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提要：社会学的历史研究向历史学学到很多，但二者的思维方式具有可见的差异。这一点可以从二者对待史实的动机得到观察：将史料呈现视为结论还是探求观点的证据；提出问题指向真相解读还是理论解释；分析焦点主要置于特殊性问题还是一般性问题；是否区分因果关系的层次，比如特殊因果与一般因果，以求寻找更为基础、长程及系统的因果关系。由于社会学研究者通常以研究问题决定方法，因而上述不同主要来自这两个学科训练的目标差异，较少来自方法的不同。

关键词：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目标；思维方式

 

本文希望讨论五个问题：第一，社会学为何看重历史材料？第二，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提问方式有何差异？第三，证据和观点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第四，理论逻辑如何区别于并超越历史偶然性？第五，社会学在处理历史材料时，如何区别特殊因果与一般因果，特别是如何生成一般因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试图总结的一些分析特征，只是基于笔者较熟悉的政治社会学，可能范围较窄，也许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学。

社会学的学科“人设”，是关注当代问题，强调方法和一手资料，属于经验科学。这些基本印象带来了对社会学的批评：问题细碎、沉浸深描、高数据低意义。但社会学的历史研究显然并非如此——它特别关注历史信息所显示的长程、基础及系统影响导致的结果，尤其是那些具有宏观现实意义的质性变化。这个领域集聚了不少出色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李约瑟、摩尔、托克维尔、艾森斯塔德、埃利亚斯、斯考波尔、蒂利、拉赫曼、古德斯通、格瑞夫、魏昂德等。他们利用数据，更引人注目的共同特点是采用定性分析，试图提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从历史出发，但关心的是求解从历史到现今的连续性影响。这里的“连续性”是指，尽管这些因素出现于过去，但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可以看到它们给现今带来的重要改变。

 

 

 西达·斯考波尔（Theda Skocpol，1947-）。

 

为何社会学使用难以定量的历史材料？其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历史材料沉淀了一段时间，稳定、方便比较，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短期的时局变动、群体利害及意识形态影响。远距离观察客观现象，有助于由结果追索的向始思考，从现今回溯长程变迁的起因和机制。社会学对于长程社会变迁有特别的兴趣，这不是指日常微观的小变化小演进，而是撼动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学称之为“质变”，从而解决社会学常出现的“可量化但无意义”的问题。在这里，材料只是了解历史的第一步，但如果仅仅堆积材料，就永远不可能理解历史。因而，在社会学的历史分析中，思维方式与材料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其次，虽然是讨论长程变迁，但社会学的时间观念，与其说是经验论式的（以自然的顺序变化为标准），不如说更是一种性质论式的（以界定的质差变化为标准）。在我看来，这是定性分析最主要的特点——运用分析的眼光，去发现事物性质的差异性变化。因此，性质类别划分所基于的标准，它们来源于分析性的理论判断，对社会学变得非常重要。比如传统与现代、帝国与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变迁，都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时间顺序，而是一种性质差别意义上的时间顺序。

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分析证据，历史材料提供的不仅仅是时间延续信息，对于社会学而言，它们还包含着可以被研究者认识、能够通过分析过程加以甄别界定的“性质”变迁信息。不同于经验论的时间观，性质论的时间观并非只是将历史看成自然的历史，它还是人为的意志和活动的行为历史，和人类的文明追求及认知选择有关。正是因为这一点，性质论的时间并非只有一个方向，比如威权体制不一定走向民主体制，现代可能回到传统，民族国家可能回归帝国形态，社会主义也可能走向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历史不一定按照已了解判定的方向自然行走，所以需要不断地再认识。

这种时间观使社会学面对复杂的研究问题，需要结合纵向（进展）和横向（比较）两种不同的方式展开。比如文化差异可以横向比较，但文明则需要用纵向演进的统一标准衡量，不然文明就缺乏共性特征。因而，对于社会学而言，通过历史材料希望可以看同——明确贯通现今的长期影响因素是什么；也可以看异——弄清哪些因素已经发生了质变，是什么性质的质变，由什么动力推动。经社会学比较得出的差异特征，目标往往不仅仅是彰显不同标准的差异——比如文化差异性，更重要的在于统一标准的差异——比如文明的差异性。

