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涵、程思璇、苟钟月

 

摘要：本文以福建省一所乡村民办幼儿园为个案，考察其在宏观政策变动，同类竞争加剧的复杂环境中，如何利用乡土社会的特质，实现自身存续，以及公共服务的有序提供。本研究以“合规”与“盈利”作为其主要目标，发现幼儿园以“识别”为前提，有针对性地发挥“保护性能力”与“建设性能力”，并表现出一贯的保守经营风格。从而回应既有研究 “行动逻辑”与“非正式关系”的核心构念，为理解中国乡村公共事业发展提供视角补充与内容借鉴。

关键词：乡土社会；公共服务；政策适应；行动逻辑

 

 

毋庸置疑，农村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的动力来源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尚有残留，社会发展仍不平衡的现状下，乡村教育事业发展依然整体上较为滞后，而学前教育更是作为其中十分薄弱的环节，严重制约着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2010年，在幼教领域政府力量不足的现实下，我国政府首次提出“普惠性民办园”这一概念，大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幼教领域，随着政府实力提升，2018年，国务院要求各地调整办园结构，提高公办园幼儿占比，这样的环境变动自然也影响到民办幼儿园的发展。

本次调研所聚焦的是一所位于福建省Z县X村的民办幼儿园（简称X幼儿园），也是该村现有四所幼儿园中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最初村内适龄儿童多、幼儿园数量少，且受到的监管十分有限，办学压力较小。然而好景不长，2012年校安事件后，有关部门对幼教领域的各项政策要求愈发严格且精细，地方幼儿园也不得不面对更为密集的检查等行政负担。

 

X幼儿园新址。图片来源：作者。

 

由此观之，在来自上级政府与周围环境的重重压力与影响之下，X幼儿园的经营之路一直面临着极大的变动性与竞争性。幼儿园如今要面对的，不仅是日常抚幼过程中的困难，儿童家长提出的要求，也是生源流失下的巨大压力，以及不断变化的各项政策文件。然而，如我们所见，幼儿园从“野蛮生长”，到全方面被管束的过程中，却成功适应环境，突破困局，实现了在压力下的存续，在危机中的发展，而这一切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本研究将尝试就此问题一探究竟。

 

 

1 众人拾柴：公共事业的兴办与发展 

当我们探讨幼儿园事业的发展与困境时，无法忽视它作为公共事业组成部分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性质。它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它的责任与义务，也成为它可能陷入的困境来源；与此同时，其私人开办与服务公众之间的张力，也使它有了陷入资源与任务之间矛盾的可能。

国内既往研究整体上将公共事业发展的影响归结为经济水平、正式制度设计及非正式制度三种因素。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村庄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李金龙、陈斌（2007）等人认为，村庄公共事业的发展主要受到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情况及村民个体收入状况的两方面影响。而贺雪峰等人也指出，更本质的问题仍然在于正式制度的设计，即农村公共物品自上而下的决策形式、庞杂的政府职能以及科学监督缺乏（贺雪峰等，2006；刘勤，2004）。此外，大量非正式制度作为补充，也凸显了我国农村的独特性。例如Tsai所提出的“团结群体”（Tsai et al，2016），或是蔡晓丽和刘丽（2006）提出的“连带团体”，能够利用私人关系促使政府履行公共义务，近年来，国内学界多以社会资本、地方精英、宗族组织等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对其进行分析（马巧稚，2022；韩燕等，2021；温莹莹，2013）。

2 达权通变：基层应对的共谋与妥协

幼儿园的基层属性也是形构其当前处境的重要特点，这种基层性意味着作为政策接收者如何在执行与被执行过程中合理应对寻求平衡，成为幼儿园在政策压力与乡土需求的夹缝中得以存续的关键所在。

基层的政策应对问题一直是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核心之一，早在上世纪末，欧博文、李连江通过考察一位基层干部所面临的结构化压力，提出中国乡村已经形成了“选择性的政策执行”模式（O’Brien et al.,1999）。而斯科特（2011）将权力限制下被生产出来的“日常抵抗”最终归纳为“弱者的武器”这一关键概念，以及延续其脉络，折晓叶（2008）所提出的“韧武器”，宋怡明（2019）通过史料研究展示的“被统治的艺术”，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

吴毅（2018）在小镇迎检庞杂繁重的工作中，归纳出“擂”和“媒”两种非正式的压力传递技术，应星（2001）也指出大河移民上访时会运用手段制造政治压力，政府则通过变通之法化解矛盾。周雪光（2008）则认为，基层共谋行为可以稳定存在且重复再生，很大程度上也是决策与执行过程分离的政府组织结构和制度环境之产物，并进一步提出 “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等悖论。此外，孙立平、郭于华等（2000）分析权力行使者利用日常原则和民间观念实现“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展示了国家与乡村社会边界的模糊与相互交织。折晓叶、陈婴婴（2005）的研究也提出，中国农村社区对于人情等社会性资源的运作，有一整套独特的策略与技术。

3 有据可依：由结构向能动的行动逻辑

关于中国人行动逻辑的研究一度在集体主义与非集体主义的对立中打转（翟学伟，2001），费孝通（2006）提出了差序格局下的自我主义，认为人们会以自我为中心建立关系圈层，以此为标准采取行动。本文尝试归纳出基层主体行动逻辑中较为切合的三个层面，即制度逻辑、利益逻辑与乡土逻辑，在这样的框架下，X幼儿园的行为实际上同时受到三重原则的影响。

