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江载华，祖籍安徽旌德县白地镇江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旧式官僚家庭。其祖父江绍杰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进士，曾留学日本攻读法学，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苏州知府、国会参议院议员等重要职务。父亲江世炘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江载华194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其学士论文为《树村村长与新政权》，之后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完成硕士学位，曾从事编辑与翻译工作，1969年去世。

《树村村长与新政权》一文反映了作者对当时新农村政权的深入观察与分析。文章通过对树村村长冯贵及其家族的实地调查，展现了新政权在建政初期如何一步步替代旧保甲制度，克服重重困难，带领村庄迈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篇论文不仅是对树村社会生活的记录，也是作者对新旧政权本质差异的深刻反思，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新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变革的宝贵历史素材和观察社会形态变迁的独特视角。原论文共有七章十八节。本文节选了原论文的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的内容。第一章介绍了作者选择研究树村村长冯贵及其家庭的缘由，并简述了研究方法及田野调查过程。第五章《村政权之职权与其他各组织之关系》详细描述了树村新政权的组织结构及其与农会、区政府等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展现了政权运作中的现实问题。第六章《树村村长当选后对其家庭与个人之影响》则通过冯贵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变化，展示了村干部在新政权下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转变。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新政权建立后，树村在政治、社会变革中的进展与困难，阐明了新旧政权在本质上的差异与社会意义。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题目之选择

第一句我要声明的话，即是我恐怕这篇论文对别人和社会系的研究不会有很大贡献，因为在两个月之内，间断的一二十次下乡研究比起社会系今年暑假计划长期住在树村的研究来，不知道要简略肤浅多少。然而不管有无贡献，我却觉得写这篇论文对自己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在过去国民党统治的三年多中，社会系同学一直没机会下乡作实际的调查研究。

直到今年，因为东北、华北已全面解放，我们才可以不用在屋子里读死书。由于社会系陈永龄先生的多方接洽，社会系又新开辟了两个研究的Fields——即燕京东门外的北平染织公司的工厂和本论文所研究的树村。起初我一直在工厂和乡村之间徘徊，直到参加了树村四月二日开的诉苦大会后，我才决定研究树村。

然而在进行普遍调查和采访时，对题目还是犹豫不决。起初想研究树村的妇女会，然而后面因为王同志离开树村，妇女会无领导也没有搞好。小组会虽成立，开过两三次大会就成停运状态了。材料既不够，而且我最大的兴趣亦不在妇女会，于是又想在树村选择几种阶级的典型家庭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工来作比较与分析的研究。但因为时间的短促，此目的又不能达到。

最后，我的导师陈永龄先生建议我把研究中心放至树村村长冯贵的家庭及其职位上，由此反映新的农村人民政权建设之过程、政策及特性来，同时在这建政初期研究村政权，可以眼见地如何一步步强大起来，摧毁了保甲制度，克服了自身的困难，而终于领导着过去的半封建社会走向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这转变与发展的过程，更可强烈的对照出新政权与过去旧政权有多少本质上的不同。

当我决定好题目的中心后，离放暑假只有五，六个星期了。在骄阳的照耀下，我一星期跑三，四次树村去调查，有时往往去一整天，耽误了不少堂课。而只得到这一点微末的收获，觉得有些惭愧。特别有时去树村一下午而收获材料无几时，我便异常沮丧和灰心。有时甚至想假如我用此时间读书一定要多得许多新知识了。然而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时间用的并不是浪费，因为这即是我们念社会学时常提到的理论与实际研究配合的问题。

研究时固然不能不有基础的理论和概念架格，但也不能轻视了实地研究，因为有许多知识不是书本可以传递及供给我们的，有许多经验不是有经验的先生可以告诉我们的。只有自己实地研究探索向前时，到达了一定的地点，回头一下发现自己不知道自己走了多少冤枉和不必须的纡曲的路，然而也没有什么可追悔的。因为假如自己不亲身走过这纡曲的路，你决不会真正了解这是纡曲的路，同时以后也不会自主的走较正确直捷的道路。想到这些，我对于自己的论文感到了较少的惭愧和更多的欣慰。

 

