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及其认同的变迁（2003-2021）

吴愈晓 梁展韬 毕先进

 

提要：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2021年的数据资料，描画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的规模、变迁及其体制和区域差异，并对城镇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匹配、流动感知和流动预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通过职业、收入、综合和主观认同等四种测量方式所计算得到的城镇地区中间阶层的比重及变化趋势大体一致。2003-2021年间，中间阶层的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第二，城镇中间阶层的比例存在明显的体制区隔和地区差异。体制内中间阶层比例高于体制外，东部地区高于非东部地区；体制内外中间阶层占比差距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地区差异则逐渐缩小。第三，城镇中间阶层认同匹配状况多为认同一致或向下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认同匹配呈现轻微的先升后降趋势。第四，城镇中间阶层的阶层流动感知和流动预期积极，过去十年到现在的向上流动感知明显，未来十年向上社会流动预期明显，体现了我国城镇居民较高的向上流动信心。

关键词：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阶层认同；社会流动感知；社会流动预期

一 引言

中间阶层是指在一个特定社会结构或分层体系中处于中间位置的群体，用以区别社会上层和底层群体。中间阶层由英文middle class翻译而来，也经常被译为中产阶级、中间阶级或中产阶层等。此外，经济学界也常使用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收入群体这样的概念或表述方式。

中间阶层是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并兴起的群体，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政策领域研究的热点。一方面，一个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及其变化趋势，不仅反映了该社会的阶层结构及其变迁，而且可以透视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学术界通常将中间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结构称为“橄榄型”或“钻石型”社会结构。具体而言，“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特征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和较低的收入差距（较低的基尼系数），而“钻石型”社会阶层结构，指的是中间阶层占绝大比例且阶层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形态。

 

橄榄型社会结构。图源：Bing

 

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证明，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具有积极重要的社会经济后果：（1）因为中间阶层有更强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以及在教育、住房和健康领域的投资意愿，因此中间阶层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经济发展；（2）中间阶层具有较低的犯罪率、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以及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等特征，因此一个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和壮大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凝聚力；（3）强大繁荣的中间阶层有利于政治稳定和善治。社会分层领域的诸多研究也发现，在现代社会，中间阶层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态度的群体基础，他们倾向于通过积极民主的方式参与经济生活和社会建设，有利于减少极端主义从而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总而言之，一个不断扩大的中间阶层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不可忽视的正向功能。

跨国比较的研究发现，近二三十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规模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例如，一项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从198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中期，OECD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比例从64%降至61%，大约每十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与之对应的是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所占比例的上升，由此出现了中间阶层“空心化”（hollowed out）的现象。

对个别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趋势。例如怀松等人的研究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1945-1975年），美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钻石型”阶级结构，中间阶层占比为80%，而底层和上层分别占比为10%；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因为新经济发展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冲击，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所谓的“双钻石阶级结构”（Double-Diamond Diagram of Class Structure）。

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在1973-2013年间，美国中间阶层占比虽有波动，但下降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间阶层占比一直下降，从2000年的55%左右降至2013年的50%。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自1971年以来，美国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从61%降至2021年的50%。

与美国相似，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也出现了中间阶层规模缩小的趋势。大前研一宣称，因为经济衰退等原因，日本的阶层结构（收入分布结构）转变为“M型社会”结构模式，实际反映的就是日本的两极分化加剧以及中间阶层的瓦解或“空心化”的实际状况。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其畅销书《下流社会》中亦指出，日本的中间阶层正在经历“下流化（向下流动）”过程。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日本的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在1994年占比是67.29%，到2009年则下降至59.74%。

 

《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书影。图源：豆瓣

 

通过以上对OECD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美国以及日本的研究回顾发现，中间阶层比例缩减似乎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一个普遍性现象。正如前文所述，因为中间阶层对社会和经济具有积极的后果，因此如何客观地认识中间阶层缩减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体制转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过程，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社会阶层结构也相应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间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兴起和逐步壮大，并引起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近十年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结构转型以及新冠疫情等突发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另外，数字互联网（平台）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兴起，逐渐改变了原来以工业化时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劳动力市场结构。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的阶层结构，尤其是中间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构成和走向，仍有待学界进行严谨的检验。

在现实和社会政策层面，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早在2016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就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作为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主要举措。202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要“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精神，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强调通过完善分配制度，着力“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来实现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收入分配问题，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结构分布问题，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往往也体现为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和壮大。

要扩大中间阶层的规模，努力建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或“钻石型”的社会阶层结构，首先要对当前中国的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现状、构成及其变化趋势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而这正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2021年的数据资料，使用多种测量方法，考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认同（包括自身阶层认同和阶层流动认知）及其变迁趋势。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2003-2021年间，中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的比重和变化趋势是怎样的，是否存在体制和区域差异？（2）根据客观指标测量的中间阶层群体和主观认同的中间阶层群体之间的匹配情况如何？（3）中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当前的社会流动感知和未来的社会流动预期是什么样的？通过回答以上问题，本研究致力于为理解中国城镇地区的社会分层结构提供坚实的经验资料，也希望为扩大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并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三 定义和测量中间阶层

