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澄宇 甘鹏祺 卢思薇

 

摘要：本文以北京市H按摩店为例，通过参与式田野观察和个案深入访谈揭示作为新兴服务业劳动者，按摩师们为何且如何在城市生态及平台经济兴起所带来的自身和顾客的双重高流动性下，凭借内化的具身性手艺与情感劳动脱离绑定，形成了陌生疏离的劳动过程和劳客关系。本文通过对按摩师在流动业态中的多重陌生状态的探究，试图窥见城市中照料劳动和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解除流动和不稳定之间的绑定关系，探索“手艺人”作为准职业群体的代表，其专业知识和技艺如何形塑了非传统的专业化道路，为处于流动业态中的基层群体提供安身立命之道。

关键词：按摩师；手艺；流动；陌生

 

 

周末傍晚，H按摩店迎来一周中最“热闹”的时刻。按摩师接待着周边长期伏案久坐的打工族与学生党，为他们带来一小时肩颈或腰腿的放松。但与紧凑的排钟和密匝的按摩床形成对比的是店内“安静”的氛围——按摩师们在按摩过程中鲜少与顾客交谈，大多只是专注于手上的功夫。

作为服务行业，按摩师以按摩手艺和具身的身体劳动作为商品售卖，又因劳动过程与顾客的身体接触而在二者之间形成看似亲密（intimate）的关系。既有研究指出，存在直接身体接触的照料性工作使得诸如美发、美甲业中服务者与顾客间的依赖更为凸显。服务者调动自身情感，提供情感服务，与顾客建立“关系”是生产中关键的过程，“制造熟客”。因而成为行业常见的方式。但H按摩店“安静” 的工作场景却像昭示着按摩师正在偏离“情感劳动”、“制造熟客”的劳动策略。

“没有必要刻意拉近关系，关键还是手艺到位。你技术好，把人家毛病解决了，那他自然还会来。”H店泉店长解释。在他看来,“手艺”才是按摩师的立身之本，刻意拉近与顾客间的关系并非必要。在H店内，办卡充值这类有利于让技师与顾客建立长期关系，将生客“固化”为熟客的设计也不被提倡和重视。

打开点评软件，顾客对该店多见的评价是“不推销，不办卡”“手法专业”，其中高赞评论称“H店便利快捷，像是“按摩超市”。“超市”作为城市内典型的空间意象，是无数陌生个体聚集，获取生活所需后迅速散去的场所。这与店内流动性极强的客源形成对照。“客人都是不断有新鲜血液。像学生毕业走了，公司迁过来或者破产走了，所以基本是新客人源源不断的有。”同样呈现高流动性的还有店内的按摩师：“技师们流动性也特别强……店里待不久，我们招工的时候的也不会强求”，泉店长说道。而在我们进入田野期间，就有三位师傅先后离店，有两位师傅向我们表示过离店的意愿。

过往对美容行业的研究曾提出“一换亏三个月”的说法，由于顾客有显著的地理依赖，导致从业者经营情感能力越强，顾客群越大，跳槽机会成本越大，致使情感经营所得的顾客群成为资方控制的利器。然而按摩店内的师傅们却不这么看，“换店换城市都很多，你有手艺去到哪都有客源。”“换店是好事，手艺上提升，薪资也会往上走，一家店（待）久了（薪资）没有提升的。”而当问到是什么让他们在行业内立足，师傅们无一例外，均以“好手艺”作为回答。

按摩师与顾客面对面的服务、高密度的互动、按摩店“工作-私人”空间的混杂以及大众媒体渲染的手艺人与老顾客的亲密关系，易让人认为按摩师在处理与顾客关系时，也需竭力维护二者关系，进而引向情感劳动范畴。但正如笔者在引文描述的按摩师行业中“劳-客”以及店内存在的陌生关系，服务行业常见“制造熟客”策略在城市的按摩行业并不适用。这让笔者不禁好奇，在需要相对亲密的身体接触的按摩服务中，按摩师与顾客之间并没有形成熟悉乃至亲密的关系，反倒呈现出“陌生”状态。换言之，为什么按摩师没有选择通过情感劳动以“制造熟客”？

 

 

本文认为，顾客与按摩师的高流动性客观上致使按摩师无法采取情感劳动的方式与顾客建立深厚的联系，但他们能够在不断的流动之中感受到稳定；按摩师不是正规的医生，但他们独有的“按摩手艺”则会让他们遵循医疗而非情感的逻辑，主动建构专业而非建构关系。因此，在文献综述部分，我们将综述关于“流动与稳定”和“职业与手艺人”两组对照概念的前研究并与其展开对话。

（一）流动与稳定

按摩师的生活是流动的。很多研究将“流动”概念看作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状态，并将流动与不稳定就业、不稳定生计紧密相连。盖伊·斯坦丁聚焦于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的劳动状态和认同，提出“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认为不稳定的无产者中的大多数人以临时的或短期的工作为生，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或不稳定，雇佣关系短暂，缺乏长期的职业目标和职业前景，无法在工作场所中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这使得他们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缺乏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记忆。他特意强调其中的交叉性因素，认为女性、残障人士尤其容易被迫成为不稳定的无产者；而在中国，由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等，高流动、流动性较强的就业已经成为一些劳动者自愿选择的一种就业方式。

 

盖伊·斯坦丁《朝不保夕的人》。图源：豆瓣。

 

这种对流动的理解将流动看作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并和不稳定性并置。这种并置一定程度上暗含着某种对“稳定”的固化理解：即认为有国家、社会、机构的庇护是稳定的，而“流动”的职业生涯一定是不稳定的，应当减少流动而保持稳定。然而鲍曼则指出，在流动的现代社会里，“稳定”本身便不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状态。中国转轨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单位社会的终结”。曾经只要取得“国有”身份，成为“国家的人”，就具有了超越具体单位的统一的稳定的制度保证，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 “铁饭碗”的打破终结了劳动合同终身制和只有城市职工能享受福利的权利，而建立起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的重新商品化。基于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也表示，这种稳定的断裂让下岗职工感到挫折感、疏离感和被背叛感。

