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斌、吴翔宇

 

提要：财产性收入日益成为人们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也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本文首先提出“金融投资鸿沟”的概念，在理论上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分析了金融投资鸿沟的形成，以及金融化与数字化对其影响。接着使用CFPS 2020年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越多，越可能参与金融投资，参与后也越可能获利，地区金融化水平会显著扩大家庭经济资本带来的金融投资参与鸿沟与收益鸿沟。基于家庭人力资本的金融投资鸿沟更为复杂。在金融化水平较低地区，人力资本更高的家庭更可能参与金融投资，相比于保本的投资结果，更有可能亏损或获利，上述差异在金融化水平较高地区有所缩小，数字化水平对金融投资鸿沟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强调，要想有效促进社会平等必须加强对社会发展成果分配规则的改革。

关键词：金融化 数字化 金融投资鸿沟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家把“共同富裕”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人们的收入主要包括四个来源，即劳动性收人、经营性收人、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人。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持续深入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财产性收入成为人们收入的重要来源，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也成为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基础。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即金融投资方面的不平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已有许多经济学研究从金融排斥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所谓“金融排斥”，一般是指个人、家庭或群体在正规金融服务方面受到约束。这里的金融服务既包括储蓄等无风险金融产品，也包括投资于基金、股票等风险性金融产品，还包括购买保险和获得信贷。“金融排斥”概念对于我们理解金融投资不平等具有一定启发，但还不够完善。

首先，金融排斥所涵盖的金融服务范围比较广泛。金融投资与其他金融服务存在本质差异，其他金融服务更多的是防御性服务，风险较小，居民使用这些服务主要是为了防御社会风险或者获得创业支持；人们参与金融投资更多的是为了提高收入，积累财富，所以也要承担较高风险：这就使得其他金融服务的排斥机制与金融投资的排斥机制未必一样。例如，银行储蓄的排斥可能是由银行机构分布不均衡造成的，而金融投资的排斥可能是因为投资门槛太高或者风险太高而使得一部分人不能或不愿意参与。因此，我们在讨论金融排斥的形成与影响时可能需要关注具体金融服务，而不能一概而论。

其次，金融排斥仅仅注意到金融服务的获得机会，而忽视了获得金融服务以后带来的经济回报。以金融投资为例，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往往被排斥在金融投资之外，但如果金融投资不能带来回报，反而带来亏损，那么就可能反而缩小了收人差距。考虑到这两方面，本文将聚焦于金融投资上的不平等问题，并且借鉴“数字鸿沟”概念将这一不平等称为“金融投资鸿沟”。

 

图1：上海证券交易所。图片来源：人民网。

 

金融投资鸿沟，是指不同个体、家庭或群体在金融投资上的参与机会与投资回报存在结构性差距。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金融投资的参与机会存在差距，有的个体、家庭或群体具有更多机会参与金融投资，有的则很少甚至没有；另一方面，参与金融投资以后获得的经济回报存在差距，有的投资回报较高，有的则较少甚至是负收益。

上述差距可能由随机因素造成但“金融投资鸿沟”强调的是结构性差距，也就是由社会结构因素造成的差距，如社会阶层、收入群体、教育程度、户籍制度等。本文重点讨论基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金融投资鸿沟。

既有经验研究主要讨论了金融投资的参与鸿沟，这些研究发现，两类因素对金融投资的参与鸿沟具有重要影响。一类是市场供给端囚素，最主要的是市场摩擦，包括有限参与机会、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

首先，金融投资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尤其是一些金融投资的资本门槛比较高，对许多家庭来说是一个基本障碍；除了经济成本以外，金融投资有时还受限于金融服务机构的空间分布，一些小城市、县城、农村很少有相应网点，这些地方的居民也较难参加金融投资。其次，金融投资除了进入门槛较高，参与之后还有许多交易成本，如交易手续费用、投资收益税费，以及竞争不充分导致的服务溢价问题。最后，金融投资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也比较明显，投资者往往不掌握投资项目的具体信息，搜寻这些项目信息的成本比较高。

