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莉杰

 

编者按：本文探讨了社会政策从生产领域、生育领域到生活领域的演变过程。社会政策是国家制度化干预社会福祉的行为，旨在通过改良市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社会政策逐渐背离了人类福祉的初心，导致人的工具化和自由丧失。文章反思了社会政策的演化逻辑，并提出了生活型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强调从人的需求出发规划社会政策，以回归人类福祉的初心。

 

摘要：社会政策是国家制度化干预社会福祉的行为，它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产物，是通过改良市场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规划工具。纵观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政策依次经历了生产领域、生育领域、生活领域三个内容重心的延展，这三类政策能涵盖所有的社会政策领域。前两个阶段可以被统一理解为生产型社会政策，因为它们分别围绕着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人被视为承载两类生产的工具。在这两个阶段，社会政策似乎在帮助人们不断扩大其自由，然而实际上却是经济裹挟下的工具性自由（或者说“生产自由”）不断剥夺生活自由，而离真实自由的福祉目标渐行渐远。因此，到了以生活领域为主的阶段，便开始了对生产型社会政策的根本性反思，主张回归人类福祉的初心，从人的需求出发规划社会政策，建设生活型社会政策。

关键词：生产型社会政策，生活型社会政策，真实自由

 

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卢梭

 

 

作为一名社会政策研究者，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何为“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有何区别？

我一般会扼要地做出如下解释：社会政策关注的是人类福祉，其研究对象是人，涉及教育、医疗、养老、育儿、社会保障等议题；而公共政策关注的是政府行为，其研究对象是政府，研究议题往往围绕政策效率展开。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重合在于“政策”。社会政策也强调政府的责任和干预，它是国家对国民的福利承诺，因此带有社会契约的性质。但是社会政策的关键词不仅是“政策”还有“社会”。就后者来说，它关注的不是单个人的福祉，而是社会的整体福祉。它既带着“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这样的哲学思考，也带着“如何分配社会资源才是公平正义的”这样的价值观前提。从这些特点来看，社会政策不是简单的各个民生领域的政策组合，而是进行宏观和系统性社会规划的工具。

这种国家制度化干预社会福祉的行为，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传统农业社会，追求个人福祉是家庭的责任。恰是因为工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带来的风险超过了家庭、社区等传统共同体的自我保护能力，国民的风险保护和社会福祉才成为国家的责任，社会政策因此而出现。

纵观现代社会发展史，市场经济是工业化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制度，所有其他的制度安排都是由此延伸出来的，当然也包括社会政策。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是配置社会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市场才是社会福祉的主要生产者，社会政策只是站在一个辅助性的位置弥补市场分配社会资源的不足，同时也为市场发展提供支持。因此，可以认为二者合作以共同实现人类福祉的最终目标。

的确，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们生活水平水涨船高，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然而，人们真的更加幸福了吗？我们该如何理解幸福？

何为“幸福”？何为“福祉”？无论是在哲学层面，还是在经验研究层面，都有无数见解。在工业化社会建基之时，自由被赋予最高的人类权利和人类福祉的价值，自然也构成了社会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正如卢梭所言，社会契约就是社会成员让渡部分个人自由给国家，而国家有责任保护全体国民的社会自由。这种社会自由后来演变为马歇尔（T.Marshall）所说“社会权”，成为社会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言，自由既是人类的发展目标，也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这个角度说，市场经济和社会政策理论上应该会不断扩大人的自由。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当市场经济发展本身变成一种主导性目标后，它的运作逻辑便从生产渗透到生活，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的自由不仅主动让渡给了国家，还被动地被市场经济剥夺了。而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市场经济改良工具，则扮演着既延缓又建构这个过程的角色。

 

马歇尔。图源：wikipedia。

 