可见，随着标准化的完全就业体系与终身制的全职工作已开始松动，在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失业风险意识下，稳定的组织已不再能给人带来曾经那么笃定的内心安全感，不流动并不代表稳定。因此，取而代之的是个体主动的流动意识，他们想要将命运最大程度掌握在自己手中。企业组织与独立工作者签订短期合约的“零工经济”也逐渐流行。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新形态工作，“零工”确实能够拥有更强的灵活性、自主权，但它同时让劳动者的制度性地位倒退回19世纪计件工人的水平。相比之下，自主程度较高、技能较高的灵工，比自主程度较低、技能较低的零工，有更积极的体验。

以上的分类天然把是否懂得专业“技能”作为划分“零工”与“灵工”的标准，这无疑是数字时代对技能的单一化定义。有趣的是，我们在按摩师的流动历程中也发现了类似主动的“去稳定性”的流动实践：尽管他们没有职业承认的“技能”，但他们同样拥有属于按摩行业的身体技术——他们称自己的“技能”为“手艺”。接下来对“手艺”的考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技能”的理解，对按摩师这一“手艺人”的探究也有助于增进我们了解具有具身性技能的劳动者在平台化社会的流动处境。

（二）职业与手艺人

贝克曾精辟地指出，由于“职业”概念的模糊，很难通过列举特征的方法为“职业”这一概念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职业仍然能作为一个范例来体现如何通过是否满足一定行业体系和规范来归类特定工作。如今社会学家们对何能称为职业也形成了大致的集体共识：从最原始的意义上讲，“职业”（profession）一词意味着声明或者宣誓（professing）的行为与事实，它意味着职业的从业者们声称对某些事务具有较他人更多的知识；阿伯特等人也类似地认为，职业是具有某些特殊技能的行业群体构成的，这些技能通常是抽象的，需要通过多方面的训练。而无论是知识还是抽象技能，都是通过分化为各个学科的高等教育而发展和维系的，并在工作过程中成为一种福柯意义上的弥漫性权利。按照这一标准，律师、医生等职业者由于具有较突出的建制化，以及较高的专业知识壁垒，被认为具有与市场（market）和科层制（bureaucracy）并列的组织社会工作的“职业主义”的逻辑，是职业社会学研究最为关注的职业群体。

也正因如此，不具备知识、技术、管理权等核心要素的工作就被划分在“职业阶层”之外。无论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还是新时代新兴的外卖骑手等零工工作，都被认为是缺乏技术等生产资料的“常规劳动者”。然而，这种划分实际上不自觉地陷入某种绝对化的二分，而忘记了处于夹心层的“手艺人”群体的存在。虽然这里所讨论的手艺没有用一定的编码系统抽象化、系统化，但是在工作实践基于个人经验被内化，逐渐成为个人的技能或者习惯，一旦拥有就难以失去，属于波兰尼所提到的缄默知识，与职业中的显性知识相对，这种知识和技术在过去的讨论中往往被忽视。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图源：豆瓣。

 

赖以为生的手艺是手艺人区分于受技术与组织的双重剥削以至于去技能化、缺乏体制保障而只能过着风雨飘摇的生活、并缺乏职业安全感的“常规劳动者”的最显著差异，凭借着手艺内化带来的专业性，手艺人得以拥有一定抵抗不稳定性的能力，但是以经验实践为基础的“手艺”无法转化成高度抽象的、制度化的“知识”，进而难以进行职业化认证；缺乏内在的线性序列划分也导致外部缺少结构性制度，且难以构成具有线性上升通道的科层制组织，于是手艺人群体难以被职业群体接纳，职业道路多有曲折。

如果对“手艺人”这一概念进行追溯，会发现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一直停留在前工业时期的讨论语境之中：例如马克思将手艺人定义为工厂时代无法替代的前工业时期的工匠；阿伦特讨论的“技艺”依然是海德格尔所讨论的古代技艺（techne），所赞美的群体也依然指代的是能够生产出有永恒价值的艺术品的“手艺人”。这一思路被理查德·桑内特的《匠人》与理查德·E·欧塞霍的《纽约手艺人》继承，更加强调其工匠精神的面向，强调文化、品位、独特审美与创意经济，从而与机械生产出的模板化的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

相比之下，本文所谓的“手艺人”，不再只是以物品为工作对象的制造业手艺人，而是在工业化发展，劳动分工细化的浪潮下，所催生出的不断壮大的服务业中的一员。这些手艺人包括按摩师、理发师、美容师、美甲师等以具身性手艺完成以人为工作对象的身体性照料工作的服务业从业者。在按摩业中，手艺是具体的身体技术和抽象的中医理论知识的结合，而后者又通过身体上的感知判断和触按揉推来体现。从制造工艺品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凭借手艺谋生的这一特质依然不变，因此也应被纳入“手艺人”的探讨范畴，关注独特的手艺对其工作实践的影响。

 

 

本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的盲人按摩店H店作为主要田野点。该按摩店于2021年4月开业，店面较小，价格较低，多通过美团等线上平台招揽顾客；因距离周围的学校和大厂群较近，客源多为周边大学生和打工一族，属于较为典型的“中低端按摩店”。该店由水老板和店长泉师傅合开，按摩师流动性较强，但店内一般有十位左右的按摩师提供服务。其中男女兼有，有盲人按摩师也有视力正常的从业者。

本研究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法。笔者在盲人按摩店了解按摩师的工作情境、日常生活与身体实践，关注按摩师之间、按摩师与顾客之间的互动形式与内容，并直接借助亲自消费以更好地感受按摩师的按摩实践与交流互动。在访谈方面，本文将以生命历程（life course）作为分析视角，借助受访者关于生命史的回溯性叙事（retrospective accounts）以了解他们的个体生活经历，以及背后的更广阔的社会制度安排。此外，笔者也采用了App漫游法，突出H店在导航地图和数字生活平台等线上空间的展现。

 

 

本章试图采用一种总览性的视角，从而向读者勾勒出当下按摩师面临的客观“陌生”境遇，以及手艺对“陌生”状态得以持续的支撑：第一节将讨论数字地图及生活平台兴起对按摩店经营方式的冲击，促使H店这样的按摩店招揽更多的新客而非熟客，加剧了顾客与按摩师之间的陌生感；第二节则讨论按摩师自身的高流动性：按摩师的“手艺”挑战了以往“流动等于不稳定”的思维定式。为了寻求自我稳定和预期的实现，按摩师主动选择频繁“串店”，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流动性，也加剧了按摩师与顾客的陌生程度。

