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泽麟 窦凌浩

 

摘要：本文深入阐述并剖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重塑医生群体的职业身份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新中国通过“新道德”和“再组织”这两个互相交织的方面打造“新医生”，将医生转变为国家雇员并进行统一调配，为民众提供可及可靠的医疗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将“人民性”作为工作意义的内核注入医生的职业伦理之中，同时以建立联合诊所、公立机构、巡回医疗队等措施改造医生的执业方式，这表明新道德助推了再组织的过程，而再组织的过程也是新道德被医生接纳并付诸实践的基础条件。打造“新医生”的举措显著改善了我国民众的健康状况。

关键词：医生 职业伦理 执业方式 又红又专 人民性

 

 

进入20世纪，尤其随着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公共品的供给由来的“慈善施舍”转变为民众的“应得权利”，向民众提供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内的公共品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保障和提升其健康水平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之一，且将这一目标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事业紧密相连。

中国共产党对医疗卫生的重视，与19世纪以来我们面临的民族危机息息相关。近代以来，“东亚病夫”的标签加于中国人身上，成为我们要去克服的“自卑感”。于是，卫生和健康不单单指涉个体身体的状态，也关乎强国保种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由此，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医疗事业便自然成为重要任务之一，党的医疗卫生政策从革命与卫生并重阶段转向全民化福利阶段。这意味着党和政府需要充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为民众提供可及可靠的医疗卫生服务，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

达成以上目标难以绕开职业（profession）问题，专家和职业是分工日益细化的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普通人对特定领域的知识所知寥寥，因此在面对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时常常不得不求助于职业人士。

尽管职业具有区别于普通行业的一系列属性，包括抽象知识、利他主义取向、长时间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执照制度、学术期刊、职业团体等，但真正“将职业与其他行业区分开来的唯一重要且共通的标准就是自主性的事实——一种对其工作的合法控制的状态”。这种自主性的事实造成了职业人士与其服务对象之间既依赖又隔膜的关系，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常人何以信任专家和专家系统？接受了常人的委托，专家就能全心全意为常人服务吗？如果专家也有自身的利益，如何保证其在执业时将服务对象的利益摆在首位？

可以想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担负着向四亿民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也面临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党和政府的核心应对之道在于重塑医生的“职业身份”。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量有关“职业身份”的文献讨论的实际上都是“职业身份认同”，因此具有明显的“主观属性”；而本文所指涉的则更多是客观层面的特征，即制度化的职业身份，这种身份属性取决于其所处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制度。如笔者在早先的研究中所言，医生的职业身份在1949年前后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原来的“自由职业者”变成了“国家雇员”。不过，全新的职业身份究竟如何得以建构，其背后隐含着怎样的逻辑，这些问题尚需厘清。

本文主要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生职业与国家的关系，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我们抓取了两条关键线索：其一是职业伦理，其核心是工作意义，即为谁服务或服务目的是什么；其二是组织模式与执业方式，即如何提供服务。

为何要从这两条线索来理解新中国初期打造“新医生”，也即赋予其新的职业身份的实践？笔者以为，这至少有两方面的文献可供借鉴。

第一，这具有鲜明的社会学意蕴。韦伯在《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观察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欧洲移民到了美国，很快就有了教派身份，无论是商人还是医生。他们当然是想迅速融入美国社会，使自己获取实际的物质利益。但韦伯更为深刻的问题在于：他们如何快速获得且长久维持这种教派身份并参与大量相关实践？他在考察一番后指出，新移民加入教派后很快就有了“资本主义商业精神气质”，因为“为了在这个圈子中保持不坠，成员必须反复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这些品质。它们得到了他的坚持不懈的培养”，因而，“没有任何培养品质的手段能比一个人必须在同道圈子里保持不坠更有效力了”。

可见，韦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即某种特定的精神气质的培育和维系需要某种特定的组织基础，培育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既非传统的家长制和权威主义形式，亦非欧洲源远流长的行会组织，而一定是清教教派；反过来，特定的精神气质也有助于组织的维系与发展。换言之，精神气质与组织模式紧密交织。这正给予本项研究以极大的启发，也即医生职业伦理的重塑和执业方式的再造是不可分割的两条并行线索，要理解新中国构建医生全新的职业身份的过程，二者缺一不可。

第二，除了从古典社会学中汲取基本的问题意识，我们还可以从有关“新工人”和新的劳动传统的研究中得到镜鉴。新中国成立后，工人成为领导阶级，但他们同时也需遵循严格的劳动纪律。如何理顺这一矛盾？于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新国家如何改造旧工人？