如果说社会政策既带着“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这样的哲学思考，也带着“如何分配社会资源才是公平正义的”这样的价值观前提，那么我们便不能只迷失在“好社会”的叙事里。要知道社会政策是国家对国民的福利承诺，只有重新回到人，反思人的自由，关注人的自由，才能真正厘清社会政策的演化逻辑，也才能重新找回社会政策的存在价值。从工业社会初期开始，社会政策的每一次重要变化，其初始动机都来自市场经济对社会的渗透。社会政策的发展依次经历了生产领域、生育领域、生活领域三个内容重心的延展，这三类政策能涵盖所有的社会政策领域。前两个阶段可以被统一理解为生产型社会政策，因为它们分别围绕着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人被视为承载两类生产的工具。而到了以生活领域为主的阶段，则开始了对生产型社会政策的根本性反思，主张回归人类福祉的初心，从人的需求和自由的角度建设生活型社会政策。本文将依次分析这三个阶段，希望能够呈现工业化以来社会政策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分析人在社会政策中得到了什么自由，又失去了什么自由，以期带着这种对自由的反思，重新回归人类福祉的初心。

 

 

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带来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以及对传统社会秩序的颠覆性冲击直接催生了社会政策。

（一）劳动力市场相关社会政策

工业社会诞生之初，生产方式从农业变为机器大生产。相应地，劳动力只有在市场上出卖劳动才能换取货币，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这就是劳动力的商品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劳动者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市场上出卖劳动时，他就失去了生存来源——这些不得已的原因包括失业、疾病、工伤、年老体衰等。与此同时，资本对劳动力商品的压榨本质初显，童工、恶劣的工作环境、超长的工作时间、低廉的工资水平等都在急剧损耗着劳动力商品，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劳工不得不离开劳动力市场的风险。上述种种，即马克思所观察到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劳动异化现象。

从个人角度讲，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劳工家庭的生活来源只有劳动力的工资，离开劳动力市场就意味着完全失去生计，这种生存风险已不是家庭可以抵御的。从社会角度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稳定供给的劳动力，而劳动力商品的过度损耗显然对经济可持续是不利的。因此，制度化的劳动力去商品化手段开始出现。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德国俾斯麦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引领，西欧各国普遍出台了工厂法和各类针对劳工的社会保险。前者针对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工保护，目的是不过度损耗劳动力商品，保持其使用的可持续性；后者针对劳动力市场外的生存保障，除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目的外，还为了让劳动力在暂时离开市场期间维持基本生存，以便可以重新进入市场。除了劳工保护和社会保险，同期的社会政策还包括公共卫生法和基础教育，它们同样也不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制定的。公共卫生法的背景是城市化和人口聚集带来了环境卫生问题，进而滋生了大量的相关疾病以及高发的传染病，这自然影响到了劳动力的质量和持续供给。基础教育不仅包括对儿童的免费教育，甚至还包括免费餐，这也可以看作对劳动力商品的基本投资。正如迪安（HartleyDean）所言，这一阶段社会福利关注的“主要不是人类福祉的提升，而是工业资本主义的需求”。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愈演愈烈，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主张对宏观经济进行适度掌控的凯恩斯主义逐渐占据主流。在这一观点影响下，二战之后，提高福利水平、扩大福利支出获得了更高的经济合法性。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战后重建必须以制度化手段解决“五恶”——匮乏、疾病、无知、肮脏、懒惰，而每个“恶”都对应着一类社会政策。自此，全面的福利国家建设在老牌工业化国家先后启动。从工业化社会初期到二战之后的两个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政策的主流路径一直延续的是劳动力去商品化。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过工业社会而到达后工业社会后，情况发生了转折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竞争加剧，老龄化社会到来，后工业社会的技术更新越来越快，以前的那套福利模式行不通了。劳动力去商品化很多时候不是在投资于经济增长，反而成为经济的负担，所谓“高福利陷阱”就是在讲这个问题。

 

大萧条。图源：搜狗百科。

 

高福利陷阱。图源：百度百科。

 