树村旧照。图片来源：公众号摇滚成都。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之简短介绍

题目既经择定后，我开始搜集材料。材料的来源有四方面，即文件、发问题、观察和参加种种政治会议。为了写第三章树村概况，我一方面随意的、普遍的访问了许多人家，看农民真实生活的各方面，另一方面又整理、分析、归纳各种表格，希望以此统计明确的表示出树村的特性来。树村概况的材料收集够了时，我便将注意力集中于村公所，农会中心人物与村长冯贵家之访谈上，同时访问了一些年纪较长的居民以知道久远的政治变迁，更参考了社会系校友沈北麟所写的《平郊村的政治组织》。用种种收集来之材料分析新政权与过去旧政权有何本质上的不同。

这样我写就了第三章《新政权与过去政权之比较》、第四章《树村村长冯贵之背景与当选》。我是由冯贵和他家人的谈话中知道不少他在农会工作与后来被选为村长之过程，更由十八区工作组干部处知道冯贵如何具备种种所需之条件。在写第五章《新政权与其他各组织之关系》时，我不断地去村公所与过去人民代表马全标处探听村公所如何与保甲制度斗争。又在农组干部王同志处询问他对此种摩擦的意见与批评，并设法探听这种农会与村干部之摩擦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现象。但主要的我是看二者在政治方面如何分工与合作。

当研究区、村政府之关系时，我便设法参加了一次十八区召集其所辖街、乡的联席会议。总之，我尽可能的在实际活动与工作中看到新政权之本质和他与其他各组织之联系。第六章《村长当选后家庭与个人所受之影响》很少有具体材料可以找，主要的是有意形意向在村长及其家庭的谈话中看其对工作与政治之态度。同时更观察其他村干部之言行举止以求得一普遍印像。第七章结论与第一章绪论同，没有实际材料可得。《绪论》为之导言，叙述我写此论文在题目方面之探索、收集材料之方法与内容之简单介绍。《结论》则是综合以上各章而求一简短的结论。

在研究方法上是如此，在研究态度和接触人民时，我力求自然，不麻烦或耽误他们时间。帮他们作些我会作的工作，有时帮助他们解决些问题，替他们写信和照相等。当有的相识人家对我搜集材料已无用时，我去树村时还要抽空看看他们，以维持彼此的友好关系。

 

 

我认为这是本论文最重要之一章，我希望能在村政权职权之行使中间及与他种组成之关系之中说明现在政权与过去的不同。

第一节 村政权之分工与职权

a. 组织机构：

b. 各部门之职责：

正副乡长是全面领导与照顾各种问题与推行各种工作。

财政委员工作包括整理调查旧政权之账目，整理种种表格以明瞭本村经济情况并管理粮粖税收问题。最近几个月的工作为调查土地分配情形，帮助农会评定产量区，计算各户之负担亩，征收农业税等工作。

教育委员负责村中的教育行政，如组织识字班，开办小学。

治安委员负责村中秩序之维持，肃清特务匪谍等。

建设委员防止村中树木被人砍伐，保护村中已有之一切设备，协助农民修理房屋道路，并提高农民生产。

户政委员调查村中户口，并登记呈报一切婚、丧、出生、迁徙之事。

民政委员在调解村中一切纠纷。

通讯员是管区村联系，递送信件。

十四个闾长所管之范围如过去十四个甲，调查、推行种种政策至各闾。以前的旧政权办公处是在保长家里商量、进行。现在的村公所设在娘娘庙的北屋，是一间相当大而且明亮的屋子。靠西墙有一个大坑，上面堆着不少粮食，是系长交出的一千多斤玉米。因此，户政委员董连升和财政委员张家佩便常常的住在这里看管这些保长交出来的粮食。靠北墙是一八仙办公桌，上面置有纸、墨、笔等，旁边有两条板凳。北墙左边是本乡之蓝图，右边挂有人口统计表等。还有许多钉子挂着各种文件簿和未往之收据等。东墙边亦有一八仙桌、两条凳子。墙上有张家佩写的几副自励为人民服务的标语，村公所有一种整洁但自然之气氛。

 

民国保甲制度书影。图片来源：杭州文史网。

 

