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夫岡·邵伯樂（原著）德國聯邦議院

朱磊（譯）慕尼黑大學哲學系

 

编者按

本文是德國紀念韋伯《政治作為天職》演講一百周年的重要講話。借德國議長之口我們可以看到，作為歐洲文明之子的韋伯仍然可以為當代歐洲政治提供切中肯綮的洞察和忠告，並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歐洲文明的可能走向。自2008年金融危機、2015年難民潮和2022年俄烏衝突以來，歐洲在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不斷面對左右兩股激進勢力的衝擊。危機既讓歐洲面臨解體的風險，也為其進一步整合帶來可能。如若二戰以來建立的歐洲秩序最終面臨瓦解，那麼大國競爭的國際局勢必將立刻使歐洲人重新意識到團結的必要。而如果要維繫歐洲在政治上的團結，從德國乃至北歐的傳統出發，韋伯幾乎為歐洲指出了當下唯一值得追求且切實可行的道路。從文中我們可以看出，身處一個動蕩和變革的年代，德國戰後成長起來政治人物如何基於自身的歷史和現實，堅守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責任倫理，並期待以此為基礎塑造德國以及歐洲內部的社會團結。同時我們也會看到，這樣的歐洲將會如何感受與理解美國與中國各自代表的世界秩序；以及，歐洲的中間派——如果他們在政治極化的時代仍起到主導作用——將如何從倫理原則、自身實力和切身利益出發，探索一種異於中美的生活之道與世界秩序，並以此構成對中美在實力和道義上的雙重平衡。

 

 

“如果把馬克斯韋伯這一類人押到牆根［執行槍決］，戰爭還是可以赢的” —— 1918年9月初，德國海軍上將參謀部的一位高級軍官如此斷言。這是一個至今仍足以對任何關於馬克斯·韋伯的文章處以極刑（sprengen）的論斷。然而，它表明韋伯在生前就已是德高望重。從他同時代人的角度來看，這種重要性顯然遠遠超出了他對科學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德國經濟研究所定期頒發馬克斯韋伯獎，這並非巧合。當初正是他的著作為商業倫理的科學領域奠定了基礎。］

軍方將這個德國首屈一指的社會經濟學家視為眼中釘，這也絕非偶然。他是一個平衡的人（Man n des Ausgleichs），然而並非和平主義者，尤其是在戰爭初期。與眾多愛國知識份子相同，韋伯歡迎戰爭，甚至要求戰爭的到來。但韋伯比別人更早地意識到，這場戰爭已經無法取勝。繼續徒勞的掙扎是沒有意義的，這同時也是不負責任且不合道德原則的。

 

Wolfgang Schäuble（沃爾夫岡·邵伯樂），時任德國聯邦議院主席。圖片來源：《法蘭克福彙報》（本文來

自其在2018年末頒發馬克斯·韋伯獎的典禮上的演講，並於2019年1月17日刊登於《法蘭克福彙報》）。

韋伯主張和解（Verständigungsfrieden），並因此被那些不得不做出決定的人視為替罪羊。因為韋伯 —— 正如他在自我評價中所說 —— 更願意說出“刺耳的真相，而非順耳的謊言”；因為他對責任（Verantwortung）的告誡一直以來就是對的；因為那些曾執著於自身信念（Gesinnung）的人無法承擔責任，以至於自欺欺人。

责任與信念：軍隊的行動及其後果使人類思想和行為的永恆對立變得極其清晰。在經歷世界大戰之後，韋伯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19年1月］給慕尼黑的學生們做了一次演講，表達了關於政治作為一種職業（Beruf）——或者說天職（Berufung）——的基本原則。但最重要的是，他照亮了一個充滿張力的領域，而作為人類一般行動的政治在這裡恆常登場：秉持责任倫理的人看重的是自身行為的後果。他們願意妥協，不敢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與之相反，堅持信念倫理的人則我行我素，彷彿這不會引發任何後果。後者無法利用有限但卻真實存在的迴旋餘地，不對其行為的可預見後果負責。韋伯認為，秉持信念倫理的人無法承受“世界的沉淪”/“世界的倫理非理性”，這使他失去了以必要的分寸（Augenmaß）來做出決定的資格。

 

 

