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敏、许琪

 

提要：本文从收入和闲暇两个角度探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动趋势，探究中国人的幸福感来源是否随经济发展出现了需求转型，进而为解释伊斯特林悖论提供新思路。通过对CGSS 2010-2021数据的深入分析，本文发现：首先，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相对收入的影响更强，闲暇参与对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力大于绝对收入；其次，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都随时间不断减弱，而闲暇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随时间不断增强；最后，分闲暇类型来看，康乐型闲暇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而发展型闲暇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随时间不断增强。上述结果说明，需求层次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语境下的伊斯特林悖论现象。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 伊斯特林论 绝对收入 相对收入 闲暇参与

 

 

幸福感是人们对自己整体生活状态的判断,是人们现实生活所要追寻的重要目标。自古以来，中西方哲学家便围绕幸福感开展了诸多理论探讨。一方面，以西方功利主义为代表的学者将财富视为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幸福感来源于财富的不断积累；但另一方面,伊斯特林（R. Easterlin）却发现国家经济水平的增长并不能带来国民幸福感的提升，说明财富并不是决定幸福感的唯一因素。因此，本文的研究将财富以外的非经济因素纳入幸福感模型进行研究。

 

图1：R. Easterlin。 图片来源：Bing。

 

功利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工作家庭冲突理论指出，闲暇对个体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实层面，近年来互联网关于加班和超时工作的负面情绪不断高涨，意味着闲暇的减少有可能预测幸福感的下降。因此，本文将以闲暇为主要的非经济因素，将其纳入幸福感模型。另外，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随着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人们的需求层次会出现向高层次转型的趋势。

 

图2：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图片来源：Bing。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高速的经济发展已经使我国完成了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裕的社会转型。截至2020年，我国已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全面脱贫。这样的社会转型，为我国出现从物质满足向精神文化满足转变的需求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但是，经济的发展同样也伴随着超时工作等现代性问题的出现。根据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12年数据，中国在业人口的工作时长达53小时，远高于44小时的世界平均水平，位于世界超时工作国家第一梯队。

这使得以下问题尤为重要：如果闲暇对个体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中国人幸福感出现伊斯特林悖论现象，是否是人们日益增长的闲暇生活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所致？因此，本文将从财富和闲暇两个角度研究中国人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变迁，探究中国人的幸福感来源是否出现了从物质财富向闲暇参与的需求转型，进而解释中国的伊斯特林悖论现象。

研究此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维度，本文从财富和闲暇两个角度研究中国人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变迁，从需求层次理论视角对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了新解释。在现实维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体现了精神文明对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理论上的需求转型与超时工作的现实条件之间可能存在极具张力的矛盾，因此同时从财富和闲暇两个角度研究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有望为近年来我国的加班舆论风波提供一个独特的解释视角。

另外，财富和闲暇分别对应生活的手段和目的，两个对个体幸福感的效用大小之变迁反映了人们生活伦理的变迁。根据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社会实践的二重性原理，文化意义上的生活伦理变迁同样指涉了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因此，研究财富和闲暇对幸福感的影响的变迁，对探究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型也具有重要意义。

 

图3：Pierre Bourdie。 图片来源：Bing。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探究财富与闲暇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随时间变化，因此文献综述也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

 

（一）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

1.绝对收入的影响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便提出适度的财富可以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积极效应。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明确提出“财富带来幸福”的假设，认为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和财富积累可以增进整体社会的繁荣和福祉。财富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在实证层面也得到了诸多支持。例如，对西方国家的很多研究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中国，许多学者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发现。

2.相对收入与伊斯特林悖论

尽管财富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财富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唯一因素。一些研究甚至发现，财富对个体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有可能随着财富的增长而消失，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对伊斯特林悖论的研究。

伊斯特林悖论是由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的财富与幸福感不能同步提升的现象。具体来说，伊斯特林发现，尽管在个体或集体层面，较富有的个体或国家拥有较高的幸福感，但是对同一国家，国民幸福感并不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伊斯特林指出，这种悖论出现的原因在于相对剥夺感，即由于受到参照群体相对收入变化的影响，尽管经济发展带来的绝对收入提升能够增加个体的幸福感，但伴随经济发展出现的收入贫富差距有可能抵消绝对收入提升带来的积极作用。

