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回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执教。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主任，北京大学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变迁与发展、劳动社会学、城镇化。此外，卢晖临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社会学田野的教学方法，常年开设《定性研究方法》、《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和《农村社会学》课程。2023年7月，作为授课老师之一参与开设的本科生《田野调查实践课》，创新性地将课堂搬到了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与实践江阴基地，“在田野上田野课”的教学成果被北京大学官方报道，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访谈围绕卢晖临教授的田野工作经历为主要线索，但不限于此。从香港中文大学的读书岁月到回到北大社会学系执教，个人研究领域的转向和田野教学方法的省思相互交织。田野调查的“道”与“术”既立足于历史的经验，同时也面向未来的学术生产者。

 

 

卢晖临老师。

 

 

田野调查的“道”与“术”（节选）

 

 

受访人：卢晖临老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访谈人：刘圆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2级博士研究生）

 

刘：老师，我们就从您在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文”）读博士时开始聊起。当时您从北大硕士毕业后，为什么会考虑申请去港中文读博士？

卢：港中文的申请，其实和现在的同学申请出去读书不太一样。因为也不是自己特别主动的要出去念一个博士，然后去搜寻海内外学校的信息。那时候我已经是在系里面教书了嘛。

刘：留校在系里教书是什么时候？

卢：93年硕士毕业就已经在系里教书了。那时候我留校已经当了几年的助教，那时的助教和现在的助教不一样，那时的助教要开设课程。

 

卢晖临老师在北大念硕士时，摄于1992年，北大三角地。

 

刘：后来是怎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申请读博？

卢：读博应该讲和王汉生老师有比较直接的关系。那个时候她和法国的Isabelle Thireau（伊萨贝尔·蒂罗（Isabelle Thireau），曾就读于巴黎第十大学，1984年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任研究员。）、麦港夫妇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有接触，有课题研究合作的想法。他们夫妇俩经常到北京和王汉生老师团队交流，我那时刚刚留校，所以也参与他们的一些讨论。后来Isabelle和麦港的农村研究希望有一个研究助理，当时就邀请了我。那时我刚留校，就回到麦港老师母亲的老家——安徽省南陵县，就是我的博士论文田野点。其实麦港老师和老家也好多年没有联系了，他们夫妇俩还专门回了趟老家，又请远在美国的麦港的母亲帮忙写信，重新把联系建立起来。

这个村叫汪家村。我对汪家村的基础研究实际上在硕士毕业之后就开始了。这个过程中，当然和Isabelle、麦港老师都有很多的讨论，也经常见面。他们后来也觉得，因为我是硕士毕业，如果将来还要在高校里面，最好还是能读个博士。这是他们的建议，但是我自己之前没有这种主动、明确的想法。因为Isabelle在香港中文大学，她就建议我去港中文念书。所以97年，我还跟着王汉生老师一起去做了一次交流访问。

刘：97年，当时您是以一名社会学系老师的身份去港中文交流的。

卢：对，跟着王汉生老师一块去交流访问几天。再晚一点，97年6月份回归前后，我还专门去港中文做了一个比较轻松的2个月的交流访问。我去港中文读书是98年去的嘛。

刘：对，98年到03年。

卢：是。所以在我交流访问期间，Isabelle老师就在安排读书的事宜。我去交流访问的时候，也和港中文的老师有很多的交流讨论。他们知道我没有博士学位，也都觉得来港中文读书是一个挺好的事情，所以后面98年就去了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校园。

 

刘：那老师您到港中文读博后，港中文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您在北大读书时的学术环境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卢：90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高校差别还是蛮大的。首先是学术文献资料方面。这个差别你们今天体会不明显，那个年代差别是很大的。举个例子，比如说英文期刊，我们在北大图书馆、系图通常看到的AJS、ASR，有时候滞后几个季度，甚至一年都可能。而且很多期刊也没有连续订阅，有的时候看到有那么一期在那里。至于说英文的图书，那就更少了。不是海外出版一本什么书，中文的图书马上就能引进。其次海外交流更是这样。我们只能从书本上认识很多学者，但这个人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遥远的，也没有频繁交流的机会。我们现在讲到的很多著名的西方社会学家，那时候他们能到北大来访问交流的机会不是很多。那另外一个差别呢，我们90年代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印象中多数的老师很少是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因为社会学恢复重建是80年代初，所以基本上还是国内本土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所以怎么来接轨西方的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的社会学界，这方面从人际的渠道上来讲也不是那么通畅。

像我在港中文念书期间，袁方（袁方，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师从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等著名社会学家。1982年北大社会学系成立，袁先生任首届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先生去世了。其实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倒有不少是到海外，但也都是老一辈了。所以在社会学刚刚恢复重建，他在当北大社会学系主任的时候，挺有意思的是他会把那些老先生，那些同学辈请过来。但是由于资源和各种各样的限制，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

刘：是的，袁先生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的。后来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参加了北大社会学系的筹建。您是说袁先生任系主任时有请海外留学背景的同学来北大讲学？

卢：到北大那是有的，但都是非常有限的。那时外面要请一位老师来，我们都觉得是特别难得的一次机会，但这都是数得着的一些场合。这是两个特别大的差别，就是图书文献和海外交流方面。

刘：其实现在咱们系的系图，像您刚才说的AJS这些都已经可以看到，系所里还有一个专门订阅的期刊清单。

卢：对啊，什么《Sociological Theory》这些比较重要的社会学期刊，一个是门类齐全，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太长的时间间隔。

刘：这也是一个差别。那老师您到港中文后，也需要为博士生资格考试做准备。像您的两篇博资考论文，其中一篇讨论的是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转向。而历史社会学在学术界的讨论思潮近年来也有日益“经典化”的倾向。相较之下，您当时写博资考论文的时候要更早一些，应该是0几年的时候？

卢：对，应该是在00年左右。

刘：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写一篇关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转向的论文呢？