（一）中间阶层的概念和定义

中间阶层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不同学科之间甚至是同一学科内部关于中间阶层的定义都存在不同的意见。尽管如此，学界对中间阶层的定义主要有两种学科取向，分别为社会学的取向和经济学的取向。

中间阶层概念的社会学来源主要有两个理论脉络。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及其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间阶层是一个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体，包括小资产者、小工业家和小商人等，但这些群体最终都会演变成无产阶级。二战之后，面对中间阶层日益成为欧美发达国家主导性的社会力量这一现实，新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中间阶层不仅不会消亡，其中的新中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新技术的专业人员）反而会成为引领社会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到了196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重新对中间阶层进行界定，赖特（Erik Olin Wright）提出的中间阶层分类框架成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他指出除了生产资料以外，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也是分类的标准。

其二是韦伯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维度对阶层划分进行解释不同，韦伯的社会分层划分标准则是多元的。韦伯确立了分层的三个标准：阶级、地位和权力，分别对应经济（收入和财富）、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或权威）三个范畴。基于韦伯的多元阶层划分标准，1970年代以后，从市场、消费和生活水平等角度来解释社会分层现象的理论，通常被称为新韦伯主义。

 

Classes书影。图源：Amazon

 

在测量或操作化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或韦伯主义（新韦伯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学取向的中间阶层研究，皆以生产（雇佣）关系为基础，主要依据现代工业社会职业体系中的位置来识别或界定中间阶层。

持经济学取向的学者，一般称中间阶层为中间收入群体或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使用收入、财产（财富）或消费等经济指标来对中间阶层进行测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经济资源（收入）分配为基础划分中间阶层，适用于不同的社会或经济形态，主要借助于个体在收入分布中的位置加以识别或界定，这种做法有利于进行跨国或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或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历时性研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学取向的中间阶层和经济学取向的中间（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界定的等级分层逻辑一致，其本质区别在于社会基础差异。具体而言，中间阶层（社会学取向）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性位置，而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学取向）则是以经济资源为基础的等级性位置，这种差异导致前者更适合解释社会政治领域的现象，而后者对经济现象更具解释力。

另外，除了使用职业或收入等经济指标来定义和测量中间阶层之外，学界也有观点认为中间阶层是一个自我认同和定位的范畴，并使用主观的指标（个体对自己所处阶层的认同）来界定和识别中间阶层。

（二）常用的中间阶层测量方法

如前所述，在国内外学术文献中，中间阶层、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群体等概念经常互换使用。关于如何定位和测量中间阶层，学界虽然历有争论，观点不一，但大多都是使用职业、收入或综合的标准，以及根据被调查者的主观阶层认同来进行识别。以下对国际和国内学界测量中间阶层的主要方法及其进展进行介绍。

1.国际学界测量中间阶层的方法及其进展

早期的理论家多采用定性的方法对社会阶层进行研究。20世纪中叶以来，得益于统计资料的完善、统计方法的成熟以及计算机技术的进展，使得采用量化方法对社会分层结构、阶级结构进行测量和研究成为可能，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推出。

持社会学取向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代表赖特和新韦伯主义阶级理论代表戈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e）除在理论建构方面有所建树外，在阶级结构测量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社会学取向的测量方式大多建立在一定的阶级理论模型基础之上，且多采用多元指标。赖特在对物质生产资料、劳动力、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分类的基本模型。在赖特的阶级分类模型中，专家管理人员、专家监管人员、不担任管理工作的专家、具有半文凭资格的管理者以及具有半文凭资格的监管人员统一被划为“中间阶层”。

戈德索普在《现代英国的社会流动与阶级结构》（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一书中，依据职业分类和市场状态，提出了一个包含七类阶级的分类图示（即EGP7阶级分类图示，见表1）。

 

表1 EGP7阶层分类图示。图源：《北大社会学刊》第2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下文其他图片如不做特别说明，均来自此刊物

 

在该分类图示中，阶级Ⅲ（包括普通非体力行政部门及商业上的雇员、销售人员、其他服务业的一般雇员）、阶级Ⅳ（包括小业主、自雇手工业者、其他所有除专家外的“自负盈亏”的工作者）和阶级Ⅴ（包括低级技术人员和体力劳动者中的监工）被认为是结构性地位处于服务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即“中间”阶级。有学者指出，赖特使用经济、权力和文化三个指标界定中间阶层，而戈德索普则根据职业分类和市场状态划分阶级和定义中间阶层。也即是说，赖特和戈德索普所代表的社会学取向的中间阶层测量，均采用了多元指标。

 

《现代英国的社会流动与阶级结构》书影。图源：豆瓣

 