以福利水平和劳工保护为例，如果想维持较高的劳动力去商品化水平，那么一定要有较高的税收，以及资方做出一定的权利让步，这在相对封闭的国家经济体中是行得通的。但在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后，资本自然倾向于流向税收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这就带来了福利水平向下竞争的连锁反应。

又如，关于失业问题，工业化时期个体所面临的失业风险主要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当经济下行时，就业机会减少，失业者增加，这就是周期性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失业保险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经济发展来说都是必要的。它作为人力资源的蓄水池，保证在经济复苏、对劳动力需求增加时，能够提供充足的、健康的劳动力。然而，后工业社会中的失业更有可能是因为技术淘汰而变成永久失业，即结构性失业。这时对个人来说，他已经不太可能拿着失业保险重新等来就业机会，而需尽快重新就业；对社会来说，失业保险也不再是暂时的蓄水池，而可能变成越来越大的一潭死水。再加上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少的劳动年龄人口养着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这给各个国家留下的经济转圜余地更小，已有的劳动力去商品化水平更不可维持。

因此，对劳动力去商品化的反思开始出现了。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捍卫现存的社会模式可能在某些关键领域不利于社会公正，而从表面看给传统意义的社会公正带来挑战的改革，实际上则可能会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公正的长远利益。”这种“带来挑战的改革”取向就是劳动力再商品化，具体到实践中就是社会投资型政策、积极就业政策、积极福利等。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言，工业化时期也有诸如教育和卫生政策之类以人力资本投资为目标的政策，且社会保险也有一定的投资功能。但是，后工业社会以来所提倡的诸如积极福利之类的政策的独特性在于，其社会投资的目标是直接将政策对象送进劳动力市场，其就业的政策取向更为显著。

就这一部分回顾的政策来看，教育、健康政策、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社会救济、劳动法、就业政策等常见的政策领域都跟劳动力市场有关，或者说都是围绕着“劳动力的商品化”这个主题的。这些政策在劳动力市场的前、中、后整个过程发挥作用（表1）：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主要通过教育、健康政策、就业服务等对潜在劳动力进行社会投资，其目标是形成满足市场需要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中，主要通过劳动保护等社会性规制，降低劳动力的商品化水平；在离开劳动力市场之后，则通过社会保障进一步实现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表1：围绕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政策

 

（二）理解被商品化的人：经济从社会的脱嵌

想要理解上述与生产相关的社会政策，需要清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生产相关的制度安排，它通过塑造工业化社会的生产秩序，进而主导整个社会秩序。从宏观层面看，这就是波兰尼（Karl Polanyi）笔下的经济与社会的“双向运动”。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占据资源分配的主导权后，生产与生活分离，经济增长和人类福祉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张力。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跟马克思有一致性。但是，波兰尼相对乐观地认为社会将自发出现将经济反嵌回来的力量，即“社会反向运动”。在《大转型》中，波兰尼描述了两次社会反向运动：第一次是19世纪后半叶的工会运动，最终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形成了工厂法和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次是二战之后的福利国家建设。结合上文的社会政策实践分析来看，这两次社会反向运动实际上就是以劳动力去商品化为目标的社会政策领域的两次进步。

 

卡尔·波兰尼。图源：百度百科。

 

上述宏观层面的经济与社会的双向拉扯，反映在个人层面，对应的是马歇尔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中的“民权”（civilright）与“社会权”（socialright）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民权，即个人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这是自由市场贸易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前提；而为了制约民权扩展（或者说“市场经济扩展”）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于是发展出了以劳动力去商品化为目标的社会权。马歇尔对劳动力去商品化的界定是：“公民在自认为必要的时候，能够自由地选择退出工作，而不会丧失工作、收入或一般的福利。”社会权缩小了市场初次分配产生的收入差距，将不平等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缩小了阶级差距。除此之外，平等的社会权的延伸也促进了共同文化和共同经验向不同群体的延伸，社会团结在此基础上得以提升。自此，社会权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国家福利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之一。