冯贵父子常在这里，副乡长、财政委员、户政委员也常在这里。农会代表们有事也来这儿讨论和接洽。村民有问题时到这里来问，没事时也来闲谈。村中儿童也有时来嬉戏，当乡长和诸委员们均有事出去时，便在庙门锁上一个大锁。

新政权人物简短介绍：

乡长冯贵在前章已经提过。

副乡长白万良是唯一树村外之村干（是白旗人），年三十八岁，家里有一个父亲，一个妻子和几亩地。它长的矮矮的，谈话慢而有礼，然而时常流露出教训人的口吻和虚伪的样子。自称过去在清华印刷所作工时，因在工人夜校读书，便与主持工人夜校的几个共产党员学生熟识，而在印刷局常常帮他们偷印秘密文件，后来生了一场天花，因而失业了，于是去解放区，从过军也作过秘密工作人员，后来回到树村，因为交不起征兵费，只得卖兵为伪军。但不久即逃回来了。

白万良很能神聊，据村人说他的话并不太真实。不过他的确是去过老解放区作买卖，大概他说自己的经历都是耳闻别人的经历，编成自己之经历。他家里很贫苦，只有几亩地。有老母、妻子及两个小孩。据农会代表杨贵茂说，他是村政权中最最不受农会与民众欢迎的人。

财粮委员张家沛年二十八岁，是村公所中知识最高之委员，曾念过几年书，一向与董连升是同学，过去是一甲长。他家里有七八亩地，在解放前他父亲未生病时（现父亲已死），家里的田都由父亲、母亲、妻子和妹妹来种。农田之事他一向不大管。曾学过中医针灸，但也没有学完。现在他家中还挂有不少人体骨骼及脉穴图。解放前他有时跑跑口，有时作作零星买卖，不太刻苦生产，但现在作事很认真、积极、负责，没事便在村公所写墨笔对联或横副自励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书法作品。图片来源：中华收藏网。

 

教育委员郭德洪是一个有土地小六亩之农民，年廿九岁，因为家中人口多（祖母、母亲、妻子、妹妹、女儿），所以经常的卖菜，工作很忙，一清早即须去海甸或青龙桥卖菜。中午吃饭后，又须到乡村收买菜蔬，再回家整理困紧，预备明晨去卖。因为太忙村公所开会也不常出席，就职以来还没有什么建树，但最近正去十八区政府开会，讨论举办小学的事。

治安委员甄廷奎是最年轻的村干，才廿岁，家里没有田地，只有一个四十四岁之寡母，据工作组干部王同志说，他在建政初期甚为积极与热心，但因生计困难须每日出外作工，村干部开会总不出席。

建设委员张有才是一个单身农工，今年已四十岁，还没有结婚，平常给人作雇工，也还热心，曾自己给树村修路。

户政委员董连升也是一个贫农，家里有四亩地，他现在已经廿三岁，还没有结婚。家里有一位六十六岁的父亲，平常他也是什么工都作，现在作了户政委员，没有什么功夫作工了。他曾经念过几年书，人很直爽能干，他是农会自己举出来的候选人。

民政委员冉庆顺是一个六十岁的农民，住在南门外，家里有八亩地，和妻子及次子同住。他有功夫也常来村公所办公。

村政权名义上如此分工，实际工作时并非如此刻板。有些委员因为管辖的事务较轻，根本不常来办公，只有正、副村长和财粮、户政二委员均常在村公所办公。作事也不太分，区里召集会议时，谁有功夫谁便去，又因为村长冯贵不识字，所以来往公文及填写表格统计等，均由财粮户政二委员来作，因此有时不免失掉带头领导之作用。

第二节 村政权与其他各组织之关系

a. 与旧保甲制度之关系：

在四月二日之诉苦大会上，虽正式的推翻了保甲制度，但民众对保长之纠纷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可以说是与保长斗争之开始。在解放后不久，夏保长即继续将他的粮食、牲口和财物运到北平和清河去。同时，请副保长替他造一份假账，但民众当然不承认这种捏造出来搪差的账。经村政权的人一算，保长历年贪污有二万多斤玉米。后来交到区政府，区政府在其中择定四项，共一万二千八百斤（四项为公账剩余、夏保长过去不交之农税、替自卫队作制服所赚之钱及征兵安家费他替放利之利息），让其赔偿给人民。