而相关研究都告诉我们，这种改造的努力通常都包含了紧密交织的两个方面一一赋予新的工作伦理或劳动纪律，以及建立新的组织模式和生产方式。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上海旧工人的改造中，一方面通过“诉苦”等形式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意识，使其对何为工人阶级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则“以新的利益认同来打破他们原有的组织关系”，包括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瓦解旧有的私人关系网络以及在工人中树立党组织的新权威。党和政府的宣传教育、政治运动和定期的学习讨论、有关集体主义品质的日常话语等，是激励工人劳动的动力；但与此同时，规章制度、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同伴压力等因素的作用绝不可忽略。工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同样不可或缺，其在具体的工人教育、调动劳动积极性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一种组织动员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式，使工人保持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热情，乃至形成了“新中国工人阶级劳动传统”。类似的实践逻辑也反映在干部群体中。通过干部轮流下放劳动、组织小组交流学习、实施系统的组织审干程序等各种制度化方式，“组织观念”成为干部使用中的核心原则，构造了干部与治理组织的新关系。

本文接下来的两个主体部分，主要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如何从职业伦理与执业方式两个层面对医生职业进行系统的“改造”。我们将这两个互相交织的改造过程概括为“新道德”和“再组织”，医生全新的职业身份由此得以构建。

 

 

（一）技术主义与个人主义

就价值观念之于医生职业的重要性，受苏联政府派遣支援延安、被毛泽东誉为“模范医生”的阿洛夫曾有过一个比喻。他批评来自当时国统区的医生，称他们身上有很强的保守思想、宗派主义和纯技术观点等。在阿洛夫看来，这些缺乏正确价值观念和职业伦理引导的医生是“有枪的假战士”“就像有枪的战士，不一定能称得起战士，对于我们具有医学知识和技能的医生，还必须能以他的技能和知识为人民服务，而且是很好的服务”。一个医生最宝贵的品质，是能以其医学知识与技能为人民服务。

类似的比喻也出现在时任北京市医务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常委的余贻笔下：“一个人拿一枝枪，他可能是一个土匪，也可能是蒋介石部下的匪军，也可能是人民解放战士，其间的分别只在他是否有政治的认识和为谁服务，同样的，一个有医学技术的人还不能算一个完全的医务工作者，他必须有政治的认识，为人民服务，才能算得一个人民的医务员，如何才能作一个人民的医务员，如何才服务得更好些，首先必得加紧学习，武装自己的头脑，努力改造自己，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医务员。”

阿洛夫的比喻预示了1949年后新中国对医生职业伦理的改造重点。从20世纪50年代大量的医生思想“自白”材料观之，医生在价值观念方面的自我剖析与检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技术主义和个人主义。技术主义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则直接关涉学医“为了什么”“为了谁”的工作意义，这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直接冲突。

 

马海德夫妇在他们的窑洞前与苏联医生阿洛夫（左一）合影。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医生掌握常人所不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由此形成了技术主义的价值观念。但技术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医生可能自恃技术在手而不服从领导和组织安排，并有脱离群众的趋向。学医的人常有“过分重视技术的观点”：“自以为身有一技之长，到处可以吃饭，人来求我，我不求人”，总是认为“医学最高深，医师最高贵”，由此也看不起其他专职政治和军事事务的人，这不但使其不可能服从领导，从而有损于组织的权威，而且也有害于医生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在病人面前摆出大医生的架子来，要求高待遇，力争生活享受”。

这种缺乏人民立场的技术主义虽然也会产出很多研究课题与科研成果，但“这些研究解决了多少关于我国人民健康卫生的问题呢”？持有技术主义观点的医生强调的只是“兴趣与自由”，这一问题突出地反映在西医身上。技术主义的思想导致西医的工作作风“不够大众化和中国化”，无法有效满足民众的医疗服务需求，甚至“使许多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民怀有疑忌”。因此西医必须“大众化”“学习接近群众的作风”。

建基于技术主义之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具有更大的危害。时任中国协和医学院外科主任的吴英恺对个人主义的表现有具体的描述：“在许多教学人员的自我检查中，他们认识到个人主义还盘据在自己的思想深处；有的人表现为骄傲自满，不能同领导者同群众团结合作；有的人有严重的个人名利思想，经常患得患失，不能安心工作；有的人感到个人发展无前途，因而对工作缺乏积极性，不愿大胆负责；有的人在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在工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个人主义的思想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使许多知识分子在工作中还是趋向于保守，不知道依靠组织，看不见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对工作缺乏计划性，不能掌握工作的中心环节，在时间的支配和利用上也不知道精打细算。这样就难以充分发挥集体力量和合理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和时间。”而要克服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必须依靠组织、依靠群众。