比较而言，持经济学取向者对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测量方式则相对单一，大多以收入作为测量标准。1990年代以来，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建议使用收入、财产和消费之类的经济标准来界定中间阶层，因为数据可得性和测量的可操作性以及便于国际比较，这种测量方式开始被频繁使用，但在使用哪种收入指标上却存在争议。世界银行的学者建议以世界银行的贫困线为参照，日均收入在10-50美元之间者即为中等收入群体。OECD经济学家则认为日均收入在10-100美元者，才可被归入中等收入群体。也有学者使用收入分布的中位数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采用这种方法的学者通常将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下限设定为收入中位数的50%或75%，收入的上限则通常设定为收入中位数的1.5倍或2倍等。

使用上述指标对中间阶层进行测量和研究，优点是标准相对统一，处理方法简单易行，但也存在对各个测量指标整合不足的缺点。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阶层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愈发明显，此前所采用的方法可能无法回应准确测量社会阶层结构的需求。实际上，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背景下，使用多个指标对一个概念进行测量的时候，仅使用简单的处理方法可能是不够的。因此，有些学者开始发展出新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要实现对社会阶层结构及其长期变化更加准确有效的测量，潜在结构模型（Latent Structure Models）中的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和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是一个合理的选择。LCA和LPA是一种用于发现潜在群体的统计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可以根据一些未被观察的结构将个体归类到一个组别。潜在结构模型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变量，识别寻找个体所属的小群体，用来表现个体特征的相似模式。

2.国内学界测量中间阶层的主要方法

国内学者对我国中间阶层进行研究，在借鉴国外学者经验的同时，多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修正，力图提出基于中国经验的测量方式。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中间阶层的测量或划分标准主要分为三类：（1）以职业为标准；（2）以职业、教育和收入为标准；（3）多元划分标准。此外，主观测量方式（即阶层认同或地位认同）也愈益引发学界的关注。

职业标准。职业标准，即以职业为基础对中间阶层进行测量。采用这一标准的学者认为，职业地位实际上涵括了权力、财富和声望三种因素，是进行社会分层及测量的有效标准。

例如，李强认为，我国的中间阶层与西方的中间阶层有所不同，直到1980年代中期，伴随着工业化迅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中间阶层群体才开始逐渐增长。构成中间阶层的主要群体也发生了变化，在市场转型以前，国企职工是典型的中间阶层；在改革之后，普通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干部阶层则成为典型的中间阶层。可以看出，李强对中间阶层的界定，主要是以职业作为划分标准。

李路路和李升认为，中间阶层是指在社会属性或社会资源占有上处于社会结构中间位置的群体，其对中国中间阶层的定义和测量同样基于职业。在中国社会，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加之原有的体制内的分配方式，中国的中间阶层的产生存在两种路径，因此在测量上，他们依据个体分属于国有或者非国有部门，将中间阶层分成“内源中产阶级”和“外生中产阶级”两类，“内源中产阶级”具体是指目前国有部门中的管理、技术和事务人员；“外生中产阶级”则具体是指非国有部门中的管理、技术和事务人员以及私营企业家等。

在此基础上，其他学者拓展了这种阶层测量方式，关注以资源占有为基础的权力关系，通过职业背后代表的权力和自主性定义对中国的阶层进行测量，通过实证研究将我国的中间阶层分为老中间阶层、内源型新中间阶层、外生型新中间阶层和边缘中间阶层四个类型。

李路路和王宇以职业为基础将中国的社会阶层分为四类，分别是上层中间阶层、下层中间阶层、社会下层和自雇佣者阶层。其中高层管理（行政）人员和高级专业人员属于上层中间阶层，中下层管理（行政）人员、中低级专业人员以及办事人员属于下层中间阶层。

此外，刘欣也将职业作为社会阶层划分的依据，他的测量方法以每个职业背后所占据的公共权力和市场能力为基础，将中国的城市居民划分为17个具体的社会阶层，中间阶层的比重大约占30%。以上皆是基于职业标准对中间阶层进行测量的代表性研究。

职业、教育和收入为标准。诸多研究指出，对我国的中间阶层划分和测量应采用多元指标而不是单一指标，收入、职业和教育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具有较重要影响的几个因素或测量指标。

张建明等在使用抽样调查数据对北京市中间阶层进行研究时，通过对被访者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和职业分别赋分，将三项得分累加记为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得分，据此将北京市市民分为五个社会阶层，其中上层占2％，中上层占16％，中层占36％，中下层为31.9％，而下层为14.1％。

李培林和张翼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为基本维度，对2006年我国的中间阶层规模进行测算后指出，2006年中间阶层在全国占12.1%，而城市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占25.4%。另外一项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2010年和2013年的数据，以收入和职业为主，辅以教育，对中国的中间阶层进行测量后发现：从2004年到2012年，中国的中间阶层从17.19%上升到18.89%，职业中产从16.28%上升至20.86%；综合教育和收入两个维度，2012年中国在收入和教育方面均达到中间阶层标准的人群占7.44%。采取这一测量标准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中间阶层的定义和测量均有详细的分析和相对明确的结论，同时还关注了中间阶层发展规模和内部异质性等问题。

