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带回社会学研究”的可能路径——以《翻身》为例

孟庆延

 

提要：社会学是关于“人”的研究，而如何在社会学研究中处理“人”这一主题，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议与讨论。关于“人”的研究，是否只是简单的叙事？还是需要做出普遍性的理论阐释？抑或是需要通过对“人”的行动的研究抽象出某种理论概念？本文尝试从《翻身》这一经典纪实文学作品出发，围绕下述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翻身》中所涉及的人物和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1940年代处于革命洪流中的中国农民？而《翻身》所涉及的历史故事，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当作事实理解？本文尝试呈现这一作品中所涉及的几个典型人物形象及其具有的总体性与具体性，并讨论《翻身》所讲述的故事何以作为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进而回应“如何把人带回社会学研究”这一问题。

关键词：《翻身》 社会事实 担纲者

 

一 引论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宏观与微观、普遍与特殊、总体与个案一直以来都是引发研究者广泛讨论的范式问题。偏向于宏观面向的研究者，往往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要旨在于追求某种可以最大程度阐释经验现象的普遍规律，而这种普遍规律又往往被认为是“理论”的存在形态和表现形式。

默顿区分了经典理论与中层理论——他将中层理论定义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这样一种区分实质上将所谓“理论工作”推进到了“操作化”的阶段，也就是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中格外重视的研究方法问题。以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在研究中还是在教学中，研究者们都面对着一个基本问题，或者说“相信”一个基本规律，即如果按照科学的方法选择适当数量、适当类型的个案，那么整个研究便有可能“生产”出理论而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围绕解释与理论的普遍性展开了竞争，这种竞争又演化成了个案数量与代表性的疑惑、纠结与争论。

与之相应，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质性研究，所依循的并不是量化研究中基于统计推论的样本代表性逻辑，而是个案典型性逻辑，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的关键并不在于选择了多少个案例，而在于这个案例本身对于理解相应问题意识的典型性与丰富性。在应星看来，社会学研究中的个案分析，在很多时候是以叙事方式呈现的，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或者情感表达，而是与逻辑科学话语同样的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质性研究方法中最为流行的“田野工作”充满着社会学的想象力，它介于科学的探究与艺术的想象之间，而理论的意义和力量，恰恰是在进入田野后融化在研究者对经验现实的敏感之中的。因此，理论的生产，就存在着“发明”和“发现”这两种形态。对于经验研究而言，所谓“发现”，恰恰对“个案”的复杂性与典型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进而，渠敬东在有关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中，明确指出个案研究的核心，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即“发现由具体社会生发的运行机制，在广度和深度上尽可能扩充、延展和融合与外部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通过包括传记法、语词编纂学、历史编纂学、人口志、制图术等在内的研究方法，通过“事件化”的社会激活过程，呈现出多重社会构成的脉络。由是观之，如果我们不在数量和形式的意义上要求个案研究的数量，那么就必须对个案本身展开深度剖析——这种深度剖析，既需要研究者对个案内部涉及到的历史情境、社会结构、经济关系、民情状态等充分挖掘，又需要对个案内部的事件过程、行动逻辑、精神气质等深入剖析，更需要明确个案与自己和宏观问题意识之间的实质关联——正如格尔茨经常被引用的那句名言一样：“人类学家不研究乡村（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乡村里作研究。”如果说前两者涉及的乃是个案本身的“具体性”的话，后者则更多意味着个案本身的总体性——这一总体性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个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总体”，帮助我们不断接近具有总体意涵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

那么，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是否存在这样的贯穿理论与经验，兼有总体与具体的个案呢？或者说，这种总体性与具体性，在个案中都是以何种方式呈现的呢？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以土地革命的经典文本《翻身》为例，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书影，图源：豆瓣。

 

二 《翻身》：作为纪实文学的总体性事件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上半叶所领导的土地革命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热点议题，而韩丁所创作的纪实文学《翻身》又是理解土地革命的重要文本。然而，《翻身》这一文本，由于其本身体裁、修辞和呈现方式的独特性，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翻身》是美国人韩丁（William Hinton）在1948年于北方大学执教时，以观察员身份同当时解放区的土改工作队前往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蹲点”时的土地改革运动见闻录，他以一名观察者的视角将自己亲历的张庄土改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景式的素描。不仅如此，韩丁还对张庄土改前的历史、村庄结构、内部权力关系、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等也做了较为详实的书写。这本书由于其记录的详实，事件过程的具体以及人物形象的鲜活生动而成为经典。同时，这本纪实文学作品同柯鲁克夫妇所作的《十里店》一起，为我们理解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与时代意义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不仅如此，正如韩丁在《翻身》序言中所说，“我兼用了小说家、新闻记者、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笔法”，因而这一文学属性的作品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学意涵——它关涉到了很多看上去与纪实文学故事本身无关的历史侧面——无论是对于土改前张庄民情状况的勾勒，还是对村庄社会构成的速写，都在这个意义上为我们理解“具体”的张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借住的院落，图源：《新民周刊》。

 

不过，尽管《翻身》内容如此详细，并呈现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细节，但它作为研究资料依然引发了诸多讨论，特别是围绕其真实性与代表性问题。实际上，就连韩丁自己都承认：“张庄的历史完全不同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处于日军包围之中的华北广大地区的一般村庄；同时，它也完全不同于未被日军包围和占领，而由革命军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从国民党而不是从日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多数中国村庄。”那么，韩丁笔下的张庄，以及发生在张庄的土改历史，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当作“历史事实”加以理解？张庄土改，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成为土地革命的代表，进而理解全国土改的普遍状况与实践逻辑？