卢：因为我在北大读书期间，那时候的研究是比较偏向社会史的研究。当时是因为跟着萧国亮老师。这个老师你们现在可能没怎么听说过，因为他后来去了经济学院，他本来就是做经济史的。那到了港中文念博士期间，当时我博士生资格考试的指导老师选的是Isabelle。Isabelle在社会学、人类学中是比较关注历史倾向的。我当时跟她讨论两个选题的时候，一个是将来可能和博士论文有关系。因为我博士论文是做农村研究，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关于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的研究。另外一篇就是关于历史社会学这一篇。其实当时港中文的一些老师，比如说像Isabelle、吕大乐他们对历史倾向的社会学研究都有不少的关注。所以我们平时上课讨论的时候，也都会触及这些问题。后来我说想比较系统地做这个研究，那Isabelle、吕大乐老师他们也都很支持，也开了一些文献。我就系统地把这些文献看一下，后来因为是集中在叙述这方面，就是叙述怎么能提供社会科学的解释。这个确实是当时比较早的，港中文那边有些老师之前感兴趣，但没有系统地关注过。所以这篇关注的重点和之前的社会史研究有一点点区别，关注的是怎么在社会科学中来去挖掘、开发出历史性的那一面。就是讲历史性、时间性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包括在方法论层面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所以一方面是建立在自己之前的兴趣上，另外一方面也和港中文的老师当时的一些关心和支持有关系。

刘：据我所知，后来这两篇文章应该是都发表了。第一篇（卢晖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2003年，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商务印书馆。）应该是被黄宗智老师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收录进去了。第二篇应该是发表在《开放时代》上，就是《迈向叙述的社会学》。

卢：这个我想一想。因为我们当时念书的时候，写东西就是为了完成一个训练，通过一个资格考试。至少我们自己还没有那么强烈的发表倾向。所以写完之后，其实也没有去投稿。因为我当时很快就去了美国，去哈佛燕京。（2002—2003年，卢晖临老师前往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人。）

刘：您当时应该是去做访问学者。

卢：就是访问学人。在哈佛燕京期间，黄宗智先生邀请我去UCLA，去他的中国研究中心做一个交流。当时交流的时候，我基本上讲的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因为当时黄宗智先生正好要创办一个期刊《中国乡村研究》，和商务印书馆合作。他当时就觉得这篇内容挺好，我就投给了他。当然一些评审老师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后面通过评审，第一辑就发表了。当时《开放时代》的杂志主编吴重庆老师也是去哈佛访问，他听说我有这篇文章，他看了就说你能不能把它改写成论文？因为他们的杂志是以论文的方式发表，后来应该是以这篇文章为主体，改写成了这篇《迈向叙述的社会学》。

刘：那发表在《开放时代》上同一期的《社会学的历史转向》，这两篇好像是在同一期发表的我记得。

卢：对。同一期是他们的一个创始，一般一个杂志不可能同一期发表两篇。因为当时《开放时代》杂志搞了一个栏目叫“新锐”，就是不定期地会推出，这样就可以两期一起。所以我就是以原来博资考的那篇文章改写成《迈向叙述的社会学》。还有一篇更早的《社会学的历史转向》，那是一篇课程论文，我写了好几年的了。然后我把这篇课程论文稍微改写了一下，就两篇放在一起发表了。

刘：我明白了。那您之后的博士论文题目的选择，其实跟农村研究更贴近。这应该跟之前在Isabelle和麦港老师的介绍下，您去安徽多次的调研经历相联系。那您还记得当时在田野调查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了说我博士论文要做这个题目，我要选择在这个田野点做。

卢：对。前面不是说我给Isabelle和麦港老师做研究助理，所以在汪家村前前后后也好几年。等到了香港之后，我又要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那个时候博士导师确定跟金耀基先生，他是做中国社会文化更宏观层面的研究。

我硕士毕业留校之后，比较集中的一段田野调查经历就是在安徽，已经形成了一个基础。你刚才说有什么场景。我去这个村子之后，确实盖房这个现象给我的震动还是很大的。90年代初期，我去安徽南部的汪家村。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较落后的村庄，几乎都已经进入到盖楼房的竞赛中。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出去打工，打工的积累最后能不能完成盖房的目标，成了一些人的希望，也成了一些人的焦虑。我认为比较落后的一个村庄，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基本的温饱，但是要盖的这栋楼房甚至已经超出了自己实用性的功能需求。那当时这是一个经验上的困惑，然后我反反复复地跟他们聊天，就一再会碰到这个问题。

当时我给Isabelle他们做研究助理，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涉及到比较久远的时代，比如说人民公社时期。但是当我做博士论文要选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些场景。因为当时在田野中间，我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了。当时我接触到的一些四五十岁左右的访谈对象，正在为盖房打工而焦虑。当时我就想做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研究。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大的制度的变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怎么去讲它？如果从一个村庄的角度，又怎么去讲它？这就开启了我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去探讨这个现象，用一个个案深入到农民的文化观念，聚焦的就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与制度形成的研究。

刘：老师，那您再回到北大社会学系任教是什么时候？

卢：04年。

刘：回到社系之后，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独立主持一项田野调查是在什么时候？

卢：回来之后，首先参加的调查应该是杨善华老师、程为敏老师、社科院的刘小京老师他们主持的在绍兴、山西的农村调查。另外一个是他们和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在东莞做的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07、08年我的研究稍微有一点转向，研究精力更多地转到做农民工的研究。这当然和前面我说到参加杨老师他们在东莞的流动人口研究有一定的联系，但后来更多的还是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研究。就是做新生代农民工，做建筑工人的研究。

刘：就是跟沈原老师、潘毅老师还有郭于华老师他们一起做的一系列研究。

卢：对。所以你讲的比较独立地主持一项研究，应该就是从08年左右，是在北京做关于农民工和建筑工人的研究。这个研究主要就是在北京周边的建筑工地上，有的时候也到外地去跑。

刘：嗯。老师您刚才提到自己的研究转向。从对建筑工人的研究，到后来您转向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开展的一个课题就叫“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追踪研究”。当时在宁夏固原、浙江温州和安徽店集，建立起了也算是社会学系最早的一批田野点之一。这种研究的转向中间有什么接续性吗？