多元划分标准。李春玲在对中国中间阶层的比例和规模进行研究时，主要从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四个维度进行测量。肖文涛认为中间阶层是一个介于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的社会阶层，阶层划分的标准主要是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同时兼顾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等。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知识及职业声望资本、工作及劳动方式、就业能力、职业权力、收入及财富水平、消费及生活方式和社会影响力七个方面测量当代中国的“新中间阶层”，按照2004年的数据测算，就业人口中大约有15%属于“新中间阶层”。也有学者结合制度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以户口、单位、干部身份制和私有制为基础的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

综上，采取多元划分标准的学者主要是在职业、教育以及收入的基础上增加其他指标，总体来说比较重视职业在测量社会阶层中的作用。

此外，主观阶层认同是民众对自身所处客观阶层获得感的重要衡量指标。有学者指出，主观地位认同的提升是共同富裕不断推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提升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因素。目前对主观地位认同的测量多使用被访者自我评估的方式，如“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8年调查中，分别测量了被访者目前、10年前、10年后所处的社会等级得分以及14岁时家庭的社会等级得分，分值设置为1-10分，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此外，还直接测量了被访者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判断，答案设置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测量了被访者本人目前、5年前和未来5年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当地所属层次，答案分别设置为上、中上、中、中下和下。学术界围绕这些主观测量获得的数据，对阶层认同偏差、低位阶层认同等展开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中间阶层的测量指标存在一定的逻辑变迁，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一方面，测量指标从单一到多元。早期的研究大多以职业作为划分中间阶层的标准。因为职业是现代社会分层的基础，包含了收入、声望等一系列隐含的社会分层指标，操作也较为简单易行。另一方面，使用数据从单一城市到全国代表性数据，从一期截面数据到多期重复截面数据，从静态的结构分析转向动态的趋势变迁分析。

已有研究还体现了学界对社会阶层结构复杂化以及中间阶层内部异质性的关注。研究发现，中国的中间阶层存在城乡、区域和产业分布上的巨大差异；构成中间阶层的主要群体，如干部和知识分子、新中产阶级、国企职工、个体或私营经营者等，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社会阶层结构本身的复杂化和中间阶层内部的异质性，提醒我们可能需要使用不止一套的测量标准来捕捉这一现象，以获得相对稳健的结论。

（三）本研究的策略

对我国中间阶层的测量研究，既要考虑转型时期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从国情出发；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下，还要考虑测量指标与国际接轨，便于比较研究。鉴于上述原因，本研究综合使用多种测量方式考察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中间阶层的规模与变迁，交互验证，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更为可靠。

具体而言，我们使用如下测量方式：其一，借鉴刘欣的分类方法，以职业为基础，并综合公共权力和市场能力；其二，同时考虑职业地位、收入和教育程度的综合测量方法；其三，以收入为基础，估算和测量中间收入群体及其规模和变迁等。另外，主观阶层认同是一种基于自身收入、职业、教育和家庭背景等多种客观因素，同时结合了参照比较等主观因素而形成的阶层认同。在此我们也将其纳入研究，与其他测量方式进行参照比较，并对认同匹配、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展开分析。

三 数据与测量

本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CGSS）2003、2005、2006、2008、2010、2011、2012、2013、2015、2017、2018和2021年共12期数据，时间跨度近20年。CGSS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采用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涵盖全国多数省份和地区，具有全国代表性。CGSS系统全面地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多个层次的数据，并且包含了社会结构、经济和教育状况、价值观念等多个维度的内容，能够客观呈现中国城镇中间阶层及其认同的变迁，能够满足本研究的基本需要。考虑到时间上的接近性，本研究将相邻年份的两次调查数据（2005-2006年、2010-2011年、2012-2013年、2017-2018年）进行合并处理，并在每年的调查数据中仅保留18-65岁且调查时居住在城镇的样本。经过合并清理，最终纳入分析的有效样本为63,472份。本研究所有的数据分析都根据CGSS每期数据提供的样本权重进行了加权处理。

如前所述，本文使用四种方法或标准来测量中国城镇地区的中间阶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描述分析。第一种划分标准是参照刘欣基于公共权力和市场能力所进行的职业类型学划分（以下简称职业中间阶层）。这种做法考虑了我国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即在市场化过程中，再分配权力对阶层分化仍然有着持续性的影响，而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公共权力和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中国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个体所处的制度位置和雇佣关系类型界定了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具体的操作化方法是根据体制类型（单位性质）、职业性质和特征以及管理人数三个标准，将个体划分为六大阶层类别（见表2）。

 

表2 中间阶层的公共权力-市场能力类型学划分

 

如表2所示，第一类为社会上层，主要指的是管理人数超过100人、仅管理他人而不受他人管理、自身为老板或企业合伙人和拥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个体。第二类为体制内中层，包括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或集体企业中任职，不从事体力劳动，且管理人数较少或不管理他人的个体。第三类为体制外中层，包括在私营、外资或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任职，不从事体力劳动，且管理人数较少或不管理他人的个体。第四类为老中层，包含了那些自我雇佣或雇员很少的个体。第五类为技术或非技术工人，包括那些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群体。第六类为农民或其他，是指那些主要从事农业相关工作或没有固定工作的个体。将样本划分为以上六类之后，我们进一步将第一类划分为社会上层，将第二、第三、第四类划分为社会中间阶层，将第五类和第六类划分为社会下层。

