小打击面，不使贫雇农陷于孤立，所以依靠了贫雇农，还必须要团结中农，这样土地改革才不会失败。这一步工作在上地与后营两自然村有大的成效。因为该两村在昌平县界土地改革时，产生了很多的偏向，这次郊区土地改革中要复查纠偏，所以在上地与后营两村，首先安定中农贫农的情绪，阐明对于昌平县土地改革时贫农雇农所分得的土地，基本上是不动的，但中农的利益丝毫不能侵犯，对已被动与被夺佃中农的土地，当尽量补偿，如此使中农与贫农靠拢起来，工作得到顺利进行。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地主的阶级，是地主和富农的封建与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而不是消灭地主和富农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耕者有其田，并不是绝对的平均分配。所以在发动群众中极力强调、说服农民，使他们破除绝对平均主义的意念，以达成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

因为这是京郊第二批的土地改革，群众们对大的原则已经知道一些，而工作组的同志仍不惮其烦的去解说，并强调土地改革是农民自己的事，必要大家通力合作以达成澈底消灭封建搞好土地改革。经过多次的宣传解释，农民群众对政策有了更深的认识，尤其是谈到谁来做土地改革的问题，农民们可以给一个很真诚的回答，“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农民能做这工作。”所以他们唱起“……就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时候分外的响亮。

 

农民手举“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标语。图片来源：新浪新闻。

 

在宣传教育中，更注意的去发掘积极份子，培养积极份子。经过大会、小组会，从发言上发现积极份子，在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时结合着了解这些积极份子，和发现正派的积极份子，把他们选拔出来，培养起来，作为农会的骨干。

选拔积极份子必须注意其阶级本质，大都是贫雇农，但亦有少数的中农。他们不但精明强干，而且能把握政策，立场坚定，在工作中不会发生摇动。培养的方法，要先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分别加以适当的教育，经过多次的分别指导，使他们在群众中树立起威信，然后渐渐的使他们独立工作，干部则从旁辅助。例如：

曹荣华，中农成份，党员，二十几岁的农村妇女，是镶黄旗村的一个代表，每次的片儿会都是由她来领会。当作者每次和工作组王同志去参加这片儿会时，都见到王同志在会前帮助曹同志布置一切，提出会中应注意的事项，会后帮助曹同志检讨会中的缺点。王同志在会上不常讲话，会中一切全由曹同志来承担，他只在会终时作一总结，把开会的重点再加申述。积极份子的发现一方面作为土地改革工作的骨干，另一方面打下建党建团的基础。

整顿农会是发动群众阶段最后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的准备工作。农会的纯洁健全与否，关系整个土地改革的成败。为剔除农会中之非农业人口：如小商贩及自由职业者，是整顿农会的另一原因，因为他们对土地改革不会热心，他们在农会中整天开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又由于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农会中发现了一个特务份子，一个地主混入。因此，鉴于原有农会不能依靠，而决定整顿农会，清洗会中不纯的份子，并成立农代会，以推行土地改革，巩固民的力量，使土地改革澈底完成。

 

第二节 划分阶级

发动群众的工作成熟，农民对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农会整顿健全，农代会成立负起工作的任务来。这一切的条件齐备，就开始划分阶级。

划分阶级分四个步骤：调查研究，小组酝酿，自报公议，两榜定案。这些工作主要的靠群众自己动手，工作组同志居于协助指导的地位。

（一）调查研究

主要靠群众自行调查，他们是本地人，并且多半是在地主富农家里做过活的，当然知道的很清楚。在正式划阶级以前，群众一面调查，一面就开始主观的提出一部份可能成为地主富农的人名，并从群众的反应收集地主富农的情况。干部也从各方面了解，使所反应的情况没有包庇的现象或是公报私仇的现象。

（二）小组酝酿

调查工作进行的相当成熟了，随即召开片儿会和小组会，把调查的材料，反复的对照讨论，把地主富农的人口、土地、劳动力、粮食、农具、牲口和房屋等调查清楚，作判别阶级成分的酝酿。

这时开始学习划分阶级，工作组同志在片儿会上讲解划分阶级定成份的标准。“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土地、耕畜、农具、家屋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自耕、雇工或出租）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农村阶级的唯一标准。”有没有主要劳动力是判别地主富农的标准，所以首先学习什么是主要劳动力，什么是附带劳动力。

农民们对这一概念有了认识后，再教他们如何计算总收入与剥削收入的百分比，剥削部份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而且连续三年者，算为富农。如果抽象的去解释，在农民中是很难明了的，但工作组同志的灵活掌握，使问题迎刃而解。他假设一个具体情况，然后分析其剥削部份所占的百分比。例子是这样：假设某人有旱地四十亩，雇一个长工，工资五石，自己有一个主要劳动力。一年之中二人各劳动二十亩。每亩一年可以打一石粮食，则一年共打四十石，也就是二人各劳动了二十石。地主劳动的二十石粮食自己实收了，而长工所劳动的二十石粮食，仅得到九石——工资五石和伙食约四石，所以地主一年剥削了十一石。四十亩剥削十一石，一百亩则剥削了二十七石五斗。此人应为富农成份。