有限参与机会直接限制了人们参与风险金融投资的机会，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则可能构成了间接限制，当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较高时，通过金融投资获益的难度就会上升，反过来则会阻止人们参与投资。

市场摩擦也是市场环境不完善造成的，市场环境的改善将减少金融投资的整体市场摩擦，从而推动更多家庭参与投资。许多研究发现，金融行业规模的扩大与金融行业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均有助于提高家庭金融投资的参与率，推动家庭进行更加理性的投资决策。也有学者发现，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对家庭投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发展促进家庭股票和基金投资，而银行业的发展对家庭基金投资产生负向影响。除了金融产业本身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引入特别是数字金融的应用同样能够有效降低市场摩擦，既缓解了金融排斥，也提高了家庭金融资产投资效率。

另一类因素存在于市场需求端，包括市场主体的风险态度与金融素养等。市场主体在风险态度与金融素养上的差异，使得他们面临的市场摩擦是不一样的，由此导致各自参与金融投资的机会与收益也不一样。

首先，风险厌恶程度会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投资参与策略，市场主体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越不可能参与金融投资，即使投资也更倾向于集中投资于风险较低的资产。也有研究发现，家庭信贷约束会增加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进而对股票资产的持有概率和持有量产生负向影响；与之相反，阶层认同向下偏移、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阶层向下流动预期的城镇居民，反而会产生更强的冒险精神，希望在短期内获得更多收入，故而投资风险金融产品的概率更高。

其次，金融素养涵盖知识和技能两个方面，前者涉及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后者指合理运用金融知识做出明智金融决策的能力和信心。金融素养的增加可能促使个体对金融投资风险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从而降低风险厌恶态度；同时，金融素养的提高能够帮助市场主体从海量信息中发现投资机会，增进对金融产品的了解，从而降低信息成本，促进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提高风险资产占比。已有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具有更多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具有更强的金融素养与冒险精神，其面临的市场摩擦相对较少，故而更可能参与金融投资。

总的来说，上述研究围绕金融投资鸿沟开展了大量讨论，不过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首先，这些研究集中于金融投资鸿沟的第一层次即参与鸿沟，而较少讨论金融投资鸿沟的第二层次即收益鸿沟。与储蓄、投保这类金融行为不一样，金融投资具有较大的风险，可能存在负收益，尤其是股票、基金投资，许多人不能从中获益。如果金融投资不能带来收益，那么金融投资的参与鸿沟也未必会扩大贫富差距。从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角度看，金融投资收益鸿沟可能更加重要，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除了拥有更多金融投资参与机会外，能否在金融投资中更可能获利呢？这是本文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其次，伴随金融化与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市场摩擦得以减少，越来越多的家庭得以参与金融投资，这改善了金融投资整体参与不足的情况，但这种市场环境的改善如何影响金融投资鸿沟（包括参与鸿沟与收益鸿沟）则较少讨论。从理论上说，一方面，市场摩擦对地位较低家庭的限制更大，那么市场摩擦的缓解则可能更有利于这部分家庭；但另一方面，地位较高家庭由于综合资本与能力更强，更有可能利用市场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投资机会。上述矛盾的理论预测还需要经验数据予以实证检验，这是本文要分析的第二个问题。下文先基于既有研究的理论框架推导出研究假设，接着介绍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然后基于全国样本与城镇样本两类样本分别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对分析结果进行讨论。

 

图2：股市投资。图片来源：Pexels。

 

 

（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金融投资收益

家庭金融投资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相比于投资参与，其获利方式可能更为复杂。不过，市场摩擦依然是阻碍家庭投资获利的重要因素，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在克服市场摩擦过程中依然具有更大优势，故而更可能从金融投资中获利。首先，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拥有更多收入和财富，而经济资本是家庭参与金融投资的物质基础。一个家庭地位越高，在基本生活消费以外，越能配置更多经济资本用于金融投资，可以参与一些具有投资门槛的投资项目或高收益的投资渠道，也可以选择更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以分散风险，从而提高获益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如日常生活开支、子女教育、医疗支出等，因此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金融投资，即使能够进行投资，可选的金融产品也相对有限，难以分散风险和获得盈利。