这个绕口令式的论句容易使人产生困惑，但我认为区分它们是必要且关键的，尤其是当我们和史学研究进行比较的时候。面对资料，历史学最常见的问题一般是发生了什么，它是不是真的，在这方面，社会学需要依赖历史研究的成果。但这些“真”的差异可能只是文化意义的，似乎不存在统一的评判标准。而社会学希望从这些真差异中，分析另一种可共用标准衡量的异。比如历史学发现，传统各有不同样式，但社会学试图衡量不同传统对于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及带来的结果。衡量这种作用和结果必须具有趋近和通用的标准。在分歧的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政治现实下，这些标准如何产生，如何得到广泛认可往往变成难题，但社会学从未放弃，一直在探索。

很多人认为，分科史学（比如政治史学与政治社会学）的共同点是，都对历史中的政治现象有兴趣。可以这样界定，但这种界定并不重要。原因是这种说法暗含对社会现象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界分，似乎政治现象与经济或文化现象可以分别进行独立分析。事实上我们无法拆开它们，因为很多重要的政治变革是经济发展，甚至经由经济决策开启的，比如税收和法律制度变动、政治权利变动的关系；还有不少经济变化如果不从政治或社会行为的角度来观看，就很难得到解释，比如高速铁路在中国的立项历史。所以在社会学看来，注重对象的学科区分意义不大。

尽管受过良好社会科学训练的历史学研究，和受过良好历史学训练的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很相像，但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到，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注焦点存在差异。社会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是针对解释性知识的，这表现在提出问题的方向上：从经验事实与理论逻辑的矛盾及不契合出发。社会学虽然也重视描述现象，但倾向于认为，对解释性问题的回答，在知识上价值更高。这并非是轻视对基础材料的爬梳，而是希望基于信息了解，提出进一步的认识目标，力求避免埃利亚斯所批评的：仅仅针对“一次性事件”所以将某些特定的个人活动和特征，处于问题关切的中心，而非对其为何具有这样的角色地位展开系统研究。这导致人们称为历史的东西看起来往往是某些个体单一行动的累积。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著《宫廷社会》。

 

因此，面对历史材料，社会学和历史学看似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事件、历程、人物、观念、行为……但其提问的重心有可观察的区别：历史学首先是寻求可信的史实真相，而社会学总是试图发现影响要素和机制。这当然需要依赖对真实材料的掌握，但二者呈现不一样的问题指向：历史学挖掘历史事实，寻找有序列联系的史实，指向事实性问题：发生了什么，它是不是真的？例如思想史研究聚焦谁说了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但相对而言，社会学更希望揭示关键的影响关系，指向解释性问题：为什么会如此？例如同样针对思想史，社会学会好奇，为何这个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何它会成为主流并支配了社会走向（引发变革）？

如果说历史学完全不关切解释性问题，这是不公正的。很多出色的历史研究提出的问题完全是解释性的。比如，为什么古代中国持续了大一统局面，而罗马帝国以及上古和中世纪其他帝国都瓦解了呢？中世纪的革命使得中国经济在 1100 年之后执世界之牛耳，这场中世纪革命的原因究竟何在？中国科技在历史上曾经位处世界领先，可为什么在 1350 年之后，中国的技术进步未能保持以往的速度？ 但历史学的回答重在具体情境。由于具体情景多样且多变，可以解释一时一地一事件，却不一定是长程变化的动因。解释这种动因，就需要回答，为何这类情况一直延续，直至今日？为何同类事件反复发生？是何种逻辑使之“不得不”如此运转？所以，社会学的提问目标不是具体而是抽象的：它更注意超越于个别现象的结构性关系形成，及其导致的长期影响。

 

 伊懋可（Mark Elvin）所著《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解释》。

 