制度逻辑可以追溯到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制，如崔晶（2020）研究所言，这种关注效益、效率与功能，强调“目的—工具理性”的体系使得基层承受着有效完成上级任务的压力并采取各种手段以达成目标（杨善华等，2005）。利益逻辑背后指涉的趋利性不言自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理性认为每个行为主体都有是自己获得最大效用或利润的倾向，X幼儿园作为民营机构，其存续与盈亏直接相关。而乡土逻辑是指在乡村环境下需要遵守的有别于现代城市、甚至具有地域特色的行事规范与解决问题的方式。费孝通（2006）曾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其笔下的“无讼”无疑也是乡土逻辑在细微之处的体现，正是在这些规范与智慧之中，村庄社会结构与村民价值实现维系，乡土环境下的困境得以有效化解。

社会学研究传统存在着更重视结构的取向（柯尔库夫，2000）。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主体的能动性逐渐隐没，而当我们关注于基层主体所展现的能力时，需要对研究传统进行重新审视，由此，建构主义的提问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建构主义的观点中，社会现实被理解为个人和集体行动着的历史的和日常的建构，而非社会结构所施加以及之间的作用（柯尔库夫，2000）。与此同时，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也强调人的理性使其在受到结构制约的同时，能够选择行动方式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获得效益（杨善华，1999）。

4 从文献到问题:非典型环境中的能力何在

既往文献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但X幼儿园的案例也具有其独特之处：一方面，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幼儿园却与村两委几乎不存在联系，而经营者的“能人”属性也极弱；另一方面，不论是对基层智慧，还是乡土规范的研究中，竞争性的背景都极少出现，对共谋的强调，以及将乡土环境看作是网络织就的均质物体的论断，都使得竞争性的因素有些格格不入。在这样更具有独特性的环境之中，幼儿园究竟采取了怎样的行动，体现了怎样的能力呢？

在文献指引下，我们发现幼儿园的“惯用伎俩”与既有经验研究中提出的“变通”“应付”等模式不谋而合，然而，上述行为所体现的主体行动基本是结构压力下的被动反应，在此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似乎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也即并未达到科尔曼所言“最大限度获得效益”的极限。我们也就此提出进一步的追问：幼儿园是否仅仅通过这样减少负面影响的行动就足以在复杂压力下成功存续呢？幼儿园是否在化解成本、抵御干扰的前提下，更具主动性地探索盈利空间？

在问题的指引下，通过事实与文献的对话，本文尝试提出X幼儿园在困境中维持生存核心的三种能力：识别能力、保护性能力与建设性能力。在对三种能力的探索中，X幼儿园在变动与竞争的环境中存续的模式能够得以厘清。本研究主要基于对福建省Z县X村X幼儿园的调查展开，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无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首先通过前期的预调查对幼儿园近2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从而初步确定问题导向；进而对幼儿园园长、合伙人与教师进行访谈，并参与观察幼儿园日常运行；为了从政策下达与执行的环节对视角进行补充，我们也对幼儿园所在学区幼教业务负责人、Z县教育局相关业务负责人进行访谈；除此之外，幼儿园家长、驻村干部与公办园园长也成为我们的访谈对象，以期达成立场与视野的扩充。

 

北大社会学系田野工作坊海报。

 

 

在不确定性和竞争性中，想要实现科学决策，有效行动，首先需要审时度势的识别与判断能力，这自然需要经营者本身的智慧，也来自二十年所积累的经验，更离不开乡村土壤的孕育。

1 行不逾俗：识别乡土环境中的行事所依

“拆台的事也有，但也不敢很明目张胆地拆，都在一个村里，有个规则，把我们框在里面。”（合伙人L老师）X村历史悠久，几百户闽南人家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生活痕迹也在岁月淘洗中形成了传统与成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子孙孙的生活实践。C园长作为土生土长的X村村民，也带领幼儿园工作人员一同洞悉成规，因俗而办。四所民办幼儿园设施、师资等条件相似，地理位置接近，因此存在激烈竞争关系，但他们也在熟人网络、乡土环境中逐渐构建出规范竞争行为的“隐形框架”。于是，识别并遵循“框架”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能力。

这些乡土成规首先体现在竞争行为上的约束。为避免恶性竞争，负责人们会因共同利益展开合作，如在收费与招生送礼等行为上保持一致，“在对外的事情上，我们都是很和谐的”，“干同一行，有竞争也有合作，都是熟人，和气生财嘛”，如C园长所说，乡土中的“和”文化为共同体带来稳定因素。

然而，利益驱动下的竞争行为依然存在。与县城相比，村庄幼儿园在招生中展现出更多的主动性，X村素有开学季上门家访、入户宣传的传统，如若一家想出新手段，其他各家也会纷纷效仿。此外，对有亲戚关系的孩子进行学费减免，也成为惯例。正是在这样识别“潜规则”，统一步调的过程中，规范行为的“框”悄然形成。

绝大多数时间里，大家都会自觉接受“框”的制约，然而贪心的“越轨者”也偶尔出现：L幼儿园就曾通过私人关系从镇卫生院获取儿童疫苗接种名单，取得信息优势；又如在X幼儿园向村部续租土地时，曾有两家幼儿园私下联系村干部，希望抬高租金，增加其用地成本。但整体上看，“越轨”举动都是非公开场合的后台行为，遵从于“框”的约束仍然是互动的主旋律。这可以归结为熟人社会中的情面原则与不走极端原则（陈柏峰，2011）。在情面原则下，追求互惠平衡成为自然选择，而出于不走极端原则，因为顾面子不能把事情做绝，也即不能“明目张胆地拆台”。