第二种划分方法参考个体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以及个体在收入分布中所处的位置，即通常所谓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分类方法（以下简称收入中间阶层）。具体的做法是使用被访者家庭的年收入状况及其核心家庭人数，计算出样本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并根据其分布状况计算出每期数据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的中位数。本文参考国际比较研究最常用的测算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做法，将每期数据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在该年所有人收入的中位数的75%-200%之间（即图1中的阴影部分）的个体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即本文所说的收入中间阶层），低于75%中位数的划为“低收入群体”，高于200%中位数的归入“高收入群体”。如图1所示，2003-2021年间，中国城镇家庭人均年收入的中位数稳步上升，界定收入中间阶层的区间也持续增大。

 

图1 2003-2021年中国城镇家庭人均年收入中位数和中等收入群体区间（单位：元）

 

第三种划分方式综合考虑了收入、教育和职业地位状况（以下简称综合中间阶层）。同样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测算。对于未婚者，使用本人的职业地位指数、收入和受教育年限的信息，而对于已婚有配偶的被访者，则使用家庭（核心家庭）人均收入、夫妻双方最高的教育年限和夫妻双方最高的职业地位指数进行计算。因为收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均为连续型变量，故可使用LPA的方法进行研究。

LPA是一种基于潜变量模型的聚类方法，假设调查数据中观察到的收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社会经济地位三个变量能够被没有观测到的潜变量（即个体所处的阶层）所解释，每个群组中个体的观测变量有着类似的特征。LPA通过最大似然估计的方法估算每个个体分配到各个组之间的概率，并根据最高概率来分配个体相应的群组。在进行LPA估计的时候，需要设定分组的数目，并通过信息准则选取最佳分组数。在具体的分析中，由于每期数据的特征存在差异，最佳分组数大致为4-6组不等，考虑到模型拟合的现实意义，本文最终采用五分组的LPA模型进行拟合。以四期（2003年、2010/2011年、2015年和2021年）数据的模型拟合结果为例，图2呈现了五分组之后，每组样本中标准化后的收入、教育和职业地位指标的均值，其中第一、第二组的占比较少，是某项特征存在明显低值的底层群体，第三组的占比较多，三个指标均低于总体均值，第四组、第五组的三个指标皆高于总体均值。经过综合考虑，本文将社会阶层明显更优的第四类、第五类合并为中间阶层。

 

图2 五分类潜在剖面分析聚类后的变量特征

 

第四种划分方式依据的是个体主观阶层认同（以下简称主观中间阶层）。根据2003年、2005-2006年数据中“您家在当地属于哪个层次？”和2010-2021年数据中“您认为您现在处于哪个等级？”两个问题的回答情况，将回答1-4的划为“认同下层”，回答5-8的归入“认同中层”，回答9-10的划为“认同上层”。

四 研究发现

（一）中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的总体变迁趋势（2003-2021）

表3 和图3 报告了2003-2021年间，中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每年的规模（比例）和变化趋势。我们同时报告了使用四种测量方法所构造的中间阶层的计算结果，以便相互比较和相互佐证。

 

表3 城镇中间阶层占比变化趋势

 

图3 城镇中间阶层占比变迁趋势（2003-2021）

 

1.职业中间阶层。从表3可以发现，总体而言，2003-2021年间，根据职业分类计算得到的中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占比大约在30-50%之间波动。在2003年，为32%左右。2003年至2013年间，职业中间阶层呈稳步快速上升的趋势，从2003年的32%左右上升至2013的52%左右，十年间增加了大约20个百分点。2013-2018年间略有下降但总体趋于稳定，维持在50%左右。然而2018-2021年间出现较为明显的降低迹象（2021年降至46%左右）。因职业中间阶层分类方法基于公共权力和市场能力，主要反映的是雇佣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迁。在2003-2021年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国城镇地区的职业结构和雇佣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职业中间阶层的占比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另外，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职业中间阶层的比例也随之逐年上升。但是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减缓，并因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加，中间阶层并没有延续前十年增长的势头，甚至出现小幅缩减的趋势。

2.收入中间阶层。表3显示，2003-2021年间，根据家庭人均收入测算得到的中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大约在31-43%之间波动。从趋势上来看，在2003年到2015年间，收入中间阶层占比相对稳定，并呈现小幅的上升趋势（虽然在2010-2013年之间出现波动），从2003年的37%上升至2015年的43%。然而，从2015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从43%（2015）下降至2021年的31%。为进一步展示收入分配结构（高、中、低三种收入群体占比）的变迁趋势，我们绘制了图4，可以发现2015-2021年间，收入中间阶层占比的快速下降，与之伴随的是低收入群体比例较为明显的上升。

与职业中间阶层的变化趋势相比，虽然收入中间阶层的波动比较小，但整体趋势基本一致，即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轨迹。