韋伯對我們行動的倫理基礎的反思仍然影響著我們對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理解。他的思想在一個正在經歷快速變化且充滿挑戰的世界中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參考點。［如果諸種經濟科學想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找到答案並做出自己的貢獻，那韋伯的意義就更不用說了。］在全球化和數位化的大環境下，我們目前正面臨著巨大的變革加速，這對個人和社會凝聚力有著深遠的影響。我們才剛剛瞭解到全球化的真正含義：除了幾乎無限的新機遇，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毫無疑問，全球化是一項世界性的福利工程（Wohlstandsprojekt），儘管充滿風險。全球化進程正創造著前所未有的自由，併為數十億人提供新的機會，在自由市場的推動下，首次靠自己的力量擺脫了貧困。

然而，這隻是硬幣的一面，只是現實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不那麼合乎理性。同樣真實的是，我們感覺到有些東西已經分崩離析。世界正以可察覺的方式離我們越來越近，我們熟悉的環境也因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很多地方，人們的印象是，他們正被全球化和數位化的變化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正被一個日益複雜的世界所擺布。他們正遭受著經濟結構變化和國際競爭加劇的影響。不少人認為，各個層面變化的巨大加速度是破壞性的，是對可感世界的異化，是對熟悉的、傳統的、體己的事物的消解。韋伯會將其描述為“傳統紐帶的解體”。社會團結（Soziale Koharenz）因此受到威脅。

我們都感覺到，在我們的繁榮中，不安全感在不斷增加。雖然我們國家客觀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大多數人也是這麼看的，但很多人擔心我們的子孫將會走下坡路。對未來的悲觀情緒佔主導地位，無限制的遷徙自由/慷慨解囊（Freizugigkeit）也造成了不安。我們在各個開放社會中所擁有的各種自由可能因全球化和新的通訊手段而讓人難以承受。

人的幸福和滿足並不完全由車庫里車的數量和品類決定，不是看一個人有多大能力去世界上最有異國情調的國家旅行，甚至不是你在社交媒體上收集了多少讚。人的幸福和滿足取決於你是否能夠塑造一種一以貫之的生活。你體驗到了紐帶，感覺到自己紮下了根（verwurzelt），不用擔驚受怕，你有立足點，有家可居。人終究有歸屬感的需要，有認同某種事物的衝動。這不是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問题，而是一個人類學意義上的常態。人，就是這樣。因此，諸種被連根拔起/無家可歸（entwurzelt）的感覺在德國是一個問題，這與那些物質方面客觀上遜於我們的國家的無異。

繁榮，就像幸福一樣，與貧窮是水火不容的概念。因此，指望我國在國際上相對的物質繁榮並不能解決問題。而單單增加物質上的繁榮並不能使事情變得更好，而這是政客們非常樂意屈從的錯誤判斷。

韋伯的責任倫理要求我們具有現實感（Wirklichkeitssinn）。這意味著在不可阻擋的變化和必要的穩定之間找到平衡的創造性意志。我們需要這種平衡。負責任的政治必須讓人們感覺到他們的需求 —— 安全、維護社會紐帶、團結 —— 被考慮到了。總之，即使在動蕩時代，人也要活出人的樣子。

 

Max Weber（馬克斯·韋伯）。圖片來源：Wikipedia。

 

因此，不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世界範圍內，實行變革是必要的，這樣人們就能夠跟上時代的步伐，應對變化。我們必須將我們所經歷的技術進步、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展與人們對此的感知（Befinden）協調起來。為了讓這些變化不至於讓人難以承受，為了認真對待人們，我們必須將上述進步和進展與人們的傳統（複數）和文化（單數）相協調。更何況，遍佈全球的極端不平等狀態的同時存在使得這一境況更加惡化。

全球資訊的即時共用至少加強了對社會差異和不平等的主觀認識 —— 不僅在我們的社會內部，而且在西方社會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世界上某一點發生的事情，早已對其他國家、其他經濟領域、社會和個人產生了不同的影響。一方面全球移民運動和國際恐怖主義把我們捲入戰爭和衝突，另一方面遠在天邊的不公與無望突然近在眼前。

 

 

十年前的國際金融市場危機讓人們看到了全球互聯的經濟中可能出現的動蕩。我們很快就想到了銀行的責任。但它是由於人、由於毫無節制的對更多的東西（不論是金錢還是福利）的爭取而引發的，即便這慾望本是人之常情。

我們已經設法避免了全面崩潰。然而，危機在眾多方面導致了重大物質損失。但這場危機真正意義深遠的後果和對人們的持久影響遠遠超出了物質層面，因為信任和安全感受到了影響。而這一個社會凝聚力的基礎，決不能遭受嚴重的危害。因為如果沒有內部團結，即使是一個現代社會也不可能長期存在於自由之中。所以，如若日後在市場中再次遭遇類似問題，我們必須找到更好的答案。

