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书记乡村治理的实践分析

——以四川省A市L村为例

指导老师：周飞舟 王迪

黄怀璞 许馨心 李瞳

周飞舟老师点评：黄怀璞等三位同学的田野调查对象是脱贫攻坚的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组织制度，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治理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一书记作为一个村庄的外来人，如何才能“嵌入”村庄既有的社会结构中而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嵌入的机制是什么？这些过程虽然发生在千千万万个村庄里，但是学术界对此并没有深入而明晰的研究。黄怀璞等同学的论文，用实地资料生动而翔实地展示了这个“嵌入”的过程，这其中既有扎实的研究工作，也展现了同学们在田野中所受的实践教育的成果。该论文作为一篇优秀的本科生科研成果，从设计、实施到写作都充分说明了田野调查是课程思政和立德树人的最好场所。

摘要：2015年4月，《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发布，选调优秀干部到农村一线担任第一书记成为了被寄予厚望的政策创新。理想中的第一书记既要在短至2-3年的任期中代表上级党和政府向乡村输送资源，还要考虑到在国家资源输入减少、自身任期结束后给村庄留下能长期存在的、制度化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四川省A市L村的田野调查和对相关主体的深度访谈，试图探究已经实行近七年的第一书记制度究竟有着怎样的成果与问题、是否能真正打通“双轨政治”，实现良性的乡村治理，给农村留下长期的制度化影响。本文发现，L村首任第一书记刘波对村庄的“嵌入”取得了显著成功，然而其成功也暗示着第一书记制度的局限。

关键词：乡村治理 第一书记

一 导言

2015年4月，《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下简称《通知》）发布，选调优秀干部到农村一线担任第一书记成为了被寄予厚望的政策创新。《通知》中指出，第一书记应优先从“各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和以往因年龄原因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尚未退休的干部中选派，有农村工作经验或涉农方面专业技术特长的”干部中选派，其主要意义在于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智力水平四个层面，同时强调将选派第一书记与机关干部队伍建设结合、强调树立先进典型等。尽管该文件出台时正是脱贫攻坚战如火如荼之时，但《通知》却并没有将第一书记的职责限于农村脱贫致富，而强调了其在“大抓基层、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及“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战斗堡垒”等作用。

因此，第一书记的首要职责便是成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一根针”，嵌入长期松弛涣散、领导力不足的农村基层班子中，以其“外来者”的身份超然于村庄既成的利益集团之上，更彻底地贯彻上级对农村建设与管理的领导。对第一书记的理解应当还不仅限于此——如果第一书记制度局限于“输血”、局限于短期大量的领导力与经济资源输送，便无法保证乡村本身的“造血”能力，在第一书记撤出后，乡村也难免不会回到原有的轨道中、出现“返贫”，包村制等政策便是前车之鉴。理想中的第一书记既要在短至2-3年的任期中代表上级党和政府向乡村输送资源，还要考虑到在国家资源输入减少、自身任期结束后给村庄留下能长期存在的、制度化的影响，方能让乡村既有来自上方的通畅资源输入，也有来自下方的内生性力量支持，实现对乡村的真正赋能。

那么，已经实行近七年的第一书记制度究竟有着怎样的成果与问题？是否能真正打通“双轨政治”，实现良性的乡村治理，给农村留下长期的制度化影响？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四川省A市的“乡村治理示范村”L村为样本，于2022年1月入村进行调研，采取深度访谈的方法，对该村首任、第二任第一书记，村两委干部、现任驻村工作队，以及多位村民进行访谈，首先研究该村首任第一书记如何在村庄中实现个人的“嵌入”，以及这种“嵌入”背后的逻辑；其次分析在“嵌入”之后首任第一书记在打造“接点”、并尝试留下长期、制度化影响方面的努力；最后讨论在首任第一书记的工作结束后，村庄是否真正形成了制度化、内生性的基层力量。通过对L村的调研访谈以及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我们同时也期望能够总结出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治理工作的方法与策略，为接续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某些可供参考的经验。