（一）从“办卡”到“好评”：平台空间的兴起与经营变迁

尽管按摩店的客户是高流动性的，但以往按摩店的经营受地域的限制，依然需要一定基础的客流量以维持店铺生计，这导致按摩店依然会像美容院、美甲店等服务业使用办卡的策略来留住顾客。然而，店长泉师傅却认为当下没有必要刻意通过办卡的方式与顾客拉近关系：“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为顾客着想，从来不给顾客们推销办会员卡。”而H店在美团app上界面的多个好评也都强调“H店不办卡不推销”。然而，泉师傅的不办卡策略究竟是如他所说的为顾客着想，还是采取了新的经营策略？本节认为，随着美团平台等线上空间的兴起，H店的经营策略也发生了从“办卡”到“好评”的变迁。

H店位于Z核心商圈附近的写字楼群其中一栋的10层。对第一次前来的顾客而言，这样的位置其实相当偏僻难找。笔者第一次来时，就面临着沿着导航前往店面却许久也没有找到具体位置的窘境。在日常观察中，也经常能听到前台对电话那端的新顾客指路。后来，在与泉师傅相熟以后，笔者向他问及此事，他以教育笔者的口吻，对导航提出了不满：

“其实好多人都像你们这样，每次找不到了给我们打电话，前台还得给他们指路……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太依赖导航了，连最基本的和周围人沟通的能力都没有了。”（泉师傅，20230213）

泉师傅将找不到店的原因归结为当代年轻人对导航所提供的线上空间的过度依赖、对“附近”的地方感的漠视，而丝毫没有提到店面位置本身的偏僻。实际上，H店这样的选址并没有继承按摩店的普遍选址传统。侯师傅90年代的时候就从河南到海南做过按摩，他就评价过H店当前的选址：“当年要是有按摩店敢开在写字楼里面，那就是不想要生意了。”而他曾经在海南的按摩店的位置生态是这样的：

侯师傅：河南正骨你知道吧，全国都是出名的。我当时去海南也是之前的同事给我介绍的。去了那一条街也基本上都是河南人，我们当时是有一个按摩一条街的，想按摩的顾客就直接来这条街了。

笔者：那你们一条街上那么多师傅，顾客怎么选师傅呢？

侯师傅：他会自己试啊。我们每个店离的那么近，有的人会观察师傅们怎么按，有的会多感受几次，最后找到自己常按的师傅。

笔者：那你们怎么留住顾客呢？

侯师傅：我们会推荐他办卡呀，办卡的话单价更便宜，他要愿意在我们那按的话，一般就直接办了。（侯师傅，20230215）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空间与空间性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社会科学界也逐渐展开“空间转向”：正如爱德华·索亚所说的：“空间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体制性推动力的组织媒介（organizing medium）”。

 

爱德华·索亚。图源：Bing。

 

侯师傅在海南的经历才比较符合大众惯常的想象：无论是海南、还是在一些相对基层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北京海淀的苏州街一条街，大众熟知的按摩店似乎总是集聚发展的。从空间可见性的角度来看，曾经的按摩店只有全部聚在一条街上，才会在线下空间的意义上形成集聚效应，想要按摩的顾客也会专门跑到这条街上来，而处于“按摩一条街”之外的零散分布的按摩店则会因缺少这种集聚带来的可见性而缺乏客源，难以生存。

这样看来，独自在写字楼里开按摩店反而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而H店之所以能够这样选择，实际上是因为新技术物（artefact）能给行动者所提供的可能性。H店依靠的正是店长泉师傅所指责的，导航开辟的线上空间所提供的技术可供性（affordance）。在媒介地理学领域，已有研究关注到数字地图及生活平台正在将基于物理的城市空间，转化为由流量构成的线上城市空间，商家同时加入地理信息的数字化进程，在平台指定的体系内为争取可见性，反向参与到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消费活动中，与平台资本共同塑造城市空间。

 

导航开辟的线上空间。图源：Google。

 

而H店也非常注重在美团上的经营：从开店之初，老板就将店铺信息上传到美团和大众点评上；他后来也请了专门的摄影师为每个按摩师拍照，在平台上上传他们的照片、姓名、从业年份、擅长项目与按摩经历；而在本文写作时再查询H店的时候，我们发现H店甚至有了自己专门的宣传视频。而这一切信息都有其明显指向，体现了H店的经营和宣传理念，在后文将会具体分析。可见，为了能够提高店铺在数字空间中的可见性，H店主动迎合平台中的商业逻辑，在平台中进行一系列的自我形象塑造活动。

H店这样的精心经营当然是有回报的：由于顾客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这致使预付费的推销办卡逻辑很难成立，按摩师也很难与顾客趁机展开更熟络的关系。然而，线上空间的经营实际上很有利于吸引生客的前来：泉师傅就对比过上钟的变迁：“之前一般是只有熟客才会点钟，第一次来可能就是看哪个师傅有空就给哪个师傅分配，但现在很多顾客会因为评论区里的好评，第一次就直接点我上钟了。”

可见，数字空间的内容传播及流量分布会直接影响用户对物理空间的可见性。平台根据算法推荐、流量分配与评分策略，能够掌控人们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很多人会直接通过美团、大众点评而直接选择按摩店——就连笔者在进行前期按摩店的田野选址的时候，其实也主要依靠美团提供的数据：H店在我们第一次在美团搜索“盲人按摩”的时候，处于综合排序下的第五。但却是前五名里距离最近，评分为5.0/5.0的店铺。而当光顾一两次之后，日后再次搜索“盲人按摩”关键词的时候，H店就会出现在综合排序下的第一。对于大多数满意的顾客而言，他们接下来也就自然而然地继续选择H店按摩了。

数字地图及生活平台的兴起为按摩店带来了选址革命。曾经的按摩店需要在物理空间上集聚到一处，发挥集聚效应来争取自身的可见度；但线上空间的兴起让可见性的核心从集聚到流量，平台可以让在传统选址下无人问津的店铺出现在大众视野，H店也就无需和其他按摩店集聚在一处，而是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店址，高评分足够让H店这种开在写字楼里的按摩店变得门庭若市。