经过这样的学习，农民对计算剥削收入有了相当的了解。此后让农民在会上个别提出一些例子来反复的学习，尽量让农民自己来思索，应如何计算划分，如果发生错误由干部指正。作为正式划分阶级的准备。

（三）自报公议

学习划分阶级熟练后，即举行片儿会，叫地主富农到本自然村的片儿会自报公议。白天划定地主富农的成份，晚间划定农会内及非农业人口的成份。在各片儿地主自报公议以前，先召开全村地主富农会，一方面指明他们今后的道路，一方面镇压他们，使他们认错低头。

 

村民在阶级划分自报公议会上发言。图片来源：中国摄影家协会网。

 

自报的时候先报人口，再报地亩，其次报劳动力——包括自己的劳动力和雇用劳动力——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各年的情况，逐年报告，最后自报阶级成份。

自报完了，群众公议，对自报的各项加以审断，地主富农自报的时候多半不太老实，狡猾隐瞒，但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不能瞒过去，如果发现虚报不实的，当即加以指斥，令其实说。群众认为所报确实后，即根据这些材料计算其剥削部份，定其成份。定成份时由干部同志掌握原则，免去了偏差。成份定出后，经过大家通过，然后向地主富农宣告。如果地主富农对所定的成份有意见，可在五天内起诉。

地主阶级成份划定后，还要自报粮食、农具、牲口和房屋的数目。会后即由农代会事先组织好的登记小组到地主家去查点登记。登记小组之外有搬运小组，为了能够充分的掌握政策，在没收时不致发生紊乱无秩序的现象，以农会小组为单位，推选一人负责，再在片儿会上通过而组成。全村共组成九个小组（搬运与登记都在内）每组选出组长一人，当选的多为代表或组长。

在第二批土地改革中地主富农有了准备，千方百计的东避西躲，不老实，预先计算了其剥削部份如何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划分阶级自报公议时，就拿着预先写好的纸条来狡辩。例如：

地主马奎有七十多亩旱地，四亩菜园子，完全雇工经营。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在城里开修理自行车铺，一个在糕点铺作伙友，一个摆烟卷摊，但他们经济上没有甚么连系，并且有时往城里送钱。以前无论是本村的地主或贫雇农，生活都不如他。如果划他为富农，其土地必然不能变动，其使用方式与生活情况还是照样，不但贫雇农不满，其他的地主富农也愤愤不平。因此，经过多次的讨论，了解，在经济方面和他儿子们无连系，故此划定他是地主。马奎不服，蓄意捣乱，上诉了，说他自己是劳动起家，本身是主要劳动力等语，结果更激动了全村贫雇农之情绪，农民说：“叫他告我们全体吧，跟他打官司”，“今年春天我们谁也不给他做活，看他怎么办。”工作组同志就趁此召开了个地主富农会，在会中提出马奎的情况，地主们一致说：“马奎应定为地主，他本来没有劳动力。”

外界地主赵润良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在定成份时不实，他说：“上至校长教授下至学生工友，都是工人阶级，我拿一本书这也叫作体力劳动。”他在本村有旱地九亩（一部是坟地）。在民国二十六年出租给本村贫农赵延昌，次年赵延昌在地里打了一个井，于是赵润良说他破了地理的风水，责令赵延昌具结划押，若将来赵家阴宅发生了事情，由赵延昌负责。在划分阶级时有人提出此事，并已向民政科起诉。

赵润良在树村被划为自由职业者，隐报了东北旺的六十一亩半土地，在东北旺土改时又狡辩说这六十一亩半土地卖给他妹妹，现在是替他妹妹管理，所收租全归他妹妹，此事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且契纸仍是赵润良的具名，他妹妹又在上海不能来划阶级。工作组因为条件不足，又经详细的调查，认为该地仍为赵润良所有，在东北旺划阶级时划为地主。

在这划分阶级自报公议会上，充分的表现出农民群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也发挥出农民群众对封建地主阶级尖锐的斗争。这是一种说理斗争，农民完全以事实和真理把地主富农说服，不论如何凶狠奸猾的地主富农，在群众面前总要低下头去认错，狡猾不过去。这个会不仅应看作土地改革工作的一个重要程序，而且是具有深厚的政治意义与教育意义的革命活动。农民非经过这种斗争，体会不到自己真的翻了身，也激发不出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

（四）两榜定案

自报公议划分阶级以后，就出第一榜，把划定的地主富农之姓名公布。第一榜公布后，如果地主富农不认可，准其在五天内向郊区委员会提出议见控诉。郊区委员会在这期间对第一榜的名单加以审核，核定以后即根据核准的发第二榜，即成定案。贫雇农及非农业人口的成份也在此时公布。

树村行政村阶级成份分配如下：

 

 

第二榜公布后，即以自然村为单位，农会为基础，具体讨论究竟给地主富农留那些田地、农具，然后再提交大会通过作为定案。随后通知地主富农来看榜，同时献缴地契。献契是在大会举行，地主富农依次来群众面前，把自己的红契一张一张的向群众宣读，而后献缴。主席再报告分给他的地亩，房屋和农具的数目。