 

图4 城镇地区收入（高、中、低）群体占比变迁趋势（2003-2021）

 

3.综合中间阶层。根据表3和图3，2003-2018年间，根据收入、教育和职业三个指标，使用LPA聚类技术测算得到的综合中间阶层占比呈稳步上升的态势，从2003年的28%逐步攀升至2018年的50%左右。尤其是在2008-2013年间，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2013年至2018年间，在50%左右徘徊。但在2018-2021年这一时段，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从2018年的50%急剧下降至2021年的38%，下降了十二个百分点。

相比前两种分类方式，综合中间阶层的测量涵括了教育、收入和职业声望三个维度的状况，聚类划分的中间阶层在这三个维度都在均值以上且较为均衡，不存在明显的劣势，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个体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处境，其占比的变迁综合反映了收入格局、教育事业和职业结构的变迁趋势。2018-2021年间的快速下降趋势，我们推测有可能是部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这种下降是否体现为一种趋势，需要纳入更多年份的数据进行考察。

4.      主观中间阶层。从表3和图3可以发现，主观中间阶层的历时变迁也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3年有40%左右的城镇居民认同自己是中间阶层，而且该数字逐年上升，直至2018年，有55%左右的城镇居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间位置（即属于中间阶层），上升了十五个百分点。然后，到2021年，该数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降至52%左右）。同理，我们观察到的这个下降是否可以被判断为一种趋势，仍有待加入更新的数据进行观察。

 

图5 城镇居民阶层（上、中、下）认同的变迁趋势（2003-2021）

 

相比前述三种客观测量（职业、收入和综合测量）的分析结果，主观中间阶层占比的回落幅度则相对较小。而且，如图5所示，2003年以来主观中间阶层占比的上升伴随着下层认同的大幅下降，之前占比很小的上层认同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对表3和图3的结果做一个简单的小结。总体而言，四种测量中国城镇中间阶层的方法所测算出来的结果（中间阶层的比重和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一方面，在大多数年份，四种方法计算得到的城镇地区中间阶层的比例总体上比较接近。另一方面，四种方法获得的结果的历年变迁趋势也比较一致，基本上是先上升（前十年）后下降（后十年）的“倒U 型”趋势。如前所述，我们认为近十年来我国城镇中间阶层比例下降，有可能和我国经济增速减缓以及社会发展的一些不确定因素有关联，但这种猜测或判断是否成立，仍有待严谨的检验。

（二）城镇中间阶层变迁的体制和地区差异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明显的独特性，尤为突出的是“二元性”，包括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部门）分割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虽然我们将本文的分析对象限定于城镇地区的居民，但我们仍无法忽视体制差异和地区差异。基于此，在本小节，我们描画城镇地区中间阶层及其变化趋势的体制（部门）和地区差异模式。关于体制类型的测量，我们同样是以核心家庭作为单位，如果被访者夫妻双方有任意一方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工作，就被划为体制内，其余个体则被划为体制外。考虑到样本量的平衡问题，地区变量我们仅区分为东部和非东部地区。具体而言，我们根据个体所处的省份编码，将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的个体划分为东部地区，而将其他省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省份）的个体划为非东部地区，以考察中间阶层的地区差异。

图6显示了2003-2021年我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及其变迁的体制差异模式。我们将中间阶层四种不同测量的测算结果各自绘制成图，从而可以进行相互比较。首先可以发现，城镇地区中间阶层存在非常明显的体制（部门）差异。无论是哪一年，也无论是通过哪一种测量方法计算的结果，体制内（国有或集体部门）居民中间阶层的占比都明显高于体制外的居民。其次，体制内和体制外中间阶层在2003-2021年间的变化轨迹基本是一致的，即先升后降的趋势。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地区中间阶层的体制差异有扩大的趋势。除了收入中间阶层的体制差异（从2015年后开始）呈现轻微的缩小趋势之外，其他三种类型测量方法（职业、综合和主观）计算得到的中间阶层的体制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均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总而言之，我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的比例存在明显的体制区隔，体制内群体中间阶层的占比更高，而且体制内外的差距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图6 体制内外城镇中间阶层变迁趋势对比（2003-2021）

 

图7展现了城镇中间阶层及其变迁趋势的地区差异。首先，2003年不同地区的职业中间阶层占比十分接近，直到2010-2011年，东部地区的职业中间阶层占比增长速度出现明显提升，拉开了与非东部地区的距离。从2012-2013年开始，两地区的职业中间阶层占比差距较为稳定，均有回落趋势。

其次，分别以2003年和2010-2011年为起点，东部和非东部地区的收入中间阶层占比差距经历了两次“扩大—缩小”的周期，2021年东部和非东部地区的收入中间阶层占比几乎没有差距，下降到31%的水平。对比两地区收入中间阶层占比的差值，大致在1%-10%之间浮动。