此外，在教学安排上，乡村民办幼儿园需要更柔性地迎合家长之需求，而不可偏执坚持自己的规则主张；在教师的选择上，“掌握方言”是和教学能力同样重要的标准；而在雇佣教师时，人情关系也使其无法采用法治体系下的聘用方式。开学季，一名教师的突然离职使幼儿园陷入左支右绌的混乱局面，当被问及为何不依照合同向其索要保证金时，C园长却表示“签合同只是一种形式”，“我们民办园也没有到那种地步”。这看似是缘自园方的法治意识淡薄，然而，在面对搬迁问题时，X幼儿园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果没有签合同的话，村领导什么时候说要用这块地，就可以把我们赶出去。签合同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C园长）

由此可见，X幼儿园明确认识到了合同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对行为主体的保护与规范作用，那么为何在聘用教师的问题上，却没有这般严肃对待呢？

费孝通（2006）曾指出乡土中国“无讼”的传统，出于对礼治的推崇，对法律的不信任感，乡土社会不希望诉讼发生。与之类似的，X村大多数教师是通过熟人网络口头聘用。在上级检查时，园方会伪造出几份“假合同”，白纸黑字的工资等信息也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更不会借此控告违约教师，“伤了和气”“惹人笑话”往往会成为不了了之的理由。

由此观之，在搬迁等对公问题上，幼儿园通过正规手段保障自身权益，而在与村内人相处之中，“公事公办”的概念则并不明晰，幼儿园需要识别不同的情境，选择是否顺从于村庄的传统与成俗，以适应环境，长久生存。

 

X幼儿园现址。图片来源：作者。

 

2 有关紧要：识别政策要求中的底线所在

村庄环境所带来的不只是乡土社会的行事准则，也是各类资源短缺之下对于上级政策执行能力不足的客观现实。随着教育部门对学前教育的愈发重视，村庄民办幼儿园也需要面对越来越多变动的政策要求……而这一切，都对幼儿园提出挑战。

“每个人都会负责一些其他工作，比如W老师就会负责宣传，招生简章之类的，我就负责打印，然后C老师就负责教学指导。每个人都会负责一些，看擅长什么，我擅长用电脑，我就（负责）电脑。”（O老师）由于规模较小，X幼儿园的人力、财力等资源长期处于短缺状态，无法承担专门聘用行政教师的工资成本，依赖一人多职的家庭化经营方式才得以勉强完成日常任务。

“现在政策变化得比较快，这时候要这个材料，那时候要那个材料，真的巨多。”（O老师）近年来，随着Z县对于乡村幼儿园的管理逐步加强，学区也组建了园长群，不仅要求下发的频率显著提升，材料上交形式也由传统的手写纸张转变为指定格式的电子文档。彼时彼刻的X幼儿园，老师普遍年龄较大，也缺乏熟练操作办公软件的能力，毕业于中专会计专业的O老师便是此时被招入幼儿园，自然接手了与电脑相关的全部工作，负责材料编撰与整理。

提及政策检查与材料要求，O老师毫不遮掩抱怨之意，C园长也直言，“O老师都是周末带回家，加班加点在做。”此外，如果说量的繁重尚可通过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加以应付，质的高要求却会造成幼儿园客观上的难以完成。

中央政策层层下达，工作压力也不断蔓延到基层，然而上级标准是面对条件各异的幼儿园统一提出，这样一刀切的政策与基层差异性的实际能力之间形成了张力，科层制的绩效要求，更隐含了忽视基层执行困境的倾向。这样的矛盾中，基层作为政策执行的末梢，往往需要通过柔性的变通执行，来弥合政策一统的刚性。这不仅存在于Z县教育局等基层政府对于指标、数据的灵活处理，也体现在民办幼儿园的适应行为之中。

当自身能力无法达到政策所需，变通与应付的行为便广泛存在于日常工作之中。面对繁重而琐碎的工作任务，X幼儿园拥有对政策的感知与识别能力，也在与政府机构双向互动中探测其底线，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对于完成有困难、执行有损失的政策要求，幼儿园首先需要判断其是否必须要完成，更进一步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完成。

在有关安全的问题上，幼儿园会将其置于“必须要做”的范畴内，例如让各位老师在安全承诺书上签字并严肃对待；而防暴架、防撞栏等安全器材，X幼儿园第一时间购买，并教会了全体员工如何使用。而在成本更高且不太涉及关键问题的要求上，幼儿园常常通过搁置、糊弄等手段探测监管部门的底线，识别是否必须要立即完成，是否必须要保质保量地完成。例如根据教育局相关规定，每个幼儿园要配备一名保安，每个班级要配有两名教师、一名保育员，这样的人力成本在X村简直是天方夜谭，正如C园长所说，“他也知道民办园的难处”“他一看就看出来了（冒牌保安）”，X幼儿园受客观条件所限，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而检察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在共谋色彩中实现政策平稳落地。

然而这样的能力也不是与生俱来，X幼儿园也曾对情境判断失误，进行过无谓的抵抗。2012年校安事件爆发后，因为大戏台年久失修与缺乏监管，无法作为合规的办学地点，X幼儿园被要求迁址到村小一楼最靠边的小教室。这意味着惨重的损失：C园长曾重金改造戏台，而分给他们的小学教室拥挤狭小，隔音极差，并址办学也带来诸多不便。因此，C园长和L合伙人采取了硬性的反抗。然而，学区领导不仅从正式权力关系上反复下令，还通过非正式手段对二人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属施压，最终迫使X幼儿园不得不搬入其中。