在这会上农民的情绪非常的高，因为他们从来看不见地主的红契，现在看到了。一个雇农说：“我一辈子没有看见过红契，这次可开眼了。”从今以后这用作剥削手段的土地，成了人民的财产。

献缴地契以后，搬运小组和登记小组随即前往没收，运至村政府保存，等待分配。进行没收时因为事先准备的周到，故秩序井然。

地主富农经过思想教育，大都低了头，但仍有少数人在没收农具粮食时捣鬼。例如：地主秦相林把登记的农具扔到房上，企图隐藏，结果被搬运小组发现。把粮食藏到富农何春海家，也被发现。搬运小组到地主姚富荣家去没收农具，把没收来的农具装车运走时，姚富荣的孙子把留给他的三股叉扔在车上，希图捣乱，即时被发现，又退还给他，并加以指斥。地主毕凯平把粮食东搁西放，分散在各处，企图隐避。在登记粮食时有的没有量囤中存量的深浅和周径，也没作记号，只估计了一下斤数。地主便借此钻空子，把粮食运走。有了这次的经验，工作组同志更提高了一步警觉。

划分阶级到此告一段落，转入调剂分配的阶段。这次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如下：

（一）没收地主部份

 

 

（二）征收富农部份

共没收征收旱地一二五四.〇六四亩，园地二三.五一四亩，水浇地四〇.六九一亩，租种地主富农不动土地不包括在内。

 

第三节 调剂分配

土地改革工作在划分阶级，没收土地，地主交出地契，以及收缴地主的多余农具之后，便开始分配胜利果实的工作，胜利果实包括了土地、房屋和农具，这一工作是整个土地改革中最富有意义同时也是最艰巨的工作。

这个工作分为四步骤：第一是调查分配果实所需要的材料；第二是为了分配果实进行顺利，对农业户分别进行说服教育；第三是具体分配；第四是审查国有土地使用证存根。

（一）准备工作中的调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地主富农没收征收的土地等，应有适当的研究与控制，对于农业户与非农业户的情况，更应有正确的了解。

为了在分配时不紊乱，并要照顾到地的远近距离，画了一张全村的地图，把没收征收的土地按照其位置，记录在图上，到分配时根据这张图来划分。

（二）在说服教育工作中，充分的宣传教育分配胜利果实的精神，要给农民们思想上的准备，说明这次分配并不是无原则，无政府状态的，要避免本位主义，平均思想和宗派思想，根据生活来源劳动力状况，能够顾到发展生产的自报公议方法才是最完善的方法。启发积极份子起带头作用，少要地或不要地。启发非农业户不要地，可以在农业以外找出路。尽先满足军属和贫雇农，以及单身汉老弱孤寡分双份，如有剩余再依次分给非农业户和中农。

（三）具体分配的第一步，先讨论土地和房屋的分配，其次是粮食和农具。分配的过程是由代表会决定原则，群众自报公议，最后再由代表会通过。

土地分配的标准。先把全村贫雇农的人口与其他人口统计好，再把这些人原使用的土地和将分配的土地统计好。把原使用的土地和将分配的土地相加，再以全村贫雇农总人口除之，则求得每人平均分地多少。在树村土地分配的标准，每人一亩九分八厘，就根据这个数字灵活掌握。

土地分配标准计算好了，就在代表会上报告，然后依照各自然村的贫雇农人口，根据每人一亩九分，分配下去。再按土地的分布（根据画好的地图），分给各自然村，则照顾了土地之远近。

各自然村根据分下的土地，在片儿会上以自报公议的方式分配给需要田地的，并那块地分给那个人。在分配时有一个原则，军属无劳动力的分距离近的地，有劳动力的分距离远的地；军属和贫雇农都分得土地以后，如果有剩余未分的地，就分给非农业户，但是因为地少人多，等到军属和贫雇农分完以后，已无剩余。

在自报公议时要注意群众的思想情绪，及时的打通他们的思想，如发现有平均主义的趋势，就立即掌握原则，予以纠正。同时结合着表扬大公无私的，鼓励能不要的就不要，能少要的就少要，在开会自报时谁肯退让，大伙就鼓掌欢迎。这样一方面贯澈了政策，一方面激起大家的情绪。

农具粮食的分配是依据各自然村贫雇农的人口，和分到的土地数目，在农会组长会上确定每个自然村应分多少，再在片儿会上经自报公议，具体分配给无农具的贫雇农。粮食方面则依家庭人口和分得土地数目分配的，因为粮食有十几种之多，故分配时好坏参半。

房屋的分配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各自然村只分配本村所没收的房屋，为避免迁徙到他村。房屋的分配也是以自报公议的方式分下，因为人多房屋少，除非极需要的能得到房屋，所以在片儿会上每个农民对自报公议都是非常认真实行。