相对剥夺感来源于相对剥夺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贫富差距或社会不平等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消极作用。很多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以自评经济地位，还是与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作为相对收入的测量指标，对个体幸福感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相对收入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是非常稳健的。一些研究还发现，相对收入对个体幸福感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收入的影响。

综合以上文献，我们认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出假设1a和假设1b：

H1a：绝对收入水平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相对收入水平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闲暇对幸福感的影响

除了相对剥夺，另一种关于伊斯特林悖论的理论解释是遗漏变量理论。该理论认为，收入的增长固然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然而收入增长同时也会导致工作时间的增加、身体健康的恶化等，这些潜在因素可能会降低收入增长的幸福效用。因此，从遗漏变量的角度出发，因工作时间过长导致的闲暇的减少是造成幸福感无法随收入持续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闲暇对幸福的积极影响很早就出现在一些理论研究中。例如，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很多研究关注到了工作与闲暇之间的替代关系。在社会学领域，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提出的有闲阶级论系统论述了闲暇对提升个体阶层地位的作用。

 

图4：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李风华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图片来源：豆瓣。

 

虽然闲暇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很早就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但相关实证研究却很少将之纳入幸福感的研究范围。

首先，对“闲暇”的概念界定并不清晰。现有研究大多从闲暇时间数量和闲暇活动质量两个维度定义闲暇。一般而言，闲暇时间包括文化娱乐、学习、旅游、社交、业余创作等非必要劳动时间；闲暇活动质量体现在闲暇方式上，一般分为娱乐消费型、学习成就型、社交型三类。由于“闲暇”概念的宽泛性，经验研究在闲暇测量上也各有侧重，而本文将采用“闲暇参与”的概念。相较于单一的“闲暇时间”概念和“闲暇活动”概念，“闲暇参与”概念既能反映个人闲暇的时间性频率，又能反映个人参与闲暇活动的内容性类型，能较有效地反映个体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因而更适合本文的研究目的。

其次，现有关于闲暇与幸福感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闲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例如，格雷海姆（C. Graham）利用中国民生调查（Chinese Livelihood Survey）数据发现，缺少足够休息和闲暇的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较低。魏（Wei,音）等人对闲暇时间、闲暇活动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直接检验，发现闲暇时间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发现闲暇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例如，斯达布（J. Stubbe）等对荷兰8000多个居民进行研究，发现尽管闲暇活动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却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上述理论和相关经验研究，本文提出假设2：

H2：闲暇参与对个体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最后，有关闲暇参与类型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的研究，其结论也不一致。很多研究发现，以看电视、休息、上网等纯耗时且以放松享乐为主要目的的康乐型闲暇（也被称为“消极闲暇”）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社交型闲暇和发展型闲暇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和强度并不稳健。例如，魏（Wei，音）和许玲丽的研究发现，社交对个体幸福感没有影响或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李粉等人却发现，所有闲暇类型都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研究试图从需求层次转型视角探讨财富和闲暇两个因素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变迁，而不同类型的闲暇参与对应不同需求层次（康乐型闲暇侧重物质享受，社交型闲暇侧重情感维系，发展型闲暇侧重精神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类型划分。本研究将采用因子分析法，将闲暇参与划分为康乐型闲暇、社交型闲暇、发展型闲暇三类，以避免既有研究在类型划分上主观性过强的缺陷。

H3：所有闲暇参与类型都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收入和闲暇对幸福感的影响的变迁

相对剥夺理论和遗漏变量理论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对伊斯特林悖论做出了解释，然而伊斯特林悖论本质上讨论的是关于财富的纵向积累与幸福感的纵向变化趋势不一致的问题，因此上述两个理论并不能完美地解释伊斯特林悖论。

行为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则从边际效应和需求层次的角度对之做出了解释：行为经济学认为，财富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将随着财富的积累而逐渐减小，即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现象；而社会心理学中的需求层次理论则将这种边际效应递减现象解释为，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人们的需求层次会从物质需求转型为对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的满足，因此当财富积累到达一定程度后，它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会趋于消失，财富之外诸如精神自由、自我价值实现等要素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会逐渐增强。

以边际效应递减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的幸福饱和理论和目标理论在解释伊斯特林悖论现象时强调，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会产生更高层次的消费标准，对闲暇也会产生更高的要求。

基于上述理论，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有可能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现象，而闲暇反映了物质生活以外更高的精神文化追求，因此闲暇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会随时间而不断提升，且发展型闲暇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将变得日益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随年份变化减小。

