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重塑中国社会学研究格局中的重要性

应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提要：在既有的社会学研究格局中，“理论-方法-经验”构成了三元的基本支架，历史处在边缘的位置上。作者指出了重塑这种研究格局的必要性，并从“运动式治理”“行政发包制”“树典型”“社会整合”“单位制”等多个示例提出了历史在这种格局重塑中的重要性。作者强调，如果仅仅满足于把历史作为经验研究的一个模糊背景的话，那就意味着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先机，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被斩断了腾飞的翅膀。

关键词：历史 重塑 社会学 研究格局

 

一 历史在中国社会学既有研究格局的边缘性及其后果

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社会科学领域成长最快的学科之一。不过，我们在为此而欣慰的同时，也需要停下来反思一下社会学在战略发展方向上还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本文想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历史对社会学意味着什么？

在既有的社会学研究格局中，“理论-方法-经验”构成了基本的三元支架，在这个支架中，历史处在非常边缘的位置。理论研究通常重视的是理论家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流变，对理论家特别是经典理论家所面对的历史问题缺乏持续的追寻和开拓力度。在方法研究中，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各占半壁江山，而在质性方法中，田野调查处在绝对的中心地位，文献法和比较-历史研究法只是边角料。

在经验研究看来，社会学是主要研究现实问题的学科，当下的社会现象成为经验研究的核心主题，历史在经验研究中往往只是模糊的背景或零碎的例证，在社会学中唯一以历史经验为主题的是处在三级学科位置上的“历史社会学”。而在历史社会学中，有不少学者深受美国学者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所开创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范式的影响，而在这种范式中，历史分析相当粗疏，历史叙事往往是被贬低的，它所看重的是通过历史建立关于宏大社会结构问题的理论框架。与其说这些学者重视的是历史分析，还不如说他们重视的是比较分析，历史不过是他们拿来说事论理的材料而已。

 

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书影。图片来源：豆瓣。

 

历史在中国社会学研究格局的边缘性已经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后果。这体现在经验研究中，尽管论著数量如井喷似的增长，却普遍呈现出“单薄无力、漂浮无根”的状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研究寥寥无几，各领风骚没几个月。现在的田野研究者动辄声称自己的研究方法采用的是所谓“过程-事件分析”。在他们看来，用案例就要讲一个事件，讲事自然就要叙及过程，这不就是“过程-事件分析”吗？但如果真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必要刻意提出和使用“过程-事件分析”这个概念呢？直接用“质性研究”或“案例分析”不就可以了吗？

实际上，孙立平当初在提出“过程-事件分析”时，正是他开始倡导土改口述史研究的时候，所谓“过程-事件分析”与他提出要追溯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源流的想法是有紧密关联的。而今天的研究者无视这一基本背景来谈“事件”和“过程”，无异于买椟还珠。当然，口述史无法克服的碎片性，底层史无法通达的国家和政党视角，以1949年划界无法展现的革命与战争时代的连续性，注定了口述史自身是无法完成追溯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源流的任务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常常固执地坚守193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为社会学所划定的边界：社会学既不是研究国家和政党的，也不是研究企业和市场的，既不是研究法律的，也不是研究历史的。这样一来，社会学不就正陷入“剩余学科”的泥潭中无法自拔了吗？社会学总是号称要跟着现实问题走，然而，无数的经验已经证明：“追寻现实问题”与“追寻泡沫”之间往往只有半步之遥。

二 历史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历史在社会学分析中的至关重要性，在西方经典社会理论中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历史视野是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内核所在。经典社会理论是在应对17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总体问题中诞生的，所谓的“古今之变”指称的是包括资本主义体系、民族国家和社会革命等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巨变。将历史分析、比较方法与正在酝酿成型的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内嵌在诸多经典思想家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中。无论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传统还是斯密传统，无论是马克思传统还是韦伯传统，都凸显了历史对社会学分析的意义。韦伯的文明史比较分析更是将经典理论中的历史性维度推向了巅峰。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书影。图片来源：豆瓣。

 

尽管历史在社会学分析中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重要意义，但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历史对理解中国社会来说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考察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历史视角具有基础性意义。因为中华文明复兴的过程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充分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而紧密的关联。