农民分到房屋后情绪非常高，他们从来没有一间房，住的是以高额租金租来的破小的房屋，现在分到了房屋，住房从此不花钱了。村干董连升搬到地主夏玉龙的旧宅后，情绪很高，他说：“这院子很大，可以用来干点活”，在写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因为村政府的地方太狭小，他就叫把工作挪到他家去作，因为他家的地方较宽阔。贫农李英分到房屋后也很高兴，他说从今以后不再受房东的气了，这新房屋也宽大，做甚么事都方便多了，不像以前挤在一间小屋里。土地改革对我们贫雇农真是太周到了，分了地和农具还不算，还有房子住，用的住的都有了。

在分配土地和农具的时候，因为了解情况，很顺利的经过自报公议就完成了。但到分配牲畜大车时困难发生了，因为收来的牲畜和大车太少，分到各自然村以后就只有一两口牲畜，一两辆大车。

 

村民们集合分配牲畜大车。图片来源：华声论坛。

 

如后营自然村只分来一辆车，根据原则，车和牲口以及上面附带的农具等是不能分开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分呢？如果你分匹骡子，他分两个车轮，我分个车座，这样整个的车变成了废物，不能用来生产了，农民也很同意这个意见，但大家以为将牲口大车只分给一家不好，这样会浪费了生产力，因为一个牲口和大车，可以用来耕好几家的田地，于是大家决定分给十户来共同使用。但到这里又发生意见了，有人说各户的土地多少不一，喂牲口料时怎么办呢？又经过了争执和讨论，最后决定以田地亩数的多少来决定各户供给草料的多少。

分配牲口大车将结束时，有一位老乡又提出了意见，他说如果分配到牲口大车的农户，其中有几家想取巧，轮到他喂料时他不喂或少喂怎样办呢？这问题立刻引起了农民们热烈的讨论，最后决定解决的办法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觉的，如果自己取巧不喂，自己也划不来，日子长久后，牲口寿命减短或生病不能劳动，这样也就妨碍了自家的收成；另一方面是由农会负责监督，如果发现某一个有这种情形，可以提交农会批评制裁。这个统一的意见是经过无数次争执辩论和反覆的说服教育后才产生的，这才具有民主的真义。其他各自然村也吸收了后营自然村的经验，成立了牲畜大车小组，共同使用共同生产。

分配的工作中基本上没有甚么偏差，一般农民理解到天下农民是一家的道理。例如贫农傅荣华他没要地，他说：“这村的地少人多，我能奔别的生活，我不要。”农民代表贫农杨贵茂和村干雇农张有才，在片儿会上忙着给旁人分地，忘了自报申请，还是经会众说出怎么你们没要地。杨贵茂说：“先尽着人要，有富裕我们再要。”但也有不满意的，这部份人是比上不比下，从贪得无厌的心理出发。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使用土地与土地改革以前农民使用土地之比较如下表：

1.土地改革以前农民土地使用状况

 

 

2.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土地使用状况

 

 

土地改革后贫雇农的土地使用显然的增多了，旱地增加了三八〇、五五亩，没地种的农民得到了地种，原来是地主阶级用作剥削手段的三百八十多亩田地，现在变成贫雇农自己的财产了。

（四）审查国有土地使用证存根，土地分配以后即进行丈量土地，在丈量地亩后，随即填写国有土地使用证存根。

 

正在丈量地亩的村民们。图片来源：新浪网。

 

国有土地使用证只发给树村、镶黄旗村、正白旗村三自然村，上地和后营两自然村另发土地证，因为上地和后营两村曾经昌平县土改，当时已将地权分予农民，在此次京郊土改，上地和后营两村只是纠偏，把中农被动或被夺佃的土地补偿，农民之地权不动，仍属农民，在原则上和其他三自然村不同，其他三村农民只分得土地使用权，地权为国有，所以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土地证之不同。

以自然村为单位，先行审查核对，再在农会组长及代表会上重行审核，审核无误后汇交区政府，由区政府根据此存根填写国有土地使用证，此证是三聠，一聠交市政府，一聠存区政府，一聠农民持有，存根则存村政府。上地和后营两自然村拿到土地证后还须税契。

 

第四节 建党建团

建党建团一方面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现积极份子，种下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根基，一方面以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号召，使更多的积极份子、觉悟农民、正派青年，团结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周围，推进了工作。

建党建团是在农代会成立时宣布的，所以选择这个时机，是由于农代会成立时，工作组同志已能掌握群众的情绪，一般群众在那时已比较觉悟了，同时由于划分阶级，分配果实，这两阶段工作的艰巨，以党和团的号召更能使群众靠近党，更能使有要求入党的群众正确的进行工作，可促进工作顺利完成。