但夏玉龙甚为狡诈，一会儿根本不承认，一会儿承认了又不肯痛快交出，一会儿说“要钱没钱，要命有命”，一会儿说他愿意交出房产地亩，但人民政府当时还未实行城郊的土政，恐怕没收他的房地会引起农民的恐慌与误会。而且让他贪污粮食，即应交出粮食。村公所的人两次押送他到区政府监禁也没有用。农会中有些年轻鲁莽的份子甚至主张将他活埋了。经区政府劝服现在不可杀人，而且杀人也无用，后来农会在五月十日农会讨论结果，想去登记查封夏保长的村中房产财产，勒令保长要迁出居住，等到何时保长清偿完毕，何时将房产财物交还。那天正下着小雨，保长妻要求延至明天，容她去清河找夏保长的两个弟弟商量一下再作答复。第二天保长妻让人来说合，但中间人又不肯保证将来保长偿清过去之贪污，于是村公所接受农会之意思，将夏保长在树村财物全部查封登记，禁止任何人动用。同时亦逐出保长妻，指定一处房屋给她居住，但她却搬到一远亲家去寄居。

村公所想用孤立保长的方法——即一方面派人调查保长妻日常生活费用来源，以追寻其财产藏匿之所在；一方面透风声给保长妻所寄居之人家表示保长妻既住在他家，财产一定也藏在他们家。这样使各家均不敢留保长妻居住，然而此种政策亦未收有任何显著之效果。

保长家查封后，每日由农会与村公所派人日夜轮流的去看守其财产。

夏保长有五六十亩地在树村，一向是由长工代种。今年保长被囚禁后，他的田地也一直没人管，后来天下了数次雨，区政府号召农民加紧生产。村民觉得保长的五六十亩地不应废了不耕，但又不知道由谁来耕，于是村长冯贵跑到萧家河王同志处去请示。王同志说还是由保长家种，或由农会雇人种，将来收获时扣除了种子、肥料、工资，其余的交给保长家。冯贵回来赶快找保长妻接洽，保长妻想借此回家去住，推诿说种子、肥料、农具皆放在家中，现在住的地方又离农田太远，没法耕种。王同志知道后将保长妻责难了一顿。后来还是由保长妻雇以前的两个长工来种了——以前是一个长工除食住外，每年工资十担玉米。现在是他拨给每个长工十亩地给他们自己经营，同时白替她种其余四十亩地。

 

上世纪农民耕种场景。图片来源：新浪新闻。

 

保长妻在房屋被查封后，又在托人说项，想分两期付清玉米，并要求先允许她回家去住，但还无结果。

在这种种经过中，我们可以发现保长是异常顽强的。他想借拖延时间少付或不付贪污的食粮。有人甚至觉得他想以贿赂来减轻罪名，但不知道用这种法子对待人民政府是没有用的。现在他已经被送至北平法院。

最近夏保长已经交出了第一期六千斤玉米中之五千斤，不久大概可以放出。农会且已解除了对他房屋之查封，其妻已回家居住，并保证秋收后交出另外六千八百斤玉米。

村政权对于以前四个干事（兵役、文经、户政、警备干事）没有什么惩戒和要求物质赔偿。

 

解放初期诉苦大会。图片来源：新浪新闻。

以前的十四个甲长多未参与保长贪污之事，所以民众亦未对他们要求什么赔偿和惩戒，只是由农会选出十四个新闾长来接任他们（若他们好还可被选为闾长），只要他们把一切交代清楚便没事了。

b. 与农会之关系:

村公所与农会在借粮事件、保长事件与农业贷款事件均发生过摩擦（这些后面均要提到）。按原则说农会成立在先，村政权系由农会中所提选出之精干、积极分子。二者并无极大之分别。虽然名义上村政权是一个照顾全面性的组织（包括管辖区内的一切贫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推行政令。而农会仅包括中农、贫雇农，非全面性的组织。其作用为反映一般群众之意见，发动群众从事政府之号召之组织。村政权则为执行村中一切巨细事务之工作，并为区政府与农会之经常联络人。