波兰尼和马歇尔的论述都承认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与社会之间存在无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而这种矛盾的缘起就是劳动力的商品化问题。但是，无论社会反向运动还是社会权，都是以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为前提的，其目标仅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去商品化来缓解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张力，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劳动力去商品化方向的社会政策无法缓解两者之间的张力时，劳动力再商品化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合法性。

尽管如吉登斯所言，与在劳动力市场外给人们提供救济相比，让人们具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更符合正义，但这也暗含着一种人类社会不得不被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度地裹挟、社会反向运动的力量越来越弱的趋势。毕竟，劳动力再商品化比劳动力去商品化更接近劳动力商品化。无论从已有的宏观数据和研究看，还是从我们自身直观的感受看，我们今天所处世界的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劳动力正在被全面地商品化。比如，在工业社会，被商品化的只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而从后工业社会到信息化社会，照顾和情感劳动也日益商品化了。又如，工业社会的劳动力商品化被限定于生产所在的具体时间和空间中——19世纪工会运动争取的劳工权利主要是最低工资、劳动时间、工作条件等；然而，随着生产领域时间和空间的打破、生产与生活界限的模糊，不仅“996”工作制变得越来越普遍，甚至随时随地进入工作状态也日益成为常态。这个世界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卷”，通过保护劳工权利实现劳动力去商品化已失去了原本的实施基础。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图源：豆瓣阅读。

 

综上所述，工业社会发展至今，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秩序在全球仍处于无可替代的地位，人们被裹挟进越来越全面的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也不可避免，人作为市场交易中的商品的属性日益增加。社会政策是改良主义的制度安排，始终扮演着市场经济修补者的角色，但它能修补的也只是各个时期具体的市场问题。社会政策的功能就是通过不断的修补，拖延劳动力商品化的速度，“凑合”着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在不断维持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主导性社会秩序的合法性，进而维持日益加深的劳动力商品化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其运作逻辑从生产领域逐渐渗透进生活领域，劳动力市场将个人从家庭中吸纳出来，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个体化，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生育率的普遍下降。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似乎无法避免。以生育支持为目标的社会政策由此产生，它试图缓解劳动力市场与家庭之间的冲突，进而平衡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一）生育支持政策

在二战以前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的商品化一度是以稳定的家庭结构为基础的，即男性进入劳动市场工作，女性在家承担家庭照顾职责，上文提到的俾斯麦时期初创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建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上。在这种“男性养家”模式中，缴费（税）和政策给付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针对市场风险的社会保障虽然只提供给劳工，但其设计初衷是保障劳工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非劳工个人。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社会政策只需作用于劳动力市场，而不必关注家庭内部功能；照顾成为家庭私人领域问题，而非公共议题。

然而，自二战结束以来，这种稳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分工发生了改变。随着女性受教育时间越来越长，以及产业结构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此消彼长，女性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能力差距逐渐缩小。劳动力商品化程度越来越深，女性权利意识逐步觉醒，女性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家庭照顾者角色，更愿意在劳动力市场追求更大的自由和更多元的人生价值。与此同时，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加，传统家庭内部分工也无以为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就业率在逐步提高。这一现象可被进一步理解为，继市场经济体制直接导致经济试图从社会脱嵌后，它继续向社会深处渗透而导致了第二层脱嵌，即个人试图从家庭脱嵌的个体化。

传统家庭分工的无法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育率，并进而影响到老龄化程度。因此，家庭照顾从原来的私人领域问题变为公共议题，成为需要社会政策干预的重要社会风险，家庭生育支持政策因此出台。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社会政策领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生育支持政策上。这些政策工具的类型可以总结为表2。

 

表2：生育支持政策

 