其次，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在金融市场面临更少的信息成本束缚。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专业的金融顾问、高级研讨会或私人网络等途径，接触更丰富的金融投资机会和信息，从而提高获得投资回报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人力资本与金融素养也更高，能够运用其金融知识搜集和分析经济信息，并准确判断交易时机，做出更为准确的决策，从而获取风险投资收益；相对来说，地位较低家庭的金融素养较弱，从而导致投资者过度自信，高估自己所拥有知识和信息的准确性，做出错误的投资判断。总的来说，高地位家庭能够获得更多投资信息，更了解复杂的金融产品和市场动态，评估投资风险，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投资组合，最终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最后，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通常具有更低的风险厌恶态度、更强的冒险精神与风险承受能力。这是因为，他们拥有更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够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投入额外的资源用于金融投资；即使投资失败了家庭关系网络也能够发挥软垫作用，网络成员能给予他们较大支持。因此地位高的家庭在面对市场波动时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投资，不受短期市场变化的影响而做出冲动的决策，从长期来看更有利于实现资本增值。

综上所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由于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更强的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更积极的风险态度，故而更可能从金融投资中获利。据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金融投资越可能获利

 

（二）金融化、数字化与金融投资鸿沟

正如前文所说，市场摩擦是影响家庭参与金融投资的重要因素。许多研究显示，金融化与数字化都有助于减少市场摩擦，推动更多家庭参与金融投资。首先，金融化与数字化拓宽了金融服务的空间范围，降低了家庭金融投资的参与门槛。随着一个地方金融业的发展，其业务经营点将从大城市逐渐拓展到中小城市、县镇，从而覆盖更多家庭；数字技术的引入则摆脱了传统金融交易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增加了家庭投资时间和空间的便利性，有助于克服金融可得性和有限参与机会的约束。而且，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增加，以及金融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促进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更新，既满足了不同投资家庭的需求，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良性竞争，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

其次，金融化与数字化有助于降低金融投资的信息成本。一方面，金融发展有助于市场制度的完善，推动建设更加透明的金融信息系统，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也会更加丰富和规范；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渠道替代了传统的社会互动，投资主体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大量与经济、金融相关的投资信息，甚至能够实时了解市场交易信息，也可以通过在线交流平台探讨投资理财问题，或者向相关专家咨询投资问题。

最后，金融知识的普及、市场机制的完善，能够提高人们的信任与风险承担水平。金融业的发展伴随着金融知识的普及和金融素养的增强，更多家庭能够了解并认识到金融投资的风险与机会，形成更加理性和成熟的风险意识。与此同时，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金融机构可以更加准确地评估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和还款能力，降低违约风险，更加及时有效地发现和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降低金融投资的整体风险水平，家庭也能够更加放心地参与金融投资。

总的来说，金融化、数字化有助于提高家庭金融投资的参与率，但这是否会缩小金融投资的参与鸿沟呢？这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变化是更有利于高地位家庭还是低地位家庭。

 

图3：金融化数字化。图片来源：Bing。

 

目前，少量经验研究发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些研究发现，金融化、数字化缩小了金融投资的参与鸿沟，因为市场摩擦对于低地位家庭的限制更大，当金融化、数字化缓解了市场摩擦以后，低地位家庭更有可能受益于这种改变，从而积极参与风险金融投资，这在农村中尤为明显。更多的研究结果与之相反，显示金融化、数字化进一步扩大了金融投资的参与鸿沟。这是因为过去我国金融市场环境不完善，家庭金融投资的整体参与率不高，大多数家庭(包括很多高地位家庭)不能参与风险金融投资。随着金融化、数字化的发展，市场制度更规范，投资渠道更丰富，高地位家庭由于自身资源更丰富，首先感知到这种变化，因此能更快参与到金融投资中去，从而扩大参与鸿沟。

在我们看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实质上意味着家庭社会经济资源有所不同，不同类型的资源对家庭金融投资的影响机制不一样，那么金融化、数字化对不同类型资源的影响可能也不一样。