卢：我刚才说07、08年之后，研究的重点转到新生代农民工和建筑工人的研究。因为2010年的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当时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成为整个国际关注的热点，很多影响都超出学术研究本身。所以在2010年之后，这些研究很多都会涉及到政策，涉及到一些更大的政治层面。到了13、14年的时候，学术和政治之间就变得越来越纠缠不清，研究本身要开展调查的空间相对比较小。同时，这还涉及到中国发展的特殊阶段，国家政府要追求稳定。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虽然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是一个实在的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稳定性的问题。最后因为它和政治政策的纠缠太密切，所以空间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后面讲的三村调查也可以讲是一个新的转向。是我们系的师兄，你可能知道的，国务院参事室的副主任王卫民主任。

刘：知道的。

卢：他当时是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之前我在做工人研究的时候，他就来找过我，有过接触。他说他有一项研究，希望我们社会学系这边做。就是刚才讲到的安徽的那个村子，是他挂职过的。

刘：安徽淮南的店集村。

卢：对。还有他的老家固原河东村，另外一个是浙江的珠岙村。他说能不能把这三个村的一个纵向的变化，譬如往前追溯多少年来记录它的变迁。本身记录中国的社会变迁，同时又涉及到农业农村的一些政策问题，也符合参事室的定位。这样如果碰到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国家制度性渠道来反映这些问题，做一些政策微调。

刘：那其实背后是有一些跟之前的劳工研究相接续的地方。

卢：有一定的接续。因为建筑工人也好、新生代农民工也好，都是从农村出来的。王主任最初找我的时候，我当时整个的精力还是在做建筑工人，也没有马上地去回应。后来我印象中到14年，他又带着参事室的人到系里来。我和当时的系主任谢立中老师一块参加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我前面讲工人研究的空间没那么大了，再加上农村本身也是我之前就关心的问题。新生代工人也好，包括建筑工人也好，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村，不管作为一个根也好，一个故乡也好，它的发展和这批人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又回到自己原来的一个大的农村研究领域，承接国务院参事室的这个重点研究课题，它是一个长时段、跟踪性的项目。

因为它是国务院参事室的课题，和我们以前普通的课题还不太一样，而且我们是打算长期性地做。所以我们首先是有意识地和这三个地方的领导，从县里面的领导，到乡镇的领导，再到村里面的领导和方方面面的相关人士都建立联系。再加上有制度性的渠道，所以建立的联系也比较稳固。经过两年，到了16年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就是这不光是一个课题，能不能结合我们社会学系学生人才培养的一些目标？因为学生前面参加一次两次调研，他们寒假去，暑假去，有时候中间还去。你能看到学生对乡村情况从不熟悉到逐渐熟悉，到最后能提出一些观点，有一些发现。有些观点和发现还能产生一些实际的作用，你能看到这种变化。我们这个课题前面的规矩就是先去调研，调研完之后差不多每年要开一次会，第一次会就是在北京的首都大酒店开的。会的规矩是把三个地方的领导，从县里的、乡镇的、村里的村干部和农民代表都请来，再加上我们这个课题组，还有相关的专家学者和国务院参事，我们一起来研讨基于三村调查的一些发现。所以每一次会议在不同的地方开，在北京开，在三个调研点轮流开，这样就把三个地方的领导、基层干部和农民代表都聚集起来。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在开三村调查会议时王卫民主任首先提出要建立基地。他说干脆你们三个地方和社会学系能不能建立一个基地合作关系。当时三村调研参加比较多的是我这边的学生，但也有些其他的本科生或是研究生，是能看到在做持续性的课题研究和在书本、在课堂上这种训练不太一样的效果。那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然后回来就跟当时的系主任张静老师汇报，她就特别支持。当年就和三个县的县政府签订了协议。基地的名字当时也想好了，就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学与科研实践基地”。

 

卢晖临老师、刘爱玉老师与同学们一起调研，摄于2017年1月，安徽省店集村实践基地。

 

刘：其实当时在系里，老师带学生去做田野的方式并不少见。对学生来说，不仅有田野调查研究的需求，也有完成个人培养方案要求的必要。比如说本科生或研究生写作毕业论文的时候，三村调研点也提供了一个长时段、可以多次去的田野点。

卢：你刚才说老师带学生调查，共同完成一项课题，这个我们系肯定是之前就已经有的了。但是它的特点就是说，它首先是一个长期的项目，研究主题和大的研究地点都是确定的。研究主题是叫“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后来扩展为“中国社会变迁” 。就是有一个大的主题，但主题下面又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就为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选题提供了可能性。如果一个课题就一年，然后第二年可能是别的主题，那从学生选题来讲就比较困难。就是他前面刚刚完成一个课题，第二年想要做自己的研究，但是进入到选题阶段的时候，那个课题已经完成了，再进入的条件可能已经没有了，支持的资源也没了。那我们这个课题，可能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你去搜集资料，然后发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后面在和老师讨论的过程中，就说我想要做哪一个点，那你第二年还可以去。甚至有的人到第三年还可以继续去，因为你硕士生一年级刚入学就去做调研，持续到第三年都有。

 

卢晖临老师带领同学们调研，摄于2019年1月，浙江永嘉。

 

刘：是的。老师您带领的学生，以三村为田野工作的主要地点，也已经产出了三四十篇的学位论文了。那您刚才提到，既要兼顾田野基地的建设和关系的维护，同时又要指导学生写作研究论文，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怎么平衡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卢：对。因为三个地点都是长期的，确实比平时单纯做一项研究花的时间和精力要多。你刚才提到我们要维系这种关系，那就不光是学生做调研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开会请三个地方的人来进行交流。实际上，后来无论是学生还是我也好，和当地的这些基层干部和交往比较多的农民都成了朋友。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到北京来，我们就像走朋友、走亲戚一样去接待。首先从伦理上也是这样。你不能说我就是到你那里去拿资料的，我就是到你那去做调研的，你只是付出的这样一个角色。那客观上，它确实也会多花一些精力。但是回头看，它的积极作用会更大。一个是你后期的田野进入是可以延续的，一个是跟当地人的关系会更好相处，进入的条件更好。