村公所与农会同为贫农份子组成，二者阶级既相同，似应充满合作无间、一致对外。然而事情一旦牵涉到人与人之关系总易发生误解与纠纷。我认为村公所、农会摩擦之症结在村干部之脱离民众。自村干部正式就任工作以来，诸干部在农会开小组会时均不出席，开大会时也不出席讨论，有什么问题交给农会去讨论、决定。农会决定政策后，村干部往往又认为不合理或不完备不易执行。于是时起怨言，同时农会人多口杂，村干部听得片段闲言碎语，便认为农会“反映”他们，认为自己工作一个多月没有薪金还要受种种批评，因此很不高兴，总想以辞职解决问题。

王同志原先说树村乡可以有三个人脱离生产——政府条例规定的是二百户以下的农村可以有一个干部脱离生产，二百至五百户的农村可有二个村干部脱离生产，五百至八百的农村可有五个干部脱离生产——所谓脱离生产即给待遇，但过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发下，村干部因为生活无法维持，乃请区政府设法。后来区政府批准他们暂时先和村中富农借粮，于是村公所向某富农借了五百斤玉米。一百斤作办公费买纸章文具用，其余的四百斤分发正副乡长和财粮、户政二委员各一百斤。这次借粮引起了村中群众及农会中某些份子之不满，认为村公所只给自己打算不替农民打算。乃有流言产生于农会中，说村政权有贪污行为。此言由民政委员冉庆顺听得转告村公所其他干部，致引起村政权中诸人之不满。

接着政府发给农业贷款，探取自报公议办法，由农民自己请求所需之粮数，由农会小组与妇女会小组讨论议定借粮数目，村公所中只有教育委员部郭德洪请求农贷了。但没有批准，村干部的人甚为气愤。说农会故意不给，并说农会宣称村干部既会自己想法子（上次向富农借粮），这次政府借给民众的款项当然没有他们的份。在农会方面，代表杨贵茂说根本他们没有及早正式请求，等到农贷已议决后当然不能再给他们。农会没有给村干部每人留一份之义务。

关于查封保长财产事件，农会与村公所亦有摩擦，盖上级认为查封之举过于鲁莽，是犯了错误，村中更有流言说夏保长妻将上诉于区政府，农会中有些份子乃说如果她真去上诉，我们就说这是乡长的主意。查封保长财产原是农会的主意，冯贵并不赞成，然后来还是接受农会之通告查封了。因此冯贵听到这流言，十分气愤，曾立刻跑到萧家河找王同志请求辞职。王同志乃劝他不要如此感情用事，同时村长之任期是六月至一年，不可随意随时离职。

我认为这种摩擦最大的症结在村干部不经常出席农会，这样他们失去了两个机会。一个是失去作为农民一份子在农会小组中发表意见并贡献政策之机会，二是失去作为行政人员在农会之机会。农会与村干部二者所作的工作既是分不开的，因此工作制计划与讨论也不应分开，不在一起工作如何能圆满的合作呢？当然只好时常彼此“反映”了。同时农会至今没选出一位正式主席来也是一原因（上月区政府要各乡乡长和农会负责人去受训，冯贵因为没有功夫便让副乡长白万良去了，农会因为还没选出负责人，王同志即让农会六代表之一的张有福去了。以后张有福自然而然的变成了农会对外接洽的人。然他是在很软弱无能，另一代表杨贵茂很积极能干，但人又太刚愎自用，固执己见）。

因为农会没有正式对外的发言人，农会中某些浮躁鲁莽份子好闲言碎语传到外边。村干部的人听了，便信以为真，以为农会又在“反映”他们，然又不想打听清楚解决问题，总思以解职了之。杨贵茂曾和我说他很难受，冯贵有问题不先和农会商量明白（上次查封保长事件，便跑到王同志处要离职，好像双方有多大裂痕是的）。同时干部生活无着落，也是他们感气愤原因之一。因为解放不久，他们服务人民的观点还没有树立，觉得白作事还要受种种严刻之批评，是天下最倒霉的事。同时因为新作事，一切不太习惯，遇到问题不思解决，总觉得一定没有办法，老想推脱或逃避。