黄道炫在《革命来了——韩丁笔下的红色张庄》一文中就指出了《翻身》及其作者韩丁的某种局限性。例如，他敏锐地指出，地处山西省潞城县的张庄，本身就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村庄：“张庄距潞城县城十多公里，曾为第五区区公所所在地，区域小中心的特征使之成为风暴聚集中心，这是强调阶级斗争，并希望在土改中实践阶级理念的中共，为韩丁提供的观察范本。”在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中，集镇始终是重要的研究单元与视角，通过对集镇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区域的具体结构，以及所谓的村庄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张庄所处的社会地理位置，也是它完成土改中心的原因。

简言之，黄道炫发现，《翻身》中所呈现的跌宕起伏的土改进程、紧张复杂的斗争形势，以及尖锐突出的阶级矛盾，实质上是与张庄本身极为特殊的时空处境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张庄似乎无法构成土改的历史缩影。不唯如此，黄道炫还在文中将《翻身》中的故事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之中进行理解，他指出韩丁在书中花了很多笔墨勾勒的典型地主申金河这一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并不具备普遍意义——一方面，是因为申金河的收入构成中，开设酒坊的收入才是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尽管申金河占有土地面积多达140亩，但是在《翻身》中所列的张庄土地占有状况表中，包括申金河在内的地主、富农所占有的土地共计17.7%，这也与当时较为流行的宏观判断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数据有着较大差异。

以上讨论，恰恰关涉到笔者在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在笔者看来，黄道炫所提出的，乃是历史研究中的代表性问题，即韩丁笔下的张庄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土地改革乃至中共革命历史进程的切入口？《翻身》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代表性事实而存在，进而帮助我们一窥全貌？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笔者亦曾专门撰文对有关“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经典研究传统进行过学术史意义上的梳理。实际上，既有的研究传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并蕴含着不同的问题意识。例如，杨奎松关于“五四指示”的研究，内在关心的乃是土地政策变动背后的复合型因素，尝试理解政党组织在出台具体政策背后的复杂考量，即中共中央对当时内外形势的估计判断、自身政治理念、经验教训的总结等等，同时围绕政策的执行效果以及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而李金铮关于华北土改中农民心态的研究，则从不同于政治-经济和政策-效果的角度出发，重点从中国乡村社会中固有的大众平均主义心态出发展开讨论，揭示了农民朴素的平均主义形态在土地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除此以外，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也不只是对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的改造，同时亦是对原有社会结构和基层政治秩序的一次变革。正是在这个问题意识之下，李里峰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出发，对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宏观层面，他深入讨论了土地改革之于政权国家动员能力建设的意义，而在微观层面，他又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土改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在基层乡村社会中运行的实践形态，对中国政治运作中的“运动式”治理模式的特征做了系统阐述。

除此之外，亦有社会学的研究者以口述史的方式对土地革命展开了系统研究，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并不在于土改政策的效果，而尝试围绕组织动员技术展开讨论。郭于华、孙立平的研究以“诉苦”为切入点，揭示了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技术在土地改革实践中的普遍使用，实质上成了新政权合法性生产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诉苦，普通民众建立起了新旧社会的对比制，即新社会的生活来源于革命政权所开启的社会运动与政治变革，而革命前生活世界的苦难则来自旧社会的封建秩序与社会结构。在这样的认知图式之下，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得以在乡村基层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除此之外，方慧容通过研究发现，土地改革运动塑造了一种“属我苦”的心理图式与表达方式。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当时总体文化水平较低的乡村大众而言，如何在土改运动中理解阶级政策，以及如何在当时的政策框架和话语体系下，用现代意味的语言讲述自己在生产结构中的位置（阶级成分），本身都构成了对土改运动的挑战。由此，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进程，本身也是不断塑造大众话语表达社会结构和心灵结构的过程。

除上述经典研究之外，亦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围绕土地革命展开研究，笔者曾围绕“阶级”这一重要概念入手，具体讨论了“阶级”是如何从政治与理论概念，逐渐演化成分析中国社会分化机制以及社会结构的理论框架，进而成为深刻影响基层社会系统与社会秩序，并迅速改变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状态的具体政策的。这一研究的思路不同于过往的土改研究，而是以“阶级”为切入口，理解土地改革中政策制定与组织动员技术本身的发生学逻辑，进而澄清“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内在蕴含的两条担纲者线索，即“算账派”与“农运派”两种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干部群体本身所具有的精神气质与行动伦理，并以此理解土地革命与阶级政策的历史线索。

通过简要的梳理我们会发现，不同的研究者尽管都是以土地革命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的研究，所依据的历史资料以及资料来源不尽相同——这不仅是因为学科视角与分析方式上的差异，更根本的乃是不同学者在问题意识层面的差别。不过，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翻身》这一文本就会发现，它所呈现的张庄土改进程，固然与张庄较为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与社会历史状况有着一定的关联，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某种“特殊性个案”；但如果我们将《翻身》放置在既有的有关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的研究传统中加以审视的话，《翻身》几乎涵盖了以上所有研究传统所讨论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纪实文学这一文体所具有的具体性特征，《翻身》涉及了诸多丰满而多样的人物形象，它非常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具体历史处境中的原本属于福柯所说“无名者”范畴的大众，以及在宏大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微观行动伦理；另一方面，《翻身》这一文本，由于其对张庄的历史做了较为完备的描写和交代，因此它为我们理解这一特定案例中所蕴含的中国社会的普遍性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简单来说，当普遍性的阶级划分政策落实在有着自身的社会结构特征的张庄的时候，普遍与特殊之间、政策与民情之间存在的固有张力开始呈现，而正是这一张力的存在，才为我们深入理解革命政党主导的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可能；还要指出的是，张庄固然有其特殊性，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于，在面对这些基于地域文化、社会民情而产生的个案特殊性的时候，革命政权是如何判断这些张力，进而通过政治实践对这些张力进行调适与弥合的？这些政治实践背后，是否存在着普遍性的逻辑？从这个角度而言，《翻身》由于其在文本呈现上的具体和丰富，反而具有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典型性特征。