負責任的政治必須考慮到人類不完美這一人類學意義上的常態。人需要自由，但也需要約束性的規則，需要一個行動的框架。政治必須制定這些規則，將個人的行動嵌入到監管框架中，防止斷裂和扭曲，這樣才能維持社會平衡。

這不是一個新的見解，就連古代的立法者梭倫也對喪失尺度的變動憂心忡忡。他要求，改革要始終從目的考慮，不能忽視後果，“不要在本國人民的承受限度之上改變”國家。韋伯的責任倫理與此有關。而對我國經濟秩序至關重要的弗萊堡學派，也貫徹著合乎尺度的變革以及重新調整和適應的思想。阿爾弗雷德·穆勒-阿馬克（Alfred Müller-Armack）、瓦爾特·歐肯（Walter Eucken）等秩序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us）的代表人物主張以規則為基礎平衡社會利益。尺度（Maß）和中道（Mitte）決定了他們的思想和行動。他們開啟了既防止過度變革、又拒絕死水一潭的平衡思想。

 

Alfred Müller-Armack。圖片來源：Prabook。

 

韋伯認為，只要考慮到第三方行為，經濟活動中的社會行動即為社會行動，且只有考慮到第三方行為，經濟活動中的社會行動才是社會行動。經濟活動本身不是目的，也決不能成為目的。（人民的福祉總是最終的目的。韋伯在他的演講《政治作為天職》中稱之為“符合倫理的總體經濟”。）如果完全任其發展，市場就會毀滅自身 —— 就像沒有限制的自由一樣。因此，根本問題仍然是我們如何確保在市場經濟中負責任地使用自由。

秩序自由主義 —— 其創始人與韋伯的共同點不僅僅是基本的人類學意義上的理解——提供了一個答案：社會市場經濟，因為它面對的是不完美的人性的現實，也就是韋伯所說的那些“人們通常的缺陷”。它是一種最適合人類道德行動傾向的激勵模式。奧斯瓦爾德·馮·內爾-布魯寧（Oswald von Nell-Breuning）用一句了不起的話表達了這一點：社會市場經濟之所以符合人類，也是因為它不會在道德上讓人不堪重負。畢竟，道德也是一種稀缺的商品。社會市場經濟讓利己主義得以表達，同時不允許人們陷入自私之中。團結也是必要的。

 

Oswald von Nell-Breuning。圖片來源：WDR。

 

在反對以保護主義或平等訴求來創造更多對正義的幻想的同時，秩序自由主義者秉承了優秀的韋伯傳統。不勞而獲的收入不能帶來可持續的繁榮，它會癱瘓而非刺激生產力。團結必須是對個人責任的補充，而不能取而代之。人類社會如果沒有行之有效的激勵制度，成就就會降低。但自由、個人責任也不是萬能的 —— 沒有團結就會破壞自己的基礎。

社會市場經濟對市場內的自由做出了負責任的規定，它需要市場外的矯正因素。為了應對喪失分寸的危險 —— 邊界、規範和平衡必須被建立起來，阿爾弗雷德·穆勒-阿馬克這樣說：必須“使正義、自由和經濟增長的理想達到合理的平衡”，以維繫平衡、尺度和中道。

今天，國家作為我們秩序的守護者和塑造者，不能免除為整個世界思考秩序的責任。只有當國家層面的平衡被嵌入全球平衡中時，前者才會被證明是穩定的。因為我們在平衡這一尺度內高度相互依存，以至於今天很多要規範的東西只能在全球範圍內有效。

防止氣候災難、打擊數位寡頭壟斷和金融市場日益僭越的霸權 —— 這些和其他挑戰需要全球協定和跨界遊戲規則，從而避免持久的系統性失敗。我們需要國際層面的增長，讓更多人受益。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只有當分歧和由此產生的衝突不變得越來越大，而是保持在可控範圍內時，少數幸運者 —— 我們大體上可以把自己算作最幸運的人 —— 的繁榮和穩定才能得到維護。

 

 

當韋伯在100年前提出他的思想時，一個全球相互高度交融的世界剛剛落幕，它毀於脫韁的民族主義所引發的世界大戰。韋伯得出的教訓是，歐洲鄰國在未來應該共同努力。他之所以這樣呼籲，也是出於地緣戰略的考慮。韋伯預見到，歐洲統治世界的時代毫無疑問已經結束。在1918/19年，韋伯將美國視為未來的主導大國。因此他認為，將利益捆綁在一起是歐洲在國際舞臺上作為一個獨立行為體維繫自身的唯一機會。