那你提到怎么平衡精力的问题，其实到后来也不一定非得我去了。一开始去几个点，肯定都得我去带着学生跑，要把局面打开。那到后面三个点，我不可能每年暑假都要跑一遍，有时也做不到。那就有同学以老带新，这个老的同学和当地也比较熟悉了，他们就带着新同学去。所以你说怎么平衡精力，就以珠岙为例，他们经常就讲卢老师你来或者不来，我们都一样。我们当然希望你来，但你不来，这些学生来要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就尽量满足。所以你首先是要做社会科学研究的，要和人打交道。他是我们的访谈者，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但同时你如果只是把他当做研究对象，这个关系是很难持久的，互动交往也是很难深入的。也许你能得到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可能也只是局限在某一些方面。它不会更全面，层次也不够丰富。所以从伦理上讲是应该的，从社会效果上来看也是积极的。

刘：是这样的，老师您的调研课题从三村开始，后来调查的范围不断扩大。像我进师门之后，像在安徽万涧、江苏江阴、江苏昆山这些地方都建立了新的调研点。那么通过不同课题调研的机会来去开展田野调查的时候，您是怎么来建立整体的布局的？

卢：三村调查选点这个是王卫民主任的建议安排，我觉得是很好的，也非常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梯度。后面提到的江阴和昆山，和前面三村调研点东部的永嘉都属于东部地区，但它又是一种不同的模式。永嘉是温州模式，就是费孝通先生当时讲的温州模式，它是家庭作坊和市场结合发展。苏南地区是社区所有制（费孝通，鹤见和子，《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朱通宇、宇野重昭（日）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也是中国乡村工业率先发展起来的地方。当年费先生在80年代用苏南模式来总结它的发展经验。后来很多人提新苏南模式，其实都是从经济学提的比较多，社会学反而对这个地区关注比较少。

那后来也不是说特别有意的有一个布局。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合作，在万涧设计了一个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的独立项目，然后把它扩大到乡村振兴试点。这是和前面三村调研不太一样的地方，它带有更多的实践性质。因为规划要做实际的事务，我们社会学人类学者加入，如何让规划更加有依据，所以这是一个实践取向的。那在安徽中部地区选取了一个相对偏远、比较传统的村落作为试点，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苏南地区的一些朋友觉得苏南的条件其实也挺好的，当地的乡村振兴和城乡发展也值得关注。

我之前对这个地方不了解，去转了一圈觉得确实是条件不错，我们又缺乏关注。所以我们北大选择了昆山和江阴，在这两个地方建立基地。因为社会学到最后你要去总结它的特点，刚才我讲的在东部地区，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不一样。另外一个，昆山和江阴处于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县域。我们讲中国式现代化最率先实现的地方，肯定也是这样的地区。我之前一直是关注农村，关注城乡发展。那这样最发达、工业化程度最高，最接近现代化完成的地区，它的城乡关系是什么样的？那当然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接续费孝通先生“苏南模式”的研究传统。“苏南模式”提出40年之后，我们今天来观察率先发展的苏南地区，这个地区社会发展层面的一些新的动态，对于研究其他地区城乡关系的动向、特点，都具有一种前瞻性。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学科研实践基地与思政实践基地。

 

刘：所以江阴、昆山实践基地的建立，在学理上也是对费老苏南模式学脉的接续，同时也有一些现实的契机。据我所知，从去年开始，您和系里其他几位老师一同开设了本科生《田野调查实践课》，直接将课堂搬到了田野中，也就是江阴基地。想跟您请教一下，“在田野上田野课”的课程设计背后，社会学方法教学的理念是什么？

卢：我们系的田野调查实践课，应该是开设了五六年的一个小班课。也是我们系周飞舟老师主抓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我自己2017年也尝试过田野课堂，就是把三村调查变成我们本科教学改革田野课堂的一个探索，但它当时并没有成为一个学分课。后来周老师就主抓本科教学改革，把《田野调查实践课》变成一个三学分的小班课。去年我们建立了江阴基地。之前我们自己多次去做调查，发现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调研条件都挺成熟的。作为东部最发达的县域，它很多的实践就为我们的田野调查提供了素材，非常适合田野调查实践课的现场教学。因为之前一直是在北大课堂上教学，现在我们到田野中去教学。

其实咱们系一直很重视方法训练。社会学作为经验研究，那当然方法很重要。所以之前开设的《定性研究方法》、《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包括周老师主抓的《田野调查实践课》，我们都很重视。可是方法的训练，它又不是一套像炼金术的东西。书本上既有知识的介绍，固定模式的提炼，我们课堂上可以传授。但说到底，它是一个实践性的东西。社会学学子独立做研究的能力，其实它更像是一门手艺。方法的训练，仅仅是课堂的话是不够的。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方法论的东西讲得再清楚，同学们到了真正做研究的时候还是会碰壁，还是会一头雾水。

所以你说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训练思想，田野小班课就是这样的一个探索，就是指导学生们在实地研究中和老师一起去碰钉子。实际上是通过小班课的方式，老师、博士生助教和学生一块，不断地来经历一个搜集资料、形成选题、调整选题等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也反映出我们对方法训练的动态运用，是在一个真实的研究环境中，对实战方法的一个训练。所谓完全提炼成熟的那一套方法论和方法训练的程序，其实教起来并不难。

刘：我去年担任这门课程的助教，最大的感触是同学们在实践中碰钉子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我们的老师和助教就在田野中，一起帮助同学们不断地调整方向。回过头来看，有一些指导是在田野当中进行的，但田野授课结束之后，这个指导过程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有的同学会继续深入研究，并用这门课程的田野资料申请了挑战杯。

卢：是的。说到我们田野调查的方法实践，为什么一定要用“实践”，就是说同学们只有在真正地去做的过程中接受一些指导，你才能通过一种叫“悟”的方式，它不是一般性的原则，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程序，才能获得成长。

 

《田野调查实践课》授课教师和学生合影，摄于2023年7月，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与实践江阴基地。

 