时任协和内科主任医师邓家栋在自我批评中也写道：“我们这样做（学医和行医）为的是什么？假如我说，大多数为的是自己可以往上爬，成专家，派出洋，将来可以居于特殊阶级的地位，不见得过于冤枉吧？是的，我们当中曾有些人自始立志献身于医学教育及医学研究。这些人是不是也在个人的事业上着想得多些，而在服务的对象上着想得少呢？在我们的个人事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考虑的是不是仍然以个人的名与利为主要问题？同学们用了五年以上的时间从领导者耳濡目染到的是美国个人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些领导者经常鼓励学生们闭户用功，各奔前程。因而同学们就多成为典型的旧社会眼光中的好学生，超社会，超政治，甚至于超国家。”

可见，在当时医生的思想检讨中，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至少有四点“危害”：其一，个人主义使医生以个人名利为重，严重“污染”医学所蕴含的崇高“工作意义”，导致学医和行医只“单纯以营利为目的”，或“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距离“为人民服务”的目标越来越远；其二，使医生不服从国家的工作安排，从而与中央计划的资源调配方式相抵牾；其三，使医生自恃技术在手而偏离群众运动，进一步脱离群众和国家的需要；其四，损害了党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权威。

对个人主义的危害最为精辟的批评来自时任中国协和医学院药理科主任周金黄。他在其思想检讨中开门见山地说：“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思想是我的一切错误思想的根源。”周金黄认为：“学了医可以不靠人吃饭，只有人求我而我不求人；有了技术就会成为有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物。”这也直接造成了“一切从个人兴趣和个人利益出发的思想和作风”，具体表现为“个人兴趣、盲目研究、自由营业”。“医生是为有钱的人服务的；医院是培养医学生的场所；临床研究是以主治医师的个人兴趣为主体，治疗是附带的工作；医院变成了吸收‘有兴趣的病人’的一种手段。研究不是为了要解决多数人关怀的普遍的问题；教书也就成为教授们发挥个人研究‘心得’和引经据典的机会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金黄这里所说的自由营业，关涉医生长期以来个体执业的行医方式，这与医生职业的技术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息息相关。这样一种执业方式在1949年后被完全改造，这一点将放在下一部分具体说明。

总之，若不对技术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加以改造，最终会导致两个结果：首先，既有的医疗资源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进而影响新政权的执政合法性的构建；其次，医学职业可能不服从党的领导权，因而不利于一统的政治体制——这种国家治理体制是疆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的中国在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中确立的最优选择。

这种就某一特定领域事务的领导权的潜在冲突和斗争，实际上从1949年新中国甫一成立就出现了。包括医生在内的知识分子虽然掌握文化与技术，但头脑中所装备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却仍是“旧”的，因此由他们掌握社会主义的领导权并不“恰当”。当时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领导权之争，包括教育领域、经济生产领域、卫生行政部门等。以当时的语言来表述，即到底是“抓革命”还是“促生产”，到底是“外行领导内行”还是“内行领导外行”。于是，只有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专家，培养新式的专家，才能既保证统一的意识形态和领导权，又能最大程度地利用专家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长期以来“又红又专”的问题了。一般而言，“红”是指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专”则是指要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成为本行业的行家里手。

毛泽东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他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只专不红”“白专道路”等在改革前都是严厉批判的对象，是政治不正确的表现，“又红又专”才是正确的方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和专家的关系的核心要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生产、科研、教育、干部选拔、公共服务提供等诸多领域都要面对的难题。因此，对医生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乃是为了“确保专业人员不会基于专业技术或专业的价值理念挑战主导的意识形态，最终确保国家对专业自主性的掌控”。

综上，既然医生职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或缺，而这一群体头脑中的技术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世界观又根深蒂固，那么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对医生进行思想改造，由此赋予其一种新的职业伦理就势所必然。“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这种改造是全方位的，“不仅外表要工农化，内在的心理、思维、情感、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都得‘工农化’”，但毫无疑问，世界观的改造才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事实上，这是对其职业伦理和执业行为规范的合理合法边界的重新界定。

（二）人民性：工作意义的更新

那么，新医生群体的职业伦理究竟是什么样的？其内核是什么？既有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相当丰富。尽管这些研究很少有专门关于医生职业的思想改造的讨论，但从权力技术策略和具体方式方法而论，对医生群体的改造与一般的知识分子并不存在多大的差异。因此，本文注重的是针对医疗服务这样一个特定的领域和医生这样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的“改造内容”，即“新道德”究竟“新”在何处。通过对哪些特定的职业伦理内容进行重塑，最终造就了“新医生”？

我们常将职业伦理简单理解为一个职业对其从业者的角色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但这样的理解只注意到职业伦理的规范维度，而忽略了其意义维度。事实上，这两个维度在理解职业伦理时缺一不可。换言之，职业伦理不仅包括为何从事某项特定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也包括如何从事该项劳动的规范，以及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其他人之间如何互动和相处的各种角色规范与行为准则。因此，要探究新道德的内核，就必须挖掘出新的工作意义。