这些关联主要包括：儒家传统尤其是伦理观念和关系构型对现代社会发挥着重要影响。传统中国对文治与武功的平衡对建构军政关系具有启示意义；中国既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地域十分辽阔而各种资源在区域间分布很不均衡的大国，还是一个晚近以来基本保持了疆域连续性和治理形式多样性的多民族国家，人口、空间、多民族这些历史条件对现代化道路一直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中央集权的一统性与地方治理的灵活性的结合，官僚制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的结合，这些从古到今都是国家治理尤其是大国治理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包括农工结合、基层自治在内的乡土传统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权建设等方向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关系，若采取对立的发展思路不仅会导致乡土的衰败，也会使现代化本身陷入困境。

以上种种表明，中国的文明复兴和现代化之路当然不是历史传统的简单继承，但传统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中国传统文明对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重要性，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传统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说中国绵延三千年的传统文明是以内核的高度稳定性著称的话，那么，自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就是以“巨变”为基本特征。从晚清到民国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为一变；从民国军阀割据的局面到1949年“总体性社会”的建立，是为二变；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到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三变。在前两变中，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主义革命，革命的进程如高山滚石般越来越激进化。在第三变中，中国共产党又开始了自我革命的历程。

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连接这历史三变的关键枢纽。而要理解这场革命的基本特征，我们需要紧紧抓住军事这个中心环节。首先，在“社会革命”中，国家和政党组织是以军事组织为依托的。其次，中共革命与苏俄革命的显著差别就在于军事革命的道路上。苏俄和中共走的都是暴力革命的道路，但是，苏俄革命主要是通过城市暴动、工人罢工和士兵哗变进行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不是通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取得的，苏俄红军是在革命胜利以后才由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而中共革命经历了长期艰难的农民革命战争，以农村根据地为基础，通过自下而上地创建红色武装，逐步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才取得全国胜利。中共的成长与军队及农村根据地密不可分，军事斗争是其革命的主要方式，中共革命的各项政策主要是通过军队来推行的。

正如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强调的，“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中共革命最重要的领袖毛泽东在1927-1938年期间主要是军事领袖，1938年后才从军事领袖成为全党领袖。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政治、军事、组织等各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为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只有把握军事在历史巨变中的关键作用，才能真正深入地理解中共革命的基本特点，也才能透彻地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制度和文化的渊源和流变。

以上是对历史重要性非常初步的概况性认识。下面我们就围绕军事之于中国当代社会的特殊重要性来作几个示例性的分析。

三 历史重要性示例之一：“运动式治理”背后的“军事地方化”

“运动式治理”是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少学者对此作过较详细的阐释。不过，在目前的研究文献中，对“运动式治理”中“运动”的原型语焉不详：有的把它看作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政治运动，有的则远溯至孔飞力笔下的乾隆朝的“叫魂”案件。虽有学者强调了1949年后的“运动式治理”源自1949年前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但所谓“革命运动”的说法还较为模糊。实际上，“运动式治理”与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直接相关，这即是由毛泽东最早推动的“军事地方化”。

中国传统的文化是一个“无兵的文化”，是“在和平中求进展的”。也就是说，军事、军队和军人在中国文化中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当然，治世和乱世是有明显差别的，在王朝末年、改朝换代的时候，军事力量的作用当然起着关键作用；但治世强调的总是文治传统、文武分途、以文驭武。这个格局到1865年后开始发生一个重要的转折。按照孔飞力（Philip A.Kuhn）的说法，1865年以曾国藩为首领的湘军对太平军起义的镇压开启了一个所谓“地方军事化”的进程，传统以文驭武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士绅和“双轨政治”的关系都由此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曾国藩所代表的“绅军”到李鸿章所代表的“军绅”再到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军阀”直至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兵为将有”的军事武装逐渐脱离了与中央政权的关联，脱离了与绅士及儒家伦理的关联，脱离了与地方社会的联系，成为一种效忠于军队统帅个人、漂浮在地方社会的分裂性力量，中国迈入了军阀混战、“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