在表2的三类工具中，不同的工具会产生不同的平衡作用。如果倾向于使用经济手段，而不重视服务提供，那么平衡的结果则更倾向于让女性留在家里自己照顾孩子，其背后的意涵是更强调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作用，是一种照顾的再家庭化导向。反之，如果主要使用公共服务作为生育支持工具，那么女性则更有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这种平衡的背后意涵是更倾向于将女性当作劳动力看待，是一种照顾的去家庭化导向。但是如果经济手段强大到足够市场支付，那么则可以给予女性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双向选择，但这种选择的实现必须以充足而规范的照顾服务市场为前提。将时间作为政策工具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工作弹性和短期假期可以支持女性自己照顾孩子，是一种短期内的再家庭化目标；而这样做的长远目的却是让女性可以更长期地留在劳动力市场，因此长期来看是支持女性就业的去家庭化，但这也要视整体政策设计而定，因为女性长期离开劳动力市场，或者雇主承担过多的政策成本，显然都不利于女性就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际上法国更早），欧洲各国就逐渐开始实施生育支持政策。由于各国文化不同，它们最初在政策工具的组合上也有诸多差异。比如，主张充分就业和性别平等的瑞典，一开始就将政策目标设定在支持女性就业上；而偏保守主义的德国，则一度鼓励女性回归家庭，然而其政策执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之后，欧洲各国在逐渐调试中走向了一个共同目标——通过支持女性就业平衡其生育与工作的角色，因为他们发现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再家庭化方向的政策调整并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因此政策平衡的方向必然是去家庭化的。也就是说，生育支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有子女的女性就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

（二）理解被个体化的人：个人从社会的脱嵌

理解生育支持政策，还要从工业化说起。工业化首先带来的是社会体系的分裂。波兰尼所讲的经济从社会中的脱嵌，在现象层面还表现为生产与生活的分裂。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是在一个空间中的，这两个功能都由家庭承担，两者之间不存在清晰的界限。然而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生产与生活在空间、时间、功能上都产生了分裂，工作场所在工作时间承载的是生产的功能，而家庭空间则承载着生活和照顾的功能。伴随着家庭内部分工变为两个有明确界限的社会单元之间的分工，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这两个子系统也分离了。这与上一部分重点分析的劳动力商品化过程是同时发生的。

生育领域的社会政策并非独立于生产领域而存在，而是在劳动力商品化的问题意识上增加了性别意识维度。如上文所言，市场经济体制以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前提，但最初被商品化的只有生产领域的劳动，表现为劳动力的薪资，当时的家务劳动并没有被商品化。因此，维持一个家庭的劳动被分为了薪资劳动和家务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者既界限分明，又互为前提。进一步讲，这种劳动分工又以父权制背景下的性别分工为基础，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定性别角色；再加上在家庭物质来源上，家务劳动依附于薪酬劳动，福利国家的性别秩序就此建构了出来。它对女性既是友好的，也是不友好的：友好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福利制度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家庭主妇的社会保障；不友好是因为女性只能以家庭主妇的身份获得福利权，而没有选择其他角色的自由。正如武川正吾所指出的，资本制和父权制是构成现代社会体系的两大前提，因而福利国家建设兼具去商品化和去性别差异化的双重目标。

 

武川正吾谈“高龄社会的治理——日本经验”。图源：大夏讲坛。

 

《福利国家的社会学》书影。图源：搜狗百科。

 

然而，在资本制和父权制的双重制约下，去性别差异化的方向自然导向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追求自我价值。因此不难看出，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必然是去家庭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家务劳动也被商品化了。到此为止，无论生产领域还是生育领域，所有劳动都日益走向商品化的同质属性；进一步地，个人更加成为某种具体劳动商品的载体，而削弱了共同体成员的色彩。就这样，人被进一步个体化了。