随着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渐长，X幼儿园的识别能力也与日俱增，能够在对政策感到不满时综合考量，审时度势，理性判断出对抗行为能否奏效。2018年，Z县开始评选普惠性幼儿园，根据文件要求，政府要对普惠性幼儿园提供每年每生150元的补助，然而由于突发的疫情加剧了Z县财政紧缩，补助资金只发了一年便不见踪影。这一次，X幼儿园没有反抗，而是选择了默不作声。“大家也都没有过问，就好像一种默契，也没有人去跟他们讨这些补贴。”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理解政府的难处”，毕竟“连工资也发不出来了”（C学区负责人），不如说是多年来的经验让他们明白，这样的抗争难以成功。

综上，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政策要求和各种形式的上级检查时，X幼儿园通过识别具体情境，探明政府底线，在显性与隐性规则容忍的范围内利用各类手段与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减少损失，实现自我保护。

3 权衡利弊：识别市场经营中的利益所需

“现在最大困难就是招生，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其实竞争有好有坏，调动了我们很多积极性，你得努力，你得用心……”（合伙人L老师）如果说，对于政策的反应更多是为了不被关停的无奈之举，那么X幼儿园面对家长需求的态度则显得更加积极主动。作为一家民办性质的村庄幼儿园，盈利是其生存的经济基础，而学生规模则与利润直接相关，因此，对于直接影响招生的各类事件，X幼儿园甚至会主动出击，创造优势。而这样的创造性行为，常常意味着额外的成本投入，对此，X幼儿园需要权衡利弊得失，有选择地进行建设性行为，以最低代价获取最大利益，实现长久经营。

“（普惠园）一方面是对我们园所资质的一个认可，另一方面是普惠性政府有补贴。”（C园长）2018年，Z县开始评选普惠园，由于当地收费标准本就低于惠民指导价，价格上的让利并不会造成经营损失，而每生150元的补贴却具有极大吸引力，且“普惠性幼儿园”的名号亦可成为招生宣传的优势。两位合伙人考量后选择申报，并顺利成为Z县首批普惠性幼儿园。

“疫情以后这三年省里面资金全部到达了，但是县里面工资都发不出去，手续都做完了，但是在财政那边没钱。”（学区负责人J老师）这次看似划算的尝试，却在复杂波动的现实下大打折扣，补贴无法到位之外，越来越多的检查和要求也让X幼儿园应接不暇。而限于乡村家长的认知能力，“普惠园”的宣传效果也甚微。

两年后，学区负责人J老师向C园长建议申报“示范园”，然而，此时的X幼儿园获得了更精确把握得失利弊的能力，并果断拒绝了C负责人的提议。“我就害怕申报示范园批下来之后检查会更多。”（C园长）“我们很害怕应付检查，还是希望带好我们的孩子，应付这些检查也很耗费精力。”（L合伙人）成为“示范园”最大的好处是被准许更高定价，然而在X村，学费更高则意味着生源大幅流失，这或将直接导致幼儿园的关停。此外，“示范园”带来的口碑效应并不明显，乡村家长们倾向于依据地理位置等直观标准进行取舍，而频繁的检查，则会为幼儿园带来极大的行政负担。综合考量下，X幼儿园依据现实经验，做出了弊大于利的判断。

然而在许多场景下，即使会直接影响利润，幼儿园也并未呈现出前文所言的“积极主动”姿态，而是放弃了扩张、迁址等开拓性行为。这主要来自幼儿园对自身条件与竞争中所处位置的理性识别，由于家底有限，又没有额外收入支持，经营者清楚地知道，X幼儿园很难承担较大成本投入的建设行为。因此，相比较铤而走险地扩张，X幼儿园更倾向于冷静地衡量得失，判断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投资行为可能带来的裨益，力求小心谨慎地行稳致远。

从“普惠园”到“示范园”，乃至此外的各类大小事件，X幼儿园都尝试运用其识别能力进行利弊的评估，做出行为选择，而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它也加强了对于政策、市场的理解与把握，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识别能力，实现了“透过现象，观其本质”，综合权衡利弊，做出明智决断。

 

X幼儿园与其他三所幼儿园的位置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

 

如前文所述，幼儿园在近些年的办学过程中面临诸多压力，包括政策提出的标准，以及竞争性环境带来的要求。在应付要求以维系生存过程中展现的智慧，我们尝试将之概括为“保护性能力”，即把环境对幼儿园造成的阻力消解，减小其负面影响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幼儿园得以化解多重困境带来的难题。面对不同的情境，幼儿园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体现出保护性能力的不同层次。

1．  搁置：以默不作声换缓冲空间

斯科特（2021）在《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中，揭示了一种官方文本背后的社会空间：从属群体会利用方言、行话、表面顺从的委婉语等来屏蔽权力的监控，也时常用无知来掩盖实际的拒绝。而在本文所展示的案例中，X幼儿园利用类似的方式对政策的下达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抵抗。

在幼儿园的经营过程中，面对着来自上级政策上全面细致的规定。每当增加一项新的要求，对幼儿园而言，都需要再次投入资源以完成任务。然而，作为以盈利为目标的主体，幼儿园倾向于控制成本以维持利润。2015年，“两教一保”规定出台，该要求是出于教学质量与管理规范的考量，具有合理性。但为每个班级多配备一名员工，意味着每年将要多出14万余元的支出，这可能将X幼儿园微薄的收入盈余直接变为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补贴未能落实到位，学费成为X幼儿园的唯一收入来源。考虑到随后的生源流失，幼儿园无法通过提高收费的方式来聘用新员工。因而，“两教一保”是来源于上级的合理要求，却由于实际情况所限，成为他们无法达到的要求。