然而，中国共产党自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后，由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扭转了“地方军事化”格局，开创了“军事地方化”的全新格局，其内涵主要体现为“伴着发展”的军事战略。这种战略强调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正规化的、职业化的、政治化的军事武装为基础，在有红色力量基础而敌人力量薄弱的边缘地带、空隙地带逐步扩展，扶持地方红色军事力量的成长，并推动地方政治秩序的重构。它把军事革命与社会经济革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队-地方关系，奠定了一种全新的人民战争观。

应该看到，朱毛红军最初兴起的时候也具有“地方军事化”的某些特征，比如扶持地方村社的军事力量、争取秘密会社的势力、重视军民关系等等。这是在曾国藩的湘军那里可以看到的一些特征。但从根本上来说，红军不同于湘军。首先，湘军是士绅领军、兵为将有，而红军则是强调党指挥枪、兵为党有，尤其是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具体机制。其次，湘军是从团练力量演化为正规军的单向过程，而红军则是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相互增强的三级武装体制。主力是完全脱产、不受地方限制的职业武装；游击队是脱产的，但是主要在当地打游击的武装；民兵就是不脱产的农民，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拿起枪杆子进行战斗。民兵和游击队可以发展壮大为主力军，而主力军也可以根据需要化为游击队和民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湘军的传统还只是意在克服军事危机、恢复儒家伦理所主导的地方传统秩序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要通过高度政治化的军队领导，将军事革命同时转变为社会革命，用阶级政治和政党伦理来重建地方社会秩序，将军队武装和军事斗争内嵌在乡村社会中，彻底消除地方与军队两条线并行的现象。

因此，地方社会不仅仅是单向地给军队提供兵源和粮饷，而且也在这种政治化的乡土重建和主体重构中获得了新生资源，使军队获得强大而持久的动员能力，从而彻底克服了近代军阀部队飘浮在地方上的无根状态。红军不仅仅是将打仗作为中心任务，而是将打仗、筹款与做群众工作结合成三位一体的任务。随着毛泽东在长征和抗战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军事领袖和政党领袖，他在苏区时期形成的“伴着发展”战略被进一步提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的基本战略——“人民战争”战略。

这种战略在坚持和发扬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既有传统时，进一步强调主力部队要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寓军于民，寓军于地，通过武器支援、干部派遣、干部培养、混编升级等各种渠道，在正规军事力量与非正规军事力量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构建起由主力兵团、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所组成的四级军事体系，逐步推进、适时升级、全民皆兵，最后实现以弱胜强的反转。可以看出，“军事地方化”就是“运动式治理”的原型，它强调的是调集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打造红军与根据地的相伴发展、协同前进。

四 历史重要性示例之二：“行政发包制”背后的“军事发包制”

“行政发包制”是从经济学引入社会学后激起热烈反响的一个概念，它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将经济领域常见的“外包制”与政治领域的“官僚制”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独特现象及其重要影响。现有文献在讨论“行政发包制”的历史渊源时，将其跳跃式地追溯到中国在帝制时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帝制时代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确与行政发包制有相似之处，但是，从帝制中国到当代中国的历史跨度还是过大，使得这个概念在机制的讨论上以明晰见长，在历史渊源的分析上却显得模糊不清。实际上，帝制中国和当代中国之间还隔着一个“革命中国”。“行政发包制”最直接的渊源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军事发包制”，这种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进行局部执政时所开创的。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通过思想整风与干部集中管理等手段在根据地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但这种一元化领导体制在实践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广阔，区域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平衡性。再如，中共根据地面临着被敌军和顽军分割包围的状态，各根据地的联络极为不便。更重要的是，在抗战时期军事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而军事决策受到敌情、地理乃至天气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需要快速决断。因此，仅仅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演化出了各根据地的军区和军分区两级与其上级所分别建立起的军事承包关系。

这种关系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军事决策的自由裁量权；财经的自给自足；在属地建立一元化领导，实行属地化管理、战果导向和人格化担责。这种张弛有度的军事发包制有效地解决了动员和控制、集权和分权的张力问题，既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胜利提供了制度保证，也为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发育出来的“行政发包制”开创了道路。如果不深入理解“军事发包制”，“行政发包制”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五 历史重要性示例之三：“树典型”背后的根据地群众动员