我们注意到，当时医生对自己以往思想和行为做原因剖析时，一方面将之归因于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另一方面则源于他们所受的西方教育，这当然主要出自西医之口。例如，周金黄将自己的问题归结于地主家庭出身和“多年所受的美帝国主义的教育”。时任中央人民卫生部技术室主任金宝善则自陈“我在日本学医，在美国研究公共卫生”“自恃‘清高’”，因而“政治上毫无人民立场”，而这危害巨大，“立场不坚决，群众观点不树立，就会不知不觉地在工作中损害人民的利益，阻碍国家的发展”。总之，过去的医学教育只教给学生学理和技术，却没有教给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既然医生的错误价值观念源于这种后天的西方教育的浸淫，那么顺理成章地，医生的价值观念和职业伦理的改造便一定要通过再教育和再学习来完成。笔者认为，在这疾风骤雨的过程中，最核心的内容便是医生职业的工作意义的重塑，这也直接影响到医生对新的执业规范的接受与执行，尤其是如何对待患者和提供服务，以及如何处理与同行之间的关系。王程韡在解释新中国如何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以参与麻风病防治时，提出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将承担防疫任务的基层单位和个人重新凝聚在一起的关键性制度动力”的观点。综合相关历史材料和既有研究来看，当时极力重塑的医生职业伦理的内核是人民性，这一全新的工作意义是对医生职业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动员的“关键性制度动力”。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决定的，其本质是舍弃小我，以集体利益为先。早在1939年，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就已有明确的指引：“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到1941年，毛泽东又为中国医科大学题词：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及至1950年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为人民服务”正式被确立为我国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这从根本上重构了医生职业的工作意义。先前，医生从医的目的常常带有鲜明的追求个人利益、社会地位、体面生活、研究兴趣的色彩，而之后则转变为以“为人民服务”为首要目标与核心追求。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个人利益”和“为人民服务”两个执业目标的排序发生了逆转。

不过，这种医疗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并非完全是新政权所提出的新要求，也不能简单理解为1949年后学习苏联的结果，因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一部分中国医学精英孜孜以求奋斗的目标就是让医学为大众服务”，当时国民政府卫生署甚至还提出过“公医制”计划。在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说，中国虽还不能做到苏联公医制的地步，“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可以说，这样一种以人民为主的价值观，以公医制为可能前景的价值观念号召，得到了当时医学精英的认可与支持。

换言之，以人民性为核心的职业伦理重塑并非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自上而下的行政指导，而应理解为新政权与医生职业向着同一目标的双向奔赴。这是因为人民性是一种“具有连接性的情感结构和动员机制”，可以召唤“超越阶级的、复数的人民”，人民比阶级“更能表达人们的时代感受，更能唤起一种与踏实、温暖、认同感、责任感和国家民族自豪感相随的对现实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这种互动召唤机制使人民成为超越阶级的实在参与者”。

由此，在对医生职业进行思想改造时，“应该进行广泛的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纠正医药人员与政治无关的糊涂思想，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思想”。时任北京市医务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常委余贻倜写道：“一个有良心的医务工作者，他应该日日夜夜为自己的祖国与人民而思虑，他应该想着与大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有关的问题。我们要使三万人中的每一个的医生都觉悟过来，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样把医学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政治，决不是降低了医学，恰恰相反，这是把‘仁术’的原意更明确化，具体化，把医学的地位无限地提高了。”“医学只有为人民服务，才能符合医学的道德，否则就是忘本，只有与人民结合，得到广大人民的协助，医学才可能进步，个人才可能发展。”

我们看到，医生会将为人民服务的职业工作意义与过去传统的“医乃仁术”联系起来。某种程度上，人民性激活了医生的传统职业伦理，或者说为“医乃仁术”的传统伦理注入了新的意涵，这就极大地获得了医生群体的认同，推动了对他们思想观念和执业方式的改造。

在这种职业伦理的重塑过程中，林巧稚无疑是为人民服务的医学的代表人物。她多次在《人民日报》撰文剖白自身的价值观念转变，强调医学必须为人民服务。1952年，她承认自己在过去由于美国医学教育的影响，“脱离了群众”，对政治漠不关心；而经过学习，又在“三反”运动中亲眼所见协和被揭露出来的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才逐渐意识到政治的重要性，“不管医生的技术如何高明，对病人如何负责，早看晚巡，然而护士打空针，那还不是白费劲吗？我才体会到技术脱离不了政治”。她“开始学习怎样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认真地批判了自己过去敌我不分的思想，决心做一个人民的科学家”。1957年她再次撰文，重申“科学为广大人民服务，造福于人类，这是科学发展唯一正确的方向”的观点，强调医学必须服务于人民的需要。而且，她的技术主义观点也开始动摇，她认识到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之所以百战百胜，“胜利的秘方就是启发群众的觉悟，依靠群众的力量”。