这样的情况在办学过程中并不罕见。长期以来，教育部门都致力于推进幼儿园教学的“去小学化”过程，遵循教育规律。然而，在农村家长的教育理念中，幼儿园教授小学内容是必不可少的。严格执行教育部门的教学规范，意味着家长对幼儿园的教学内容不满，从而转向其他进行小学化教学的幼儿园。因而，“去小学化”与“两教一保”一样，是幼儿园面临的难以完成的政府要求。因此，采取何种方式应对这些要求下的迎检压力，便关涉到其保护性能力的发挥。

在2022年准备的年检材料中，幼儿园情况介绍部分写道：“我园共有4个班级，在园幼儿98人，共有教职工8人，其中园长1人，教师5人，保卫1人，食堂1人。”可以看到，教师的人数远远达不到“两教一保”的要求。对于这样无法完成的任务要求，幼儿园只能将其放在一边不做处理，而这个过程，对上级部门的行为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他们“知道了民办园的难处”（合伙人L老师），也就对两教一保的问题不再强求。

上级部门这种妥协在小学化问题上或许更明显。在家长的需求之下，X幼儿园专门设立了“幼小衔接”的学前班。在更明确的禁止小学化要求下达后，X幼儿园将“学前班”在上报时改称“大二班”，但实际教学内容并无变化。在上级的下乡检查时，幼儿园会适当隐藏小学化教学的痕迹，而检查人员也会减少听课时间，只是“进教室看一下，不听整节课”(O老师)，回避矛盾的中心。

无论是“两教一保”或是“去小学化”，都是在经费与需求的限制下幼儿园无法达成的要求——在更大的生存威胁下，幼儿园选择暂时回避这些规定带来的压力，即一种“搁置”。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做不到”以及搁置对村内大多数幼儿园都适用，进而形成了“农村民办园都这样，就是做不到”的共识，促成了上级部门的妥协。

甚至于在面临更高一级机构的压力时，基层部门会顶住上级压力，从中“斟酌拿捏”(公办园G园长)而为幼儿园“打掩护”。“市里面对这个肯定更严格，但我们平时和幼儿园打交道，我们就更理解。像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也不会叫他不能这样，只能说下次面对检查的时候注意一些。”（学区负责人J老师）

概言之，在生存限制下无法满足的政策规定时，幼儿园倾向于采取搁置的态度，将规定要求避而不做。而更多类似处境幼儿园的相同做法，促成了基层监管部门的理解、妥协与让步，甚至充当政策压力的缓冲带与掩护者。通过这样的搁置，幼儿园消解了无法达成的指标要求带来的压力及负面影响，并在这个过程中达成了某种基层“共谋”（周雪光，2008）。

2．  糊弄：以虚报敷衍促成本节约

搁置的方式并非在所有的情境下总是适用与奏效。当面对更严格的检查时，幼儿园将采取另一种方式。由于校园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全国范围内安全事故的发生，教育部门对校园安保工作的监管较上述事件而言更加严格。逐级调整之后，X幼儿园被通知需要聘请1名全职保安人员。然而，X幼儿园认为，聘请保安并非必要需求。一方面，X幼儿园的地理位置处于村庄的正中心，毗邻宗族祠堂、村两委以及村卫生所，周边居民密集且为本村村民，本身能够起到防范安全事故的作用；另一方面，X村有着极好的治安环境，本村村民甚至可以做到“夜不闭户”。

在此之外，幼儿园也有出于成本的考量。在安保要求下，X幼儿园先后定制围栏、添置监控系统、购置警棍、防暴叉与防暴盾牌等，以上属于一次性非大额支出；在这些支出之后，X幼儿园希望能够回避聘请保安这种长期大额但“非必要”的支出。但在规定要求下，幼儿园不得不上报保安信息。在多方面考量之下，X幼儿园选择将C园长丈夫弟弟的信息上报。但疫情期间，幼儿园的员工需要进行定期的核酸检测，且检测结果与上报的身份证号码严格对应；这对有外出工作需求的园长丈夫弟弟而言是较大负担，因而这种模式无法持续下去。面对这种情况，X幼儿园选择将教师Z上报为保安，而她只需在上级部门到园视察时离开教学岗位、穿上保安制服迎检。

在此事上，X幼儿园并没有真正聘用保安，在面临检查的压力时，采用虚报与临时扮演的方式进行应付，形成某种“糊弄”。这一方式在基层迎检中十分普遍，《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一书中，双村肖书记就讲过：“你要什么数字，我给你什么数字；你要多大数字，我给你多大数字”（吴毅，2002）。《小镇喧嚣》中的秦家畈村也频繁应用着类似的手段（吴毅，2018）。

这种糊弄得以成功，在于此类检查的“非结果导向”：校园安保的日常检查，只能关注设施与人员的配备，对于实际效果的监管难以落实。这意味着只要未出现实际的安全事故，便无法对幼儿园的安保工作进行“一票否决”。因此幼儿园能够在不要求其展现成果的弱监管下，以虚报保安的方式进行“糊弄”，从而消解聘用保安这样“不必要”的要求对幼儿园利益的影响。