在家庭所有资源中，家庭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是与金融投资关系最密切的，在调查中也是较好测量的，故而本文将聚焦于这两种资源展开研究。首先，经济资源是家庭参与金融投资的先决条件，高地位家庭在满足基本生存生活需求之后，还有大量额外的经济资源能够用于金融投资；而低地位家庭则缺乏这种条件，即使拥有一些额外经济资源，一般也是投入银行储蓄，以应对未来的风险挑战。金融化、数字化虽然可以从市场供给端降低金融投资门槛，提供更多投资渠道但并不能改变家庭的经济资源差距。因此，随着金融投资门槛降低，市场摩擦得到缓解，那些原本积累了更多经济资源但未参与金融投资的家庭，可能要比那些经济资源不够多的家庭更有可能参与金融投资，由此导致金融投资参与鸿沟的扩大。

其次，家庭人力资本与金融素养、信息搜集与分析能力乃至风险意识都高度相关，故而也会影响家庭参与金融投资。金融化、数字化既可以改善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降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同时也可以赋能各类家庭，使得他们能够较容易地获得过去门槛较高的市场信息与金融素养，改变他们的风险厌恶态度等。高地位家庭本身就具备较高的信息获取能力、金融素养与更成熟的风险意识，而这种赋能可能对低地位家庭的帮助尤其大使得他们与高地位家庭的差距有所缩小，也就有助于缩小家庭人力资本带来的参与鸿沟。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2：在金融化、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基于家庭经济资本形成的金融投资参与鸿沟会有所扩大。

假设3：在金融化、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基于家庭人力资本形成的金融投资参与鸿沟会有所缩小。

最后，关于金融化、数字化与金融投资收益鸿沟的关系，目前研究很少有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有效提升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而且这种提升作用在优势家庭中更为明显。如果合理的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更有利于获利，那么这就意味着数字金融发展可能扩大金融投资收益鸿沟。但也有研究发现，移动支付可以提高家庭参与股市概率，但是移动支付对股市盈利无显著促进作用。与金融投资参与相比，金融投资获利与否可能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对于金融化、数字化如何影响金融投资的收益鸿沟，我们将不做具体假设，直接通过数据分析来回答。

 

 

（一）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这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系统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基线样本。自基线调查后，CFPS分别于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对所有家户和个人样本展开了五轮持续追踪调查。

本研究将使用CFPS 2020年调查数据，该数据具有两个优势：第一，在金融投资的测量上较为理想，询问了被访者家庭金融投资的整体参与情况与收益情况，可以更好地回应本研究关注的问题；第二，该数据询问了家庭中所有成员情况，也提供了户主的个人特征变量，能够较好地测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本研究以家庭为分析单位，删除各变量中有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8799个家庭样本。

 

（二）因变量

本文所讨论的家庭金融投资，包括是否参与金融投资和是否在金融投资中盈利两方面。CFPS 2020问卷询问了被访家庭：“您家现在是否持有金融产品，如股票、基金、国债、信托产品、外汇产品、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等？”根据回答可以生成二分类变量，1表示参与了金融投资，0表示没有。此外，问卷还询问了被访家庭过去12个月投资金融产品的收入，据此可以看出是否获利。本文将其设置为三分类变量：如果收入为负，意味着投资亏损，设置为1；如果收入为0，意味着投资刚好保本，设置为2；如果收人为正意味着投资获利，设置为3。以保本为参照组。

 

（三）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根据前文讨论，本文以家庭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情况来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具体来说，家庭经济资本以家庭人均年收入作为具体指标，取对数带入模型。人力资本的主要测量指标是受教育程度或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力资本使用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测量指标。

本文的自变量除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包括地区的金融化水平与数字化水平。参考既有研究的做法，本研究以各省2020年金融业行业增加值在该年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表示特定省份的金融化指数。该指标表示金融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能够较好地测量地区金融化程度。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我们以各省金融化指数的中位数作为标准，如果一省金融化指数高于该标准，则视为金融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设为1，否则视为金融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设为0。