以上讨论是从女性视角出发的，然而这种个体化趋势不只针对女性而言。再从家庭视角出发，结合“初级生活圈”概念，我们更能理解个人从家庭中脱嵌，走向个体化的动力和过程。

“初级生活圈”概念是由潘绥铭提出的，它是对家庭概念的提炼。潘绥铭认为，初级生活圈的逻辑比家庭更适合解释人类社会的组成单元。如图11所示，人类之初的初级生活圈由男人、女人、孩子构成，斜跨的长虚线代表女人与孩子之间的生物联系，而两个短的供养虚线则说明了家庭内部生产与生育的合作。在农业社会，由于物质再生产依赖人口再生产的保持与增长，因此生产与生育高度统一，且以生育为核心。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在微观层面，生产和生育的共同体逐渐瓦解。初级生活圈的生产不再依赖生育，生育反而成为生产的负担。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而言，生育不仅妨碍个体更充分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妨碍个体追求更多的自由。当然，由于女性与孩子的天然生物联系，这一逻辑对女性的影响远远大于男性。因此，生育意愿下降其实反映的是工业化以来家庭和社会的人口需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个体化的时代，生育对个体而言是消极的，对社会而言是积极的。这一点是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区别。

 

初级生活圈及其变迁。图源：原文插图。

 

潘绥铭。图源：百度百科。

 

从初级生活圈的变迁中，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内部生产与生育的张力；扩大到社会层面，则反映了恩格斯所提到的人类社会赖以持续发展的两个子系统——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之间的张力。从这个角度理解生育支持政策，它的直接作用是维持人口再生产，但更深层次的意义则是通过平衡女性的工作和生育，缓解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之间的张力。然而，恰是由于资本制和父权制的存在，结合上文分析，随着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人的个体化趋势也无可阻挡。仅作为平衡工具的生育支持政策只能延缓个体化趋势，“凑合”着两个再生产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讲，生育支持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去家庭化，因此它也同时在建构着个体化、个人与社会的分裂。

 

 

如上所言，生产和生育分别指向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因此劳动力市场相关政策和生育支持政策都是为了维持这两个再生产的可持续。换句话说，人在这两类政策中是被工具化的，这对将人类福祉作为最终目标的社会政策来说颇具讽刺意味。因此，对生活的反思与强调开始出现。

（一）生活型社会政策

如果我们将人当作生产和生育的工具，那么已不具备生产和生育能力的人（如老年人）怎么办？按照马歇尔的社会权概念，任何人在失去生产能力时，都应获得国家的劳动力去商品化保障。那么这对老年人是不是就够了？福利国家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如表3所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部分西方福利国家就已进入老龄社会，或称“中度老龄化社会”。

 

表3：部分国家的老龄化速度比较

 

老龄化不仅意味着老年人数量增加，还意味着人均寿命延长，人们从退休到去世的生命历程延长。最初针对老年人的社会政策主要是养老金，它完全指向劳动力去商品化。随着老年人失能问题的增加，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普遍出台了长期照护政策。长期照护政策显然已经不能纳入上述生产和生育两个领域，而更关乎失能老年人的生活。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从老年人个人的角度讲，尤其是对相对健康、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来说，“老年人”已不再是“被养”的弱势的、面具化形象，其生活议题进一步凸显。从经济社会可持续的角度讲，也要求尽可能保持老年人的自立，避免其成为财政负担。“积极老龄化”的观念由此产生。

在2002年发布的《积极老龄化：一个政策框架》中，世界卫生组织完整阐述了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设想。“积极老龄化”被定义为最大限度地优化老年人的健康、社会参与以及安全，以促进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在这个概念中，“积极”并不只是指身体健康，可以参加劳动力市场，更意味着可以持续地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活动以及公共事务。积极老龄化的政策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持老年人的自主（autonomy）与独立（independence）。

这份报告还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六项决定因素：健康与社会服务、行为习惯、个体因素、物质环境、社会环境、经济。

积极老龄化有两个政策转向意涵：第一，它不再以解决具体社会问题（如失业、疾病、教育）为目标，而以人的全面需求为导向。与六项决定因素相关的社会政策退居工具性目标，积极老龄化才是政策的最终目标。伴随着对人的需求的强调，政策对象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更多关注，人的工具性减弱，主体性更加突出。第二，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注必然延伸出生命历程的视角。老年人是差异性最强的年龄群体，这缘于不同的老年人所经历的生命历程有很大差异。尽管积极老龄化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一项政策框架，但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待老龄化，却要求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都应该得到关注，以使那些现在还没有步入老年行列的人，在“明天”进入老龄后仍能保持“积极”。