3．  化解：以私人关系达政策目标

然而，并非所有的上级要求都以上述弱监管形式呈现。当压力以一种不可回避的姿态出现时，幼儿园所考虑的便不是如何将问题搁置或是糊弄了事。疫情期间，幼儿园需要定期上报员工与抽检幼儿的核酸检测结果。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X村内无便民核酸检测点，最近的检测点在7公里外的县城。因此，如何接送幼儿进行核酸检测成为一个难题。核酸检测对X幼儿园而言，是无法搁置与糊弄的要求。一方面，核酸检测是一个非弹性的任务指标，基层无法在上下级之间斡旋与打掩护，甚至不存在“互相理解”的空间；另一方面，核酸检测是结果导向的监管，只有“做与不做”的选择，而不存在进行“糊弄”的余地。

除了政策规定的要求，家长的要求同样不可回避，这些需求与生源与盈利直接相关，若无法满足带来的是学生数量的减少与利润的降低。在此过程中，识别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调动，对于使自己有利可图的家长与招生方面的需求，幼儿园将会更积极地进行回应。2020年前后，X村内另一所幼儿园开始举办入园亲子活动，并通过朋友圈、美篇等途径进行宣传。在此之后，X村的幼儿家长产生了“幼儿园需要举办亲子活动”的需求。“搞亲子活动，说到底都是为了招生。不然学生就跑到别的园去了。”（C园长）但X幼儿园的户外空间不足以应对亲子活动所需，因此，举办亲子活动也成为了X幼儿园办学过程中的一个负担。

对于这两种来源不同但同样需要正面应对的要求，X幼儿园采取了相似的解决方法。在核酸检测接送问题上，出于便捷的考量，也为了节省订车的额外开支，C园长请其丈夫作为接送司机，将一部分学生驾驶私家车将幼儿送至Z县核酸点，剩下的幼儿由老师们驾驶电动车接送。在亲子活动场地上，C园长则利用起了其丈夫就职的X村中学的操场，不仅解决了场地问题，甚至获得了更良好的宣传效果。

概言之，在遇到不可避免的要求，包括硬性规定与招生所需时，幼儿园倾向于使用私人关系降低成本，达成“化解”。在以上两个案例中，通过园长的私人关系，交通费用与场地费用被省去，要求得到了满足，压力也得以化解。

4． 小结

本章借助X幼儿园发展中的具体事例，总结出保护性能力的本质——一种减少负面影响的能力，并对搁置、糊弄与化解这三种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进行了大致的区分。准确来说，搁置是完全不做，并谋得妥协；糊弄是勉强去做，但大打折扣；而化解是不得不做，却减少做的成本。

进一步说，搁置、糊弄与化解之间，大致存在着一种从“不做”到“做”的递进与过渡，也正对应着要求从软到硬的两个极端：对于小学化与两教一保而言，监管部门可以让步妥协；而在保安问题上，虽然监管更为严格，但仍然是非结果导向的弱监管；到了核酸检测与亲子活动问题，一个是规定上无法通融的硬性任务，一个是出于市场需求无法回避的要求。在上述三个事例中，幼儿园的态度也体现出了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要求强度上的差异化决定着幼儿园行为的能动程度。幼儿园的处境切实受到了环境的限制，但这些能力的发挥充当了保护罩，使得幼儿园在环境施加的压力下得以喘息。

 

X幼儿园大事记。图片来源：作者。

 

 

基于上文，X幼儿园在面对政策变化与竞争环境时，逐渐生发出了一种尽可能减少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利益损害、努力维持其生存的“保护性能力”。然而，在经营范围被竞争和愈发收紧的政策所挤占时，它就必须另寻出路，尽可能拓展出其他利益空间。而这源于幼儿园对自身能力的判断，也不乏对社会环境的敏锐察觉。因此，幼儿园期待的并不是冒进的创新或扩张，而是一种温和的、润物细无声式的适应与成长。

1. 经营所依：乡土本色与灵活空间

由于X村的幼儿园数量已经饱和，将开办的公立幼儿园很有可能对当地本就生源不足的民办幼儿园产生冲击。首先，公立幼儿园的教师均毕业于专业院校，有教师资格证，教育方式更为专业和标准化。其次，其由县政府出资建设，有更好的硬件条件和周边环境。最后，公立幼儿园有政府财政作为依靠，向学生收取的学费也很有可能会低于民办幼儿园。政府也将公办幼儿园看作某种嵌入乡村的力量，希望其能够带动民办幼儿园向标准化的目标改变。教育局负责人H也将这一目标传达给了乡村公办园中的教师：“要给民办园老师起到带头作用，不要超前学，家长观念也可以疏导。”

不过，公办园并不完全优于乡村民办园——严苛的选拔标准、较为艰难的环境和乡土特性都让公办园的运营道路充满阻碍。具体来说，由于X村经济条件落后，公办园无法招收到足够数量的老师，迟迟无法开园。相比之下，民办园不仅招聘标准低，更能利用亲缘关系找到合适人选，且村内教师不要求社保、合同等，民办园能够轻而易举地满足教师应聘的要求。此外，村内教师还会推荐亲友的子女前来上学，进一步充实生源。总体而言，民办园能够利用的资源可以被概括为：（1）相对自由的空间。公立园的运行被限定在固定框架内，正式规则与乡村环境之间的错位带来了种种困难。而乡村民办园拥有更多的空间，更贴合家长需求。（2）乡土资源。民办幼儿园在乡村中拥有更多的茎脉，拥有基于血缘与地缘的信任和社会支持。

X幼儿园也并不例外，它借由民办园的灵活性，将面对公办幼儿园时的相对劣势主动转化为了贴合乡村需求的优势。例如，X村在7、8月时进入需要紧密工作的荔枝季和龙眼季，而X幼儿园开设的“暑假班”就恰好在这一段时间中起到了托管的作用，同时这也不失为一种留住教师的做法，因为能够为教师提供更稳定的收入。