工作组为发展工作，由王大起同志负责党的方面，丁治中同志负责团的方面，白木同志负责妇女方面。分头进行阶级教育，以土改为例并从工作中教育，使农民认识党团的意义。

树村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已经获得了澈底的翻身和永久的解放，年青农民在对党和团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发生了深厚感情之后，便初步的巩固了他们的进步思想，使他们在工作上和行动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青年农民为了进一步去解放仍旧被压迫的同胞，和更迅速更积极的去完成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发展生产和其他建设任务，坚决申请入党入团。在经过详细的审核、检讨、农会小组长会和群众提供意见之后，经党支部、团支部通过，区长代表主管机关批准，已有二十一位被光荣的批准入团，十九位被光荣的批准入党了。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晚，这一个晚上是树村人民所永远不会忘记的，是树村多少年来第一次盛大的集会。在会上有十九位农民同志光荣的加入了共产党和二十一位同志庄严宣誓加入青年团；最后并当众焚烧了这数千年来一直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枷锁——地主占有土地的契纸。

 

土改时期飘扬的红旗。图片来源：FOTOE图片库。

 

二十五日晚上，树村庙中的院子四面红旗迎风招展，毛主席巨像在明亮的汽灯下慈祥的对着会场微笑。新同志的入党入团仪式就在国际歌声中开始了。誓词振动着每一个在场者的心，在坚定的誓词中，明白的表示了他们将来一定要毫不犹豫的履行组织所交给他们的任务。

十六区刘区长讲话，着重说明了党团的关系，党要爱护团，团要拥护党。工作组王组长说明，现在地主似有反攻企图，党团员要担负起带动群众监视他们，教育他们的任务。在大会上群众的情绪到了最高潮，反映了对共产党及今日政府的热爱，对土改工作的满意，并表示一定完成大生产任务的决心。

最后新同志自由发言：

雇农党员张有福说：“我以前连一亩地一间房子都没有，但是共产党来了，分给我们房子、地和农具，真比我们的母亲还亲，我永远跟着她。”

中农候补党员张家沛说：“过去地主保长夏玉龙逼的我走头无路，今天我才找到了正当的道路。”

军属党员齐代表（上地村农会代表）她说：“共产党救了我们，并且教育了我们，没有党，我们就没有今天，党就是我的母亲，比我的母亲还要亲，今后即使杀我的头，抹我脖子，我也要跟她走。”

有的新同志说，现在土改已经完成了，我们一定要起积极作用。有的说，前方军队向前进，后方生产长一寸，从今天起我们要起带头作用，把生产长二寸，这才对得起毛主席和共产党。

在焚烧之前，王组长站在一包契纸的前面，向农民们庄重宣布，这些地主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的枷锁就要被烧毁，人民的澈底翻身已胜利得到。今后农民一定要搞好生产，粮食的产量一定要比土改以前增加，否则便对不起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毛主席了。同时以后到策是发展新的中农和富农，永远当贫农是并不光荣的。

 

村民们正在烧契纸。图片来源：封面新闻。

 

一根火柴划着了，火苗渐渐加高，红红的火光照到四周的群众身上，照到那饱受风吹雨打的脸上，每个人都呈现着一种说不出的心情，火光更亮了，大家不由得鼓掌欢呼起来。这时燕大同学们领导着大家唱起“光明赞”来，在“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的歌声中，这一象征封建剥削的契纸渐渐化成了烟和灰，再也不会让他们复活作祟了。农民兴奋的说：

雇农张三泉说：“烧契纸是我们农民最迫切要求的大事，契纸烧后要发展生产，不再作奴隶了。”

贫农张爱珍说：“我活了十七岁就没有看见过契纸什么样，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能叫我们见到契纸。本来咸丰年间的契地，地主拿它当宝贝，那能叫我们看。我们只有在生产方面来报答共产党对我们的好处。”

党的组织方面，本村成立一个支部，分三个小组，支书村长冯贵，副支书雇农胥永德兼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贫农高尔峯。

团的组织方面，本村成立一个支部，分四个小组，支书中农曹荣华，组织委员贫农张爱珍，宣传委员中农张美华。

青年们在土改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每次开会以青年的歌声打动了一般农民的心弦，增强了对地主富农阶级的仇恨，明确了土改以后是为了生产，有些老年人也跟着唱了起来，同时青年人更少顾虑，反应情况更确实。

土地改革工作结束后，接着就要进行大生产运动，今后农村中的工作重心在大生产上。土地改革工作完竣，工作组撤离农村，只留一两个干部同志来指导生产运动，在工作组离村以后，农会和村干部要完全负起领导和保证村中搞好大生产的重任，在农会和村干部中以党团员为骨干来领导和保证这一工作，因为他们是农民中的先进份子，觉悟较高，工作积极，立场稳定，在工作中能起带头作用和发酵作用。在春耕时组织成的生产委员会，群众选出的领导人物皆是党团员。

 

 

第一节 土改工作中农民的问题

在土地改革中农民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平均主义思想和散漫性。

（一）在分配胜利果实的工作上农民们充份的流露出平均主义的思想，分配土地自报公议时就忽略了劳动力的因素，劳动力多的和劳动力少的，在土地分配上没有多大差别。

在镶黄旗村雇农奚纯青单身汉，劳动力很强，只分得旱地四亩。贫农周鸿儒三十多岁，好吃懒做，不爱劳动，三口人，原有旱地四亩，分得旱地六亩。

（二）又如自报需要土地若干，而公议的结果少给了几亩，有少数的农民就愤愤的不高兴，竟有在盛怒之下说些闲话，不要地了。

贫农张海英，单身妇女，五十余岁，原有旱地二亩，自报需地四亩，因为她本身没有劳动力，公议分给她二亩。公议后问张海英有意见没有，张海英很不高兴的说：“我没有意见，你们说给我多少就是多少，还有什么意见。”