H4b：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随年份变化减小。

H4c：闲暇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随年份变化增强。

H4d：不同类型的闲暇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随年份变化呈现异质性趋势，发展型闲暇对幸福感的影响随年份变化增强。

 

 

（一）数据

本文将使用2010-2021年8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研究。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并实施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社会调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抽样调查方式，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因为研究需要，本文删除了在读样本及各变量有缺失的样本，8期混合截面数据共保留样本70580人。这8期数据的问卷内容基本一致，能在最大时间跨度上实现针对闲暇参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如何随年份变迁的研究目的。

 

（二）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个体幸福感，用“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测量，选项包括“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和“幸福”5个。数据分析时按1-5分赋值，分值越高越幸福。

分析的核心自变量之一是闲暇参与。数据中，闲暇参与由13个关于“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xxx”的问题进行测量，选项包括“从不”“一年数次或更少”“一月数次”“一周数次”和“每天”5个。数据分析时按1-5分赋值，并将这13道题的分值进行加总平均，计算出闲暇参与变量。

分析的核心自变量之二是收入，包括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两个维度。绝对收入的测量指标为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CGSS询问了被访者去年家庭年总收入以及同住人口，对两者做商后得到家庭人均年收入，并对家庭人均年收入进行缩尾处理，以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此外，为了控制与经济发展伴随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本研究还对个体的家庭人均年收人进行了不变价格调整，并在此基础上对家庭人均年收入取对数，最终得到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变量。

学界对相对收入的测量指标，有自评经济地位、个人收入与参照群体收入的比值、参照群体平均收入等多种方式。本文使用被访者自评家庭经济地位测量相对收入，问卷中对应的题目是“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该题为分类变量，本文在编码时将其划分为3类，分别表示家庭经济水平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等于当地平均水平、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控制变量参照既往研究，纳入了年龄、性别（1=男性，0=女性）、教育年限、自评健康状况、户口（1=非农户口，0=农业户口）、居住地（1=城市居民，0=非城市居民）、是否为党员、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具体变量编码详见表1。

 

表1：变量编码。图片来源：《北大社会学刊》第4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下文其他图片如不做特别说明，均来自此刊物。

 

表1续表：变量编码。

 

表2汇报了各变量在不同调查年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删除缺失值后，各年份分别保留了9702、4621、9846、9351、9426、10814、10910、5910个样本。

在因变量方面，全部样本中个体主观幸福感均值为3.844，说明我国居民整体幸福感水平较高。另外，个体幸福感的均值随调查年份波动上升，这一趋势虽与伊斯特林悖论不符，但是与诸多有关中国21世纪后幸福感变迁的研究结论一致。

在自变量方面，我国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数的均值随年份单调上升，其方差也在不断扩大，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在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在闲暇参与方面，我国居民的闲暇参与均值随年份波动上升，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居民的闲暇活动参与频率也在不断增加。

在控制变量方面，我国居民的平均教育年限和城市居民占比随调查年份上升明显，体现了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成效以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除此之外,样本中非农户口占比、在婚以及全职工作比例均呈下降趋势。

 

表2：变量描述。

 

表2续表：变量描述。

 

（三）模型

本研究将分三步进行：首先，对各期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与比较，探索收入、闲暇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在不同年份的差异；其次，将各期截面数据进行混合，并将闲暇参与、收入与年份进行交互，检验收入、闲暇对幸福感的影响的时间效应是否统计显著；最后，对闲暇参与进行因子分析，探索不同类型闲暇活动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横向与纵向的差异。

本研究将采用省份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在第一步研究中，本文将报告标准化回归系数，用以比较各影响因素对幸福感的效应大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幸福感是一个5分定序变量，但由于很多研究认为线性回归与定序Logit模型的分析结果没有显著差异，且线性回归在系数比较方面更加方便,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OLS模型进行分析。

 

 

（一）收入、闲暇与幸福感变迁

1.单期截面数据分析

表3展示的是对2010—2021年各期CGSS数据进行标准化回归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闲暇参与都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绝对收入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相对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1a和H1b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对比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在历年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发现相对收入对个体幸福感的解释力远大于客观的绝对收入，这与既往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说明收入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来源于相对剥夺感。

 

表3：2010-2021年收入、闲暇与幸福感标准化OLS回归。

 