对于地区的数字化水平，本研究采用《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指数报告（2020）》所测算的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综合指数来测量。该指数由创新要素投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务建设4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构成，通过计算得出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综合指数，客观反映各地区数字化发展的情况。与地区金融化水平类似，我们也以各省数字化指数的中位数作为标准，如果一省数字化指数高于该标准，则视为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设为1，否则视为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设为0。

 

（四）控制变量

参考家庭金融投资决策相关文献，本文将可能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的其他因素纳入统计模型。这些都是有关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实证研究中常用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城乡所在地区等。其中，性别、婚姻状况、户口、城乡所在地区均为二分类变量，参照组分别为女性、不在婚状态、农业户籍、农村地区。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简单描述统计，可以看到全国样本中，参与金融投资的家庭占比为10.87%，而城镇家庭金融投资占比相对更高，达到16.24%；但是，就投资收益来说，全国样本与城镇样本并没有明显差异。

 

表1：主要变量的简单描述统计。图片来源：《北大社会学刊》第4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下文其他图片如不做特别说明，均来自此刊物。

 

（五）模型

由于本文分析的两个因变量性质不同，在具体分析时使用的模型也不一样：当分析金融投资参与时，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故使用Logit模型来分析；当分析金融投资收益时，因变量是分类变量，故使用Mlogit模型来分析。针对是否参与金融投资，本研究使用全样本进行分析。关于金融投资是否盈利，鉴于只有参与金融投资的家庭才能回答金融投资获得的收人，本研究使用的是参与金融投资的家庭样本。

 

 

（一）全国样本结果分析

在表2中，模型1呈现的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金融投资参与的影响。

模型1.1是基础模型，仅加人了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年限，二者系数都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家庭收入越高、家庭教育年限越长，家庭参与金融投资的可能性越高。模型1.2在模型1.1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家庭收入和教育年限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家庭收入与教育年限对金融投资参与具有稳定的独立影响。上述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说明家庭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越高参与金融投资的可能性越高。模型1.2中的控制变量，仅有户主户口与所在地区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当家庭户主是非农户口时，家庭更可能参与金融投资，居住在城镇的家庭也更可能进行金融投资，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这些变量对家庭金融投资参与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1.3、模型1.4重点分析了地区金融化、数字化对金融投资参与鸿沟的影响。模型1.3在模型1.2基础上加入了地区金融化水平及其与家庭收入家庭教育年限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其一，加人这些变量后，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年限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在金融化水平较低地区，家庭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家庭金融投资参与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其二，金融化水平和家庭收人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在金融化水平较高地区，家庭收入系数有所增加，家庭经济资本对家庭金融投资参与的影响有所增强；其三，金融化水平与家庭教育年限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在金融化水平较高地区，家庭教育年限系数有所下降，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金融投资参与的影响有所减弱。上述结果显示，地区金融化水平会扩大金融投资参与的经济资本鸿沟，但会缩小家庭人力资本鸿沟。

模型1.4在模型1.2基础上加入了地区数字化水平及其与家庭收人、家庭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可以看到，家庭收人与家庭教育年限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在数字化水平较低地区，家庭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家庭金融投资参与具有显著积极影响。然而，与模型1.3不一样的是，数字化水平与家庭收人、家庭教育年限的交互项系数都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数字化水平较高地区，家庭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家庭金融投资参与的影响与在数字化水平较低地区差不多，即地区数字化水平并没有影响金融投资的参与鸿沟。

 

表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金融投资参与的影响（全国样本）。

 

模型2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金融投资收益的影响，选择的样本是那些参与金融投资的家庭，共有818个样本，其中有106个家庭的投资收入为负，占总样本的12.96%；159个家庭的投资收人为0，占总样本的19.44%。我们使用Mlogit模型进行分析，以投资收人为0的家庭为参照组分析步骤与模型1相似。模型2.1仅加入了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年限，比较亏损与保本，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年限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不同收入与教育年限的家庭在亏损与保本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比较获利与亏本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年限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家庭收入越多，家庭教育年限越高，家庭金融投资越可能获利。模型2.2在模型2.1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家庭收人与家庭教育年限系数没有明显变化。