再次，对比东部和非东部地区综合中间阶层变迁趋势的差异可以发现，非东部地区的综合中间阶层占比在2003-2018年间稳步提升，并在2021年出现下降趋势，整体趋势平缓，波动幅度较小。而东部地区的综合中间阶层则在2008年出现明显下降后，重新反弹回升，并在2012-2018年间保持高位稳定，随后出现回落。相比于前两种测量，综合中间阶层占比的地区差异更加明显，在一些年份有将近20%的差异。

最后，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的主观中间阶层变迁趋势和总体趋势近似，都在稳步上升后出现轻微回落。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回落的节点为2015年，而非东部地区在2017-2018年之后才出现下降。对比不同地区的主观中间阶层占比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的主观认同差距正在缩小，从最初的10%左右下降到了5%。

 

图7 不同地区城镇中间阶层变迁趋势对比（2003-2021）

 

总体而言，我国城镇中间阶层比重有较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比例高于非东部地区。这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区梯度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如果图7和图6相比，可以发现：（1）城镇中间阶层的体制（部门）差异实际上大于地区差异；（2）体制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扩大的趋势，但地区差异的变化趋势恰好相反，即逐渐缩小。

（三）城镇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匹配

在本研究，我们使用了三个客观标准（职业、收入和综合）以及一个主观的标准（主观中间阶层认同）来测量城镇地区的中间阶层。阶层的客观定位和主观的认同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已有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居民存在阶层向下认同的现象，因此有必要考察客观中间阶层（三个测量指标）和主观中间阶层认同的匹配情况。如果被访者在三种客观指标中被划分为中间阶层，而他或她在主观上也认同自己属于中间阶层，这种情况则为“认同匹配”；如果依据客观指标被界定为中间阶层，但本人主观认同自己属于下层阶层，这种情况称作“向下认同”；同理，客观上被界定为中间阶层的被访者如果认为自己属于“上层阶层”，则为“向上认同”。

图8展示了职业、收入和综合中间阶层的认同匹配状况。首先可以发现，依据三种客观标准得出的中间阶层都很少出现向上认同的状况（最多不超过2%），主要是认同一致或向下认同。其次，从匹配程度上看，三种客观标准界定的城镇中间阶层各自有大约一半（介于50%-60%之间）的人主观上也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具体而言，综合中间阶层群体的认同匹配程度最高，在60%上下波动，职业中间阶层的认同匹配次之，主要在50%-60%之间波动，收入中间阶层的认同匹配程度则最差，大概在45%-55%之间浮动。第三，有40%-50%左右的客观中间阶层是“向下认同”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阶层认同是普遍偏低的。最后，从时间上看，在2018年及以前，三种测量得到的客观中间阶层的认同匹配程度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即向下认同比例减少），但到2021年，均出现了认同匹配下降（向下认同上升）的迹象。我们猜测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对经济和生活的影响，导致城镇中间阶层产生负面阶层认同（向下认同）。当然，这种情况是否持续，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图8 城镇中间阶层的阶层认同匹配情况（2003-2021）

 

（四）城镇中间阶层的流动感知和流动预期（2010-2021）

从2010年开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每期调查都询问了“您认为您10年前处于哪个等级”“您认为您当前处于哪个等级”以及“您认为您10年后将处于哪个等级”三个问题。根据这三个问题，可以考察城镇地区中间阶层当前社会流动感知（和十年前相比）以及未来的社会流动预期（和十年后相比）。使用“当前的等级”减去“10年前的等级”，得数为正则表明当前与10年前相比为向上流动；得数为零，则为保持不变；得数为负，意即向下流动。同理，使用“10年后的等级”减去“当前的等级”，得数为正则表明预期10年后向上流动（积极的社会流动预期），得数为零表示10年后维持当前的阶层地位，得数为负表明10年后将向下流动（消极的流动预期）。

图9展示了城镇中间阶层的流动感知及其变化趋势。如图所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判断：首先，四种不同测量（三种客观标准和一种主观标准）的中间阶层流动感知积极，只有不到两成的中间阶层认为近十年来出现了阶层地位下降，约有三四成的中间阶层认为自己的阶层地位保持不变，有半数左右的中间阶层认为自己的阶层地位在这十年来得到了提升。其次，从变迁的视角来看，2010-2021年的五期调查数据中，认为自己向下流动或地位保持不变的中间阶层比例下降，有更多的中间阶层认为自己现在的社会地位相比于十年前更高。最后，比较四种不同的中间阶层测量方案可以发现，三种客观测量的流动感知情况比较相似，而主观中间阶层对自己十年来的流动感知则更为积极。需要指出的是，2021年与2017-2018年相比，四种不同测量的结果均呈现出认为自己向下流动的比例小幅上升的现象。

 

图9 城镇中间阶层的流动感知（2010-2021）

 