表3续表：2010-2021年收入、闲暇与幸福感标准化OLS回归。

 

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对收入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波动下降。在2021年的数据中，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已不再显著。除此之外，自评家庭经济地位不同的三类群体之间的幸福感差异也在随年份不断缩小。这说明，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物质财富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均随时间出现了下降。因此，H4a和H4b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最后，从表3还可以发现，闲暇参与在历年数据中都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H2得到了数据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闲暇参与对个体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闲暇参与对个体幸福感的作用越来越强。因此，H4c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另外，对比历年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还可以发现，闲暇参与对个体幸福感的效应大于绝对收入，且与相对收入的差距逐步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居民正经历从追求物质财富向自由闲暇的需求层次转型。

2.混合截面数据交互分析

表3通过比较各年份收入与闲暇参与对个体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变化，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个体幸福感的效应随年份下降，而闲暇参与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作用随年份上升。但是，这种时间趋势是否真的存在，仍然需要借助混合截面数据，将绝对收入、自评家庭经济地位和闲暇参与分别与年份进行交互，并检验这些交互项是否统计显著才能确定。

表4展示的是对混合截面数据进行交互分析的结果。综合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可以发现，绝对收入与年份的交互项显著为负，相对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与年份的交互项显著为正，相对收入高于平均水平与年份的交互项为负（尽管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都在不断弱化。因此，H4a和H4b得到了数据的支持。除此之外，从模型3还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闲暇参与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作用随年份不断增强。因此，H4c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表4：绝对收入、相对收入、闲暇与幸福年际变迁（固定效应OLS回归）

 

表4续表：绝对收入、相对收入、闲暇与幸福年际变迁（固定效应OLS回归）

 

（二）不同闲暇类型的影响

最后，我们还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闲暇参与对个体幸福感的异质性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对13个测量闲暇参与的观测指标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从表5和表6可以发现，从这13个指标中可以提取出3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其中，Factor 1在“看电影”“读书/报纸/杂志”“听音乐/看演出/文化活动”“在家听音乐”“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学习充电”7个指标上的因子负载较大，因此将其命名为“发展型闲暇”；Factor 2在“与亲戚聚会”“与朋友聚会”“社交”3个指标上的因子负载较大，因此将其命名为“社交型闲暇”；Factor 3在“看电视/看碟”“逛街购物”“休息放松”3个指标上的因子负载较大，因此将其命名为“康乐型闲暇”。

 

表5：闲暇因子分析。

 

表6：闲暇因子KMO分析与旋转后的负荷矩阵。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三个闲暇因子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表7可以发现，康乐型闲暇、社交型闲暇与发展型闲暇都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3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对比三种闲暇参与类型，康乐型闲暇对个体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最大，这说明当下我国居民的闲暇活动仍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为主要目的。不过，三类闲暇因子与年份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只有发展型闲暇与年份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康乐型闲暇和社交型闲暇与年份的交互效应都很小，且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说明我国居民对发展型闲暇参与活动的偏好逐渐增强。因此，H4d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表7：闲暇因子与幸福感固定效应OLS回归

 

 

本文使用2010—2021年8期CGSS数据，分析了财富和闲暇对中国民众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变迁趋势，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首先，财富与闲暇都对提升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财富要素方面，本文验证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同时发现相比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更大，且能够解释大部分绝对收入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这些发现说明，虽然满足物质需要是个体幸福的重要基础，但物质财富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转化为可感知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作用。在闲暇要素方面，本文发现闲暇参与频率越高的个体其幸福感也越高，说明积极参与闲暇活动能够有效提升人们的幸福水平。

其次，财富和闲暇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随时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在财富要素方面，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它们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在2010—2021年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尤其是绝对收入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在近些年甚至已不再显著。与此相反的是，闲暇参与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却随时间不断增强。财富和闲暇对幸福感的影响的不同变迁趋势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物质财富对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现象，而这种递减现象可以由人们不断提升的闲暇参与需求所解释。

最后，不同类型的闲暇参与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方面，本文发现，康乐型闲暇、社交型闲暇和发展型闲暇都对提升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相比之下，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为目的的康乐型闲暇对当代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提升作用更强；另一方面，本文还发现，以自我实现和多方面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发展型闲暇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随时间不断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居民对发展型闲暇活动的需求正在不断提升。