在这样的经营变迁下，顾客和店铺、与师傅的关系也会进一步走向陌生：曾经在“按摩一条街”上，顾客面对的是多种多样的选择，会通过观察或者亲身体验最终选择一名师傅，并通过办卡的方式留下来；而现在的顾客则直接通过看距离、看好评、看综合评价来盲选店面以及按摩师。高流动性的顾客往往对实体空间的感知有所匮乏，在选择按摩店时就会相应地越发依赖平台，也就越可能在未知的情况下直接前往H店。大量生客的招揽已经满足了H店日常客源需求，因此也就无需借鉴传统服务业强调办卡的做法。一旦不再需要承担推销办卡的任务，按摩师也就无需与顾客保持较熟络的关系，也会相应地减少他们的情感付出。这种陌生的关系会变成美团平台上“H店不做推销”“师傅们也不和我尬聊”的好评，进一步招揽生客的到来。可见，从“办卡”到“好评”，微小语词的变化背后折射的是平台空间的兴起所带来的，按摩店经营的无声革命。

（二）稳定取向的流动：按摩师的“串店”生涯

按摩师之所以无法建立类情感劳动行业的，劳客之间的稳定关系，不仅与顾客的高流动性有关，更与他们自己频繁的“串店”有关：“串店”是按摩师行业内的黑话，指按摩技师在不同店铺甚至不同城市频繁流动，更换工作场所。

赵师傅就是这种常常“串店”的例子：“我每干半年就要换一次店。”她从山东济南来到北京，先后在好几家店进行工作。随着不断更换店铺，赵师傅的收入从入行最初的三千元提升到每月至少九千。可见，长时间驻扎在一个店面并不常见，“串店”才是按摩师的常态。他们这种主动串店的行为似乎有违以往对职业稳定的想象。为什么他们会在安稳和串店之间选择后者？

乔师傅的经历更能体现高流动性的串店如何改善他的生活境遇：从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他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进入朝阳医院，但工资的拮据打破了看似稳定的正规医院体制带来的所有幻想，身为见习医生，他每月工资不到一万；连北京的房租和老家的房贷都支付不起，“工作两年多，就攒了不到5万，挺可怜的。”他后来听说，自己还要熬六七年才能转正，于是不得不离开朝阳医院。被迫离开朝阳医院后，他终于意识到职业的“稳定”与自身的实际生活处境并不等价。

之后在养生馆的工作成为他职业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在此之后，他开始频繁地“串店”。如果说赵师傅对“串店”的定义是历时性的，即通过频繁“串店”来获得更优渥的待遇和更高超的按摩技术；那么乔师傅的“串店”则更多是共时性的——他展开了自己多业态工作的手艺生涯：他同时有着H店的兼职、某医药公司的正职和上门服务。对他来说，每份工作都在不同的侧面补充着他的稳定感：正职工作时间短，且有正规的合同保障；上门服务每小时可挣得150-200元，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H店每位顾客的抽成虽然仅有30-35元，但包吃包住能减免他很大一笔房租费用。

乔师傅在讲述自己的流动历程时，曾当着我们的面重复说了两次：“你看，顾客是跟着师傅走的，而不是跟着店走的。”从乔师傅的话中可以发现，如今的他把流动带来的稳定的高收入与客源，而非固定的工作业态，看作是他的稳定感的更重要的来源。在这方面，卢师傅也有类似的看法：卢师傅在进入按摩行业之前，先是在餐馆学“河南烩面”，后转入郑州快餐店打杂工，试图在餐饮方面谋生。然而，他最终还是学习了按摩，认为之前的工作“没有竞争力”，直到进入按摩行业才感觉掌握了一门真正可以傍身的“手艺”。

在众多师傅当中，赵师傅更是失去了国企“铁饭碗”的庇佑：她本来在粮食局下属企业工作，但由于长期受到市场经济冲击，赵师傅于2013年被迫下岗。她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哪有什么铁饭碗……不如学门手艺，有手艺就有保障，也不会被下岗。”可见，在这些师傅的眼中，稳定并非来自于固定的工作场所的庇佑，而是在于具身化的、可傍身的“手艺”。所以，我们以往认为的不稳定的流动生活，在按摩师看来却是稳定的。

实际上，按摩师们也确实是“靠手艺吃饭”的，“手艺”直接与按摩师的收入挂钩。一线城市按摩师入行初每月有4000元保底，随着技术提升，点钟人数增多，技师转为“每单抽成”。“手艺”能通过顾客点钟增多直接转化为可观的收入。卢师傅手艺口碑不错，常有熟客点钟，每月少说也能到手6000-7000元，干多干少全看自己。按摩师拥有更完整的劳动过程和独立性，内化、具身的手艺构成按摩师在行业内立足的“立身之本”，这使他们有底气来回串店。“有的人一年能换十几家店，在这个店待着不开心就立马就走。”。实际上，卢师傅、侯师傅和赵师傅都曾经在附近的G店待过，但G店“老板太抠，给师傅们吃的也不好，对顾客也不好，一进去就想推销”，没干几个月，几位师傅们就很有底气地跳槽到了H店。

几位师傅的串店实践与回答，让我们对“稳定”与“流动”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按摩师由于拥有一份基于具身实践，内化于自身，可全由自己把握的“手艺”。这种赖以为生的“手艺”让他们与去技能化（deskilled）的、受技术和组织的双重剥削的“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有所不同，也让他们有流动的底气和能力，能让他们在各种按摩店之间串店，让按摩师成为高流动的群体同时能够获得一种稳定感。

现如今，乔师傅已经离开了H店，成为了S店的“特级调理师”，每小时的工资是在H店的一倍；而就算是跟店长一起来到H店的卢师傅，对熟悉的客人，熟悉的店有一些感情，但如果能去待遇更好的店，哪怕是面临完全陌生的场景，他也不会有太多的犹豫。相比较高流动性带来的情感陌生的后果，他们更看重“串店”其能带来的更高的收入带来的稳定性，以及更多的手艺提升的机会。