社会学分析一般认为，只注意在给定条件下发生了什么是不够的，必须要把系统性的原因识别出来，使之与非系统性的偶然原因相区别。比如对这个问题——为何各国财富呈现巨大差异——的社会学回答：各国财富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政策的质量不同，所以产生的激励结构不同。尽管有很多具体的因素存在——比如土地富饶、资本丰厚、人力充足、技术进步——都可以增进财富增长，但它们都无法脱离制度背景和政策目标单一发挥作用。因为错误的制度及政策，会对这些因素发挥作用造成妨碍：使资源无法被合理利用；使浪费性掠夺（而非价值生产）出现；使所有人无法展开有效合作；使收益无法被大范围获得；使社会效率受阻。换句话说，只要系统性的障碍存在，具体单一要素的作用就会无法显现。

历史学主要是针对经验现象的，这一点和社会学有相似之处。但社会学实际上是在经验和理论两个“世界”中工作，暂且叫作生活世界和分析世界。这并非两个对立的世界，但它们很不相同。社会学试图联系二者，在生活世界（经验、具体、复杂、丰富）和分析世界（理论、抽象简洁、高度选择的）之间构建桥梁。其做法是问题意识由理论（分析世界）而非事件引导，但证据来自经验（生活世界）而非推论。这就和过程描述、编年史等历史叙事的写作不同，因为社会学必须运用观念秩序（分析框架），对资料本身的自然秩序进行再组织化，以挖掘基础性和系统性的社会因素：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历史的叙述，服务于他对法国社会关键性局限条件的发掘：绝对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观念的抽象性和政治经验的普遍匮乏。他使用史实，是为了揭示这些关键变量在塑造革命进程中的作用，而不是为了书写史实本身。因而，他摒弃了编年的秩序，让叙事服从于观念的秩序。

 

 托克维尔（1805-1859）。

 

社会学相信基础性系统性原因的作用，认为系统性原因属于非个人的社会原因，其效用自然可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个人影响，但个人一般只能借势发挥作用，因而系统性原因区别于具体个人的表现、动机和选择。换句话说，系统性原因能够影响个人以什么方式起作用，而个人常常与社会环境相吻合方能发挥影响，但个人的选择很难全面改变系统性原因的作用。

在实证科学里，证据和观点不是一个东西，这一点影响到社会学研究：历史材料的作用是证据，不是结论本身，因为展示历史材料本身不是结论，呈现故事真相也不是研究目的。结论（观点）必须通过历史材料（证据）得到证明，导致社会学不得不对证据进行选择。这一点被历史学者诟病最多。批评者说，在获得史实之前不应有目的，因为目的会隐蔽或篡改不希望的真相，这不错，但了解了事实之后呢？社会学不是仅把了解事实（掌握证据只是初步目标），而是还把揭示观点——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作为最终的研究目标。

如果是这样，判断材料的重要性并加以取舍，比如忽略有些事实就成为必要。在社会学者看来，需要区分无关紧要的日常活动与改变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观念力量（思想和信仰）、经济及政治关系（势力分布）的时刻。因为并非所有的活动都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大部分的人类活动，结果不过是在延续或重复社会和文化结构，并未带来显著和有意义的变化。因而，证据往往具有时空限制的特殊性，但研究论点，社会学则追求尽可能具有相对更高的一般性。所以特殊论据是否可以得出一般性论点这个针对经验科学的哲学辩论始终存在，而社会学不能等待，它在探索可能性。比如，在某个断代出现的证据，能否作为具有超时代长程影响的证据？社会学认为，历史证据本身没有回答这一点，但研究者可以根据史料及其影响后果的事实作出判断。

这种判断依赖研究者对意义的理解，以及具有此种意义的史料，在长程历史中是否可观测的整体掌握。意义——何者为重要，通常是由研究者持有的理论界定的，研究者需要把它和史料证据结合起来做出系统判断。社会学虽然依赖对材料的解读，但解读需要意义的加持方能获得系统理解。比如《怀柔远人》研究中，对马戛尔尼使团觐见皇帝时被要求按照中国礼仪下跪的事实的讨论，不能仅仅基于现象本身，还必须基于对礼仪代表的意义的理解，方能产生明确观点：它是表达对等级的服从，还是如同西方习惯的握手、拥抱、贴脸一般，只是必经的外交礼仪？

 