二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二战结束后，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与殖民地独立浪潮为不少国家创造了经济建设的良好内部与外部环境，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也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各学者在对贫困问题做出解释的同时，也各自或隐或显地指出了解决贫困的可能途径。

贫困问题首先被经济学捷足先登。早期古典经济学认为，贫困源于劳动人口供给与市场劳动力需求无法匹配，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只能获得较低的工资水平，因此贫困是市场波动的结果，完全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经济繁荣，市场劳动力需求增加尤其是更高端的岗位增加，穷人将增加摆脱失业的可能，甚至实现向上流动，这便是所谓“利益均沾论”——政府的财政政策能带来经济繁荣与贫困率下降。发展经济学则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低储蓄的情况下，资本形成不足导致生产难以扩大，进一步加剧了低收入。因此如何走出较为封闭的经济环境，形成资本积累是打破贫困的关键。而后，纳尔逊则提出“低水平增长陷阱”，认为人口增长阻碍了人均收入水平向高水平均衡的发展。

以上研究在一定的条件下均有其解释力，但现实中贫困背后的因素错综复杂，仅来自于某一模型理论得出的减贫措施失败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利益均沾论”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被质疑：贫困率并未下降，因为产业结构的转变让穷人难以进入高端岗位。在中国，贫困与减贫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改革开放后，高速的经济增长一度成为中国消除贫困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减贫事业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遇到了瓶颈。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民的人均消费与人均收入水平低于人均GDP。同时，由于90年代贫困线标准修改，当时测定的每年平均减少500万贫困人口的数字，不仅不足1978-1985年间的1/3，且可能存在高估减贫工作作用的情况。

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中直接获得的减贫收益正在逐渐减少。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与学者都将目光更多地聚集到市场之外的其他维度上。对比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沿江城市，尽管农村地区在发展禀赋上存在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配置不当的问题，但更多学者深入制度层面，指出土地产权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在内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造成了中国农村的土地细碎化、生产规模小，农民抗风险能力和议价能力低等；而城乡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裂，农民难以通过城市务工获得收入。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无法经由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解决，政府参与扶贫成了无法绕开的选择。1986年后，中国的扶贫政策从更多地依赖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多地依赖政府干预，包括贴息贷款为主的信贷扶贫计划、地区开发计划、推动贫困地区建立社区组织、小额信贷扶贫以及参与式扶贫等。然而，政府参与农村扶贫并不如字面上所暗示的，是一个带有简洁明了的主谓宾的动作。“政府”无法被视为一个静态的单一主体，受扶助的农村也不能被简单归为被动接受政府支持的对象。扶贫政策与项目在实际实行时，面临中国党组织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农村这三对关系所提出的诸多挑战与悖论。

其一是扶贫的政治属性与科层制政府运行之间的矛盾。脱贫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将农村、农民视为立党执政的重要支撑，也将摆脱贫困作为共产党治理国家的重要目标标志。2012年中国新的领导层将全面脱贫与小康社会挂钩，作为党与国家的重要政治议程；脱贫任务因此在政治上具有超常规的意义。然而，在我国执政党组织与对应政府体系融合形成的“党政体制”下，扶贫计划必须通过政府，沿着科层制、项目制的逻辑自上而下推行。这又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上级政府提出目标计划，下级政府只负责执行的常规程序之中。各地贫困情况与地区资源往往千差万别，项目在提出时不可能穷尽各县各村的所有情况，进而引发了扶贫资源与决策不符合当地需求、项目资金发放延迟以及项目验收单一且向上负责等问题，扶贫项目容易沦为“压力型体制”中的政治任务。同时，脱贫工作往往需要协调整合各部门资源，但各政府部门各自掌握资源不同、利益有异，且仍需开展日常工作。因此尽管脱贫在政治议程上意义重大，且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尝试在部门间协调，仍然无法将脱贫真正作为各部门的头等大事。一以贯之的政治重要性与按部就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层制运行之间，横亘着人力、财力等资源投入不足，脱贫工作浮于表面等问题。