可见，按摩师面临的无法建立情感联系的“陌生”境遇，实际上是按摩师们面对的顾客的高流动性，以及自身有手艺支撑的频繁“串店”的共同产物。按摩师适应了这样的陌生化环境，但也深知在这种环境下与顾客建立熟络关系的困难。这种客观环境将让他们另辟蹊径，并结合按摩业的自身行业特色，在日常的按摩过程依靠自己的按摩“手艺”，生产出一种“制造陌生”的待客策略。

 

 

前一部分已经讨论在新技术兴起背景下，按摩师和顾客的双重强流动性从客观上造就了陌生，抑制了发展熟客的可能性，而师傅们的手艺作为回应的方式，给师傅们提供了在不同城市、不同店铺间流动的能力和底气，也进一步加强了其流动性。进一步探究手艺在工作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师傅们的理论话语和身体实践又如何形塑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按摩师傅们没有如其他以身体照料工作为核心的服务业劳动者一样采取情感劳动的策略来争取回头客，作为替代，他们采取了怎样的具体策略来处理和顾客间的关系，创造更高的业绩？这样的策略又是否有其局限性？

（一）制造专业：基于手艺的经营之道

正如前文所述，隐匿在写字楼之间的按摩店主要依靠美团或大众点评这样的平台来吸引客人。因此，美团界面所展示的信息是透视H店策略的一面棱镜。在笔者对H店进行观察的时间范围内，H店的美团界面逐渐完善。点进主页，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店家上传的店内环境的视频和照片：视频开头首先给了店内前台后方所挂的“北京H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这一招牌几秒特写，随后便是店内环境的展示，图片上所配的标语式文字也鲜明地体现出了H店想给顾客留下的印象——“用品一客一换；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人生”“高标准体验+严标准服务；技术娴熟，双重休闲感受”：这些标语突出了H店对于自己在健康养生方面的专业形象的建构，而在这一过程中，关键要素就是按摩师的技术和服务，这也正是评判一个按摩师手艺的双重面向。

这里的服务强调“严标准”，但是H店并不要求师傅们有统一规范的待客礼仪和交流策略，对于制定规则的店长泉师傅来说，此标准只有不影响顾客的体验这一铁线。相较之下，师傅们的技术性手艺更为重要。界面内还上传了师傅们的照片和个人简介，证件照式的照片中，师傅们站在店内的蓝色窗帘前作为统一背景，身着整齐划一的白大褂。而个人简介由师傅们自己提供，包括从业年限、学习手艺的背景等，如毕业于Z市按摩学院或XX按摩医院。

实际上曾有在医院学习或工作经历的师傅们在与顾客聊天时也往往会突出这段经历，如在被问到在哪里学习按摩时，金师傅回答：“我是跟广安门中医院一个老教授XXX当徒弟，后来又跟在平安里按摩医院的一个主任XXX，X老师，他是宫廷正骨第五代传人。”他的回答精确到老师具体的姓名，语气中透露着骄傲之情，和之前回应其他问题的简短表现出鲜明的对比。有这样学习经历的金师傅在店内也公认手艺更好，他虽刚来店里不到一个月，就和泉师傅同为“店长按摩”项目的技师，收费比普通技师按摩高出近五十元。在个人简介中师傅们也会提及自己擅长的领域，如泉师傅擅长脊柱矫正、经络疏通；赵师傅擅长妇科以及亚健康调理，以供顾客对照自己的症状参考选择合适的师傅。这样的介绍模仿医院的挂号页面对医生的介绍，全面地展现出了一个个健康医疗专家的形象。

从美团平台上可以看到H店内的服务项目名目，包括推拿、按摩、艾灸、拔罐、刮痧、足疗等，仅仅对于按摩这一个类别，H店在美团上将项目进行了细分：按摩、经络推拿、渗透调理（包括颈肩腰腿和脏腑调理），对比同一平台上其他项目名目中强调“舒爽”“惬意”的高级会所，这些不同的名称从直观上体现出了逐渐加强的医疗健康面向，更注重专业实用层面的导向。

而对师傅们和顾客间简单的对话交流进行分析，也可以体会出师傅们在这一过程中角色展演和信息传递的倾向：并非“制造熟客”，而是“制造专业”。

比如在一次按摩过程中，泉师傅会首先询问客人哪里不舒服，客人模糊地表示就是看电脑留下的那些毛病，泉师傅马上点头表示知道了，语气间的自信、轻松和老练会给客人从开始就感受到一份不需多言语的放心和信任。当按到脊柱时，泉师傅开口：“你这（脊柱）都太高了，位置不对了”，停顿片刻后便问客人今天需不需要做个脊柱的调整。客人说不用后泉师傅便没有再提，按了一会之后又问客人是不是上火，火气挺大：“从我给你按，手掌上的温度就可以感受到，我们有的盲人师傅他看不见，就是通过这个手上细微的差别来判断的”，进而询问她要不要刮痧。客人说不久前刚拔过罐不用，承受不住后，泉师傅又说“身体有火不去火，就养（成）病了。病都是自个一天一天养的”。

师傅们在按摩过程中往往会指出客人身上存在的问题，并强调如果不进行干预或者治疗将会带来的不适甚至健康上的危害，从而说服客人再加一个刮痧或拔罐这样的附加项目或定期前来按摩。常有顾客在结束按摩后在前台结账时感叹：“按了一次之后发现问题还真不少，还真是要按，不按不觉得原来这么严重”。师傅们常常把各类经络和穴位的名称挂在嘴边，当顾客对于按某个位置反应较大时，师傅们就会报出这一位置在中医理论中的名称，往往还会加以解释这一部位不适的原因或后果，并突出自己身体感知的细微和精准程度；或在一般性的按摩过程中主动加入几个专业性更强、专业门槛更高的正骨步骤，来表现其特殊的治疗能力和话语权。

手艺的具身技艺带来对异常的体察；而理论知识建构起专业的话语体系，通过手艺的这两方面共同树立起了一个健康养生专家的形象，增强了专业度和权威性，是对顾客的恫吓式说服，也为顾客提供了一个健康上可以依靠的顾问人选，而这一角色相对服务性质的按摩师就更为长久、更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必要性，给予了他们在陌生的劳客关系下仍然能保证一定数量回头客的能力。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师傅们不必再付出情感上的过度消耗，也避免了反复强调办卡或直接推销项目给顾客留下过度推销的负面印象之嫌。