与此类似，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组织还提出了其他面向具体人群的友好型政策。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在1996年共同发起了儿童友好城市倡议。该倡议以实现《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童权利为目标，以引导城市、社区地方治理体系为重点，提倡在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满足儿童的需求、注重儿童的福利，优先处理儿童相关事项，塑造适合儿童生活与成长的城市环境。目前在城市规划、社区治理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所谓“全龄友好”的政策口号，这至少代表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生活意识的萌芽。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标识。图源：澎湃新闻。

 

与政策倡导同步，生活型社会政策理念也在学术领域被提炼出来，与生产型社会政策进行对比分析。沈洁认为，从生活的过程来考察，社会政策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它是指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或者说生活水准；其次，它是指维持生活的生计，也可以理解为谋取生活的手段以及从事的职业；最后，它是指美好的人生，或者说充满人生意义的幸福生活。社会政策视野中的“生活”，“既包括维持生存和生命再生产的基础生活部分，也包括以获得具有深层意义的人生价值为目标而展开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过程”。结合前文分析可知，对“生活型社会政策”的这一定义在广义上概括了所有社会政策。或者说，它站在生活视角重新整合和定义了社会政策，使人的生活（而非生产）成为社会政策的核心。

综上所述，我们实际上可以将生活型社会政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来看，它是一种视角，是对传统生产型范式及其将人工具化的批判和反思，主张将人当作生活化的主体看待，从生活的角度重新理解社会政策；狭义来看，它是与生产和生育两个领域并列的社会政策领域，主要体现为以改善政策对象的生活质量为目标的社会服务（如老年服务、儿童福利等），带有更积极的生活色彩。

（二）理解去工具化的人：对人的异化的反思

从被商品化的人到被个体化的人，其生产性方向是一致的。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被市场经济裹挟着，前者被不断异化，后者被不断分裂。我们越来越无法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们本来应该更加轻松惬意，然而现实却正好相反，“卷”正变得无处不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认为，对资源的无节制损耗会打破生态环境的极限承受能力。同理，人的过度工具化终会达到人类个体的承载极限。随着这种侵蚀的加深，重新看到人的本质的社会政策反思因此出现。预防生活者主体意识的流失，保护生活者在生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再度兴起的社会政策的一个主要职责。

重回人类发展和社会政策的初心，我们有必要回到人类基本需要和社会发展最终目标进行反思。多亚尔（Len Doyal）、高夫（Ian Gough）将需要理解为一种关系结构——“A为了Y需要X”，并进一步将普适性的人的基本需要提炼为身体健康和精神自主。也就是说，身体健康和精神自主是每一个人类个体的终极需要Y，它背后是一长串彼此相连的工具与目标。比如，人们为了身体健康Y而需要干净的水和食物X，为了获得干净的水和食物Y而需要赚钱X，为了赚钱Y而需要就业X，等等。这一关系结构可以从个体微观层面平移到社会宏观层面。比如，社会为了实现全人类福祉Y而需要经济发展X，为了经济发展Y而需要采取市场经济体制X，为了构建市场经济体制Y而需要将劳动力商品化X，等等。通过这两个过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问题出在工具理性超越目标理性和价值理性而占据最强势的主导，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偏离了人类福祉的最终目标。

与多亚尔、高夫的出发点类似，阿马蒂亚·森从自由的角度讨论发展目标和人的基本需求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发展的首要目的是人的真实自由。

 

阿马蒂亚·森。图源：搜狐网。

 

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其是否消除了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是否提高了人们的可行能力。阿马蒂亚·森也提出了“工具性自由”的概念，将它们看作实现真实自由的工具；他同时也认为，有些工具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往往并不必然带来实质上的自由。