军属李纲四口人，瘫在家里，妻四十多岁，长子在门头沟煤卝做短工，次子为第四野战军战士。此次土改政府派他来镶黄旗村居住，参加土地改革的分配，俾能有生活。李纲的妻在片儿会上自报要地十二亩，公议给六亩，因她家只有其长子一个劳动力，而这个仅有的劳动力还不在家里。李纲之妻说：“六亩地不够生活，长子在煤卝的事是短工，不久就要回来，要十二亩地自己能劳动。”双方坚持不下，李纲之妻说：“不给那么多，我干脆不要好了。”事情弄成僵局，土改工作组王大起同志见如此僵下去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一面劝大家再加考虑，一面教育了李纲之妻，不应抱着斗气的态度，有困难提出大家讨论。结果公议给她八亩地，李纲之妻也认可了。

 

村民们欢迎土改队协助分土地。图片来源：新浪网。

 

（三）分房屋农具择好的要，分农具时因为不论大小件，每人只能要一件，所以大家都抢着要大件的，而不去计较确实需要什么农具。

在农代会上分农具进行的还顺利，但分到水车时发生了本位主义的思想，共没收水车两挂，上地村、后营村各一挂。工作组王同志的意思为不妨害生产，水车原地不动，仍归原地使用，这样可以照顾生产。镶黄旗坚持要分一挂水车，理由是他们有一口大井需要水车打水，但据熟悉镶黄旗情况的说，该井的水量不够，不能使用水车打水，如果用水车打就把井打干，镶黄旗分去无用，反而妨害了生产。镶黄旗代表说，如果水车原地不动，那么我们村没收的牲口多草多，也可以不拿出来分。在僵持之下王同志宣布暂时停止讨论，于是个别的对镶黄旗代表及小组长们加以说服教育。为照顾生产，本天下农民是一家的精神，破除本位主义，宗派主义思想。经过说服教育，镶黄旗放弃了成见，水车的分配解决了。

在分配胜利果实时，因为领导的不够，发生贫雇农对立的现象。南河沿的片儿会在分胜利果实时，就因为农会主任张有福领导的不够，而形成贫农和雇农的对立。按原则是满足贫雇农，雇农是出卖全部劳动力的，自己没有生产手段，贫农自己有少量的生产手段，所以在分配时，雇农显然要比贫农多分一些，因此，贫农就有些不干心，为什么说满足贫雇农，而雇农要比贫农多分。于是在自报公议时就有人在喊某人是贫农不是雇农，少分点；某人是雇农，要多分点。

贫雇农对立的现象发生后，工作组同志即刻予以教育，启发他们破除平均主义的思想，不要起兄弟之争，让敌人看笑话，天下农民是一家，为搞好生产，谁多点谁少点又有什么关系，不怕地少，只要生产的好。经教育后这种偏向被纠正。

（四）农民的散漫性在每次的会上充分的表现出来。没有时间的观念，开会没有是正点，都是拖延很久才来够人。分配农具的农代会，原定在上午十点开始，结果下午一点半才开始，因此费了很多的工作时间。晚间的会常开到半夜两三点。工作组同志也不大注意遵守时刻，开会时也同样的晚到。

会场里的秩序不好，常有人在流动，大家虽然来参加了会，但是台上讲的好像不关己事，很少有人注意去听，多半是坐那东张西望，抽烟，嗑瓜子，据通讯员坤一说：“每次散会后庙里（会场）要扫出两簸箕瓜子皮。”可见吃的多少了。在晚间的会，因为总是开到很晚，打瞌睡的大有人在。

在分配胜利果实自报公议时，对别人的自报公议漠不关心，只在一旁计算着自己该要多少，必要经过掌握会场的人再四的催着大家讨论，才能完结一个人的自报公议。

从上面这些事实说明了在农民中还存在着一些须要改造的思想，总结的说，农民在思想上存在的不外是本位主义，宗派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所有这些思想的问题还是因为教育的不够，对分胜利果实的目的未澈底认清。因此很多的群众以个人的利益出发，忽略了大原则。

另一方面由于农代会缺乏工作经验，而有领导不够的现象，造成了部份的偏差。农民的自私自利思想是旧社会小农经济下的产物，是个体生产方式的养成，在旧社会中要自己生产的好就不管旁人了。这种思想存在农民中间几千年，现在虽是解放了一切旧的制度要打倒，旧的意识形态要打倒，而这思想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每个农民的心中，还不能一时消除干净，所以在分胜利果实时常会暴露出来。幸而在工作组同志指导之下偏向大都及时发现随即纠正了，未发生大的错误。当工作组同志一发现了偏向时，即对个别的农民加以个别的教育，告诉他们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是落伍的、倒退的思想，是要铲除的，应本天下农民是一家的精神，这样才能使土改顺利完成，大家翻身。