何伟亚所著《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历史学是“关于背景的学科”，秉持这一精神，历史学似乎并不鼓励把史料贯穿而用、互相映照、对问题给予超越情景的提升。而社会学无论说明变化还是不变，都寻求发现一般性结论，而不是具体的特殊性，这种目标需要让问题超越具体情景，从特殊的证据中尽可能挖掘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比如研究一个具体时空下的组织派系产生，社会学的目标在于认识影响政治派系形成的一般原因——是否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比如阶级所属，决定人们的政治选择倾向？还是由于其他的组织因素？对史学来说，不同世纪的现象对比不一定有关系，因为情景根本不同，但对社会学而言，它们可能有关，这种关联是理论逻辑上的——同是在解释并证明影响政治派系生成的要素。还比如，对比印度教与锡克教冲突的历史资料，社会学研究聚焦于宗教冲突的一般原因——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而对史学来说，这似乎走得太远，因为冲突由复杂的特殊条件引起，有很多宗教和政治能和谐相处，所以不存在一般性的关系。但对社会学而言，它们也可能有关，因为需要解释这个一般性问题：为何部分宗教会高度政治化？显然，社会学提问试图超越于具体材料（证据）本身，发现更具一般意义的结论，这

种问题意识的特点，我称之为从特殊中发现一般。

这个问题是历史学和社会学，乃至广义的社会科学结合的困难所在，也是社会学的历史研究在史学领域被接受的困难所在。有很多学者争辩，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差别在于方法——如何尊重事实、如何看待客观事物、如何把材料变量化，等等。我认为这不是重要的差别，因为方法作为研究手段，往往依据问题和材料的性质而变。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主要差别，在于研究希望到达的目标，而不是方法。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这决定了社会学的目标——关心结论作为知识的一般性水平。它总是询问：其中有没有理论逻辑存在？除了该历史材料，它还能解释什么现象？是否脱离局部经验后，结论仍能具有解释力？能否将具体发现一般化？或者这个具体问题是否具有可一般化的价值？

这样一种关切，与经验导向的理论观（experience oriented theory）有关。这一理论观认为，理论是概念的关联（webs of concepts），用以指导并理解经验观察。评价理论的标准，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以及它与经验现象如何联系。理论表征社会现象的方式是，强调某些特征，并将它们在一个逻辑系统中联系起来。在这个逻辑系统中，如果理论命题满足两个条件则被认为是真：第一，它们与已有的理论命题相一致；第二，它精确描绘了理论与现象之间在经验上可观察的关系。

理论是一种逻辑关系，它来自经验的证明，但本身可以超越具体经验独立存在，否则就称不上是理论（原理）。社会学瞄定和识别社会现实中那些具有原理性质的东西，是探索一种理论逻辑。但历史学会认为，由于历史往往是具体场景中的互动发生的，不会遵循任何一般的法则，具有偶然性，所谓一般法则是外在的人为强加物。这种信念的鸿沟几乎是难以弥合的。比如，社会学运用阶级理论看待两个阵营的冲突性质，在史学看来这不仅不完全是事实，而且有时错得离谱，因为很多群体冲突并非具有阶级差别的性质。史学不喜欢任何模式化总结，认为模式化试图一般化人类的行为，往往脱离了真实史实。比如，特劳戈特指出，1848 年的巴黎由于工业不发达而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对立双方的阶级基础几乎是一样的，并没有发展出一条清晰的阶级界限。而真正将两个集团区分开来的是巴黎工人的年龄和组织经验。工作经历、经济脆弱性和婚姻状况的不同与年龄相关，忠诚度和团结度的不同则与组织经验相关。这两者决定了两个集团对立的政治倾向。因而，这场革命的性质不应定性为阶级斗争，它不是由阶级冲突所引发的。

有趣的是，这种尖锐的批评不仅发表在社会学期刊上，而且这一研究的目的，也是试图揭示新的解释。因而它不是用经验否定理论，而是用理论否定理论：通过展示史实证据提出作者认为更正确的理论。同样地，当社会学者用“集体对位”理论，去分析两个具体的历史案例时，如 1933 年德国帝国议会投票以及 1940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投票产生的意外后果，研究者也不是在期待一个“特例”理论，而是认为，集体对位理论“适用于一系列广泛的集体情景和行动结果”，“这些境遇与制度背景和群体背景无关。因此，集体对齐的过程并不限于官方团体，也不限于议会环境。所以这套理论不限时间和空间，它是独立存在的”。注意到这里的差别很重要：研究者发现，实际上是一种（必然的）逻辑运行产生了（偶然）后果，而非偶然性颠覆了必然性。社会学希望了解，是否存在一种逻辑必然性推动了偶然现象的出现。