Gimlin曾在对美发造型师的研究中指出由于情感纽带迫使他们去适应客户的偏好，他们的情感工作削弱了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地位。对于按摩师来说，情感劳动和交流在拉近距离的同时却反而不利于他们保持自己的专业地位，使话语的效力减弱。

这种专业的建构和展演发生在按摩店的种种细节中，包括着装、称呼、习惯用语等。在泉师傅的建议下，师傅们的工作服从老板定制的技师制服变成了白大褂，身着白大褂的按摩师们看起来更像社区医生；有的按摩店会给手艺更胜一筹的师傅配以“特级调理师”的名号，而部分师傅更是对外自称为“大夫”。

有一天笔者曾看到一名穿着打扮类似民工的中年男性也在为客人按摩，不禁十分惊讶：这种打破规范的“出格”更加突出了专业化和管理规范化的重要性，后来笔者询问了泉师傅，他说这位师傅是新来的兼职，只在周末过来，实际上在那天工作结束后泉师傅就让那位师傅去理了发。

兼职师傅是按摩店规范化中比较薄弱的一环，但是他的出现也点破了实际上中低端按摩店中多数按摩师的背景：从去技能化的底层体力工作或难以接受充分教育、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盲人，到按摩技师甚至“按摩医生”，挂在嘴边的对养生健康知识的重复提及和种种细节处向专业医疗的靠拢和建构是对他们接受短期高密度的集中培训和长时间实践演练后培养出来的特殊手艺的强调，这是他们立足于这一截然不同的行业的基础，也是在角色转变中与过去划清界限的方式。在聊天时，师傅们基本都有几个自己津津乐道的曾经把客人治好的故事，这种治疗甚至是在医院中都难以以同样的效力实现的。在这些事例中，师傅们短暂地取得和超越了医疗系统的管辖权的事例让师傅们十分自豪。

当笔者问乔师傅他按摩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举两个特例：一是一位患者因为突发强直性脊椎病，在医院挂不上号，紧急关头，是他一下子“按好”了对方；二是在养生馆时，他用艾灸“治好”了医院未能治好女生的不孕不育。背景不同的师傅对于治疗的定义可能不同，但是所有人都在争取证明自己拥有治疗的能力。

中低端按摩店不仅是盲人的安置之处，也已经成为底层体力劳动者的容身之所。不管是曾经以地位低、强度大、环境差的去技能化体力劳动为生底层劳动者，还是生活空间和生存可能性处处受到挤压和限制的残障者，建构专业的过程不仅是他们潜在吸引、留住客人的方式，同样也给他们自己带来过去不曾有的尊严感、效能感和成就感。

对于女性来说，按摩这一行当和色情行业灰色地带所缠绕的污名不仅会使他人对她们带上有色眼镜，比如甘师傅的老家人在听说她从事按摩行业后，就觉得她做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家的孩子，甚至会带来直接的骚扰或工作的不稳定性。通过强化专业技术、建立专业身份，女性师傅们在与异性顾客间的距离中来保证安全感。

而在此之外，按摩还有一层范围更广的污名：赵师傅在受到国企改革“下岗潮”的冲击前在县粮食局下属企业工作，她身为公务员和会计的父母起初坚决反对女儿从事按摩，认为这一工作“不够体面”，宁愿继续在家养着女儿。师傅们有时也会自嘲自己的工作就是“伺候人的工作”“给人捏脚的”，他们在多数时候实质上并不能接触到真正需要治疗的客人，主要目的仍是设法使顾客达到身心上的放松和愉悦，有时甚至需要接触脏污之物，因此时而被污名化为一种卑微的、低水平的工作。通过专业区隔的建立和强调，按摩师傅们与按摩的职业污名进行对抗和协商，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劳动者和客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天平过分倾斜。

在建构专业形象以留住顾客、获得职业安全感之外，这种陌生化的相处策略也是在按摩店内倒置的性别比例下的必然之举。在提成为主的工资制度下，师傅们连轴工作直至深夜十一二点也是家常便饭。相比于更加强调休闲娱乐的高级会所，按摩小店更加强调放松肌肉、调整经络甚至中医医疗的实用效果，师傅们在精神上也不能放松，要持续性高度集中注意力去感知每位顾客的身体状况。

侯师傅说，在按摩过程中要一寸寸地摸，“有竖条”（经络阻塞不通）或僵硬的地方是需要关照的重点，他就会着重去按那里。这意味着对身体的力量以及长时间连续工作的体力的要求都更高。力气和体力不仅是进入按摩行业的门槛和顺利完成这一工作的基本需求，实际上也已成为评判手艺好坏的标准之一：“渗透”是很多师傅在被问到手艺好坏如何评判时首先提到的术语，但这一抽象模糊的概念在操作层面的转译其实就是用力。

侯师傅认为保健是全身都揉一遍，不用施加太多的力；但治疗是要对准某个部位施加很大的力。他曾经为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顾客做按摩治疗，最后按得大拇指肿痛，这种朴素的区分更加突出了在以实际效用为导向的按摩店中，要达到更高的手艺水平对体力的高要求。

情感和身体经常被认为是女性共享经验的主要组成部分，既往对服务业中情感劳动和身体工作的研究也多建立在女性服务者之上，而男性则被认为不具备进行情感劳动的天然潜质。在高端的按摩spa会所中，按摩技师的确多为女性，但在中低端按摩店中，由于男性在体力上的优势，却体现出截然相反的性别比例。刚从事这一行的女师傅因为接受不了如此之高的体力要求而退出的并不少见，甘师傅最初就曾因为手指浮肿疼痛暂时放弃过继续学习按摩：“这活儿太累，不适合女孩子”，于是在中低端按摩店中，性别比例相对其他大多涉及身体工作的行业发生倒转。

来H店消费的顾客中近六成是年轻的白领女性和女学生，这也是目前会选择走入中低端按摩店快速高效且实惠地消除或减轻长期学习工作带来的身体负担的主要消费群体。但是对于年轻的女性客人和异性师傅，按摩过程中极其密切的身体接触和面朝下的视线受阻就带来了一定程度上天然的不安和尴尬，此时在异性的按摩师和顾客之间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减少尴尬、避免误会。