与身体健康和精神自主相比，自由显然是更具思辨性的抽象话题，也是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正如马歇尔的“公民身份”含义所呈现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明确的民权主要就是个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由，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权主张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去商品化，则是被动保护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由。这种消极自由被吉登斯所批判。与阿马蒂亚·森类似，吉登斯也主张应该通过积极福利提高社会成员的行动能力，尤其是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即社会政策应该帮助人们实现积极自由。然而，无论吉登斯的观点还是与此相关的政策实践，仍旧都是生产导向的。结合生活型社会政策理念，当我们从人类福祉的角度看待自由时，它是一种生活自由。

综上所述，与生活相关的社会政策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些具体的社会服务领域，更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念，或者说是对以生产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政策范式的根本性反思。一方面，市场经济对人类社会的侵蚀似乎已经触及人类的极限，因此这种反思的出现是必然的；然而另一方面，它还停留在理念与反思层面，在政策转化上仍旧遥遥无期。市场经济的裹挟惯性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持下正在加速蔓延，正如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言，目前还未看到有效的制约力量。与此同时，生活相较于生产是更加辩证和抽象的政策理念，这也给其实践转化带来了更多难度。

 

 

自17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化、科学化、科层制、标准化这些与工业化相契合的价值观和社会组织形式逐渐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工具理性超越目标理性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现象。

从被商品化的人到被个体化的人，社会政策似乎是在帮助人们不断扩大他们的自由——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可以自由选择生育，可以自由选择年老甚至失能后独居，等等。似乎有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支持，人就可以更自由、更独立了。然而结合上文分析可知，人们只是在经济的裹挟下不断增加工具性自由，或者说生产自由。与此同时，人们的时间、空间、日常生活正在越来越脱离自己的控制。此外，正如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中所描述的，个体化也使人们越来越疏离，虽然人作为个体生物的行动似乎越来越自由了，但是作为社会性动物的社会关系质量却在不断下降。上述种种实际上说明了真实自由，或者说生活自由正在不断被生产自由所剥夺。

 

《风险社会》。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这种工具理性与目标理性的矛盾、生产自由与真实自由之间的冲突，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凸显的。实际上在工业化社会之初，当生产力还未充分发展的时候，物质的富足是最大的福祉，因此生产自由与真实自由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两者的矛盾是可以通过改良型社会政策予以调和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对社会成员来说：一方面，生产自由的权重下降，生活自由的意识上升，生产自由与真实自由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市场加速着裹挟社会的步伐，已有的生活自由也在不断丧失。这种矛盾使得人们处于生活体验越来越差、离主观福祉越来越远的过程中。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联想到马克思所提出的四个异化：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其劳动活动的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相异化。这四个维度的异化构成了从人的个体向社会的整体不断异化的过程，最终是劳动力的商品化不断深化后所造成的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即社会中人的对立与相斥，进而造成对社会团结的不断破坏。再回到本文之初，就卢梭的“社会的自由”而言，无论个人的社会自由、社会关系的社会自由还是社会团结的社会自由，都将背道而驰。

 

让·雅克·卢梭。图源：360百科。

 

综上所述，生产、生育、生活领域的分类可以涵盖目前所有的社会政策内容。通过三者依次发展的过程可知，社会政策是一种被动的社会改良工具，它不断回应不同时期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维持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却在市场经济的裹挟下越来越工具化，而丧失了自由。尽管提出了生活型社会政策的反思，但是社会政策的尴尬处境就在于，市场是它的存在基础，作为改良工具，其力量远无法与市场抗衡。回看生产领域和生育领域的社会政策，其建立的动力都源于市场需求，而生活型社会政策却缺乏这样的动力，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逻辑相逆。因此，各种人群友好型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从政策理念转化为政策实践，是存疑的。最终，反思社会政策，根本上应该反思市场。

 

 

 

文字编辑：董怡、祁园珺

推送编辑：周丽敏、毛美琦

审核：田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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