 

林巧稚医生，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不过，“人民性”的意涵也在发生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人民服务”被用来“团结有着共同期望的、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医务工作者”。但1953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大会确定，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提高卫生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强化国家的统一领导与全国规划制度”。因此，为人民服务“很快异化为全国医务界的政治目标，成为区分新医生和旧医生的政治标杆，甚至评判医生爱国与否的标准”。

到1957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发表了题为《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的文章，将人民性与医学的先进性直接挂钩甚至等同起来：“除了学习苏联先进的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学术理论等而外，我们特别要学习苏联医务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苏联医务工作者因为具有了这种精神，因而能以人民的痛苦为痛苦，以人民的欢乐为欢乐，忘我牺牲、克服困难、细心谨慎、精益求精，不断的推动医学前进，出色地完成各种预防、医疗、教学、研究工作。”

这样，通过学习苏联医学模式，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人民性植入医生心中，另一方面则确立了党的权威地位，“苏联专家带给中国医务界最大的礼物可能是帮助党树立其领导干部在医学领域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影响”。如1952年创立中央高级卫生干部训练班的苏联专家波尔德列夫所言：“为了使医务员的工作有成绩，为了顺利地解决保健工作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必须有对这些医务人员、科学家、医疗预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药房、以及其他保健的正确的领导。领导保健工作的任务，是由专门设立的国家机构一一保健部及其在省、市、县区内的地方机关来承担。”波尔德列夫所说的正确的领导，指的就是党的领导。“在苏联老大哥权威和权力至高无上的时代，波尔德列夫教授设定的原则有效地帮助中央政府树立了党领导的权威意识，开创中国卫生管理和医疗保健制度的党权威时代。”

医生职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由此得到了改造。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将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大众解除病痛作为自身的工作意义，并实践这种医疗作风，这就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职业自主的制度逻辑与中国国家权威一统的制度逻辑之间的矛盾。甚至“作为中国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教育的主流意识‘为人民服务’的卫生伦理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医学观点，始终保持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总之，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个人利益放在一边的精神就是1949年后医生职业伦理的新要求，是医生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重新规定了医生的执业行为的规范边界。事实上，这也是社会主义体制对所有人的道德要求，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道德价值。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伦理的核心，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的服务对象是集体而非特定个体或群体，正如为人民服务这一伦理原则“要求献身于公共事业”。

 

 

就医生的组织模式和执业方式而言，新中国主要面临两大严峻挑战：其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2803所医院，床位11.91万张，医疗资源的总量处于极低水平；其二，医生作为自由职业者有很强的自发倾向，解放前80%的医生以个体方式行医，导致医生分布严重不均，成规模的医疗机构基本上集中于城市。二者合一，使得广大人民的就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尤其是农村地区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

 

1952年，黑龙江佳木斯，农场医务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话历史》，原题：《平凡朴实的五十年代新中国社会生活影像》。

 

如何尽快且有效地提升中国医疗服务的供给条件以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彼时中苏关系十分友好，举国上下掀起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潮。苏联卫生部专家波尔德列夫教授认为，在新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严重匮乏、尚未得到长足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必须充分利用现存的私人医生与私营医疗机构，将它们组织起来为中国人民服务。他还指出，苏联的经验表明，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期，广泛组织公立与私立医疗机构彼此之间实现联合经营，充分吸收独立执业的医务人员进入政府组织的医疗机构工作，对他们予以帮助和领导，是缓解新中国总体医疗资源匮乏的有力举措。由此，在塑造医生新的职业伦理的同时，对其执业方式的再造也徐徐展开。

（一）医生职业的自发倾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医生职业的自发倾向正好印证了上一部分所述的新政权对医生职业技术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担忧。专业人士的这种自发倾向，与政府所秉持和遵循的超级理性、科层协调的方式存在一定冲突。在后者看来，职业的垄断倾向和职业人士的自由执业方式等，可能带来背离国家需要和民众需求的严重后果。

医生职业的自发倾向集中地反映在其执业方式和空间分布上。尽管早在民国时期现代医院制度就已建立，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大部分医生（尤其是在偏远地区行医的医生）仍采取个体行医的方式，并且行医的空间也依旧在病人或医生家中。这种自由的个体执业方式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医生在空间分布上的严重不均。他们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在当时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而作为一种稀缺而宝贵的资源，医生更多流向并聚集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尽管当时城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一成。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占全国人口九成的农民通常健康状况更糟，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更甚，但专业化的医生和医疗机构往往难觅踪迹。