在下文中，笔者就将结合《翻身》的具体文本，来讨论其所具有的总体性与具体性的双重特征，进而理解《翻身》所呈现的历史进程，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

三 阶级：作为社会分化机制的总体性表述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阶级革命，即以阶级理论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陷入总体性危机的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进而以阶级革命的方式重新确定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重新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及财产状况，以及重新构造社会结构与人心秩序。不过，在具体进入张庄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具体的革命语境下理解所谓“阶级”问题。

所谓阶级，在西方不同的学术传统中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如果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中阶级问题的思考，简单来说，所谓阶级就是在生产结构中处于同一位置的人群，而这个生产结构则是在特定生产力状况下，不同的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在马克思看来，当同一个阶级的人群在历史实践中渐渐产生了阶级意识，便会产生阶级行动。在现代工业文明逐渐发展起来的历史处境下的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工业文明的逻辑所塑造出来的人类在阶级关系上的矛盾——工业文明的内在逻辑蕴含着标准化、流程化与专业化的要求，同时更是蕴含着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使用相分离的基本状况。由此，马克思认为，阶级乃是人类社会发生变革的重要动力。

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同样注意到了马克思所谓的阶级问题，并在一定程度按照自身的理解对阶级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讨论。在他看来，所谓“阶级”，指的是处于同样阶级状况中的所有人；而所谓阶级状况，指的则是以下典型的概率：“1.获取货物；2.谋得一个人生地位；3.寻求内在满足”；韦伯进一步指出，这种概率产生于对货物和技能的相对控制权，产生于他们在既定经济秩序中创收的用途。这一概念看上去有些抽象晦涩，但是韦伯实质上是将阶级与阶级状况做了一个内在的区分。从这个角度而言，阶级状况是一种“自在”的“客观”和“给定”状态，而处于同一阶级状况的人群，是否能够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以及达成阶级团结，则是未确定的事情。因此，韦伯在后续关于社会阶级的讨论中，提出了一旦明确的阶级意识形成，就很容易产生有组织的对抗经济对头的行为；同时，他也指出了这样做的条件，即“需要大量人员处于相同的阶级状况”，而且还需要“迅速引导他们理解目标，而强加给他们目标并进行解释的则是他们阶级外部的人（知识分子）”。

上述讨论尽管属于理论范畴，但是对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阶级”为核心的土地革命有着重要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实践中，苏联与共产国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同时更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阶级理论便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与俄国在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现代化与工业化程度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因此阶级概念在进入中国社会之时，就与中国社会在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内在社会分化机制存在着张力关系。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社会中，是否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关系与阶级矛盾？或者说，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中存在的既有社会矛盾，与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矛盾之间，是何种关联？

 

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到生产资料，图源：华声论坛。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翻身》中所呈现出来的1946年前后，也就是土改时期的张庄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分化。在《翻身》开头，韩丁便以简练的笔法勾勒出张庄所具有的区域性特征：

常年不断的灾荒，使得村中居民的姓氏很杂。在中国有不少乡村，其大多数居民属于同一个姓氏，他们互相称为本家，实际上也同宗共祖。可是张庄却不是这样，村里居民往往多到四十几个姓氏。

与中国华南地区的宗族社会不同，地处太行山地区的张庄，并不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单姓聚居村。由于整个北方地区在历史上经常遭遇战争侵扰，并时常遇到黄河水患的自然灾害，因此这一地区并没有在历史绵延中形成宗族传统，在聚落形态上也是一个多姓聚居村。这意味着张庄本身存在着复杂的血缘网络系统。在《翻身》中，韩丁对张庄本身不同姓氏之间的关系并未做过多的交待，但是却勾勒出这个村庄复杂的权威结构。

其一，张庄本身就是区公所所在地，这是当时正式行政结构中的一部分。同时，张庄在地理位置上和行政结构中的重要性使得这一地区经常驻扎着旧式军队。上述两重因素相叠加，造成这一地区沉重的负担：

老百姓除了负担繁多的赋税以外，还得供养那些动不动便闯入民宅要吃要喝的官兵。

不仅如此，张庄常年驻扎军队并且成为区公所所在地，还客观上造成了村中地主与官员和军人之间形成相互庇护的关系：

申金河自己则把当官的请到家里，招待他们吃白面饺子，吸最好的旱烟。

其二，张庄基层政权的“统治势力”。在张庄这样一个多姓聚居村中，乡村基层社会的秩序又是如何的呢？韩丁在《翻身》中，明确指出在土改之前，“少数几户人家把持着张庄的村务”，那么，这“少数几户”又具体都是谁呢？韩丁写道：

在二十年代里，由于“八大乡绅”伙同一群洋教士招徕教民，使这个村子有了些名气。这八户人家是杨、李、王、高、申、刘和两户樊家。这个集团在重要事务上进行协商，采取一致行动，并支持由他们挑选的人出来管理村政，实际上垄断了村里的全部权力。

由此，土改前的张庄存在着复杂的权力结构，总体上被这八户人家所把持，而其中的申姓人家在《翻身》一书中的代表性人物便是村中最大的地主申金河；而樊姓的代表人物则是樊朴之这个不亚于申金河的地主。令人遗憾的是，《翻身》并没有更为具体地为我们呈现这八户人家所组成的“势力集团”的内部关联及其形成权威的历史过程。