 

旧时农会照片。图片来源：快懂百科。

 

村干部与农会摩擦也不只发生于树村，在水磨乡当征农业税评定产量时，乡长认为农会估计得太低，不合真理，而农会认为乡长太不袒护己村。水磨农会在此次事情表现出自私和本位主义来，而水磨乡长便较进步，眼光比较远大，认为不应因自己私利便埋没真理。在树村，他们选出了闾长后，将名单交给村公所，请他们开旧甲长会议于闾长会议，多数闾长都说因经济困难，无时间承当此任务，村干部亦未说话劝服他们，于是事情便拖下来，农会甚为不满。

现在区里已批准树村可有三个脱离生产的干部，数日前待遇已按当日小米价折合人民券发下。干部经济问题既解决一部分，作事便比较有劲，将来农会选出正式负责人，那时村公所与农会当合作得圆满一点。

c. 村政权与妇女会之关系：

树村乡妇女会不像是农会，为了开会便利起见，是三个自然村各有自己之妇女会。在厢黄旗方面，妇女会组织情形相当良好。在树村，妇女会只开了两三次，因为群众对领导者王同志很多名词之演讲不懂，对妇女发挥之意义与任务并不了解，因此开会之情绪也不高。自王同志离村去萧家河居住后，因无人主动，妇女会便无形停顿，因此与村公所也没有多少关系可言。按原则来说，妇女会与农会一样，同为反映群众意见与发动群众从事政府号召之组织，并有权选举村干部。

d. 村政权与工作组干部之关系：

“工作组干部”是区政府在建政初期派到各乡村的指导人，每村约一、二人，帮助农民成立农会及妇女会，发现积极分子，指导农会推翻旧保甲制度，意在了解各乡、街之各别情况与问题。为区政府与各乡街之联系者。当建政初步工作完成后，工作组干部即不整日在各乡街，因培养出来之村干已逐渐直接与区政府联系起来。这时，他变了各乡街之顾问。

在建政初期，因为农民一向要组织，恐怕坏人混入村政权，故村干部虽名义上是由农会以小组为单位选举出来的，但工作组干部之意见与推荐实占决定性的地位。工作组干部自政建立时居领导地位，由他们一步步的将中农、贫农的政治地位提高，由他们发掘、鼓励并培养积极分子，再使这些合适的份子能够当选为村干部。当村政权建立完毕后，特别是工作渐上轨迹，工作组干部的任务便可以算完成大部，因为这时村干部常去区政府开会，已渐渐熟悉，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工作组干部在中间作解释和鼓励的功夫。于是树村的周同志到团校读书深造去了，王同志到萧家河去弄示范村，好多天才回来一次，然而这到底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村子，有些事务和人事关系只有他清楚，所以村干部在有重大的事情时还是要找他商量、要主意。虽然有一次冯贵找他时他说：“你们村子的人事真麻烦，我都不爱管了”，不过他还是得管。

 

解放初期法令颁布。图片来源：随意云。

 

e. 村政权与区政府之关系：

十八区政府统辖有十五个乡，十个街。乡是纯粹或主要靠农田生产生活的社区。街是半都市化的主要靠工业商业生活的社区。区政府对各街乡的关系不像过去只是发布命令、接受贿赂和搜刮民财。区政府对农民在政治教育上实发挥了很大功能。区政府经常的召集各街、乡之村干部区十八区，一方面指示工作方面和计划，同时在解释行政政策与检讨工作中尽了对农民教育的目的。在区政府召集之各街乡干部联席会议上，先由区长、各科负责人向村干部报告现在要推行何种法令、如何推行法令，并解释法令之意义，再发给种种表格、收据，同时村干若有问题时，可当场发问。然若是个别的、特殊的问题时，可留在会后才询问。村干在听话时，多将要点记下，整个会议之空气是很自然的，民主的。