可以发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决议与意志的统一与向下贯彻得以实现后，向政府这一执行部门传递时却与科层制的逻辑遭遇了碰撞；同时，即使中央政府得以将“脱贫攻坚”确立为“脱贫攻坚战”，在向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传递时，也面临着割裂。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采取“分灶吃饭”制度，地方在完成上缴的财政指标后，可以保留部分财政盈余；相应地，中央减少了对地方的财政投入，而将部分责任转移到地方头上。这对贫困地区的乡镇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周飞舟通过对比改革前后的乡镇政府总收支与所能支配的资金指出，乡镇政府不仅在总体上财力下降，在资金使用的权力层面也逐渐被架空，演变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乡镇政府财政上的空壳化在让其权威性下降，对所治理地区动员能力减弱的同时，进一步引发了乡镇政府官员争相“跑项目”并挪用资金，甚至依赖民间富人等“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陈锋进一步研究了税费改革与国家向农村输送资源的情况下乡镇政府与农村基层之间形成的微妙关系。失权的乡镇政府难以进行基层动员，因此或者不作为，或者不得不依赖地方社会势力进行治理，从而形成了政府与地方势力共谋下的分利格局。在“悬浮型政府”与分利格局之下，尽管中央政府有意识地减少对农民的汲取与控制，并通过项目制不断输入扶贫支农资源，但吊诡的是，在压力型体制之下，中央权力的撤出并没有实现想象中的基层技术型治理，反而导致了地方权力被迫的同步撤出。富人主政、精英俘获等情况层出不穷，扶贫资源不仅可能被分利集团吞食，从而无法提高农民收入与生活质量，还有可能在项目制的强制推行与地方财政紧缺的情况下，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

总之，尽管中央政府尝试改变曾经对农村的整体性控制，试图从汲取农村资源向对农村输入资源转型，但在并不缺乏向农村调动资源的权力与财力的前提下，以项目制为主体的扶贫方式在执行过程中却面临科层制与实际断层，以及中央、乡镇与农村间责任与权力关系失衡等问题，从而难以穿透层层政府体制，以有效的形式在农村发挥作用，惠及农民。在所谓的“双轨政治”下，于农民而言，他们感受到的是宣传中大量的惠农扶贫政策与实际生活中精英俘获资源、政策朝令夕改等情况的严重脱节，干群关系从而恶化，农民中的投机主义、“钉子户”等情况层出不穷，使得乡村文化凋敝，乡村治理难度提升，扶贫陷入了死循环中。

如何打通国家资源与治理能力向乡村的传递渠道，并不只是扶贫的课题，也是在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失权，村庄治理体系紊乱的背景下，打破国家权力与基层权力在乡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怪圈，实现有效的基层自治的题中之义。吴毅指出，现代性和国家只有成功地实现与地方性知识的对接和互融，才可能对乡村社会变迁发生根本性影响。一批学者进而提出了“接点治理”的概念，指出税费改革后，作为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地带“接点”位置的乡镇与村组织的权力弱化甚至瓦解，导致了乡村治理危机。如何实现在接点两端（甚至多端）主体的良性互动，重新赋予接点部分权力合法性与有效性是扶贫乃至乡村工作的关键。

2015年4月，《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下简称《通知》）发布，选调优秀干部到农村一线担任第一书记成为了被寄予厚望的政策创新。尽管该文件出台时正是脱贫攻坚战如火如荼之时，但《通知》却并没有将第一书记的职责限于农村脱贫致富，而强调了其在“大抓基层、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及“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战斗堡垒”等作用。基层建设正如前文所述，是后税费时代中央一直重视，尝试增强，却在国家权力与基层权力同进退的怪圈中长时间难以解决的痼疾，也是重新打造“接点”的关键程序。因此，在党政体制下，第一书记的首要职责便是更彻底地贯彻上级对农村建设与管理的领导。