图10呈现了城镇中间阶层的流动预期及其变化趋势。如图所示：其一，城镇中间阶层的流动预期更加积极，只有不到一成的中间阶层认为十年后自己的社会地位会下降，三成左右的中间阶层认为自己十年后仍能保持现在的社会地位，有六成中间阶层认为在未来的十年中，自己的社会地位会得到提升。其二，从时间角度上看，不同分类方式的中间阶层认为自己会向下流动的都稳定保持在少数（均低于7%），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呈现下降的趋势。在2010-2015年间，中间阶层认为自己保持不变的比例上升，认为自己会向上流动的比例下降，2015-2021年的变迁趋势则相反。其三，比较几种不同测量方法的结果可以发现，几种测量的数值差异很小，综合中间阶层与职业中间阶层的流动预期比较稳定，每期数据的差异较小，收入中间阶层和主观中间阶层的波动幅度则较大。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与2017-2018年相比，认为自己在未来的十年会向上流动的中间阶层的比例均有小幅上升。所有这些结果都表明，中国城镇的中间阶层，对未来社会流动的预期比较积极和乐观，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他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抱有较强的信心。

 

图10 城镇中间阶层的流动预期（2010-2021）

 

五 结论与讨论

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2021）近20年的数据，本文描绘了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中间阶层及其认同的变迁趋势。考虑到中间阶层概念的复杂性和测量的多样性，本文使用了三种客观测量方法和一种主观测量方法，分别呈现城镇地区中间阶层的比例及其变迁趋势。同时，我们描述分析了城镇地区中间阶层的客观地位和主观认同的匹配情况以及他们对阶层流动的感知和预期。本文的基本结论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基于三种客观测量方式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2003-2021年间，城镇中间阶层占比在30%-50%之间。（2）从历时性的变化来看，近20年间，城镇中间阶层占比呈现出先稳步上升而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模式。（3）城镇中间阶层占比体制区隔明显，体制内群体的中间阶层占比高于体制外群体，体制内外中间阶层占比差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4）城镇中间阶层占比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中间阶层占比略高于非东部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和非东部地区的中间阶层占比差异呈现缩小的态势。

其次，基于主观测量方式的数据分析发现，中间阶层占比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增速减缓甚至占比有轻微下降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客观测量的中间阶层占比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但是主观中间阶层占比回落的幅度很小，这可能与较为积极乐观的社会心态和氛围有关。

再次，在阶层认同匹配方面，城镇中间阶层很少出现向上认同的情况，主要表现为认同一致或向下认同。历年来，有大约40%-50%左右根据客观标准被界定为中间阶层的城镇居民认为自己属于较低的阶层，表明我国居民“阶层认同偏低”的现象确实存在。在2021年之前，向下认同的城镇中间阶层比例呈现下降的趋势，但2021年有回升的迹象。我们认为有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对城镇居民的阶层认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然，其后续的变化仍有待加入更多年份的数据进一步考察。

最后，城镇地区中间阶层过去十年到现在的向上流动感知明显，而且对未来十年向上社会流动有积极乐观的预期。大部分城镇中间阶层认为其阶层地位与十年前相比上升了（超过50%）或保持不变（大约30%），只有不到两成的城镇中间阶层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下降了。另外，城镇中间阶层的社会流动预期更加积极，有六成左右的中间阶层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未来十年内进一步提升，只有5%左右的中间阶层认为自己十年后的社会地位会下降。总体而言，城镇中间阶层有着较高的向上流动感知和信心。

如前所述，中间阶层是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并兴起的群体，其构成和特征都有非常明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印记。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数据、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匹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已经式微或转型，这无疑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中间阶层产生诸多影响。有研究者指出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致工作的极化（即高端劳动力市场和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劳动需求增加），一些传统的中间阶层所从事的职业或岗位面临着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从而导致中间阶层的衰落或空心化。

 

机器换人示意图。图源：Bing

 

另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催生了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社会的职业结构已经发生转型，非正规就业（零工、兼职等非正式雇佣制的就业形态）比例大幅增加，同样会对以稳定就业为主要特征的中间阶层产生影响。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收入（薪资）收益下降，资本或财富回报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这种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也可能直接影响以工资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传统中间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当然，我们认为上述情况对中间阶层的影响仍待严谨的检验，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很多职业或岗位缩减甚至消失，但同时也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或岗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中间阶层同样会面临上述问题和挑战。而且，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还有自身的特殊性。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所减缓，就业形势尤其是高学历青年群体的就业问题较为严峻，与此同时，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低学历的劳动力，所有这些因素皆可能对我国的中间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产生影响。根据本研究的发现，根据职业、收入、综合（多元）或主观认同等角度所界定的我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的比例，近年来都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虽然仍需更多年份的数据进一步检验这种下降的趋势是否属实且持续，一旦属实，这无疑将对我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形成挑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一方面，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中间阶层的综合测量（LPA）目前只纳入了收入、教育年限和职业地位指数这三个指标进行计算，因而无法识别或区分出上层阶层。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纳入更多的因素进行考察，例如财产、住房、投资和消费等。另一方面，本研究仅仅使用了一个数据库来测算中间阶层及其变化，由于样本量较小等原因，难免有一定的测量误差，因此可能需要引入其他的全国代表性数据库来进行交互验证，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文字编辑：洪嘉颖

推送编辑：朱婧茜、罗影

审核：田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