此外，X幼儿园与当地环境的贴合也作为一种资源，将幼儿园与家长之间的距离拉近，直至这一紧密的联系成为招生上的优势。由于资金不足、生源短缺，每一个学生对于X幼儿园而言都至关重要，因此，教师们会努力满足家长需求，以保持幼儿园的信任度和口碑。在招生活动中，幼儿园也将家校之间的频繁交流作为了一项宣传的资本。

上述模式是X村的民办园在与公办园的竞争中共同产生的，在物质与权威上的相对匮乏，通过其长久以来积累的社会资本与乡土经验，巧妙地转化为了对于乡村儿童家长极具吸引力的、贴合需求的绝对优势，在公办园无法企及的高度灵活性与乡土性之上创造出了更多的需求空间。X幼儿园在这一过程中几乎与其它幼儿园保持着一致，利用它们所共有的乡土环境发掘出能够契合该地区办学需求的灵活空间，以在竞争中保持着经营的稳定。

2． 推广有方：因势利导与扬长避短

上文所述的诸多特色是这些民办幼儿园所共有的，而在民办园的竞争中，X幼儿园的某些条件却略显逊色。X幼儿园位于村里的中心位置，与村落各处的交通都十分便利，但随着外出务工的人口逐渐增长，年轻人在村落外围建房，相比于设立在村口或道路两旁的幼儿园，X幼儿园的中心位置反而更加麻烦。同时，由于X幼儿园的教师多为村外招聘，依赖于社会关系的生源也相对较少。

值得注意的是，它在20年的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自身经营条件的理性认识——相比其它幼儿园，X幼儿园财力匮乏，难以承担扩张风险。另一方面，经营者也并未将办学当成商业经营，更像是一项事业，源于“对教育的热情”（C园长），让人们觉得“是在办教育而不是只为了赚钱。”（C园长丈夫）。因此，X幼儿园的上述“劣势”在C园长的眼里并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努力进行修正，而应将其视为不同需求的适配条件，在招生时进行必要的宣传，突出可能会契合需求的特点。

例如，中心位置就意味着周边鲜少有车辆，相比道路两侧或村口的幼儿园更加安全。而外聘的教师虽然在村中几乎没有社会关系，却大多接受过专业的培训或有相应的文凭。实际上，教师的专业性也确实是家长考量的一部分，在X幼儿园的学生中，就存在着因为其它幼儿园“学不到东西”“老师管的不好”而选择退学转入X幼儿园的案例。X幼儿园在20年的办学经验中发现，乡村家长相对落后的教育观念使得教授小学内容成为了幼儿园在乡村生存的重要条件。因此，X幼儿园将小学化的关键需求与教师专业性的特征联系起来，在小学内容的教授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利用教学成果使得“X幼儿园的教学质量在村内有口皆碑”（L园长）。

此外，在X幼儿园开办的过程当中，政策要求的不断下达促使X幼儿园完成了许多经营上的完善与革新。X幼儿园也因势利导，参评普惠性幼儿园、设置防暴措施、实现明厨亮灶，不仅完成了政府的指标，也利用政府给予的权威认证建设出了招生的有利条件。即使近年来资金补助缺位，X幼儿园门口 “普惠性幼儿园”标志也为其招揽了不少学生。可见，基于对政府要求的识别能力，X幼儿园将种种政策实现为官方权威认证，将这种鲜少出现在乡村中的、正式制度下的符号作为了谋求更长远利益的基石。

相比于民办园与公办园的竞争，X幼儿园在与其它民办幼儿园的竞争中发挥了更多的主动性，针对客观上的劣势，经营者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了转化，这一举动既维持了自身收支的平衡、减少了经营风险，又提高了招生的成功率。

3. 平衡有道：自我保护与优势开拓

由于公办幼儿园仍未正式投入使用，目前的竞争还主要集中于民办幼儿园之间。在日常的经营中，不免存在有野心的经营者做出冒进的举动，打乱了大家的经营节奏：Y幼儿园曾在未告知其它幼儿园的情况下提前了开学日期，这种抢占新生生源的“主动出击”将对其他幼儿园的招生产生负面影响，得知此消息后，其它幼儿园也只能纷纷提前原定的开学日期，以减少生源上的损失。对于经济资源十分有限的X幼儿园来说，提前开学一周意味着数千元的教师工资与学生伙食支出，这种打破平衡的竞争方式对X幼儿园造成的压力与负面影响都相比于其他幼儿园更大。

因此，X幼儿园更希望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于是，C园长积极联络各个幼儿园园长，在各种事项上达成口头契约，X村的四个幼儿园之间也达成了类似利益共同体的平衡：统一收费和开学时间，并在开学前共通磋商赠品事宜。他们甚至建立了微信群聊，共同体以定期交流的方式长期稳定地存在着，在面对家长、政府等其它主体时会自觉形成统一的集团，相互维护，小心翼翼地不去打破共同体内部的平衡。C园长敏锐地察觉到在熟人社会中，一旦有人提出了维持平衡与维护共同利益的提议，那么这个平衡便会在人情与面子等乡土性的制约下稳定存在。而X幼儿园积极地成为每一项平衡的提出者，也是因为其在实践中渐渐摸索发现，这有助于让本身对它而言险象环生的竞争环境，变得更能安逸处之，而自己无疑是这些平衡的受益者。