怎样判断一种现象不是特殊的历史偶然？社会学采用的方法，是看整体上具有机制性质的关联动力是否出现，并能够在这个逻辑系统中导致合理的结果。对历史材料进行分析，社会学关注的不仅是事实记录——故事、事件成败本身，而且是行为的动力、相互构造的关系，并描述它们的“结构生成”（社会学的语言叫作机制）及变化，尤其是整体、长程的机会结构概率。因此，尽管结果偶然，但形成此结果的机制可能并不偶然。比如上述关于 1940年法兰西议会集体让权的投票结果研究，作者讨论了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议员的“推断性对齐”行为，如何导致了与其会前立场不吻合的意外结果。

 

 尔马科夫（Ivan Ermakoff）。

 

另一种方法是看整体而不是个体：比如考察干部晋升，不是几个成功者或失败者的个体结果，而是看在不同历史时期，来自哪些部门的晋升者更多更快，具有明显的优势，由此揭示具体的经历、历练岗位的性质、忠诚考核、信任积累与提拔重用之间的关系。还比如，通过团体结构和内聚程度，观察带头人更替和组织寿命之间的关系；从联姻网结构的分布，看氏族与中央的关系及其政治立场差异；等等。尽管存在偶然性，但很难用个案推翻这类的研究揭示的系统性逻辑。

显然，社会学对系统性的评价更高，更重视多次展现的逻辑关系而不是一次性结果。但基于历史学是“背景的学科”这一精神原则，历史学担心挂一漏万，所以看重偶然性或独特性发挥的作用。而社会学视角即使关注偶然性，也希望观察“结构中的文化偶然性”，比如为何某些商人会成为奴隶贩子？这当然是少数现象，不是商人主流，但作者利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据库，发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网络和商人地位对进入奴隶贸易的影响显著增强。即使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社会网络和商人地位等社会结构要素的影响效果不一，但这一发现显然也区别于纯偶然性。还比如研究权威如何对国家的宏观发展产生影响，这本来是因权威而异、存在高度偶然性的。但是社会科学学者利用近代史上太平天国运动，阐明了曾国藩如何利用他的个人网络组织军队镇压叛乱。他们发现，曾国藩利用私人网络招兵，进行战争动员，而战后的政治权力分布，明显向与其私人网络有关的地区（家乡）转移。这说明，善于运用个人关系网络的个人，增加了影响宏观层面结果的机会。

这些研究所提供的认识，远远超过了论述个人接近权力的偶然成败，所以可解释的现象范围就扩大了许多，凸显了理论逻辑和历史偶然性的差别。

为了看到在偶然结果背后起作用的长程、系统化的现象，社会学在处理历史材料时，会关心因果关系的可解释程度，小心区别特殊因果和一般因果，从而尽可能把重心放在后者。这意味着假定所有的因果关系都有层次不同，研究者可以选择自己关注的重点。针对“一般因果”的生成关系，社会学研究中常见四种重点指向，它们存在各自的优势和局限。

一是类型分析（morphological），研究目标在发现一般类型是什么，它如何影响行为。比如，格里夫讨论由文化决定的社会组织类型，构建了一个历史比较的分析框架，通过对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两种文化类型的分类，说明了它们在贸易行为及宏观社会方面显现的不同后果：

集体主义文化类型

导致了分隔信息的水平式经济活动和稳定的财富分配模式。内生的社会分隔把经济和社会活动限制于一个小团体，推动了团体内部的密切交流、实施经济或社会的集体惩罚。（因此）集体主义社会组织建立在小团体的制裁能力之上，通过口头上的制裁来对抗不正常的偏离行为。

个体主义文化类型

导致了低水平的交流、垂直的社会结构、经济和社会上的整合，以及财富向大众（相对较穷的人）转移，这削弱了个体对任何特定集团的依赖性，从而限制了每个集团使用口头制裁来对付个体成员的能力。（因此）个体主义的社会依赖公共组织，它必须建立在法律、政治和经济的公共执行、协调、和制裁能力之上。