刘：老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田野调查中的“道”与“术”的部分。以您自己的课题研究为例，刚才您也提到刚开始进入田野，主要是靠老师带着学生去跑，先把局面打开。但是后面持续稳固的关系的维系，不仅是依靠老师，更多的是依靠学生以老带新。从刚进师门到现在，我从一开始跟着师兄师姐做调研，如今也开始作为师姐带新生调研。我自己在带队调研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困惑，比如在没有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我如何能够带着大家深入田野？

卢：是的。因为今天在中国深入田野调查其实是挺困难的，不管是进入农村还是城市社区。可能看门人他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不愿意让你到这里长期深入地待。你再浮光掠影地看两天可以，但如果是安排到地方去完成一个调研任务，你要像翻家底一样地去调查农户本身也好，一个村庄也好，一个乡镇政府也好，如果没有信任那是很难的。所以在前期要把基本的信任建立起来，我们来不是做一次单纯的调查，不是单纯地来拿东西。我们要和当地建立信任关系，这很重要。前面有好的基础，后面我们要维护住，那就会比较顺利。如果大家都能够掌握这个原则，即使是有一些小的问题、瑕疵，也可以去弥补。

刘：我理解这种信任关系建立的基础，关键是在田野中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的研究对象。首先是要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就是我跟田野对象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卢：是的，就举一个小例子。我们过去的研究，可能去一个地方就去一次。但是我们的课题是持续性的，首先这不是一次性地和人打交道，后面还会再来。甚至很多同学都已经毕业，走上了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和当地接触比较多的一些对象，其实很多还一直保持着联系。那最典型的例子，我印象中就是珠岙村的余章龙书记，他们到了广西南宁，他就想我们有同学在这里，像李莉萍（李莉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5级硕士研究生。自2015年7月多次前往温州市永嘉县珠岙村调研。）。那他就会想来看看莉萍，所以他们就在南宁安排了一个聚会。

刘：对。我理解您的意思，田野就跟生活是一样的。它不是做完这一次田野，这个关系就结束了。跟田野中具体的人建立了一种生命上的联结之后，这种关系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他们在我们以后的生活当中，也会扮演一定的角色。我很好奇的一点是，老师根据您多年来指导学生田野工作的经验，您觉得现在您的学生辈和您那一代人，在田野调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特点？

卢：和我们那一代人啊？

刘：对，可以说是90后，甚至是现在00后的同学们。这些同学在田野中所展露出来的心智品质也好，行为特点也好，跟你们那一代人去做田野的时候相比较。

卢：这个肯定有。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成长环境也不一样。首先从出身角度来讲，大家可能很多都是城市背景。即便是农村背景，也是在一个物质相对比较丰裕，而不是匮乏时代下成长起来的。我们60年代的人基本上是乡村背景比较多，经历过匮乏时代的生活。所以大家可能会和我们的田野对象在生活经验方面的差别会更大。尤其是去相对贫困的地区，比如说西海固地区的河东村，对你们来讲就需要一个重新调适。你刚才提到14年我们做三村调查，之后建立基地。然后更多的北大的同学来做农村研究，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次，是研究选题的选择上。实际上，学生可能会很自然地就从自己熟悉的舒适区，或者自己相对比较了解的领域来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如果没有一个有意识的引导，任其自然去的话，可能很多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有关农村的选题会越来越少。但其实一旦有意识地引导，调适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因为这和他们所处的青年阶段也是有关系的。青年人，当他认识到农村地区的特点，然后在调研的过程中能看到乡村、农民、农业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原来我们讲的对农村的不熟悉和落差感，第一反应中可能有的不舒适，他会慢慢克服。这个从我的亲身经历看，是有体会的。因为第一次去固原，我印象很深。河东村的冬天很冷，夏天很热。那个时候农户家里几乎是没有洗浴设施和空调的。我们当时是住在村子里面的农民家里，有些同学之前可能从来没有住在农村的炕上，或者之前从来没有和别人合住过，那现在你都要克服这些困难。

 

王卫民主任和卢晖临老师与村民交谈，摄于2017年夏，宁夏固原河东村。

 

刘：所以我理解，其实每一个学生他田野调查最后确定的选题和他选择的田野点，其实跟他自己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好、性格也好、心智品质也好，是具有一定的亲和性的。

卢：是。刚才讲了人才培养，其实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主题就是成长。这个成长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怎么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在跟你原来最熟悉的、最舒服的环境不一样的环境中间来迅速地适应，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一个人我从来就是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里，然后我就一直生活在这里面。那其实至少来讲，他的成长是缺席了一些重要的内容的。这个里面就包括最基本的适应不同物质生活环境的能力。

 

卢晖临老师调研时在池塘摸鱼，摄于2018年夏，安徽绩溪尚村。

 

刘：说到适应，我想请教一下老师，就您自己多年的田野实践的地点来看，其实既有东莞的“大工地”，也有后来三村调研中遍布东中西部的“空心村”、“家属区”和“产业村”等不同类型的村庄。实际上在您的学术生涯中，不仅面临着由于研究的转向带来的田野场景的切换，更重要的其实是您在进入不同类型的田野时，需要对自身进行调适。那对于需要面对不同类型的田野工作地点的学生来说，您有什么进入田野的建议吗？

卢：你刚才讲的这些例子中，有一些环境对我来讲肯定是陌生的。你比如说建筑工地。之前我自己是从来没有去过建筑工地，没有去过工棚的。最起码在我做研究之前是没有的，也不熟悉。我刚才说我是农村出来的，在农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期，但是对于建筑工地我其实是完全陌生的。第一次去工棚里面，有没有紧张？肯定是有的。进去之后，他们会对你友好吗？建筑工地会有一些什么人？工棚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一切都是不知道的。如果纯粹是我们个人，你可以选择去或不去，但是做研究那就不一样。就是你哪怕觉得陌生，哪怕觉得甚至是带有些紧张、恐惧的地方，在你评估总体安全的情况之下，那你还是应该有一种很积极的心态，说我要去。