这样的执业方式与空间分布，加之当时医疗资源极度短缺，广大人民的医疗需求得不到根本满足。从具体数据看，“以一千个人需要一个医生作统计，中国共需四十七万五千个医生；而全国现有正式医生不过两万左右。中国目前缺少医生四十万以上”。

面对如此庞大的医疗资源缺口，时任中央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的《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就提出了基层卫生组织的构建设想：“使中国大部分的县有两个到七个专科医师、一个药剂师、或调剂员的卫生院组织，逐渐使每个区都有一个至两个医士，一个助产士的卫生所组织，工矿街坊也都有卫生组织。”

副部长贺诚也认为：“在旧社会经济制度下，全国卫生人员的分配是不合理的。全国的西医，绝大部分是在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农村寥寥无几，边疆地带为数更少。大城市的医生，又大部分是在商业繁华的市中心区。如果我们今后还保留着这样的状况，不加以变更，就无法面向工农兵。因此必须有计划地组织全国卫生人员的合理分布。”

所以，长期的办法是以后医学院的毕业生，“首先要分配到农村工矿和部队去”，至少三年后才能回到城市和其他机关部门。短期的办法，则是组织医疗队到穷困边远地区服务。而无论是让每一个县都拥有数名医务人员，还是让农村地区也有医生提供医疗服务，其前提除了培养更多的医生，就是现存的医生要服从国家的调配——这就要抑制和克服医生职业的自发倾向。由此，重构医生职业的组织模式与执业方式是1949年后新政权在医疗服务领域的当务之急。

 

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图片来源：共青团中央。

 

（二）消除个体执业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新政权对医生职业的“再组织”：首先，将医生组织起来，通过消除其原有的自由职业者身份来克服其自发倾向；其次，在此基础上，推动大量联合或公营医疗机构的建设，实现医生在非个体、非私立机构执业；最后，为了改善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巡回医疗队也被创造性地利用起来。

为了抑制医生职业的自发倾向，改变医生群体个体执业的散乱状态，应对缺医少药的现实，实现医生的“国有化”以便国家调配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国有化”的具体做法是将包括医生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组织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一穷二白的困难局面时的必然选择。在这种严酷的资源环境约束下推进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一定会遭遇诸多挑战。

因而，“为了适应社会资源总量不足，即可用来实现社会有效调控的因素（包括物质性资源和文化资源、价值资源、智力资源、权力资源等社会资源）不足这一状态下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需要”，就必须“通过国家对各种资源的强提取和再分配来满足现代化的要求”，而单位体制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组织化手段”。

正如薄大伟所说，“组织起来”是单位制度的一大起源，也是单位制度的核心功能之一。通过单位这种新的制度设置和组织模式，原本分散而独立的职业人士被组织起来统一安排，接受国家和单位的领导。换言之，即以单位制等方式将医生组织起来，通过行政力量进行卫生资源的调配，调整医生职业的自发倾向，使其服从国家的安排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以集体利益为其追求的目标。如此，应对和调节大众的需要和专业服务的提供的主体就由原来的职业自身转变成了国家。

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生独立行医或在私立机构执业不再被鼓励，对医生职业的“再组织”逐步展开。虽然成立初期还允许医生私人执业，但很快国家便以各地成立“卫生工作者协会”、吸收个体行医者为会员的形式改变了他们的原子化状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医生转变为“单位人”。通过将医生收编进入公立医疗机构的方式，新中国实现了医生的国有化。医生的身份由自由职业者变成了国家单位的雇员，他们基本不可能退出公立医疗机构，而只能按照规章制度提供医疗服务，沿着既定路径发展。由此，政府最大限度上打破了医生的职业自主性逻辑，从而较为充分有效地调动和利用医学职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这样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以浙江杭县为例，行医者过往都是“自己开业，自力更生”。解放后经调查，全县有394位“社会开业医”，1951年1月即成立杭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其主要任务是“团结中西医药卫生工作人员……引导和促进医务人员政治学习……领导医疗卫生行业合作……协助政府开展社会健康保障和传染病预防工作”。除少数人外，所有开业医生均成为协会会员。

同时，在“一化三改”和农业合作化的政策背景之下，联合诊所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例如针对中医，1951年出台的《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对申请开设中医诊所者，除联合诊所（或医院）外，应根据当地人口与需要及该中医诊所之设置计划等具体情况，核发开业执照。”“申请新设中医诊所者，如该地已有足够的中医诊所时，得不发开业执照，惟有使其加入其它诊所联合开业。”“对中医联合诊所，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得视其作用，给予适当培植。”意识形态的导向与呼吁，加之法律和政策的限制与鼓励，加快了新的医疗体系的建立和医生群体的再组织进程。