模型2.3、模型2.4进一步检验了地区金融化水平与数字化水平如何景响金融投资收益鸿沟。模型2.3在模型2.2基础上加入了金融化水平及其与家庭收入、家庭教育年限的交互项。

先来看亏损相对保本的情况，家庭收人系数不显著，金融化水平与家庭收入交互项系数也不显著，说明金融化水平不会影响家庭收入。与之不同家庭教育年限系数显著为正，而金融化水平与家庭教育年限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在金融化水平较低地区，家庭教育年限会显著提高家庭金融投资亏损的可能性；而在金融化水平较高地区，这种作用趋于消失。

再来看获利相对保本的情况，家庭收入系数为正但不显著，金融化水平与家庭收入交互项系数则显著为正。这说明在金融化水平较低地区，家庭收入对家庭金融投资获利没有显著影响；而在金融化水平较高地区，家庭收入能显著提高家庭金融投资获利概率。家庭教育年限系数显著为正，金融化水平与家庭教育年限交互项系数则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在金融化水平较低地区，家庭教育年限能显著提高家庭金融投资获利概率；而在金融化水平较高地区，这种积极作用消失了，甚至会出现负面影响。

综合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到，地区的金融化发展扩大了基于家庭经济资本的收益鸿沟；但基于家庭人力资本的收益鸿沟则比较复杂，在金融化水平较低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既可能提高亏损的概率，也可能提高获利的概率，而在金融化水平较高地区，这些作用都被大大削弱了。

 

图4：香港维多利亚港夜景。图片来源：Pexels。

 

最后，模型2.4在模型2.2基础上加入数字化水平及其与家庭收人、家庭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加入这些变量后，家庭收人、家庭教育年限以及数字化水平与二者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在数字化水平不同的地区，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年限对金融投资收益的影响没有明显区别。也就是说，数字化水平对金融投资的收益鸿沟没有影响。

 

表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金融投资收益的影响（全国样本）。

 

表3续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金融投资收益的影响（全国样本）。

 

（二）城镇地区结果分析

模型1、模型2分析的是全国样本。考虑到农村地区整体金融发展比较弱，农村金融投资比较少，我们又针对城镇地区样本重复了上述分析，同时可以对上述结果做一稳健性检验。模型3分析了城镇家庭的金融投资参与情况，结果与模型1几乎一样。具体来说，家庭收入与家庭教育年限系数显著为正，家庭收入与地区金融化水平交互项显著为正，家庭教育年限与地区金融化水平交互项显著为负，二者与地区数字化水平交互项都不显著。由此可见，在城镇地区，家庭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都有助于金融投资参与；随着地区金融化水平提高，家庭经济资本的积极作用会扩大，而家庭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则会缩小；地区数字化水平则不会影响金融投资的参与鸿沟。

 

表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金融投资参与的影响（城镇样本）。

 

表4续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金融投资参与的影响（城镇样本）。

 

模型4分析了城镇家庭的金融投资收益情况，样本选择了城镇中参与金融投资的家庭，结果也与模型2相似。整体上，家庭收入可以显著提高家庭金融投资获利的可能性，但家庭教育年限的作用则不明显。分地区来看在金融化水平较低地区，家庭收入对金融投资结果的影响都不显著；而家庭教育年限既会提高家庭金融投资亏本的概率，也会提高获利的概率，或者说教育年限低的家庭更可能保本。在金融化水平较高地区，家庭收入会显著提高金融投资获利的概率，而家庭教育年限对金融投资结果的影响则大大弱化。最后，地区数字化水平同样对城镇家庭的金融投资收益鸿沟没有显著影响。

 

表5：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金融投资收益的影响（城镇样本）。

 