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去北京西北边的一个工地。当时我们敲开门，从工棚一进去，里面的人都光着膀子嘛。然后那个人给我递过来一小瓶二锅头，我们平常中午不会去喝酒，那习惯就不一样。那我尝一下只喝一口，觉得不错。就是说你会面对各种不一样的生活习惯，这种场景应该是常态。对于搞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人来说，要有这个心理预期。有这个心理预期之后，你再去怎么应对。你说有什么技巧，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真正的技巧，是在技巧之上。我原来也讲，就是田野中的“道”和“术”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用一种诚恳来平等地对待对方。原来我也讲过，田野调查，就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一种平等的对话。抱着这样的一个原则，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后面的相处，就是所谓的技巧的问题，反而是等而下之的了。

就我和一个建筑工人打交道，我和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打交道，我和一个拾荒者打交道，当然也可能和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打交道。这个过程中间，他对你来说很陌生，你很不熟悉。但是你能不能用这种诚恳，用一种内在平等的意识对待他？你可能多读了十二年书，他一点字都不识，这个是差别。但这种差别又能说明什么呢？他不是一个生命吗？你不是一个生命吗？你搞社会学的，你就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他当时家里面很穷，他那个年代要养一个家庭，根本不可能去上学。你去读书，恰恰是和你自己特殊的家境可能有关系。如果你当年没有上这个学呢？说不定和他相比，你可能还做不到他这样的一种处境。所以把这个东西建立之后，我们要进入各种场景的时候能不能调整，就反而是在之下的问题了。

刘：是这样的。其实伴随着不同田野场景的切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在不同的田野场景中，无论是遇到何种类型的访谈对象，老师您总是能够将对话持续进展下去。“让对话发生并可持续”其实也是田野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同时也是深度访谈的基本功之一。老师您觉得这种能力的培养，是可复制的吗？

卢：肯定是可以培养的，这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特别的素质。因为我刚才说，如果纯粹是一个生活中的人，就是你们讲的“I人”或是“E人”。我见到对眼的人我就多讲话，见到不太那个的人我就不说话，这无可厚非。但是你是一个要做研究的人，就不一样。怎么可以使谈话持续进行下去，其实还和我前面讲到的有关。

首先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生命。他可能成长环境，现在的处境和你不一样，这个很正常。但是他同样是一个平等的生命，你要对他有真正的好奇心。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你面对任何一个人，你都不会说和这个人我要多说几句，和那个人我要少说几句。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一定非得这样做，但是当你想要做好一个研究，你要培养这种能力。

但话说回来，在生活中哪怕你不做学术研究，如果有一种主动地培养自己这方面能力的意识，对于丰富自己的人生，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你想一想，你做行政管理工作，你做商务工作，你不都是这样的嘛。你怎么样能从不同的人那里迅速地了解到相关信息，而不是完全凭我们个人内在的一种相近度。我们很多人聊天，选择对象的标准是按照和自己的相近度来。他和我相近，年龄相近、经历相近、观点相近，然后我就和他聊。这个人和我背景、年龄差别比较大，观点上再不一样，那我就和他无话可说。我们很多人日常生活中就是这种模式。但是当你要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你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田野调查中，你的对象可能和你差别很大。而我们刚才讲，如果你培养了这种习惯，哪怕你将来不做学术研究，其实对于个人的成长来讲也是帮助很大的。否则像前面那样讲的，你就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非常狭隘的世界里面。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可能就整天沉浸在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他会把中产阶级环境之下的行为方式、兴趣爱好都当做是天经地义的。那其他的东西他根本就选择不看、不关注。其实不管是所谓的底层也好，还是其他一些特殊的群体也好，他有他自己的一些内在逻辑。

 

卢晖临老师探访里约贫民窟，摄于2012年夏，巴西里约热内卢。

 

刘：老师，我能够理解您说的这个。在田野过程当中，你要把自己打开。要用一种比较平等的心态，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两个生命之间的相遇。要想跟田野中不同的人打开对话，这是一个心态上面的调适。

卢：是的，除非你是身体疲劳战胜了一切。否则我讲的不完全是在一个访谈场景中，也包括其他比如吃饭、坐车，甚至在等待的时候，我就和他聊，然后持续把对话进行下去。这个既是伦理上的，你把一个人当做一个平等的生命对待。但其实回过头来看，对你的田野来讲也是打开自己、打开田野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比如我们做基层干部的研究。你不要以为只有碰到村里面的书记、两委干部才是你的访谈对象，才能收集到信息。其实上面陪你来的组织部门的科员，或者是中午接待你的乡镇的哪一个条线的干部，你和他们聊天时获得的信息，其实和你从所谓的最主要的访谈对象那里收集到的信息，都可能形成一些印证、呼应，都能够帮你深化对前面那些材料的理解。比如最简单的例子，乡镇的一个普通的科员陪你聊天，你看起来是在了解这个科员他每天的工作节奏、工作收入和生活状态。其实光这一点都有价值，为什么？譬如说很多的村两委干部，过去是没有渠道入编的。他们做得好的话，入事业编是他发展的一个前景。那之后有些人他就可能打通这个渠道，可以进入乡镇工作。那很显然，你现在与乡镇科员的谈话，实际上对你了解村两委干部的职业发展前景有帮助，说不定就能和前面那个主题建立一个联系。

刘：对，就是同一个访谈主题，我可以从不同层级的访谈对象中去获得不同的信息，互相印证和补充。而跟不同的人聊天，所获取的信息其实也跟其他人息息相关。只有把它放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当中，我才能够在跟不同的人访谈时，去有意识地勾连一些拼图。

卢：田野中的这些信息都是相互联系的。可能很多我们认为信息有关或者无关的判断，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偷懒。虽然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访问主要的访谈对象，我前面讲的也不是说让你整天就和这个相关的人聊。他就是在陪同你的工作中间，你和他们聊天。但其实你会发觉，这些信息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接下来要进行的对村干部的访谈，到底那些访谈的材料怎么去评估？怎么去看待？那可能前面陪同你的人跟你讲的这些东西，都会有帮助。没有这个信息，你根本没办法判断。