美國已然成為世界強國。與此同時，其他國家也早已開始在世界範圍內擴展勢力。他們正在與歐洲及其價值觀競爭，想在國際上定下基調。當我們洞察了這一點，便清楚了我們在歐洲的未來。全球化使歐洲國家之間的聯繫比三十年前任何人可以設想的情況都要緊密。我們已經明白了，只有歐洲作為一個（引領）創新、科學和技術的大陸，在經濟上取得成功，從而在政治上強大，我們才能為回答全球可持續性問題做出貢獻。我們只有共同努力，集中我們的能力，才能説明有效地解決歐洲意義上的全球秩序問題，以我們的價值和信念説明塑造這個世界。因此，歐盟是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最佳對策。

然而，對於政治來說，只要有其他選擇，避免不愉快的政治決定的誘惑是巨大的。我們歐洲人長期以來一直依靠道德上可疑的專制政權來實現中東和非洲周邊地區的相對穩定。我們曾經可以指望美國作為一個維繫秩序的力量。現在，我們必須證明 —— 一起證明 —— 自己有能力基於我們的繁榮向周邊地區投射我們所需要的穩定。非洲需要投資 —— 不僅僅是中國的投資。在政治和經濟層面，我們需要更多的參與。我們需要提供有效的説明，讓我們的鄰居有更多的長期前景：因為在充滿危機的地區，迫切需要重建和經濟復甦；因為歐洲國家將長期承受像我們在2015年經歷的難民潮。這不僅是一個信念問題，更是我們責任的體現。

我們的世界並不理想，而且也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而那些抱定絕對信念而不在乎其實施後果的人則會我行我素。因為最好的東西通常是善的敵人。完美主義的傾向蘊藏著危險，不但導致笨拙僵化，更容易落入萬念俱灰。至少有一點我們德國看起來很完美：解釋為什麼有些道路走不通。改進是可能的，一點一滴的。我們必須集中精力 —— 在德國，且作為歐洲人，用我們自己的聲音（複數） —— 解決這些問題。比如在數位化方面，我們可以走出不同於美國和中國的歐洲道路（複數）。每個改革都是積跬步以至千里，《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就是這樣邁出的第一步。而且即使它最初只適用於地理上有限的空間，也是有意義的。與其在對完美的錯誤期望中停滯不前，不如邁步向前。

這也適用於打擊逃稅行為 —— 只有通過20國集團層面的逐步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換句話說，這也適用於金融交易稅：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曾經有此建議，以抑制資本市場的投機行為。懷疑論者說，只有在所有國家都參與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否則就會有監管套利的危險，影響稅收的目標。然而不可能所有國家都參加，因此，最好不要去管它。但是，不能實現“上佳”可能的人，不必放棄任何行動。他專注於更容易實現的事情。這是另一種進步的方式，儘管有限。這意味著在歐盟範圍內引入金融交易稅。儘管不是所有國家都會回應，但是一系列經濟上舉足輕重國家會參與其中。這絕非一無是處，而是對現狀的改進，可以成為托賓稅邁向全球的第一步。

 

James Tobin。圖片來源：Finanzas y Economía。

 

即使是備受爭議的《聯合國移民公約》也不會等到聯合國每個成員簽署後才發揮其作用。德國為其創建做出了巨大貢獻。並且，我國將從該公約中受益。因為它創造了應對移民的最低標準，而我們已經有了這些標準，並且鼓勵別人向其靠攏。［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簽署該公約是有意義的。］這可能並不是受到普遍歡迎的，但負責任的政治需要領導意志（Wille zur Führung）。通過確定方向來發揮領導作用。如路德所說，不要忽視人民的關切，但不要被民意所左右：這才是最重要的 ——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除此之外，在緩慢推進中不完全摒棄制度的規則約束性，也是責任的一部分。不能一味因人而異。即使我們只能緩慢推進，決策本身的系統一致性仍然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性。

聯邦製的例子說明瞭這個問題：由於我們沒有大刀闊斧的能力，即在調整聯邦政府與各州的財政關係時，全面檢討聯邦各級之間的職能、支出和收入的分配，所以我們不斷地小步快跑。我們目前正在議會中再次就教育投資問題進行辯論。這些都是迫切需要的。但這有一個副作用：聯邦政府的權利也在加強。一方面這是對的，因為它貫徹了監管政策的原則。提供資金的人也應該決定其用途。但這是以犧牲各州的責任為代價的，是以犧牲聯邦明確的許可權劃分和政治層面的個人責任為代價的。然而，就監管政策而言，這始終是一個框架條件問題，它使明智和負責任的行動更有可能。