这项研究揭示，小团体制裁和公共制裁，与社会的文化类型需要依赖的运行逻辑有关。这种分析的目的，不是看个人行为样式，而是看多数行为模式导致的宏观后果。毫无疑问，它会忽略不少例外现象，把中心点放在相似性或者主流特征上，这有利于普遍的行为预测，所以更重要。而历史学并不期待预测什么，它不假定一个认识可以增加对相关行为的宏观了解，因为人心多变，有偶然性。所以，如果用史学的视角看，一般类型分析颇具问题：不见人，只见事，比如集权与分权、差序格局；用观念秩序剪裁历史秩序，用抽象肢解自然，比如传统与现代；用系统间关系或称外部的影响，解答历史自身变迁，比如冲击与回应；用静解释动，如果类型可以起作用，意味着静止地看行为。这些批评都表明，史学希望把活生生的人放置于研究中心，而描述人就无法离开个体的故事和行为。

二是要素分析（variable-centered），研究目标在探索影响要素是什么，它导致了什么结果发生。关注要素必须将情境特征化（characterization），用概念（概括）表达特征，即，把各种历史现象（材料）进行特征化重构。由于概念往往来自理论，因此它特别依赖观念预设，或者说取决于理论对经验意涵（empirical implication）形成的分析框架。这样，运用认识“重新构建”事实在社会学就自然平常，分析框架不同，所看到的事实当然有异。这通常使研究者有更大的思想伸展自由度，因而新分析框架频繁在社会学发生。它们不一定都有价值，需要思想市场的运转加以鉴别，但是对于认识历史现象，分析框架至关重要。

由于认识活动是一种分析，而非简单反射外界，故分析框架提升了现象的可分析度，它是由概念关系组成的简化描述／推论图。其中的概念代表现象之间的关系，是对现象的抽象表达，分析框架组织了材料的叙述方向，是研究的简洁逻辑线。社会学分析无法离开框架，因为需要用它概括事实——那些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分类事实——把它们区分开来，说明特征；明确事实间的影响关系——筛选并表现重要的关联；形成推论——揭示事实（论据）间的因果逻辑联系，形成论点（结论）。因此，在社会学分析中：

很多事实是在特定的分析框架下发现的。没有分析框架，人们难以运用抽象的类别定义，形成不同于自然人的分析性人——比如角色；或者不同于自然行为的分析性行为——比如法律责任；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时间的分析性时间——比如传统与现代；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空间的分析性空间——比如国家与社会；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经济的分析性形态——比如再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政体的分析性政体类别——比如帝国与民族国家；或者形成不同于社会自然关系的分析结构——比如阶级关系。

这种分析引发的问题是容易过度解释，把历史学者认为的正常事实，看成例外要素，因为它们不符合公认的分析框架。例如：

德川时代的日本将商业化和持续存在的封建制度结合起来……（这）表明，以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明确信号的条件——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的灵活产权、广泛的市场以及工业和商业财富的积累——实际上在许多没有经历早期资本主义过渡的情况也能发现。（所以需要）修改我们对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增长机制的理解。

如果分析框架的作用，是衡量事实的“标准”，那么合乎逻辑的是，有多少分析框架，实际上就会有多少标准。这些标准作为一种独立于事实的预设，可能在认识事实的时刻，对它们进行标准化裁量。所以，当我们试图认识社会时，辨别究竟是社会本身转型还是分析框架转向，变得更困难了。学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改变分析框架，就无法发现一些特定事实。比如，只有运用“传统与现代”的分析框架，才可能“发现”社会行为规则中，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性要素。如果不认同于此，就不会觉得这些所谓的“现代性要素”有多么了不得，因为它们不过是传统的自身生长而已。对于拒绝“转向”的研究者来说，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不是社会事实的转型，而是分析框架转向产生的新表述。所以人们经常看到，不同学者所述的“事实”有时难以共享，因为争议的实质，与其说是事实本身，不如说是这些难以共享的分析框架。