但是这一由一群乡村精英所“把持”的权力结构却构成了华北地区和太行地区村庄权力一种理性类型——在李康关于河北西村的土改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为多姓聚居村的西村在土改之前同样存在着五大姓氏把持村政的情况。还需要注意的是，八户人家背后支持并选取村庄代理人的这样一种模式一直贯穿土改前的张庄历史，在日军攻占张庄后，整个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改变，只是具体的代理人发生了变化。例如，申金河立刻放弃自己在村公所里的公开职务，由地主樊朴之、史腊明和王来顺等人组建了一个新的村政府。而后，“又找了一个叫周梅生的精明的中农出头露面”，并且“挑选贫农尚石头当村长，又把另外两个贫农也拉进村公所里当差”。韩丁写道：“和以前一样，不经过当地的统治集团的成员协商同意，就不能作出任何重要决定。”

除了这些不同姓氏所组成的势力集团、与村庄驻军和官僚“打成一片”的地主豪绅之外，张庄还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即20世纪初便已经开始兴起的天主教会。韩丁笔下的张庄，天主教会以慈善救济、办育婴堂等方式吸收当地农民入会——这也并不难以理解，在1930年代前后的中国社会中，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都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具备慈善功能的教会自然也会以此来发展自身的组织规模。然而有意思的是，在韩丁看来，理解张庄天主教会组织的核心并不在于其慈善功能，而在于管理教会财政事务的机构——进行会。他这样写道：

这个组织表面上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一个赈济有困难的教友的慈善机关。它对入教的农民说，只要肯向会里捐助款子，上帝必然赞美，他们死了就可以升天国……进行会把募集到的这笔钱以三分月息的高利放出去，赚到了钱就置办田产。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只好被它夺取土地。到三十年代末，进行会占有的土地已经达到一百八十亩，它向二十五户佃农收取粮租，向其他三十二户榨取利钱，成了村里首屈一指的大地主。

单纯从韩丁的描述来看，《翻身》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20世纪上半叶的村庄状况：尽管张庄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驻军所在地，也成为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行政中心——区公所所在地，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天主教教会在张庄发展，也才能理解地主与旧式军队之间的联合，以及村庄内的这种势力集团把持基层治理的基本局面，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翻身》所呈现的，恰恰是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层乡村社会中“精英裂变”的历史图景——无论是天主教会的财务管理机构进行会，还是控制乡村政治的精英集团，抑或是张庄本身的地主富人，这样一种处于传统“双轨政治”中自下而上一维的乡村精英，在实践中不只是起到所谓维护基层秩序的效果，更是扮演了通过高利贷、商业等多种盘剥模式进行剥削的豪强集团的角色。

如果稍稍检视一下有关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文章，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来自不同学科、围绕不同问题意识、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似乎都在揭示同样的历史图景。

孔飞力在其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注意到了湘军兴起之后所造成的地方军事化状况。表面上看，他讨论的是团练制度渐渐成为一种正式制度的历史进程及其所产生的历史效果，但孔飞力实质上揭示了地方军事化这一进程的非意图后果：整个地方社会的民情状况与地方精英的行动伦理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过去的地方精英，更多强调的乃是对儒家义利的“掌握”以及调处基层日常事务的经验和能力；而在清代中晚期，随着地方匪患增多、社会矛盾突出，地方精英则越来越多地由具备军事与经济能力的人来充当——因为保卫地方的重要方式便是兴办地方武装，而兴办地方武装除了对军事技能的掌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经费开支。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书影，图源：当当网。

 

杜赞奇通过对满铁调查资料的分析，揭示了类似的逻辑：他发现1900-1940年代的华北社会，出现了从“保护型经纪”到“攫取型经纪”的转变。这两个概念都用来指代所谓的“地方精英”，但前者强调的是地方精英作为基层社会的守门人所起到的调节国家与民众关系的职能，而后者强调的则是地方精英作为国家政权建设触角侵扰地方、汲取地方资源的功能。

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和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那种保护人类型的村庄领袖纷纷“引退”，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尽管这类人有着不同的社会来源，但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追求，相反，村公职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营利型经纪一样，充任公职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

杜赞奇依据满铁调查资料，较为详细的梳理了部分村庄在经历了从“保护型经纪”到“攫取型经纪”转变后的华北村庄领袖来源和构成的变化：由于华北地区乡村社会结构与基层社会构成的多样性（例如多姓聚居村），因此乡村领袖的来源也不尽相同：其中既有宗族头人，也有超越宗族头人但又考虑了一定宗族因素的“会头”——所谓“会头”，是负责村庄某种公共事务的组织（例如“青苗会”）的人。但无论是何种来源，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即财富较为充裕。例如，杜赞奇写道：“侯家营的长者侯荫堂说，在民国初年他任村长时，非富有之人是不堪充做会头的。”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树影，图源：豆瓣。

 

简言之，在杜赞奇看来，整个华北乡村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劣绅化”的倾向。除杜赞奇之外，秦晖在讨论土地改革前关中乡村社会时，明确提出了“关中无地主，但关中有封建”的“关中模式”。他指出，所谓“关中无地主”，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地主，而是说“地主少，占地也不多”，不仅如此，秦晖还发现，土改前的关中几乎是个自耕农的世界，地权较为分散，“是全国土地租佃率最低的地区之一，租佃关系的规模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然而，这样一种土地占有与分配的状态，却并不意味着这一地区的农民处于没有压迫的生活状态。秦晖在研究中指出，整个关中地区，在土改之前存在着大量的封建势力。他以韩村的“铁炉王”韩国璋为分析对象，重点分析了这样一个只具有土改中“小地主”水平的人，在何种意义上成了乡村社会中的“乡族势力”——一个混迹于黑白两道专制势力的恶霸——形成了族权、政权与财权合一的状态，与当时黑暗腐朽的基层政府一起，官匪一家、无恶不作。