“树典型”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党政工作方式，对“典型”的深入研究也是社会学质性研究最常见的主题之一。然而，这种独特的权力运作方式到底从何而来呢？若要对其追根溯源，就需要返回到列宁1901-1902年的经典著作《怎么办？》。列宁在该书中接受了欧洲左翼思想家关于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即知识分子和革命家那里灌输的看法，进而对灌输的机制作了具体的分析。在他看来，“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理论、宣传、鼓动和组织，这四个概念构成了把最先进的革命理论灌输到最普通的革命群众那里去的四个环节。

不过，列宁认为在这四个环节中真正具有区分意义的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宣传与鼓动的差别：“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鼓动员要学会“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而理论属于宣传的上游，可以与宣传归并在一起；而组织也即号召属于鼓动的下游，是鼓动“自然和必然的补充”，或起着纯粹执行性质的职能，可以与鼓动归并在一起。列宁基于俄国的社会状况，否定了号召的特殊意义，在宣传与鼓动中更重视宣传。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火星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早期历史中会占据核心的位置。

 

列宁：《怎么办？》书影。图片来源：豆瓣。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如何的呢？毛泽东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中共的基本工作方法“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一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号召容易有落空的危险呢？毛泽东对此没有说明，而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论党》的报告中作了非常清楚的阐述：

中国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群众的文化水平（除知识分子外）也很低，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导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仅用一般号召，是决定地不能成功的。因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验到的事情上去理解问题，而不是从我们一般的宣传和口号上去理解问题的。我们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给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成为群众的热潮。

刘少奇这段话的蓝本其实来源于列宁：“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然而，基于中国社会的条件尤其是以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为革命主体的情况，革命党到底应该怎么“做”宣传呢？刘少奇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共实行灌输的重点并不在“理论”和“宣传”上，也不完全在“鼓动”上，而是在被列宁否定的“号召”上。只不过中共不把这个叫“号召”（所以刘在讲话中否定了“一般号召”），而是叫“个别指导”，也即“树典型”和“搞试点”：“树典型”是在一个点上给还没有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做”出来看，而“搞试点”是通过若干点的先行工作给其他点“做”出来看。而这些正是中共独创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也是直到今天还在中国社会推行的基本工作方式之一。

可见，“树典型”是在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和政治整合中创造出来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各种“典型”密集诞生的地方，这里既产生了张思德这样的英雄战士，又诞生了吴满有这样的劳动英雄和生产典型，还通过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塑造了高岗这样的正确路线典型。典型的生产和学习构成了“延安道路”的重要内涵。

六 历史重要性示例之四：“社会整合”背后的“山头主义”

“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和“系统整合”（system integration）是英国社会理论家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整合”指的是行动者之间有序或冲突的关系，而“系统整合”指的是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序或冲突的关系。简单地说，“社会整合”是以人与人关系为中心的秩序建构问题。孙立平等人在讨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时，把“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放在一起来讨论：前者指的是，在地方层次上，以非政治性的手段来进行社会秩序建构的问题；后者指的是全国层次上，以政治和法律手段来进行社会秩序建构的问题。

而美国学者华尔德（Andrew G.Walder）则在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厂体制时提出了“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principled particularism）和“特殊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t bureaucracy）概念，实际上也涉及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整合问题。这些学者对“社会整合”的理解虽然有较大的差异，但大体上都是围绕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团结或冲突、亲或疏的关系来展开的。而在具体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的社会整合时，华尔德的分析最具有启发性：他提出的“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既区别于传统中国的任人唯亲制度，又区别于现代的平等对待原则。不过，他的发现来自对改革开放前国营工厂的调查研究。实际上，这种既具有垂直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的结构性、又受非个人性的政治信仰所左右的“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真正根源是战争时代形成的“山头主义”。

 

Andrew G.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由于中共革命走的是建立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各根据地所占据的山头就是革命队伍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中共在干部路线上强调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强调五湖四海，反对团团伙伙。不过，由于干部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中共长期处在被分割包围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这就形成了党的各个部分之间彼此不同的特殊的历史、特殊的联系与特殊的作风。长期被敌军分割包围、处在艰苦作战中的革命军人对与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就有着深厚的情谊。这种情谊有的时候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转化为较为排外的山头倾向和宗派情节。即使在经历了延安整风后，毛泽东也坦陈：