不过，当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吸收的医生数量有限，政府采取了类似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办法将他们收编整合，也即通过建立“半社会主义”形式的联合诊所来初步规范医生的执业方式，进而向整合程度更高的医疗机构过渡，实现公立医疗机构对个体医生的全盘吸纳。

当时乡村的“社会医务工作者”都被动员起来，并被鼓励“走集体化道路”。而且，多数开业医生并不排斥加入联合诊所。城市的情况也相类似，城乡整体的改造效果明显。数据显示，全国城市医疗机构个体开业人员从1950年的48万人下降到了1965年的4.4万人，极大地减少了个体执业医生的数量。截至1954年底，全国城乡已有联合医院99所，联合诊所27000多所，联合妇幼保健站700多所；联合起来的医务人员约占原个体开业医务人员总数的21.6%。到1957年，全国城乡联合诊所达到5.7万多所。

需要指出的是，在推广联合诊所制度的同时，也在进行对医生群体的观念与认识改造。新政权对医生“为人民服务”观念的塑造改变了医生群体对自身职业工作意义的认知，这是保证“面向工农兵”卫生工作方针的基础。而且正如前文所述，这并非单向的强制改造。“为人民服务”这种新的职业伦理内核，与传统医德“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的伦理指向存在极为相似之处，公医制早已成为广大医生认可的理想执业方式，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个体行医的医生因治病救人的朴素愿望而接受联合诊所和公立机构。

正如当时积极加入苏州联合诊所的龚正医生所说：“开私人诊所虽然收入可观，但救治的毕竟是少数人，加入联合诊所可以将自身所学更好地回馈社会，实现个人价值，这也是我学医的初衷。”

（三）巡回医疗队的制度化

虽然联合诊所的出现大大缓解了医疗资源总量的短缺，但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尤其是在初步完成医生“国有化”和“集体化”之后，医疗资源的空间分布矛盾日益突出：尽管联合诊所丰富了医疗资源总量，提升了医疗服务质量，但同时却造成了医疗点的减少与集中，居住相对分散的农民并未获得实质上的医疗便利。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由于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相关政策中的“农村”往往被解释为“县城”，这就导致这些政策只停留在县城一级而无法继续向下推广，更为基层的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需求因此被忽视。

对此，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推行了“巡回医疗队”制度，这成为“医疗下乡”的重要形式。巡回医疗队在国家支持下成立，由城市医疗工作者组成，在一定范围内根据特定线路沿途往返诊治。通过频繁的巡回医疗，来自城市的医疗工作者可以定期为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同时又可以快速融入乡村，做到“回到群众”，建立与民众的连接。早在1951年，中央就曾派遣巡回医疗队前往云南怒江地区，在支援落后地区医疗的同时，也为当地培训新的专业医生。但是与1965年“六二六指示”后的巡回医疗队不同，早期的巡回医疗队具有时空局限性，通常只被派往特定区域如边疆地区，或在洪水、秋收等特定时期才会派出。因此在这一时期，巡回医疗队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且巡回医疗队存在的长期间隙也使得医疗队成员无法与当地建立深厚的连接，他们仍保持着在城市的诊疗习惯，直接影响了医疗下乡的效果。

 

1965年农村巡回医疗队在湖南湘阴县合影。图片来源：北京协和医院。

 

这种情形在“六二六指示”后有所改观，巡回医疗队变得更为制度化，医疗队员不但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同时也更注重培训当地医疗工作者。毛泽东根据时任卫生部长钱信忠的解释，对巡回医疗队的人才培育工作给出了积极评价：“半农半医这办法好。医务人员下去三分之一，任务一是医疗，二是训练农村医生。”在党和政府的规划下，约三分之一的城市医疗卫生人员开始长期驻扎在农村，加强当地的卫生工作。

在巡回医疗队的作用下，农民即时的医疗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此外，巡回医疗队还在巡回过程中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主要治疗农村多发病、常见病的新生力量。这不仅加强了巡回医疗队成员与当地农村的联系，也为后来赤脚医生群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市医疗资源向农村的流动，缓解了城乡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

而对于巡回下乡的医生而言，他们在改变自身原有执业方式的同时，也在巡回过程中重塑了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职业伦理。甚至可以说，医疗下乡运动本身就带有对城市医生群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的目的。

1958年卫生部明确指出，医疗下乡不仅是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并且有助于实现“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对于医生的红专锻炼和教育改革，都有很大的益处”。医生在巡回医疗的过程中改变了过去坐等患者上门的执业方式，同时深入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并培养了阶级感情，“卫生工作人员结合业务深入到生产战线上去，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直接为劳动人民服务，实际去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阶级感情，这是卫生工作人员走向又红又专的一个好办法。