尽管秦晖研究的关中地区与杜赞奇考察的华北地区有着诸多内在差异，但是他们的研究却都揭示了“劣绅化”的共同历史画面。如果我们再将视角从北方转到南方就会发现，即使是有着更为强大的宗族组织的华南社会，同样出现了上述历史趋势。傅衣凌就曾指出：

我国南方的开发，便是由于中原民族的几次南下，他们每每统率宗族乡里的子弟们一同移徙。在当时的困难的交通条件下，加强了相互扶助，巩固了血缘关系。当其在新垦地定居下来的时候，又为着从事生产，防御外来者的入侵，常采取军事的组织，所以中国聚落形态，其名为坞、堡、屯、寨者，无不带有浓厚的军事的、战斗的性质。在这屯堡之中，有的为一村一姓的村落，也有一村多姓的村落，他们构成为相当牢固的自足自给的乡族组织，用家族同产制或乡族共有制等形式，占有大量土地，役使乡族中的被压迫农民，从事耕作，以及其他的经济活动。因此，在这村庄之中，乡族关系成为他们结合的纽带，具有支配一切的绝对权力。民国初年江西弋阳的西乡，尚残留有这一种遗习。

不止是傅衣凌，陈翰笙在其关于华南农村的研究中，同样关注到了类似的现象。他提出了“集团地主”的概念，与私人地主不同，“集团地主”指涉的乃是一个较大的法人团体，它包括“学田”“庙田”和“一些社会团体或商会拥有的会田，以及尚未被一个宗族中的各户瓜分的太公田”。诚然，包括“学田”在内的各种公田及其产出，在理论上承担着一定程度的公共职能，但是陈翰笙却敏锐地看到，这些以公田族产形式存在的“集团地主”，却在清末民初的实践中扮演了“攫取型经纪”的角色：

在目前的乡村自治制度中，乡长、村长及其下属，绝大多数是由那些强大宗族的当权者推荐。宗族的许多官员往往自己兼任乡长和村长。从理论上讲，这种制度似乎是绝妙地把中国的古老制度同西方的民主原则融为一体的地方自治的化身。但是实际上它仅仅意味着那些已经控制社会的经济命脉的人们进一步获得权力。

事实上，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正迅速地合为一体。

除上述研究之外，陈志让在其关于近代中国基层政权的研究中亦提出了“军绅政权”的概念，认为在19世纪末，“中国从所谓的绅士或地主政权建立之后，实际的政权基础是绅士和军人的联合，那是绅-军政权”。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在20世纪初演化为以军事力量为主体的“军-绅政权”。总而言之，陈志让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复合型权力结构对地方社会的侵扰与对资源的掠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不同区域有着极大的差异性，无论是基层社会结构、组织形态抑或是土地占有状况都有着极强的丰富性，但是却都普遍出现了共同的劣绅化趋势。由此，我们才能理解韩丁在《翻身》中所呈现的历史图景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理解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总体性社会事实。韩丁笔下的张庄，既有依靠酒坊经营收入、高利贷和田租的典型地主申金河，同时又有以教会之名行压迫之实的天主教组织，还存在着由势力强劲的几大宗族姓氏联合构成的村庄权力结构。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33年中央苏区查田运动中发布的《怎样分析阶级》这份文件对富农的延伸性定义方式：

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分土地租入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做生意及小工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但中国的富农也当有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并且是主要的。

 

1933年，毛泽东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讲话，图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无论是苏区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涉及阶级划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关乎土改前乡村社会的固有分化机制问题，也关乎对旧秩序下的乡村精英的总体判断问题。上述《怎样分析阶级》的引文中对于富农的定义，实质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经济因素的考量——不止是基于生产关系（剥削与否、占有生产资料状况）所做出的判断，更是将放债获利的高利贷、做生意及小工业的工商业者等身份群体都视为富农。同时，还应注意到的是，由于整个中央苏区的地理范围主要覆盖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即赣西南、闽西、粤北），而这一区域则是宗族组织非常发达的地区，文件中提到的“管公堂”即是乡村中的宗族头人或者宗族理事。在这一点上，这份文件的规定实际上和陈翰笙对华南地区的研究形成了一致的看法。

综括言之，《翻身》中的张庄，涵盖了复杂的村庄精英的大部分类型，这固然不是以少数样本推论总体的统计推论意义上的代表性，而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总体性社会事实的典型性案例。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张庄同笔者在本部分所提及的所有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共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精英群体发生了钱穆在“流品”意义上的裂变，从过去的基层社会守卫者转变成了资源汲取者与掠夺者，从传统社会中的士绅演化成了“集团地主”“乡族势力”“封建势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才能够理解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中，“阶级”缘何从单纯的经济概念演化成了一个“生产关系-政治态度-社会道德评价”的复合型概念。

四 群众：作为理想类型的担纲者

在有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便是革命的大众动员，即中国共产党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了对当时总体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群众的社会动员的。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背景下，土地革命之于理解中国共产主义文明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笔者在上文中所提到的有关诉苦的口述史研究，便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展开的社会学口述史研究。这些研究共同蕴含着所谓“组织动员技术下的革命主体性塑造”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张庄土改进程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韩丁笔下的张庄土改，其实践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翻身》的叙事来看，张庄土改经历了好几次对错误的纠偏，而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偏差”，既有阶级成分的界定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调整问题，也有政策上的“过火”问题，同时还和从群众中“提拔”上来的干部与积极分子本身的认识不足有着莫大的关联，而上述问题，又都和“革命主体性”问题有着一定的内在关联。韩丁在《翻身》中就展现了分田过程的复杂性。在张庄群众看来，干部应该在分田中展现出“无私”，来展现革命的“主体性”，而这却让部分干部“不理解”，也“寒了心”。