表5续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金融投资收益的影响（城镇样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收入持续增长，金融投资及其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成为家庭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然而，金融投资具有一定门槛，金融市场本身也不够完善，这使得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参与金融投资的机会与收益可能不一样，即出现金融投资鸿沟。最近十几年来，我国金融产业快速发展，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金融投资的门槛下降，无论是资本、空间还是技能上的要求都在下降，越来越多普通家庭都能参与金融投资，那么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之间的鸿沟是否有所变化呢？本文将金融投资鸿沟区分为参与鸿沟与收益鸿沟，进而使用CFPS 2020数据探讨了金融化、数字化对金融投资鸿沟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其一，家庭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均会提高家庭金融投资参与机会。就投资结果来说，相比于保本，家庭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总体上能提高金融投资获利的概率。但在城镇地区，家庭人力资本的获利优势不再显著，假设1只得到了部分支持。其二，地区金融化水平会显著影响金融投资鸿沟，但对于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源影响有所不同。就家庭经济资本来说金融化会扩大金融投资的参与鸿沟与收益鸿沟，在金融化水平较高地区，家庭经济资本对家庭金融投资参与和获利概率的积极作用均有所扩大。就家庭人力资本来说，金融化的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金融化会抑制参与鸿沟，在金融化水平较高地区，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金融投资参与的积极作用会缩小甚至逆转为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总体来说，金融化缩小了不同人力资本家庭在投资结果上的差距。在金融化水平较低地区，人力资本高的家庭既更可能获利，更可能亏损，很难说存在收益鸿沟；在金融化水平较高地区，不同人力资本家庭的差异都缩小了。其三，地区数字化水平对金融投资鸿沟没有显著影响，无论是参与鸿沟还是收益鸿沟，无论是家庭经济资本还是家庭人力资本，影响都不明显。上述结果显示，假设2、假设3只适用于金融化而不适用于数字化，而且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城镇样本，上述结果都基本一致。

金融化与数字化体现了我国经济组织与社会技术的新发展，这种新发展将如何影响社会不平等呢？本文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当我们讨论金融投资带来的不平等时，仅仅讨论参与不平等或金融排斥是不够的，如果这种参与没有进一步延伸到收益，那么未必会扩大收入差距。正如上文所发现的，虽然不同人力资本的家庭在金融投资参与上出现了分化，那些人力资本高的家庭更可能参与金融投资，但他们未必会在此过程中获益。事实上，一部分人力资本高的家庭反而更容易亏损，这也就意味着金融投资并不是不同人力资本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当然，对于家庭经济资本来说则不一样，高收入家庭能够通过金融投资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从而扩大与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

其次，金融发展与金融投资鸿沟的关系折射出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即社会发展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现代化理论预测，社会发展将有助于缩小社会不平等，促进社会流动。但大量研究发现，如果没有外生因素改变分配规则，社会发展成果依然不能被社会弱势群体所分享，反而被社会强势群体占据更多。正如本文发现的，金融发展本身改变不了不同家庭经济资本的分配差距，反而为那些经济资本丰富的家庭提供了更多投资机会与收入增长空间。而对于家庭人力资本，其之所以有作用，是因为人力资本高者具有更突出的金融知识与金融素养、信息搜集与分析能力，而金融发展加快了金融知识与金融素养的传播与获得，同时也规范了金融市场秩序，减少了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家庭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环境条件，从而缓解了这一方面的金融投资鸿沟。

最后，本文并未发现数字化对金融投资鸿沟具有显著影响。如何去解释这一结果呢？这可能是因为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线上操作突破金融投资的物理空间障碍，促进各种投资信息的分享与流通，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过，这些作用对不同地位家庭来说具有同等效果，故而对金融投资鸿沟可能没有实质性影响。当然，本文在讨论金融化、数字化的调节效应时使用的指标相对单一，不能充分揭示地区金融化、数字化水平对家庭金融投资的意义，但也可能是数据原因导致数字化的影响不显著。后续期待有更好的数据进一步检验数字化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当然，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对金融投资结果的分析，仅简单分析了获利与否，而忽视了对投资收益率的分析。这可能使得本文对金融投资收益鸿沟的讨论不够充分，未来有待更合适的数据做进一步分析。

 

 

文字编辑：罗影、许方毅

推送编辑：温炯智、陈立采

审核：田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