除了物理层面上的，比如在需要接触身体的位置铺一层一次性按摩垫、避免单独共处一室外，在主观层面上师傅们也需要主动进行“隔离”，与客人尽量保持一定距离。避免聊天话题私人化也是去性别化的安全措施，与美容业等不同，师傅们将话题局限在服务项目本身，甚少扩展至更私密的个人生活区域，避免进一步强化性别特征及差异，淡化顾客对异性近距离身体接触的顾虑和不适应。同时通过对保健养生方面专业话语权的掌握，主动建立起只关心顾客身体健康的专业服务者形象，加强顾客的信任。

在按摩师和顾客特定的性别比例下，需要采取一定的陌生化措施来减免女性顾客对异性身体接触的尴尬和不安，此时如果想通过私人化的沟通来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很可能会加强顾客的抵触和不适，情感劳动的传统策略在特殊的两性情境下失效。有意地营造陌生是在密切的身体接触间划出一条安全线，回应了顾客的需求和顾虑，也建构了专业形象。

（二）玻璃天花板：手艺专业化道路的限度

在按摩师傅们通过手艺的学习和精进试图更进一步地靠近按摩店中专业和医疗的边界，不断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e）强化了经营陌生的劳客关系的能力，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陌生。这条手艺的专业化道路不同于既往研究中所讨论的传统的职业化，关注职业团体、许可（licensing）、伦理规范等单个职业的组织形态问题。对于手艺人来说，以上职业规范和特性都相对缺失，他们建立和精进专业、获得自主性与合法性的专业化路径是截然不同的。

上文中所描述的专业化主要是师傅们通过内化于工作过程中每个细节的语言、行动在潜移默化中所建构出的，而他们也通过换店、学习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程度和范围，有别于情感劳动，以手艺专业化为核心策略可以给师傅们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具有安全感的职业想象，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类似于职业攀升的劳动技能积累和工资水平、地位上升的可能性，而其专业化道路中也充满了具身性手艺的区别于典型职业的特性。

由于女师傅数量少且总有要求点钟女师傅的女性顾客，赵师傅不管在哪家店都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客源，从点钟数、接客人数和顾客评价等各种指标来看，赵师傅在所工作过的每一家店都能排在前三。但是她依旧想着换店，表现出对于更高水平手艺的强烈追求。国企下岗的赵师傅出身于体制之内，在学习按摩进入非正规经济从业后，她也依旧不甘于停留于做一名每日进行高度重复性劳动的底层按摩师，而是试图在这个行业中寻求更强的自主性和话语权。

这个月底她就会辞职离开H店去另一家按摩店“进修学习”，她想要拜师的对象是一个老军医：“这是我的心愿，都3年了，我来北京我就一直等他，就是想跟他见个面，3年因为疫情期间他来不了北京，来北京的时候反正我又（不在），各种原因就错过了。他70了，在部队给那个师首长干正骨什么的。他本身是正团级待遇，当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医护人员，我听别人介绍的，他手法特别好，我同事把他名片推给我了就加上了微信，有的时候视频打电话联系。我想跟他学一学，或者哪怕他指点点拨一两下也可以，反正就他去哪个店我就去哪个店。”

赵师傅认为老军医所在的那家店卧虎藏龙，“里面的师傅个顶个特别好，还有两三个北京中医大学毕业的学生，在那里能学到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绝技，我觉得自己在那个店是最差最差的”，她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憧憬和向往，尽管人到中年，但是她一直给人以一种勤奋上进的印象，向着专业化的道路步步攀升。赵师傅认为，每一次的“串店”对她来说，都是一次手艺的提升：“老待在一家店，太稳定了，学不到什么新东西。去到不同的店才能学到新技术。”赵师傅曾在一家店向别的师傅学到拔罐手艺，转到下一家时，拔罐为赵师傅开辟了新的服务项目，相比于按摩，拔罐的技术门槛更高，赵师傅的专业程度和医疗属性都有了提升，每单提成也涨了不少：“这就是我‘手艺’的附加值，收入提升就来自这个附加值。”

赵师傅学习手艺的方法并不是参加有规模有组织的培训班，也不是试图在抽象层面上掌握更多抽象的名词和理论，而是在按摩店中观察模仿同事的手法，并化为己有。泉师傅在私下里也会让别的师傅帮自己按摩或者去别的店里消费：“找别人按也是学习。如果你遇到好的手法，你觉得这个不错，那就把它拿过来嘛，就变成你自己的了。我自己现在还是经常钻研手法，自己研究出来有什么觉得好的，就给熟客试试，如果十个人里有七八个都说可以，那就说明（这个）可以用”。

师傅们学习的方式都极大地依托于身体感知和具体实践，通过不同路数的融合贯通，师傅们的手法都有自己的风格，并没有一致的标准和流程。由于手艺作为缄默知识的特性，师傅们的专业知识在工作实践中基于个人经验被内化，而难以被抽象化、难以用精确的言语表达。

在笔者所接触的按摩师中，无论是否视障，乔师傅都可以说是属于接近行业“顶端”的第一梯队。他毕业于中医药大学，有完整丰富的理论知识，他这样解释自己所学的“中医全系”专业：“什么是全系，就是相关的学科都得学一遍，什么人体解剖学是最基础的，不学你什么穴位都找不到，还有什么中医技术理论学、针灸学、方剂学，后边还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四大科，一年一科，大三下还学了西医诊断学……反正我们中西医是都要学的。” 毕业半年之内，他就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医师资格证，获得了医生诊断的资格，经过系统的理论教育、专业的资质认证和医院的工作经历，乔师傅坚信自己的按摩属于治疗的一部分，自己的身份也属于“按摩医生”。乔师傅的专业也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成功，甚至有不少老顾客跟着他换店。对师傅的技术以及适配度的依赖性有时甚至强于地理依赖性，赋予了师傅流动的能力。

在离开H店后，乔师傅成为了另一家按摩店S店的“特级调理师”，按摩的价格整整翻了一番，而在经济收益的增加之外，他也获得了更多“行医”治疗的机会，认为自己学习的理论和医师资格证都有了更多用武之地：“这边（S店楼下就是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这些程序员，他们那颈椎问题都怪严重的……你就是在给他们做治疗，这是连锁店，也允许我给他们做治疗”。乔师傅可以被看作是按摩师使用医疗话语、建构专业身份的更为独特和极致的例子。