一方面，村干部和民兵作为较早具有革命意识和主动性的担纲者，同时也是村庄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说，他们有权利、有理由、也有动力参加土改中的财产再分配；但另一方面，其他人却并没有意识到作为村干部和民兵的群众在土改中所做出的“牺牲”，可见以革命实践教育群众、提升群众认识在当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不仅如此，张庄的土改进程，还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韩丁写道：

划分阶级采用“自报公议”的办法。所谓“自报”，就是各户户主必须亲自到场，报告自己的家庭在村子解放以前的收入来源和经济地位。“公议”就是由贫农团的全体成员对所有自报逐一进行评议，并根据评议意见，确定每户的阶级成分。……“坐井观天”的环境限制了大多数农民的眼界，人们很不容易把那些属于他们个人的特点问题，同构成他们苦难的根源的基本经济状况区分开来。他们往往只注意到个人的性格脾气、世仇宿怨以及诸如此类的琐屑问题，而忽视了划分阶级成分的真正标准，即他们自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上述文字呈现了土改历程中的普遍状况，笔者在对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的研究中就曾指出，以“阶级”理论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土地革命，经历了阶级划分标准和分地流程的理性化与程序化过程，到1933年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之时，阶级划分的量化经济标准已经形成并付诸实践。不过，不同村庄由于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社会结构性要素，因此在阶级状况上呈现出了丰富的特点，这种多样性的社会事实与强调普遍性的政策规范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张力，也正是在弥合这一张力的过程中，土地革命进程中的阶级划分程序也得到了调整、改善与充实。当1947年《土地法大纲》颁布并在解放区土改中广泛执行的时候，沿用的苏区阶级划分政策同样遇到了问题，其中除了政策与新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关系之外，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上述引文中呈现的群众夹杂着“性格”“私怨”等因素参与土改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连同普通群众无法理解村庄干部付出和牺牲一起，又都属于革命主体性问题的范畴，也是革命的社会动员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解放区宣传《土地法大纲》，图源：360百科。

 

在本部分中，我们将从革命的群众路线和作为担纲者的群众两个角度入手，揭示《翻身》对理解这一重要问题的实质意涵。

其一，共产主义革命中的群众路线问题。应星专门撰文讨论过群众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工作路线的历史根源：与苏联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创生之初，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处于现代化进程迟缓的总体性危机之中，工业化水平总体较低，因此在党组织创立之初的阶级构成中很少有出身“自来红”的工人阶级，而主要是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和修养提高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因此，革命政党必须向群众学习，依靠群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党要做群众的尾巴，而是说党必须在依靠群众和引领群众之间把握适当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写下的这段话：

不是要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结合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与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需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

对照《翻身》来看，命令主义主要体现在乡村干部对群众的不切实际的期待上，比如引文中呈现的干部和民兵所受到的“委屈”与希望落空，以及这种裹挟着私怨而参与自报公议的群众动员会，这些都是尚未充分建立革命主体性的群众在革命洪流来临时所呈现出的某种本能性反应。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革命政党为教育群众、引领群众而开展的宣传鼓动工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党的官方表述中，宣传与鼓动并不是一件事，而是存在着内在差别：

宣传与鼓动是组成我党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统一的，同时又是有区别的。宣传工作是在于把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解说得明白，使比较少数的人了解这个问题的原因、结果、前途和发展规律，给比较少数的人以许多观念。鼓动工作是在于从一个问题中抓住人人都知道的事实，给广大群众一个观念，极力激起群众的感情。所以从任务上、内容上、对象上、方式上来说，宣传与鼓动都是有区别的。宣传工作主要是文字上的，并带更多的经常性，而鼓动工作则主要是口头上的，并多带临时性。

其二，张庄革命实践中的群众问题。如果说上面这些讨论是在理论层面展开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对照《翻身》文本来看就会发现，作为共产主义革命主体的“群众”，在实践中往往呈现出复杂面向，我们将围绕文本中出现的王老太、王满喜和老堆金三个人物形象展开讨论。

《翻身》这本书由于其纪实文学的属性，因此涉及了诸多人物，这里要讨论的王老太其实并不扮演重要戏份，韩丁也对她着墨不多，然而她的几次有限出场，却为我们理解“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当整个张庄土改出现“过火”与“过热”问题之后，在上级部门的指示下，土改工作队尝试进一步在实践中落实阶级划分标准，但是韩丁写道：“有些妇女，尤其是王老太，坚持从道德好坏着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坚持从道德好坏着眼是群众中一种朴素的观念图式，然而，阶级理论与分析框架下的土改，并不是以单纯朴素的道德观来作为单一标准的——它不仅存在标准模糊与随意的情况，还存在着群众性的斗争情绪被彻底激发后的失控风险。然而，对于王老太这样一个文化水平比较低、生活较为穷苦但同时又对物质利益有执着追求的人来说，革命主体性的塑造又尤其困难。

正如《翻身》故事所呈现的那样，由于阶级划分标准的复杂性，整个张庄的土改历程充满着曲折，出现了多次分田的情况——尽管每次分田分财产都有着不同的缘由，但是经历了多次分田的张庄，土地与财产已经处于一个总体较为平均的状态。这意味着在总体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分田次数越多，参加分田群众可以获得的“斗争果实”也就越少。然而，已经被物质利益吸引而投身斗争的群众，对革命的热情也出现了减退的情况，王老太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例如，在参加完一次没有分得果实的斗争会之后，王老太表达了对单纯开会却分不到“果实”的不满。