刘：听下来，感觉您在田野工作当中的态度，其实和阅读您的研究作品的感觉是融会贯通的。比如说读您的经验研究作品，从之前的农民工问题，到当下我们去讨论村庄的未来，都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着非常强烈的，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怀。那其实在田野过程当中，做出一个好的研究，我们需要能够与田野对象产生共情。但是当进入到写作阶段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你又要跳脱出当时的那个情境，跟我们当时的访谈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如何能够训练自己在田野当中“进退有距”的能力？

卢：嗯。首先是你做田野调查，除了是一个任务之外，有没有一些内在的关心、关切，这是你讲的共情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做建筑工人的研究，你背后是有一些内在关切的问题的。比如作为一个工人，他怎么能够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一个体面的生活，养家糊口？工人拿不到工资，可能经常被欠薪，不要说在城市，甚至维持不了城乡之间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那你就发觉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你关心它，你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应该改变，那这就是你内在的动力。这个过程中，你的这种关心也会传达给你的研究对象，那他们也才能真正地配合你。你不要小看这一点，不要小看田野对象。其实对很多访谈对象，你让他提供什么材料？哪一个层次的材料？比如他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强度、工作内容，这些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好，如果他诚实，他是可以回答你的。当然，有些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他可能只讲一部分。那我说的不是这个，更重要的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他的感受，他的希望，无力还是有力等等这些，他凭什么要跟你讲？如果你真的有内在的关切，也有这种共情，他会感觉得到。这个我自己是深有体验的。我之前做流动人口研究的时候，我记得做过一个访谈。当时北大外面有一个邮电疗养院，它门口有一个理发店。我有一次偶然去理发，是一个女士给我理发。那个理发后来想一想，一个小时左右。

刘：理了这么长时间啊？

卢：对，她其实手艺不熟你知道吧，刚学会这个手艺很紧张。那我跟她聊天，我就感觉到了。因为那时候正好在做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那很自然地碰到她，就一直和她聊天。反正这也化解了她的紧张。反正她这儿长了，那儿短了，然后再把这个地方补齐。

后来我们要邀请各行各业的流动人口来北大做访谈，我就把她也邀请来了，和她聊了很长时间。她那个访谈很长，后来我还把它整理出来，微信发给她。我印象当中，她当时在朋友圈里有分享。她说我从学校毕业后，再也没有读过这么长的一个东西，但这次我是非常认真地读完。因为那个访谈涉及到外来人口在北京的方方面面，那你说她就是个理发师，她其实也知道我个人的关心和这个大的问题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马上就能惠及我吗？这不可能对不对，所有的理性人都知道这不可能。但是我们跟她访谈的时候，她知道我们是关注在北京像她这种自雇的也好，在工厂上班的也好，关心这个群体的问题怎么去解决。长远来讲，未来其实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你会看到，她就是一个普通的理发师，手艺甚至还不太熟。她就觉得这个事情她其实是能理解的，她觉得有意义。

我现在还一直在那个理发店理发，当然那个店主已经回到家乡了，她的弟弟接手了她的工作。就是这种共情呢，其实我觉得是建立在你真正想要解决、关注他们的问题。其实你看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2018年3月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里他也讲了，他经常去浙江村调研，有些人可能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说你的一个提议能够对他有什么帮助呢？当然很多人其实也明白，你的研究马上就能解决浙江村的问题吗？不可能。但是很多人还是真正地一直持续关注浙江村，并且愿意来讲述他自身的经历。他就讲到所谓的“历史感”的问题。浙江村的一个普通商贩、一个小老板，他都会关心。你不要以为好像普通人就没有这种历史感，他也有这种历史感。就是我作为浙江村的一份子，作为一个商贩，我在北京打拼。你来讲我的故事，你来关注我们的问题。虽然不一定马上能解决我个人的问题，不能对我的商业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但是我在这个进程中，我作为这个进程中的几百万，几千万中间的一份子。我的这种努力，我的这种挣扎，被人看到，被人听到，他是有这种历史感的。

其实你在做学术研究，或者是政策研究的时候，当然前面的“共情”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个，你说我就是一个高明的研究者，然后我能提很好的建议，我能有很好的学术发展，那根本不可能的。就你的研究对象，你根本就没进入他，你怎么可能呢？很多人会忽略这个，就好像我有一些很高明的方法，很重要的概念，然后我就可以和你保持很大的距离，我就可以研究透你的问题，那这个就不可能。就是说你就根本没有进入到研究对象这样的一个苦恼、希望中间，你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个是基础，但后面当然也很重要，就是你说的“进退有距”的问题。当我真正做研究的时候，来看这些资料的时候，我想要提一些学术的、政策性的观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是要有距离的。比如说提政策建议的时候，像刚才说的建筑工人，你肯定不会说马上就要给他一个标准化的劳动保障和工资待遇。你肯定要考虑现实性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怎么历史地形成的？现在的支付能力如何？等等这些都需要去做一些考虑。要做到你讲的这种“进退有距”，否则的话你就变成了一个提一些不切实际的、不可操作的方案的人。

刘：是的，在田野工作当中除了要“进退有距”外，也充满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对张。老师您如何看待这种理论和经验材料之间的错位或者说那种疙疙瘩瘩，不太吻合的地方，又应该如何处理？

卢：我们的田野调查，其实就是在理论、实践的对话中去开展。田野就是研究对象的这些实践，你作为一个研究者，你要尽可能地去接近这些实践。那问题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你回头想一想，你可能会想实践最重要，这听起来没错。因为实践中的人听起来好像他最了解自己的实践，他就是当事人嘛。那他就应该有所谓的真知，最大的真知在他这里，但其实你后来发觉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帮伙成员，听起来他应该是最了解帮伙的是不是？但是你见过哪一个帮伙的成员，他对于街头团伙的行为提出了真知灼见呢？先不要说他的能力，因为有的人或许也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沉浸在实践中的人，或者我们讲叫局内人。他既没有这个意识，某种程度上也缺乏这种能力，真正做到“实践出真知”。所以这里就说到理论的作用，就是借助它的概念工具，让我们去接近实践。用理论去提供一种角度，让我们来观察实践。