然而在制造专业的道路上，也有着诸多的限制和无奈。即使对于如此接近专业医疗的乔师傅来说，他仍然难以在正规医疗机构之外的按摩店里获得真正的认可和承认，作为手艺人的按摩师傅们始终无法获得职业化的接纳。阿伯特认为，在特定职业中，从业者通过执照许可（licensure）和抽象知识以获得垄断权威。科学社会学家吉尔因也指出，专业从业者在面临行业外的冲击时，总是试图在各种实践和叙事中建构专业知识，并将日常工作和知识之间建立关系，以驱逐那些提供相似服务的外部人，并防范潜在的外部竞争者。

 

 安德鲁·阿伯特，美国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著有《职业体系》《学科混乱》《时间至关重要》等。图源：豆瓣。

 

与其说存在一个客观的标准，准许手艺人通过职业化的方式逐渐跃入职业行业，不如说职业从业者通过对管辖权的垄断，实现了对局外人的排斥与驱逐。早在20世纪初，顺势疗法便与常规医学（regular medicine）握手言和，联合共同抵御整骨医士和脊柱指压治疗师对医疗管辖权的冲击。百年后，医疗系统对身处非正规经济中的按摩店的排斥依然延续了这一逻辑。无论实际按摩技术有多高超，社会都无法容忍缺乏文化合法性的专家，但是实际上按摩师们大多要么受到身体缺陷的限制，要么因为中途进入而只经过短期的培训，很少有人手握资格证，更难以获得进入医院系统的机会。无论养生馆、H店，还是乔师傅刚落脚的S店，都只能让他因为获得按摩保健领域的管辖权而走向成功，但注定无法满足乔师傅关于“按摩医生”的身份构建，也没有办法让他像真正的医生一样，拥有对医疗按摩的管辖权。

S店的前台背后印着宣传艺术字：上面写着“养生之道”，下面印着标语“预防胜于治疗，养生等于长寿。”这样的话语自身就为乔师傅对于成为“按摩医生”的展望打上了问号。约翰逊在《职业与权力》一书中提出赞助式控制（patronage）的概念，指在生产—消费关系中，消费者（即客户）具有定义它们自身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的能力。当治疗与普通按摩的二分被划定以后，与其说乔师傅是因为成为“按摩医生”而拥有当下的多业态工作、获得了顾客的好评和跟随，不如说，他因为满足了消费者的讳病忌医的心理而走向成功——毕竟，在医疗掌握了疾病的管辖权同时，也意味着不属于疾病的“不舒服”、“小毛病”全部都被收归在保健的管辖权下。

实际上，国家于2005年颁布的《中医推拿按摩等活动管理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在疾病诊断的基础上的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方法，属于医疗活动，必须在医疗机构内进行；而非医疗机构开展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活动，在机构名称、经营项目名称和项目介绍中不得使用“中医”、“医疗”、“治疗”及疾病名称等医疗专门术语，不得宣传治疗作用，于是按摩店以健康管理、养生来作为自己对外宣传的字眼，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却依然处处向着中医医疗这一更为专业的话语靠拢。在医疗机构之外，这种宣传和建构实际上也是在灰色地带中的游走，对于顾客有多大的实际说服力也仍然有待商榷，师傅们的进步和努力实际上被透明的玻璃天花板所笼罩和阻挡。

 

本研究参加北大社会学系“田野工作坊”活动海报。图源：原作者提供。

 

 

本文关注到按摩手艺人所身处其中的流动不居、陌生疏离的业态，在流动性、液态化进一步加强的时代，结合对前研究所忽略的对手艺这一缄默知识的重新关注，本文试图重新厘清这种日益广泛的陌生状态的因与果。

在情感劳动的框架之外，“建构专业”展现了在城市高流动性和技术发展的新环境下中低端服务业通过手艺建立专业化道路的新的可能性。拉尔森批评职业化/专业化（professionalize）是中产阶层出于市场垄断的目的谋求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的手段，这一制度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职业化制度内部不平等的掩盖。这一视角有助于关注和进一步理解处于边缘地位的准职业群体，而以按摩手艺人为例进一步观察其实践行动，本文发现在传统职业化的排斥之外，缺少职业组织、专业知识系统界定的他们实质上发展出了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工作策略和职业化道路。手艺人是众多准职业群体的代表，他们的专业知识特点鲜明，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和具身性，且往往处于模糊的定位之中，比如按摩师的手艺难以说清是具有更强的休闲服务面向还是医疗保健面向，因而也带来了不同于传统的专业化道路。这样的路径由他们专业知识和技艺的鲜明特点所决定，同时为城市特殊的空间条件所形塑，有时也不乏为环境所迫的权益之计。

按摩作为一项以“手艺”为最本质特征的工作，在创造陌生和流动的同时为他们提供了保障。只要掌握了这一手艺，就能获得无论在哪里都能快速安身立命以及支撑家庭的安全感，而通过专业的建构和精进，就带来了更高的回报以及效能感和成就感。按摩师的回应是有力的，他们通过自己从实践中发展出的策略，与先前对无产者不稳定、漂泊无依，只有稳定职业从事者具有自主选择权的想象以及服务业情感劳动的传统脉络形成了对话。按摩师的流动业态打破了高流动和不稳定的绑定关系，虽然这并不是一份公认高门槛、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但是按摩师们依然凭借具身实践性的手艺在城市流动和工作流动的双重流动中找到了自己稳定的依托。在对流动状态的适应之外，还一定程度上主动加剧了流动、建构了陌生。

但是与此同时，仍然无法忽略的依然是他们在灰色地带中向上攀升的有限性，师傅们的专业建构之路仍然时常面对阻挡。被隔绝于真正的职业管辖权之外，按摩仍然只是一项相对较长期的、用以谋生养家的临时工作。阶层、制度、身体或性别弱势，这些因素依然是层层积压于按摩师之上的天花板，如何进一步打破这些流动业态中的区隔，还是待以解决的问题。

 

文字编辑：洪嘉颖、董怡、郭雅文

推送编辑：朱婧茜、陈立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