然而，如果对第一书记的理解仅止于此，就会发现这与中央意图加强农村自治能力，减少曾经在农村施加的强制性权力之意图相悖，且并没有跳出“包村制”和运动式治理的框架。包村制是上级政府向行政村派驻专职干部，以推动中央相关政策在基层的执行与落实的一种工作机制。其起源于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农村工作经验，在设计时被认为能通过直接派遣干部的方式能克服官僚制弊端，提高治理效率。然而，包村制却在制度设计和运行结果等方面均遭受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严国方认为90年代的包村工作具有明显的非制度性特征，外来力量不仅没有培养起内生性的力量，反而损耗了这种力量。欧阳静指出包村制是一种“拟科层制”，驻村干部“悬浮”在村庄中，只和村干部发生“上令下行”的指令关系。一旦驻村干部离开，村干部仍然没有对村庄的治理能力。王文龙从资源汇聚的角度肯定了驻村干部的作用，但认为这可能导致炫耀性寻租。尽管不可否认包村制在某些环境下的确起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但其可能导致上级政府权力在农村恶性膨胀乃至出现寻租空间，且难以真正重塑乡村自治力量，带来的变化局限于包村干部短暂的几年任期中，并不能长久延续，呈现出明显的运动式治理特征。但包村制等政策却同时也启示着我们第一书记制度所含有的悖论：如果第一书记制度过于注重“第一书记”本身的作用甚至是某些个体自身独特的作用、过于局限于短期大量的资源注入，便难免出现在第一书记撤出后，乡村回到原有的轨道中，脱贫之后出现“返贫”的情况。因此，理想中的第一书记还应当能够给村庄留下能长期存在的、制度化的影响，方能真正实现“接点”的作用。在这一意义上，《通知》中强调的基层建设，其内涵便不仅限于党政体制下农村发展依靠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对“运动式治理悖论”的一种探索式回应，即希望通过短期的第一书记派遣，打造能长期支持农村发展的基层力量。

关于已经实行近七年的第一书记制度究竟有着怎样的成果与问题，学界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研究。现有文献多从田野调查的实例出发，对第一书记进入村庄面临的难题与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个体-制度视角的分析。谢小芹从“接点治理”的角度出发肯定了第一书记在对接国家力量与基层力量上的作用，认为第一书记的嵌入实现了“国家-基层组织-社会”三边关系的重塑。从这一意义上，第一书记尽管是以个人的身份嵌入农村，其行动却有重塑制度的价值。许汗泽则利用场域理论，认为第一书记作为个体在嵌入乡村过程中受到结构性排斥，包括派出单位资源限制、权力小任务重的压力以及乡镇干部合谋等问题。总之，对第一书记打造“接点”之作用的评价相对正面，但其中仍存在个体差异大、部分地区开展工作困难等问题。

但对于第一书记制度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运动式治理悖论”这一问题，相关研究数量较少。重要原因在于第一书记制度在2015年之后才广泛实行，意味着对该制度的研究时间尤其是田野调查的时间也有限：大部分文献的田野调查集中开展于《通知》发布后贫困村的首任第一书记在职期间。这尽管能即时性地关注到第一书记给农村带来的影响，却只能预测，而无法有力地证明这种影响是否能在第一书记离开之后持续。在“后第一书记时代”发表的研究有邓燕华等对驻村工作队的分析，认为这种“混合科层制”有利于驻村帮扶工作由运动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过度。王海侠、袁陆仪较为全面回顾了有关第一书记制度的研究，同样指出在运动式治理之后，可能出现乡村治理回归原有逻辑的问题。