三是作用机制分析（mechanism），研究目标在揭示影响的运行过程，以展现事物变化的关键激化环节。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发生影响的因素都存在，但变化并没有发生。社会学会认为，这种情况是影响因素没有运行机制活跃存在。运行机制是一种活动现象，比如，铁和空气中的氧结合形成铁锈，但需要依赖氧化（机制）的运行，没有活跃的氧化过程，要素就不能变化。机制研究者认为，社会运行必须在解释中占据中心地位，运行使要素活跃，运行机制是真实存在的过程，可以被证实发现。运行机制的特征：一是有联结作用，它能够将某些因素联系起来，使之发挥相互作用；二是有促动力，它能够驱动（引发）事实发生变化。而认识可以发现机制，“‘你比你的数据更聪明’。因为数据不了解因果，而人类了解”。

以这个研究问题为例：为何 19 世纪中国的工业革新受阻？为何在中国近代，已经出现农业富余的劳动力、资本积累这些发展要素，仍然难以启动类似工业革新的历史进程？社会学研究不是仅仅讨论这些要素本身，而是试图寻找何者使得这些要素活跃行动起来，从存在但作用甚微的状态，转化为工业革命可利用的资源。社会学的历史研究发现，政治因素——秉持父爱主义（paternalist）治理观念的政府组织，在各种商民或阶级冲突中，一般是倾向于维护弱者的利益，而不是保护投资人，其社会后果是，投资人往往面临不确定性。比如，各种军事活动把没收商人财富视为正当，这些机制提升了商业活动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水平，抑制了产业和商业角色的社会扩张能力。因而，承担上述转化作用的角色（商人）尽管存在，但其活跃性因上述机制原因受阻，故难以大规模产生推动工业革新的效果。换句话说，如果缺乏机制活跃促使要素作用，那些发展要素即使存在，也难以转化为工业革新可利用的资源。

四是推动力分析（genetic），研究目标在追寻一种现象从何而来，是什么推动了它的出现。这种分析有时也被称为溯源，注重看长程的历史学者往往也会这么做，所以这种研究焦点和史学最为接近。推动力分析是深入历史情景的，它相信每个一般性要素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可能不同，完全可能随着历史进展发生变动。比如马尔科夫的发现，1789 年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贵族和第三等级在特定事件上的一致性（agreement），随着城镇规模、精神生活（intellectual life）和经济危机等其他因素而变化。所以 1848 年的革命，不是由阶级问题，而是由城市问题引起的。在这位研究者看来，关于阶级的一般政治倾向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很多因素共同决定人们的政治倾向变化，我们几乎不可能辨识出单独的显著因素，即使像阶级起源这样重要的社会特征，也不能预测人们的政治倾向。

 

 1848年革命。

 

推动力分析特别关注独有的历史情境，例如地缘政治，国家间的历史关系——政治关系、殖民关系、经济关系、种族关系、主权配属关系等等，对于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比如对于解答“为何在韩国有大量信徒改变了宗教信仰”，作者写道：

地缘政治冲突事件乃至国家关系作为重要的因素，影响到国内民族主义文化运动的指向，这可以解释外来宗教的传播结果。韩国爆发了三一运动，这场运动将外来基督教与民族主义情感联系在一起；而在日本和中国，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的目标对立，它被视为一种民族生存的外来威胁，因而难以生根发展。

但由于情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所以某种推动力在特定历史中能够成立，但未必可以作为长程一般推动力看待。

上述这四个路径在研究关切上存在差异，它们都有自己的信念。组织形态分析通过从史实中发现模式来探求因果关系，它相信模式类别影响行为的方向。因素分析以变量为中心，通过探究经验要素来探究因果关系，它相信这些经验关联中可能存在因果关联。机制分析通过发现激发过程，区分要素的静止和活跃状态，它相信要素必须运行才能具有影响作用。溯源分析则试图找出事物出现的初始力来解释因果影响，它相信具体情景下产生的推动力量最为真实。

虽然社会学与历史学存在目标差异，但差异推动了相互学习。社会学从史学研究中获益良多，这一点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

 

文字编辑：罗影、许方毅

推送编辑：朱婧茜、罗影

审核：田耕

文章出处：北大社会学刊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