上述研究发现对我们更好地理解财富积累、闲暇参与和幸福感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反映的生活伦理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无论是既有研究还是本研究的分析结果都表明，财富积累对个体福祉的提升起到重要且基础的作用，一些研究甚至认为，财富的积累能够提升整个国家的集体福祉。尽管如此，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其伴生的社会问题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失效，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GDP的高速增长也伴生着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社会流动固化等社会问题。虽然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出现随经济发展而下降的伊斯特林悖论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斯特林悖论背后的社会不平等机制没有在中国发生作用。很多研究发现，省份层面的收入基尼系数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也发现，财富积累本身并不是个体获得幸福感的主要来源，而是要转化为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才能对幸福感发生作用。因此，我国在经济发展“做大蛋糕”的同时，需要更加重视“分配公平”的重要性，通过不断提升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手段，有效发挥再分配对社会不平等的调节作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不断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其次，除了财富积累对个体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之外，本研究还发现闲暇参与也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甚至大于绝对收入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闲暇对个体幸福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这一变迁趋势背后或许表明中国人的生活伦理正在经历重大转型。财富和闲暇虽然都对个体幸福具有重要影响，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富收入是支撑个体自由生活的手段,而以闲暇参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个体自由生活才是人们财富积累的最终目的。

在西方世界，自古罗马时期以来人们便遵循着休闲伦理，将以智识、艺术、哲学和政治活动为主要内容的闲暇视为生活的目的，而将勤劳和工作视为人们获得闲暇的手段。但随着中世纪的到来，以休闲为中心的休闲伦理其主导地位逐渐让渡给了以工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这种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异化。尤其在工业革命时期，通过工作获得物质财富的积累逐渐异化为个体人生的唯一追求，而其伴生的是闲暇沦为工作的附属，消费沦为财富的炫耀。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以及现代哲学对近代工作伦理与消费主义的批判，西方社会逐渐开始重新审视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关系。

本文表明，当代中国的生活伦理与西方不同。首先，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中，相对收入所表征的社会经济地位要素的影响力仍然大于闲暇参与的影响力，说明我国居民更加偏好物质财富的积累及其带来的社会声望，而非闲暇参与。换句话说，当下中国居民仍然以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生活的主要追求。其次，在闲暇参与的不同类型因子中，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为目的的康乐型闲暇活动对当代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提升作用最强，这说明中国居民的闲暇参与主要以恢复劳动力再生产为目的，闲暇相对于工作和物质财富仍然只位于附属地位。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受儒家文化影响，华夏民族更加注重经世致用的现世生活，更加褒扬勤劳工作和贬低休闲放松。

不过，本文的分析结果似乎表明，中国人的生活伦理正在经历从以工作为中心的工作伦理向以自我发展为中心的休闲伦理的转型，而且这种转型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转型。鲍曼（Zygmunt Bauman）曾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将使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这种社会形态一方面表现为物质的丰裕，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对闲暇参与和文化消费的需求高涨。尽管在当下中国，人们更加偏好外在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更加偏好以劳动力再生产为目的的康乐型闲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财富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正不断下降，而闲暇参与对个体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却不断增强，而且对不同闲暇参与因子的研究也发现，以自我实现和多方面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发展型闲暇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力随时间不断增强。

这些结果表明，虽然我国目前总体上仍处于生产社会，但在需求偏好上已经出现了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趋势。因此，未来在大力发展经济、完善再分配和初次分配环节中的物质财富的分配公平性之外，还需要兼顾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断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民众的主观福祉。

综上，本研究兼顾了财富和闲暇两个维度，研究两者对幸福感的影响大小及其变迁，为解释中国语境下的伊斯特林悖论提供了新思路。但是，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受CGSS数据限制，本文只能以年份作为经济发展的代理指标，没有直接检验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影响。随着调查数据的不断积累，后续研究有望直接纳入经济发展变量及其与个体财富和闲暇参与的交互项，进而检验财富和闲暇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随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

其次，同样受数据限制，本研究在模型分析时只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而没有考虑社会不平等水平、再分配与宏观税负等宏观社会结构和政策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个体幸福感是一个复杂变量，受到多方面、多维度因素的影响，因此后续研究需要综合考虑宏观和微观多个层次的变量以更加全面地分析个体幸福感的形成机制。

 

 

文字编辑：洪嘉颖、郑如一

推送编辑：温炯智、罗影

审核：田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