基于多个幼儿园对利益的共同追求、对竞争环境的理解和对生源压力的感知，X幼儿园借助于地缘与宗族关系，为各个幼儿园发挥建设性能力的范围建立了一个边界，使各个幼儿园始终保持在相对一致的步伐上，也实现了自我保护。在共同体中，各个幼儿园也试探着拓展自己经营的边界，增加自己的竞争优势。例如，某个幼儿园通过亲子活动打出名号，X幼儿园也尝试通过幼儿园校服的方式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与权威性。

但由于它们所处市场十分有限，一旦一个幼儿园迈出了创新的脚步，其余幼儿园就也一定会被裹挟着前进。但除了跟随其他幼儿园的举措，X幼儿园也会主动打造优势。例如，某幼儿园率先开设了舞蹈班，其余幼儿园也立即开设了相似的课程，在教授的内容上也按照家长的需求，逐渐趋于同质化。X幼儿园则主动寻求合作，在县城找到正规的舞蹈培训机构联名，顺应了家长对上台演出和考级等的需求，享受了正规机构的名号，将舞蹈班从“不得不开”转化为了“只此一家”的优势项目。

更重要的是，X幼儿园始终努力维持自己在村民面前的“好口碑”，真正“突破边界”的行为从未主动发生——对于C园长而言，这种保守性的策略既是“为了小朋友好”，也是维护X幼儿园声誉的必要手段。在幼儿园经营者之间，这些举措使得X幼儿园始终以一种稳定的、温和的形象存在，同时也在家长之间，逐渐形成“踏实开办幼儿园”的好口碑。

由此，我们能够看到X幼儿园的能动性——其利用X村的熟人社会的性质，成为一个存在着隐性规范的利益共同体的建构者，各个民办园在这一共同体中实现了相互监督与信息的交流，共同形成了稳定的经营环境。在此基础上，它也以谨慎和保守的姿态创造了需求，另辟蹊径地以“好口碑”的相对优势在X村取得了稳固的地位。

4． 小结

本章认为，建设性能力不同于识别能力和保护性能力，体现出更多的主体能动性。X幼儿园建设性能力的发挥，来自于它对自身条件和经营环境的察觉，精准地抓住了“有利可图”的条件并加以应用。在与公办幼儿园的竞争中，X幼儿园充分利用民办幼儿园所共有的优势，贴合了当地家长的需求。它也通过对自身能力的判断，扬长避短，在民办幼儿园的竞争中以较小的成本赢得了更多的生源。最终，其在创造经营共同体、实现竞争中的平衡的过程中，不仅跟从、顺应成规，不逾越“隐形框架”，也在边界允许范围之内创造需求，发挥了自身独特的口碑优势，最大化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此外，园长自身的性格以及幼儿园的经济条件所导致的经营风格上的保守性，也是X幼儿园成功探索自身利益空间的重要原因。它正确认识到了自身资源的有限性，因此对于相对的劣势条件并不盲目地增加成本进行改变，而是转变宣传口径扬长避短；而对于无序的竞争环境，它作为资源较少的一方承担起平衡提倡者的责任，也以不争不抢的姿态打造属于自身的口碑优势。另一方面，X幼儿园两位合伙人所受过的专业教育或许也与之有关：C园长等人自身对教育的热情与责任感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安安稳稳办学，而非致力于扩张以谋暴利。所有这些所共同促成的保守行动，都使得这一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经营环境愈发恶劣的幼儿园实现了长久经营。

总的来说，X幼儿园能够基于前文所述的识别能力，在以公办幼儿园为代表的规范制度环境和以民办幼儿园为代表的乡土环境之间自如游走，不断摸索与探求定位出属于自己的利益空间，以保守的姿态缓慢而又稳定地生长。

 

北大社会学系田野工作坊现场。图片来源：作者。

 

 

通过深入了解X幼儿园的经营历程，我们看到了基层经营者如何化解了多主体之间的矛盾及复杂环境中的多重危机。基于主体性的视角，本文将X幼儿园的经营模式嵌入农村公共品提供的研究框架，发现其主要在与乡村熟人网络、市场及政府三种力量进行博弈。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将X幼儿园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将其对抗环境变化的能力进行了大致的划分：识别能力、保护性能力和建设性能力。

识别能力源自乡土结构，又在环境的逐渐变化中不断完善，成为了经营主体洞悉所处环境之本质的根本，弥漫在幼儿园整体的行为逻辑之中。识别能力是一切行动和决策的基础，它让X幼儿园能够看到不同要求的强弱之分及底线所在，运用“搁置”“糊弄”与“化解”三种手段消弭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幼儿园维持经营也需要主动寻求利益，不仅意在摊平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得不增加的成本，也为其日后的持续发展拓宽出更多的可能性。本文将这一行为所依归纳为建设性能力，同样也是借助于识别能力，在X幼儿园与政府、市场及家长的多主体互动中得以实现，在完全的制度化与乡土性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利益空间。

上述能力同样也对应着识变、应变与求变的三个阶段，从某一特殊情景中能力的萌芽到复杂却日常的环境下三种能力的综合运用，X幼儿园逐渐成为了进退有度、行止有据的成熟乡村机构。识别、保护与建设三种能力并行的发展模式，其中所隐含的正是的结构性与能动性的双重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乡村组织的能动性分析恰好补足了公共服务设计中整体性制度安排与乡土社会之间暂时难以弥合的裂缝。这种能动性与建构性的分析视角，不仅能够在农村社会的观察中更为深入地看到其内生性动力，也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与正式制度的合法框架进行对话，也能够在乡土的非正式制度下进行沟通，对主体在有限资源中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文字编辑：曾晨妤、宫昌昊、许方毅

推送编辑：苟钟月、罗影

文章出处：田野工作坊第24期。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