那个主张不应该照顾山头、不应该照顾各方面的意见，也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行不通，事实上还是要照顾才好，照顾比不照顾更有利益。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山头的关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山头主义很快就可以消灭了，所以不要怕。

也就是说，中共的基本政策是要在承认山头与缩小山头之间、在照顾山头与消灭山头之间，强调把握好平衡，通过对山头既讲现实又有原则的处理来杜绝山头主义。干部之间由于出身、地缘、学缘尤其是战斗经历上的异同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感情上的亲疏远近，干部的团结问题就成为党的组织路线的一个焦点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党员有448万，其中干部有80万名，部队干部高达50万，地方干部30万。克服好山头主义，处理好军队干部内部关系以及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关系，成为新中国完成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

七 历史重要性示例之五：“单位制”背后的“东北体制”

“单位制”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学术成果。但是，目前对单位制的起源的研究主要聚焦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行政管理和国有企业组织制度上，只有路风注意到单位制可以追源到延安时期开始实行的“供给制”。然而，延安时期的“供给制”主要面对的是农村根据地的干部，而1949年后的单位制却主要针对的是城市的企事业组织，两者并不是直接对接的制度。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对单位制所产生的特殊影响。

由于中共的战略选择以及地缘政治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东北包括哈尔滨在内的一些城市成为中共在抗战后最早接管的城市。东北特有的工业、技术、人口基础和地缘政治条件以及中共干部，尤其是财经干部的大批进入，为东北建立最早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组织体制创造了独特的条件，这种“东北体制”或所谓“典型单位制”成为1949年在全国城市普遍建立单位制的先声。与此同时，“东北体制”对东北区域社会也产生了长期持续的、深刻的影响。如果不能深入地研究“东北体制”的历史成型过程及其基本特征，我们对单位制的把握就无法找到一个恰当的起点。

八 小结

社会学界如果要扩大传统研究边界、重塑研究格局，亟须突破“传统-现代”的对立局面，重新确立传统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亟须在中国历史传统与现代西方传统的张力中，重新考察“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的来龙去脉；亟须超越经验研究中田野社会学与定量社会学的双峰并峙局面，真正做到“把历史带回来”。当然，我们强调历史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不是为做历史而做历史，而是要带着当前的问题进入历史，又能从历史返回到当前，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当前史”的概念。

比如，我这些年一直在做中共军事组织史和组织形态研究，其实是为了找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尽管1949年后我们就在开始号召实现从革命政党到执政政党的转型，但这个转型直到1978年都没有真正完成。要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基本方向和内在机理，就离不开对中共军事组织形态的深入研究。如果我们把追根溯源的工作统统都交给历史学的话，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把历史作为经验研究的一个模糊背景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经验研究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先机，我们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已经被斩断了腾飞的翅膀。

今天我们各学科的边界意识往往很强，动辄强调社会学不是历史学，社会学不是做党史的。毫无疑问，即使从事历史研究的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也有所不同。不过，我们不应该过于渲染学科的差别和界限，不要匆匆忙忙地从历史中随便翻检点材料就来填充自己构建的理论大厦。我们还是应该更谦逊地相互学习，要不畏艰难地进入繁复的史料，要能够耐心地面对历史的复杂性。历史学在向人类学学习中创造了“华南学派”这样耀眼的典范。社会学向历史学的学习也应该有更大的气度，应该将社会理论的功夫化于无形，回到史料中去重新提问。

历史远不止是社会学里面从事作为三级学科的历史社会学的少数人的事，而是对整个社会学界都有其意义的重要领域。无论是要重返韦伯所提出的文明比较历史研究，还是要回到费孝通晚年对拓展社会学边界的反思，都需要我们具有深刻的历史自觉意识。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历史自觉意识，将历史感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带入质性分析和田野研究中，才能使我们的质性分析做到察其渊源、观其流变，才能使我们的田野研究做到饱满厚实、脉络清晰。

文字编辑：杨茜茜

推送编辑：苟钟月、罗影

审核：田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