王老太之所以有这样的抱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其自身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源于她的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既源于她本身生活的困难，也源于她本人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除了王老太，《翻身》中另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是王满喜。王满喜本来是生活困苦的年轻小伙子，在土改之初，在张庄的普通群众对于土改几乎还没有任何认识的时候，王满喜是第一个敢于投身斗争的年轻人，因此也成为张庄较早的积极分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在革命进程中成了横行霸道的人，在革命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错误。

王满喜在成为积极分子后为了虚名和私利，凭借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而成了新一轮的斗争对象。这一形象的存在，恰恰说明了革命主体性这一问题在实践中的复杂性——革命既需要激发像王满喜这样的群众的斗争性，又需要教育和引导这些原本基于朴素的善恶观而投身革命的人——因为对于革命政党而言，共产主义革命不同于传统朝代的农民战争，它是旨在彻底更迭旧社会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结构，试图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近现代社会所出现的总体性危机的努力与尝试。这样一场革命，不止是财产的再分配，更是对投身其中的担纲者心灵秩序与世界图像的重塑。由此，王满喜在检讨会用朴素的语言讲出了自己蜕变的动机：

我觉得入党光荣。入了党就能有地位，有势力。我找区委书记去填表那阵，根本就不懂得党是怎么一回事。书记交代入党条件，说要为群众服务，为人民的利益献身，不对敌人妥协，不向困难低头。可是，我入党以后就骄傲了，觉得这下有了靠山，后来就干了不少坏事。

除此之外，在“过关会”上，王满喜表态说：“除了吃以外，我什么习惯都能改。”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满喜在革命实践中加深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也得到了组织与大众对他犯错误的某种程度的“原谅”。《翻身》中用“作风粗暴，但是动机不坏”作为对王满喜及其检讨的评价——这显然并不是单纯针对行为而言，而是通过动机对人的内心本性展开的评判。

如果说王老太和王满喜构成了“群众”这一范畴中带有“落后”色彩的形象的话，那么老堆金这位憨厚朴实的老汉则是群众中先进形象的代表，韩丁这样描绘着老堆金的气质：

老堆金有着宽阔的圆脸，被太阳晒得黝黑，随时都会发出愉快的微笑。皱纹从他的眼角出发，布满了他那宽大的额头。两腮的下巴满是蓬乱的短须，这是他身上唯一不大整齐的东西。其他一切，从剃得光光的头上的毛巾，到他踝子骨以上的绑腿布条，都搞得利利落落。他的衣服尽管褪了颜色，补丁摞着补丁，但总是干干净净的。

在革命进程中，老堆金体现出了不同于一般群众的对于分田地的认识：

我们要的不是东西。我们的目的是要他承认错误，讲真话。

基于这样的认识，老堆金还对张庄的土改形势做出过这样的表述：

另一个看起来不怕事的农民是老堆金。他早就料到，搞翻身复查时不会有多少物质上的好处。但是他却看得远些，看到了村里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他把村里的形势编了个顺口溜：“从前开会吃米，现在开会说理。”

韩丁并没有详细交待老堆金的人生经历，在他的表述中，老堆金有着这样的认识来源于其“看问题持客观态度”，而这种客观态度来自“不为私利而操心劳碌”。这又是为什么呢？韩丁将其归结为老堆金独特的人生处境：

他没有老婆、孩子。虽然他负责抚养着侄子的一个女儿，但这个六岁的女孩儿并不是一个过重的负担，这个小伙伴倒给他的生活增添了生气。他已年过五十，他没有因为追求女人而产生的苦恼，所以他和那些牵连了不少年轻一些的人的丑事和流言蜚语不沾边。

我们无从判断老堆金这种不同于王老太的对革命的认识究竟从何而来，其生活处境又和他对于革命的认识有多大关联，但是我们却从他身上窥见另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朴素观念：

说到我，我分到房子、衣服和粮食。我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其他农民呢，他们都比过去强了。缺地的分到地，缺房的分到房，还有牲畜、大车、农具等。但是还有一些怪人不知足。他们想的只是坐在家里吃现成饭。可是，吃的怎么能自动跑到嘴里来呢？每个人都得劳动，这是我们的责任。

之所以说上述引文是某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观念，是因为在老堆金看来，吃“现成饭”似乎并不合乎普通群众的日常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朴素的观念恰恰符合共产主义革命的底层逻辑——土地改革恰恰是要革新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结构与社会秩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状态，打破食利者阶层的特殊利益。

无论是王老太还是王满喜，抑或是老堆金，我们都很难从纯粹实证史学的意义上进行评判，这既和韩丁在写作《翻身》时所处的具体境况有关，同时也和《翻身》作为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有关。但是，《翻身》中所呈现的这三个人物形象，却对我们理解革命的具体历史进程及其复杂性有着重要意义。他们是理想类型意义上的担纲者：王老太是典型的为物质利益驱动的“落后群众”；王满喜则是朴素的但文化水平较低、又由于各种动机而勇于斗争的担纲者类型，恰恰是他在革命进程中的经历与转变，成为革命政权通过革命政党革命实践培育塑造革命主体性的重要写照；而老堆金形象的存在，则从一个侧面呈现了革命本身的正当性——这与以老堆金为代表的朴素劳动观念存在着选择性亲和的内在关联。