但是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拿着这一套在课堂中学习到的理论，就到田野里用它去裁剪实践，那就有问题了。我以前也举过例子，比如说我学习到“庇护—依从”模型，然后我来看中国毛时代的农村实践是不是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突出实践本身的独立性，你的田野工作就要做得非常扎实。如果你真正深入到田野中间去做研究，随处可以发现群众起来对干部表示不满的案例，那你就知道原来的模型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如果你仍然采用之前的框架，其实就是偷懒。因为偷懒的办法就是那个东西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型，然后我在实践中找一些材料来贴上去，那很容易。

所以，你提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什么？田野调查需要理论。如果没有理论，你就是一个身处实践中的经验主义者，你到最后可能写出来的就是一些所谓的报告。哪怕你做的很扎实，也只是由细致材料组成的报告，没有解释方向，也没有很好的解释资源。那话讲回来，如果说你田野做得不深，或者你不能充分地尊重实践，只是用理论中的概念来去裁剪经验，最后也只能得到一些比较浅薄的经验事实的组合，不能达到真正“从实求知”的效果。

刘：对，所以头脑当中的这一套理论，要尊重当下现实中实践的具体情况。不能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做一个社会学研究，任意地裁剪现实。

卢：因为实践太复杂了，没有理论你就没有方向。理论某种程度上给我们一些靶子，可能最后你的研究是支持它的。但是很多情况下，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已有研究的概念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当下的实践。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当你有这个靶子之后，用一个比喻来讲，就像一艘船一样。我把这艘船放到河道里面，我让它漂流。有的地方它就要倾覆，有的地方它就要侧翻，而当这艘船倾覆、侧翻的时候，这个是最有意思的时候。

刘：老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最后一部分。第一个问题是，在阅读老师您的经验研究作品时，可以感受到在理性的学理论证之外，还有一种比较感性或者说细腻的部分。您认为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这个感性的部分来自哪里？

卢：你讲的这个感性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和你前面提的“共情”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做社会科学，尤其是做经验研究，学者有没有真正地能与研究对象共情？有没有真正地去深入挖掘田野？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田野对象的实践里面，立体地、多层次地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实践，呈现出他的经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你这个“感性”就和那个“共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

当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背后就只不过是文字处理的问题了。如果你根本没有这种感性的基础，虽然是去做田野，但其实就是用一套概念去裁剪它。我这里访问了两个小时，那里访问了两个小时，中间提炼了一些和我这个概念相匹配的地方。哪怕你文字处理功夫很高，你也没有办法让读者看到我们田野对象感性的这一面。你看不到他的这种希望、梦想、困惑、挣扎。如果你根本就没进入到他的世界，你就没办法传达给读者。你的田野材料可能篇幅也不一定很长，那你在很短的时间里能不能传达给读者这样一种东西。那你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做到呢，首先是你的田野进入到一定层次了，进入到当事人的主观层面，他的观念的、情感的层面。其次是作为一个研究者，你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其实是要保持一个平衡。你既是一个半局内人，你又是一个半局外人。这也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讲，你必备的理论素养和基本功。

刘：嗯。所以共情是前提。但是文字处理的技术，我觉得可能跟老师您阅读过的一些作品也有关系。如果说让您给大家推荐几本比较好的田野研究作品，您会推荐哪几本书呢？

卢：《城中城》可以推荐，孙飞宇老师翻译过的。还有项飙老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先推荐这两本吧。

 

《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美]素德·文卡特斯，上海人民出版社，译者：孙飞宇，2016年1月出版。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项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3月出版。

 

刘：好，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当下是一个AI快速发展的时代，对于要进行田野调查的学生来说，在田野中先浸润，然后直到学术产出的整个过程显得更加漫长了。有没有学生跟您表达过类似的焦虑？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下，如何培养学生在田野中能够沉得下、坐得住的能力？

卢：对，焦虑肯定是有的了。今天的学术生产也讲求效率，尤其是年轻的学子，博士也好，将来进入高校研究机构的学术工作者也好，都会面对这样的压力。

你刚才提到，在今天的学术体制之下，研究怎么做到出自自己真正的兴趣，内在的关切，最后产生真知。我们没办法用纯粹理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走上工作岗位的人来讲，我觉得肯定是需要满足一些最基本的要求。但如果说只是讲求效率，那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的研究可能也发表了，从学术效率上来讲也是有效率的，但是它没有产生真知，背后也不能体现出你真正的关切，你就变成了一个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你本来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实你是有关切的，你应该是要关心研究对象的真实处境。但到最后这个体制让你没有办法实现，你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一个高效率的机器。这肯定长远来看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要追求的，所以平衡就很重要。一方面，你能不能满足这个学术体制的一些基本要求，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要时时不忘自己真正的关心是什么。

 

卢晖临老师和师门毕业生合影，摄于2019年夏，北大社工中心桑树下。

 

但是对于还在读书阶段的同学，其实你有更多的空间能在前面做一些工作。这当然对我们今天的学术培养体制是要提出一定要求的。今天的培养体制，到底你的要求是什么？其实我们系现在有所改变了。比如说之前的博士培养，是有明确的发表要求的。现在没有明确的发表要求，这是一个改变。可是光这一个改变，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譬如说学生就业的时候，现在很多学校要引入一个博士的时候，可能仍然更多地看重论文发表。就是你虽然能毕业了，但是你在就业的时候仍然面临不利的局面。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培养体制，其实是要提出要求的。培养体制在考察一个合格的博士生的时候，怎么能真正考察他现有的这种能力和未来的潜力，各个高校的情况不太一样。有些高校可能做得相对好一点，就是说我哪怕看的只是你的一篇论文，我能看到你背后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关心。这种关心体现得怎么样，完成得怎么样，然后看你的潜力。但是相比较而言，就今天来讲可能在前端（读博期间）能够努力的空间会大一点。

刘：谢谢老师。我相信这些建议无论是对于在读的博士生，还是对未来要走上工作岗位的学术工作者而言，都是非常受益的。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辛苦老师了。

访谈部分内容发表在《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6卷。

推送编辑：朱婧茜、陈立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