 

村民们清点钱币并分配。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网。

 

农民有的误解了平分土地的意义，以为平分土地就是大家平均分配。毛主席说：“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加以批判这种思想。”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带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想在孤立的单个小生产经济的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企图实现社会主义，如同缘木求鱼，其结果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农业，而将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与倒退。平分封建的土地财产是从发展生产力这一个基本上出发的，是为的把不事生产的、寄生的、腐朽的、反动的封建阶级所占的生产手段交给直接生产的农民，是为的澈底破坏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利社会生产力的广大的发展，而绝不是为了分配而分配。

 

第二节 土改工作中干部的智慧和干部的问题

（一）工作组干部在在工作中的智慧。

组长王大起同志，三十多岁的党员，河北省沧县人，十四五岁时曾在天津某南纸局学徒，后来回家务农给人扛活，抗战后二年参加革命，先后作过几次土地改革工作，对农村工作非常熟悉，政策掌握的准，很能解决困难的问题，无论那一片儿有了困难都来找王同志设法解决。

上地村有这么一椿事，中农李俊六口人，占有十七亩旱地，一九三一年典入贫农田赵氏旱地二亩，典价二十元合老玉米六石，典期三年。一九四六年李俊将此地转典给工人邱安，典价八石老玉米，典期四年。邱安四口人自有五亩旱地，连同典进的地共七亩，典进的二亩地种了秋麦。因为土改废除债务关系，田赵氏向李俊要回典出的二亩地，李俊又向邱安要地，邱安因为以前花了八石粮食典来的，而现今白白的把地叫人收回，太不划算，所以不给李俊地，因之牵连到李俊不能还给田赵氏地，于是邱安李俊来工作组解决。

王同志是这样处理的，李俊以六石典入以八石转手典出，从中剥削了二石，所以李俊再给邱安二石，完结李邱的典地关系，原业主田赵氏酌给邱安一些钱算作赎价，因现时地里的秋麦还未收割，要在邱安打下粮食以后再把地交回原主，在这一年间变田赵氏与邱安为租佃关系，由邱安酌纳地租给田赵氏，另拨二亩公地给邱安，这一件复杂的关系经王同志的处理顺利解决，既团结了中农又满足了贫农和工人，充分的表现了老干部的智慧。

（二）后营村开除农会会员事。

后营村由丁治中同志负责工作，丁治中共产党员，二十一岁，初中二程度，一九四五年参加工作，为人忠诚，工作急进，但不够老练，因此难免犯错误。后营有贫农许士宏，他的弟弟原是国民党兵士，被解放加入人民解放军，所以他的父亲和姪子都是军属。许士宏在土改中竭力攻击农会，制造分裂，他说后营村有三个小集团，农会为南面集团把持，其余农民不能说话，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解散现有农会，另外由北面集团出人负责新农会，而且会址要在杨平家，后来知道杨平是一个地主。

丁同志为此事在片儿会上搞了一个通宵，清算了许士宏的思想，开除他的农会会员资格。丁同志为了维护农会开除了破坏份子，但此事并未预先报告上级或在工作组中论处理办法，独断独行的开了个斗争会，就开除了农会会员，犯了严重的错误，后来在检讨会上批评了丁同志的错误，同时丁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工作组各同志都认为丁同志的这一举太鲁莽，开除农会会员是一件大事，不先报告上级请示和共同讨论处理办法，而擅自处理，犯了纪律，同时为了开除一个会员，很可能扩大了打击面，而使工作进行困难。

这次土改有我校同学三十余人参加工作，知识份子下乡，很明显的暴露出一点：就是理论与实际不能配合，在理论上了解土改是作什么，而实际生活，对工农的感情是缺乏的，在思想上，生活上与劳动人民有距离，而在过程中没有紧紧的把握这一点去克服它。

同学们对工作认识不够，不能明确和老乡联系，访问老乡就是具体而重要的工作，却成天说没有工作做，其实不是没有工作，是没看见工作，只要主动的去找工作，到处都是工作，我们同学只是坐在屋里等工作，因此感到没有工作做。

同学们在工作中缺乏方法，不知农村的习惯，在访问老乡时聊天就像问口供，见到老乡总是你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成份？家里几口人？种多少地？除此以外想不出谈什么话。当去了解群众对农代会和村政权的意见时，开口就问村长怎么样？某代表好不好？问的非常生硬，因为语言不熟悉不能深入研究。

在访问的态度上不能体贴农民，忽略了小的动作，就像有的同学到农家去访问时竟站上了锅台。因为正是冬天，各家都升煤球炉取暖，煤球炉没有烟囱，煤气满屋，有的同学一到老乡屋里闻到有煤气味，就嚷着，屋里煤气太多了，把屋门敞开换气，老乡取暖不成反弄个冷屋子。这些虽是小事，但很能阻碍和农民的亲近。