区政府与街、乡政府的关系并不只于召集各级政府去区政府开会，每当有重大决议要实施时，各科的负责人总要到各街、乡去查看工作之进展，借以明了各地之特殊情况和问题，同时借以知道民众与村干之关系和本村村干之态度。区政府中特别是财政科的负责人，我知道他是常常到各地视察的。

f. 十八区各街、乡政权之间的关系：

各街、乡政府之间正式的关系不太多，只是在区政府发下通告后集各地村干开会时，是将二份通告送至最近的街。乡政府，然后各街、乡政府将此项公文传送下去，各街乡政府接到公文后，在上面打一个印，然后抄录一份，再往下传下去，绕成一圈，最后交还区政府。

至于非正式的私人关系是很多的，在区政府开会时大家在一起谈天，临近的街村干部彼此相谈问题也是常有的事。

 

村级政权开会讨论现场。图片来源：Bing资料库。

 

 

由乡长冯贵家庭与个人所受之影响，我想也可以代表大部新政权下干部所受之影响。现在可以分三方面来看，即：一、社会地位及与人关系；二、经济生活；三、思想变化。

第一节 社会地位及与人关系

无疑的，作了新政权的干部后，自己政治的地位是提高了，对于种种事情有比在旧保甲制度之下和现在一般群众更多发言的机会和权力。在与社会接触的方面也比普通农民推广了。然而在与人关系上，除了接触频繁的改变外，并未发生任何本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与过去保甲制度最大的不同点。作了村干部并不是变成人人所恐惧的，可以随便号令乡民的特权阶级。若说与人关系有变化，那就是变得更谦恭、克己和接受批评些。行事更须思考周密些，对于有利益的事须退让站开远些。对于无好处公共的事或得罪人不肯作的事须走近些，对于每一个乡民都尽可能的照顾到。

例如，以前圆明园水田所需之水由耕地之人自己向颐和园的去买——出钱请颐和园放水闸，而能得到与否还要看颐和园的负责人高兴与否。但现在虽是十数人的事和权益，也由村政权到区政府去接洽免费的让颐和园开放水闸。又对于军人家属们也须特别照顾，替他们领军属每月之待遇，因为他们家里缺乏男人，又须帮他们耕地、经营农田。

第二节 经济生活

在经济生活方面，村干部很少有提高的。特别是在就职的初期，因为没有发待遇，村干部的生活更是艰苦，以冯贵来说，为一贫农家里主要是靠他蹬三轮车或作工为生，但当了乡长后，日夜忙碌，很少有时间出外挣钱，因此冯贵不止一次地和我说：“我以前就不知道为吃着急。”因为那时他家四口人有一袋子另三分之一的配给白面，换成玉米，就够他吃奖金半个月，加上他自己农田的收获和每日出外作工的钱，一家虽不能说丰衣足食，但至少吃喝不愁了。今年春天，麦子未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他又不能出外挣钱，老父身体不好，又不能作工，作油漆活挣钱还得等机会，只得四处向人借粮度日。

因此冯贵急得不得了，加上工作的不顺利，恨不得立刻辞职，后来五月份上半月份的待遇发下后，共二百八十六斤，树村乡三百多户按政府条例应该只有二人脱离生产，但区政府考虑到树村干部的经济困难后，名义上发给三个人之待遇，即正副乡长每月各二百斤，财粮委员一七二斤。结果村干部开会，根据脱离生产程度、人口及需要规定财粮委员张家佩每月得一百六十斤，正副乡长每月得一百二十斤，户政委员每月得九十二斤，通讯员每月得八十斤。冯贵领得此款后，即去海甸合作社买了六十斤高粱回家来吃。

冯贵每月待遇一百二十斤小米等于家庭开销的一半，比起蹬三轮和作工来，虽不多但也不太少，并且这个来源比较稳固。

 

农村合作社劳动场景。图片来源：Bing资料库。

 

第三节 思想变化

我常觉得思想改变多半不是一个快速但痛苦的过程，即是一个缓慢而不自觉之过程。在多数不识字之农民，不能借书本和理论上的知识来改变自己的思想，多半是靠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不自觉地变更了自己的思想。他们多半是真正感到新政府、社会确是民主化。并且照顾贫苦大众时，才由传统的束缚中改变过来。