几年来，各地卫生工作人员纷纷走出大门，下车间，下农村，深入群众，结合生产，为群众服务。这样从‘医不叩门’到医药上门，从病人找大夫到大夫找病人，从只管医疗到对劳动人民健康全面负责，对广大医务人员来说确是一个深刻的思想革命”。

1965年，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医科院湖南农村巡回医疗队队长黄家驷带队30余人在湖南湘阴县开展巡回医疗工作四个半月。在城市做医生，“习惯于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办学则“要求学生水平划一，便于教学”，所以招生和培养都相当严格。但这套做法显然不适合农村，“农民要从田间回来才能有时间看病，正是所谓下班时刻，至于远道来看病的，更不能计算钟点”。他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提供医疗服务，还是培养当地的医务工作者，都需要面向农村。由此，通过巡回医疗这样的执业方式，黄家驷和队员们得以熟悉农村情况，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同农民建立了阶级感情”，“使我们卫生工作有明确的方向，使我们能更好地贯彻面向工农兵的卫生方针”。

 

黄家驷为半农半读的医学班授课。图片来源：北京协和医院官网。

 

综上，通过组建协会、建立联合诊所和公立医疗机构，医生职业被成功地国有化和集体化。这种“再组织”给医生职业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在身份上，医生由原来的自由职业者变成了国家和集体的雇员；在执业方式上，医生由原来的个体行医变成了在公立机构行医和巡回行医；在职业伦理上，依托组织模式与执业方式的改造，医生逐步接受并在相当程度上践行医疗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新价值观念。可见，执业方式的再造与职业伦理的重塑是密切交织的过程，实际上是新政权打造新医生的“一体两面”。

 

 

本文聚焦于医生职业与国家关系，对新中国初期国家应对医生职业问题做了描述与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决定了在新中国成立后，要快速对民众的医疗服务需求做出回应，而这需要借助医生群体的专业力量才能解决。鉴于彼时医生职业带有时代特性的技术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存在冲突，改造旧医生、建构新的医生职业身份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建构医生新职业身份的实践概括为“新道德”和“再组织”两个互相交织的方面。首先是“新道德”。医生职业的技术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导致其无法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也潜在地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导向产生矛盾。因此，在对医生职业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核心内容是“人民性”这种全新工作意义的注入，这使得医生的职业伦理内核得以更新。而且，这种全新的工作意义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强行灌输，某种程度上是心怀治病救人和公医制理想的大批医生主动接纳的结果。

其次是“再组织”。医生职业的自发倾向严重，大多数医生均是个体执业，且集中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地区则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为了实现国家动员和调配医生资源的目标，政府先是将医生组织起来，让他们加入协会、开办联合诊所，以尽可能消除个体执业方式。在实现医生国有化的同时，创造出巡回医疗队的执业形式，采用组织化的流动方式将医疗服务输送到乡村，并为当地培养医务人员。而且，“新道德”与“再组织”密切交织：“新道德”助推了“再组织”的过程，而“再组织”的过程也是“新道德”得以被医生接纳并付诸实践的基础条件。

 

由此可见，新中国对医生职业的改造是全方位的。通过一种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和国家权威一统体制相适应的职业伦理与执业方式将医生转变为国家雇员，由此直接将他们置于国家（通过单位和行业协会等）的指导之下，从而为民众提供可及可靠的医疗服务。到改革开始时，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则从200‰降到42‰。这自然得益于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递送方面的长足进步，而本文所讨论的新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与医生群体新的职业身份的构建无疑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不过，这种改造也附带一定的代价。职业伦理的重塑和执业方式的再造，对医生职业影响深远。医生职业教育的专业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导致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逐渐难以满足民众的需要。而且，这种新的职业身份建构也并非一劳永逸的。改革开放后，由于医生的执业环境和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公立医院自负盈亏的运营原则，使得他们实际上又被赋予了新的职业身份。

本文对于认识国家治理中的职业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中所描述和分析的情况绝不仅限于医生职业，对其他职业亦具有参考价值。新中国分别从职业伦理和执业方式两个方面对医生职业进行了改造，赋予他们新的职业身份，使他们在国家设定的框架中提供专业服务。这种“新道德”和“再组织”的建构策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方面，我们在其他职业中也能看到类似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已存在类似的历史经验。直到今天，职业改造的部分内容仍有相当的保留。但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医生以及其他专业的职业伦理与执业模式始终在发生变化。我们只有将这些变化过程置于社会背景和历史情境中，才能准确理解“新”的职业伦理与执业模式的内涵与变迁逻辑。

 

 

 

文字编辑：吕灵、李哲

推送编辑：李家乐、陈立采

审核：田耕

为方便阅读，本文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重新划分了段落，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