知识份子的立场不稳定，在地主富农献契的会上，看到地主们穿的并不比贫雇农整齐多少。当地主站在农民大众面前交出自己的命根子—地契，干部们对地主还非常不客气，厉言厉色对待他们，同学们看来很不自在。会后就问干部同志说，为什么对地主这么不客气，干部同志说，地主是敌人，是我们打倒的对象，对敌人是不能客气的，地主过去对农民的剥削要比今天农民对地主厉害的多，农民们痛恨地主有二千多年了，站在农民的立场对地主无从客气。经过干部同志的解释，同学们的情绪始安定。

 

斗地主。图片来源：新浪新闻。

 

知识份子下乡的另一个困难是对农村的基本常识不够，一亩有多大，不认识农具，什么农具是一套不能分开使用，这些都不清楚。同学王晓义在农代会上掌握分农具时就发生了此困难。在分完大车后农民们说：“大家伙跟车走。”王晓义就手足无措，不知跟车走的应是些什么农具，还是经王大起同志解说才知道。知识份子念了些死书连这种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这充分的说明旧教育制度的不合实际了。

总之在土改的工作中不论是干部同志，是农民，是初参加工作的知识份子，都得到了很多的经验教训，不论是工作的经验是斗争的经验，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使个人的知识壮大起来，思想进步。

 

第三节 土地改革后的问题

土地改革的结果，使广大的农民得到了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的土地，解决了主要生产资料的困难，因而生产积极性大增。这是进行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物质基础。但经过土改后，旧生产关系被破坏，新的生产关系还需要在群众实践中逐渐的发展与巩固起来，才能充分适应保障和继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土地改革以后由于土地、牲口、农具的分散，及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大批的地主、游民及一部富农份子，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组织他们到生产战线上来。树村在土地改革后组织了生产委员会，来推动并领导全村的生产。

生产委员会由总干事三人，委员十人，组长三十六人组成，计男子二十四人妇女十五人，负责全村的生产计划。正总干事张家沛，副总干事杨贵茂、曹荣华三人均为共产党员，生产委员会共有党员十四人，团员十五人。生产小组刚成立还没有具体的成绩。

农民在土改期间虽然经过了不少的教育，大都已了解土改是为了发展生产，而还有少数仍存有落后的思想，只图眼前利益。如树村在大生产运动中，有两户把区政府发给用作肥料的豆饼吃掉，妨害了施肥。有人问为什么把豆饼吃了，吃了还怎么生产。他还理直气壮的说：“吃豆饼就是生产，没有吃的饿不能生产，吃饱了有力气，才可以生产。”

土地改革后地主的牲口分给农民了，因为大多数的贫雇农无力独养一头牲口，而组成生产互助小组合养，这固然是客观上的困难，但合养牲口在今天还有很多问题不易解决，如轮流喂养大家不愿多喂草料，轮流使用大家不加爱惜。文教委员郭德宏为了生产的好，把地耕的深一些，普通都是耕七寸深，他要耕一尺深，一头牲口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于是就用鞭子恨恨的打牲口，以致把生产互助小组的牲口打伤而死。经刘区长及村干议决，令郭德宏赔偿小米二百斤，并教育了群众爱护牲口，并改善了牲口的喂养法，由生产互助组的组员依次地的多少，拿出草来，交给一个专人负责喂养。

现在的生产互助小组仍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一家一户为一生产单位，农民们的自私自利思想不能即刻消灭。因此这样的现象很难避免。今后最好奖励独养牲口，独养牲口的农民可与无牲口的农民变工。总之在今天农民的思想还未完全改造，合养牲口是不适合的。

因为农民长期处在旧的社会里，一切旧的思想还不能立刻清洗干净，在旧社会是独立的小农生产方式，造成了农民散漫没有集体性，和自私自利。就因为这种旧思想的存在，在现今还不能实行合作农场或集体农场，就是在老区曾经实行的变工和换工也是有相当的困难，因为旧思想的作祟总是对旁人的工作不重视，不注意，不热心，另一方面不信任旁人，恐怕旁人作不好，要消除这种思想须经过相当的时期和教育的。

 

土改工作队队员深入群众进行宣讲。图片来源：编辑网。

 

总结全章，主要的问题是农民的教育问题。农民处在封建统治下，在旧的社会传统中长成，现在虽已解放，旧制度被打倒，而农民的旧意识形态还不能马上消除，必定要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教育改造。在这次土改中曾有不断的加以教育，大部份的农民都认清了自己的道路；但仍有少数的农民未抛弃旧包袱。如果农民们的农业社会的思想消灭了，则这些问题也不再存在了。农民的思想改造主要的是靠个人主观的追求进步，另一方面则靠村中的积极份子和党团的领导，一步一步的来改造。清洗了农民旧的，落伍的思想，建立起劳动纪律，这样才能由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经济方向发展。

 

 

文字编辑：刘明桓、周丽敏、张楚仪、祁园珺

推送编辑：谷诗洁、罗影

审核：凌鹏

文字节选自《北京西郊土地改革》，1950年，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