冯贵当然也不例外，在实际作事或接受上级领导或开检讨会议时逐渐开始了政治觉醒、阶级意识，与建立了服务人民三观点。对于自己阶级感到了自信和责任。至于他的家人，他的父亲受他的影响，常常喜欢去村公所看看，听听各种谈话和消息，对政治之兴趣逐渐浓厚；他的妻子，出身被清算之富农家庭，近几年又常住在都市中，在树村不常出门，又因为有孩子也没有参与妇女会，对自己丈夫的工作后的改变。首先感到的就是生活更加艰难，有时不免抱着不太同情或埋怨的态度。冯贵的母亲，岁数很大，已经七十岁了，对于政治不太注意，只希望儿子能得钱养家，同时给大家作事不要马虎或不公道，希望他作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是了”。

之顶点。同时，也反映本社区对西药西医之需求，已感到了不足。

 

 

一切制度的改变，最明确、最真实、最深刻的是表现在人的意识形态和人与人的关系上。一种变革，若只是名称和组织上的改变，本质及意识形态既没有变，人与人的关系也没有变——在上统治者仍是骄奢淫逸，在下的民众仍是在曾经之压迫剥削下痛苦呻吟。这不是真正的变革，而是作出来掩人耳目的罢了。像过去四五十年，树村的政治变迁不可谓不多不快，然而本质却一成未变。村政权是由地方上地主豪绅贿赂上司而得职位。就职后与上司狼狈为奸，欺压剥削农民。人民整日兢兢业业的劳苦工作，只求纳完租税后求得温饱。民众的福利是没有人过问的，只有青苗会是人民唯一被迫组成用来付无业游民之民间团体。

在树村，一直需要一个小学校，但三十年来此目的一直不能达到。直到解放后，一切才真正改变了。首先在农民的诉苦大会上废除了旧保甲制度，建立了新政权。虽然组织上的改变并不太剧烈（正、副保长改为正副村长，兵役、户政、警戒、文经四干事改为财粮、户政、治安、民政、教育、建设六委员，发展出了“人民代表”，加上了一个司区村联系的通讯员，十四个甲长改为闾长），然而本质上是完全不同了，由村长冯贵来说，他是一个年青贫苦而又不识字的质朴农民，过去在政治和社会上毫无地位。然因为他历史的纯洁，家庭的和谐平等，个性的公平热诚，就可以当选为村长。

 

解放初期农村土地改革与政权变更。图片来源：Bing数据库。

 

而新政府民主气度与讲实际不拘泥于虚文也处处表现出来。如区政府批准了三个干部脱离生产，但为了有更多的村干部能将全部时间放在为民服务上，村干部乃采取自报公议的方法，将此待遇按各人需要分给五个主要的村干。大家都明白为民服务不会像以前保甲制度一样有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只要能维持生活，可以安心办公即满意了。

在不到四个月内，农会与村政权推翻了保甲制度，与保长斗争也告了一段落，举办了春耕农业贷款，统计了全乡户口，领导了农民生产，评定了标准亩与农业税，现在又在进行筹划小学之开办。为民服务的工作进行得不少了。

然而新政权的工作并不是完全顺利的。首先，树村因为不是一个绝对内地的农村，而是附属于于北平的郊区半农村。因此，在过去，国民党对它的压迫和剥削不如在纯粹农村厉害。同时因为是个郊村，每月还有配给之美盼。因此，一般人民并未深刻地感觉到国民党政府之万恶。在解放后，配给美盼是没有了，同时随着北平资产阶级的没落与工业尚未建立起来之期间，树村农业过剩的人口便很少能靠卖力气或作小买卖维持生计。生活既很困难，一般民众自然无心热衷政治。

同时农会中人与村干部都是初次参政，丝毫没有经验。再加上旧社会带来之好猜忌、怕受人批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使农会与村干部不能合作无间而时有摩擦。这中间冯贵且曾一度要离职不干，而树村的妇女会也没能好好组织起来。然这些不过是代表一些特殊与个别的问题。中国广大的农村确是由封建与帝国主义之压榨下得到解放而开始复苏。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基石确是在农村深深奠定了。

 

 

文字编辑：王卓凡、张一尘、吕灵

推送编辑：李金瑶、陈立采

审核：凌鹏

文字选自江载华《树村村长与新政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