我們如何制定正確的激勵機制？用盎格魯-撒克遜語來說，就是避免“道德風險”。因此，小步快跑。沒錯！但要朝著正確的方向，即規則約束。這就要求我們採取負責任的監管政策。［這也是目前與意大利談判的內容。我們在進行這些工作時，應該考慮到什麼是可行的。意大利需要説明。這就是現實。132%的國債是一個重擔，可能將這一歐盟創始成員拖入深淵，給整個歐盟帶來不可估量的後果。我們應該做好提供援助的準備，但不是無條件的，否則這將設置錯誤的激勵機制，從長遠來看會使問題變得更大。因此：援助是可以的，但前提是援助要有嚴格的條件——而且我們要抵制羅馬民粹主義政府的任何敲詐企圖。這就是負責任的政策。］

［經驗告訴我們，歐洲往往在危機中前進。我多麼希望事情不是這樣，但事實就是如此。這使得充分利用危機變得更加重要。最重要的是：秉持核心認知，即沒有歐洲，德國就沒有未來。德國需要一個強大的歐洲。我們的國家從單一市場中受益。反過來說，歐洲也需要一個強大的德國，對德國的過度索取不符合歐洲的利益。我們可以掌握未來 —— 但只能一起做到這一點。］

［這很費勁。但這樣一步步的合作恰是在韋伯的意義上。它不同於這樣一種信念倫理的態度，這種態度可以在追憶往昔的懷舊者以及在沒學會走就要跑著改造世界的人中找到。兩者的共同點是，他們忽略了什麼是可行的。他們的行動頂多是遵循崇高的意圖。］

當韋伯寫下他的想法時，他對俄國革命 —— 尤其是知識份子對革命的反應 —— 印象深刻。他抨擊“走向虛無的‘智趣浪漫主義’——沒有任何實質的責任感”。按照韋伯的說法，秉持信念倫理的人只感受得到對“確保純粹信念的火焰，例如對社會秩序的不公正的抗議的火焰，不會熄滅”的責任。他們會不斷地重新扇動它：這便是他們的唯一目的。信念倫理力求絕對，甚至有可能變成對異見者的極度不容忍。他“剛剛向我們宣揚‘以愛反暴力’”，下一刻就會宣揚暴力，“為了最後的暴力，毀滅一切暴力的暴力”。今天，我們知道，如果為信念不惜一切代價是可行的，它將必然導向那些極權主義的深淵。馬克斯・韋伯在這方面也絲毫沒有失去他的現實性。

在民主糾紛中，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的衝突是正常的。信念是法律允許的，對現狀的批評是允許的，其作為通過嘗試與犯錯而改進的前提，更是有必要的。每一方都必須接受，其論點總是以其道德標準來衡量。然而，任何人如果站在所謂的道德制高點，以信念倫理的方式滿足個人理念對絕對性的奢望，就等於是放棄了在複雜世界的現實中的政治創造力（Politische Gestaltungsfähigkeit）。但這才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今後會生活在一個變幻無常的世界中，而我們自己對世界變幻的條件是負有責任的。

眾所周知，馬克斯·韋伯在1919年1月的著名演講［的結尾］，將一切負責任的政治原則形容為“滴水穿石”。他強調了政治塑造過程中的艱辛，為了共同繁榮，需要堅韌不拔的毅力。但是，堅持是值得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這是韋伯思想中樂觀的基準音符的一部分。對那種無條件的“對世界的肯定和適應”（Weltbejahung und Weltanpassung），他在處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文章中已經談到過。他說，政治行動要有一個好的結局，唯一的前提是決策者必須準備好面對事實，預測和糾正不理想的事態發展 —— 並且，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要具備三種素質：“激情 —— 責任感 —— 分寸”。為了保持平衡，避免社會混亂，為了維繫團結，我們必須一如既往地牢記韋伯的呼籲［—— 在政治以及在經濟中］。

 

 

文字编辑：林上、梁邱园

推送编辑：李金瑶、罗影

审核：孙飞宇、许方毅

文章出处：沃尔夫冈·邵伯乐 著，朱磊 译，2022年，《社会理论学报》，第二十五卷第一期：171-185。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