五 把“人”带回来：从行动者到担纲者

费孝通先生在《究“天人之际”》一文中，明确谈到了社会学应该如何研究“人”这一问题。他的这一讨论，并不是从研究方法的操作层面而言，在他看来，人的生物性属于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部分，是和人的“社会性”融为一体的。正因如此，费孝通讲道：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观点”，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实际上是我们“人”作为主体，对所有客体的态度，是“我们”对“它们”的总体态度。这种态度，具有某种“伦理”的含义，决定着我们“人”如何处理自己和周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从我们“人”这个中心，一圈圈推出去，其实也构成一个“差序格局”。

上述文字虽然看似抽象，但费老实际上是在讲，“人”才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因为社会也好，制度也罢，包括“文化”“秩序”等在内，都是在具体的人的活动中生成的。然而，社会学关于人的研究，却总是容易出现还原论的倾向，即“试图把所有精神层次的现象和问题，都简单地用‘非精神’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种机制来解释”，这种倾向“忽视了精神世界自身的特点，忽视了‘精神世界’——把人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的特殊存在物的不可替代性”。

在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结构与行动是长久以来存在的争论话题。在叶启政看来，制约人行动的定型结构力量即是结构性力量，而另一股出自人之自由意志的主体能动力量则属于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范畴。这种二元对张关系的长久存在，意味着两者各有自己的边界，有着不容被侵犯、不容被化约的实质意涵。

正是这种张力关系的存在，影响着社会学研究者对“人”的研究路径。当我们讨论需要把“人”带回社会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把什么样的“人的研究”带回来？简言之，“把人带回社会学”，是否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在研究中随便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并按照最为习惯的“权力-利益”路径对所谓“行动者”的行动进行阐释，就算是完成“把人带回来”了？以此而言，韩丁的《翻身》对我们理解上述问题具有着方法论意义。

其一，结构中的“人”及其总体性。《翻身》尽管只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是它却呈现了张庄本身所处的总体时空背景。无论是张庄的地理位置，还是文本所涉及的历史背景，都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的总体性图景。例如，张庄如果不是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上，可能就不会有如此复杂的历史进程，也并不容易产生如此复杂的权力结构体系——这一权力体系中涉及天主教会的问题；作为地主代表形象的申金河同时是高利贷放贷者和酒坊经营者；多姓聚居村的社会构成形态，也使得整个张庄的宗族关系错综复杂，并体现为通过多宗族代理人的方式掌控村庄权力。不仅如此，由于张庄所面对的既有国民党又有日本侵略者的复杂的外部环境，其已经出现的“保护型经纪”会选择自己的代理人以寻求自身的安全边界。与此同时，尽管从纯粹占有土地的角度来看，张庄的私人地主数量似乎并不多，而且地主占有的土地数量也不多，但是他们却以教会、慈善、宗族组织等各种方式在土改前掌控着村中的经济资源与政治权力。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土改发生后包括满喜、王老太等在内的普通群众究竟何以呈现出“苦大仇深”的斗争状态的时空线索。

因此，《翻身》中所呈现的“人”，并不是简单的行动者，其中的每一个人名以及张庄这个地名本身，都不是可以被随意替换的——因为我们如果想要达成对这些人物之行动逻辑与行动伦理的理解，就必须将之放置在张庄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中，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人”不只是行动者这么简单，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总体性担纲者。

其二，叙事中的“人”及其具体性。韩丁在《翻身》中讲了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故事。说其简单，是因为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受限于其写作年代的各种条件约束，其叙事呈现出来的逻辑线索是相对简单的，特别是王满喜这一形象的存在，实质上是整个土改进程的历史缩影——因为他与整个村庄的土改史是同频的，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也是一个籍籍无名的群众，在革命实践中从积极投入到屡犯错误再到改过自新的成长历程；而言其复杂，是因为在《翻身》的叙事中，呈现出了极为丰富的人物群像，这些群像的存在，为我们生动具体地呈现了革命本身的复杂性——申金河等“反面”形象，并不是呆板而僵硬的，韩丁在书中既有对他们“气质”的描摹，也有对他们权力历史根源的表述；与之相应的是，“群众”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有着各种具体动机、脾气性格各异的活生生的人。只有对这种真实而具体的人的描摹，才有可能帮助我们从实质性的角度理解“主人公们”所处的时代境遇和生活世界，也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革命的复杂历史进程——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用抽象的概念工具对行为动机展开理论解释，都存在着剪裁、化约与还原的危险。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专业化、分科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后来的研究者们往往用“范式”“方法”“对象”和“理论”来界定自身的学科边界，展现专业属性。例如，法国年鉴史学派就被划分为四代，其中前两代和后两代有着非常明显的界分，即以布罗代尔等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研究者被认为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中的政治史取向，将社会史与总体史带回了历史研究之中，而《蒙塔尤》《马丁·盖尔的归来》等作品则被认为是把具体的人重新纳入历史书写，因为它们都在讲述具体的关于人（们）的故事。然而，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却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蒙塔尤》中的那些人的故事，如果离开了他们所处的比利牛斯山南麓的小村庄这样一种空间情境、离开了当时宗教裁判所与异端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社会结构性要素，这些人物的行为还是可以被书写、被理解乃至被解释的吗？

 

年鉴学派代表、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图源：Bing。

 

由是观之，《翻身》固然不是一部社会学学术作品，但是它却集中通过叙事，集中呈现了“人”本身所兼具的总体性与具体性，而这恰恰为我们在社会学研究中突破“结构-行动”的二元对立，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社会学关于“人”的研究，既不是随意的抽象故事讲述，也不是简单的理论堆砌，而是对“担纲者”的社会学表达，从“行动者”到“担纲者”的转换，为我们重新激活社会学的想象力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文字编辑：孟祥婕

推送编辑：朱婧茜、罗影

审核：田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