实际上，如果仅仅着眼于第一书记在任期间抑或其离职之后，都无法全面了解第一书记的工作逻辑、嵌入方法以及最终影响。因此，了解第一书记以“外来者”的身份逐渐“嵌入”村庄的过程与结果、关注第一书记在任时和离任后两个不同时间阶段村庄的发展情况，对了解第一书记的工作都有着重要意义，而以上也是本文拟着重探讨的方面。

三 田野概况

L村位于我国西南部川东北，于2014年8月被确定为省级贫困村，全村共十个社，四百多户人家，总人口接近1500人。该村依山而建，地势比较崎岖，与临近市镇之间有河水阻隔，百姓外出存在困难。村中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尽管依山靠水，但由于地形和水源抽调的技术成本限制，多数时候还是“靠天吃饭”。L村上下并没有足够稳定而持续的经济来源，村民散落在山坡各处，人口流失严重。生计所迫，具有劳动能力、年轻力壮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子，在城镇谋求生路；更有甚者抛下一家老小，孤身前往沿海一带讨生活。村庄余下的人们大多年老体弱，只能依靠在村镇贩卖自种的蔬果过活。据受访者刘波书记介绍：“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村子里）残疾人大约有六七十个，老光棍有二十多个，还有近20个留守儿童。”经评定，该村脱贫前共有七十多家贫困户，百姓生活普遍比较困难，村容村貌落后，组织纪律涣散。

 

田野调查地村景，本文作者供图。

 

基于L村依山傍水、气候潮湿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长期从事种植的农业基础、资源禀赋等综合考虑，经由当地农林业部门实地考察，于2017年初选定柑橘种植作为该村的支柱产业，由此开启了建设园区，积极创收的艰难道路。

自2015年7月起，截至2022年初，L村共接受下派四任驻村工作队，由驻村第一书记兼任驻村工作队队长。除第三任书记因党龄不够未完成任期外，前两任书记刘波和李明在常规任期两年的基础上分别延任一年，第四任书记于2021年底刚刚上任。在驻村书记与村干部的通力合作之下，L村于2018年实现脱贫。如今，村民收入稳步提升，柑橘等支柱产业也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积极的发展势头。笔者于2022年1月进入田野完成田野调查和访谈工作，此时恰逢晚熟柑橘收获前夕。

 

受访者汇总表，据论文附表整理。

 

四 “嵌入”途中：“外来者”入村的方法与策略

4.1.“垮草帽”：第一书记的“嵌入”之初

第一书记制度有着双向的意义作用，其一是通过选派机关的优秀干部到村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助力农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顺利完成，其二是选派机关干部的过程本身也能够起到锻炼培养干部的作用。而第一书记本身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也有着独特之处：尽管与既往的“驻村制”或“包村制”类似，是上级政府向行政村派驻专职干部，但第一书记的“外部”性更为明显——第一书记是一种进入村庄的“外部力量”，在下派入村之前，第一书记与村落的联结并不明显，因而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而衔接融洽对第一书记的治理工作来说便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因为这种嵌入型力量的“外部”性，第一书记易于利用政治资源获取上级政府的支持，又可以利用社会资源获取外部经济支持；但同时单纯的外部性也容易与村落原先的生态产生割裂，因此“参与式”扶贫对于第一书记来说更为重要。进而王海侠等人将第一书记进入村庄的行动策略分为悬浮型和嵌入型两种。

刘波由市委组织部直接向L村选派，并非L村本村自发产生的基层治理力量。如今的村支书肖立家将刘波描述为其“亲密的战友”，然而在扶贫工作伊始，村民乃至村干部则对包括刘波在内的“所有的领导都认不到”（支书肖立家，20210114）。作为“陌生人”的刘波能够在L村顺利开展工作，与其到L村初期的一系列“嵌入”的尝试密切相关。在《通知》下发的当年7月，刘波便以第一书记的身份进入了L村。刘波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A市邻县农村，熟悉农活农事与农民的处事方式，“和农民有天然的感情”（刘波，20210113），在进入市委组织部工作之前，他曾经担任过县城中学的老师和校长，积攒了不少与基层组织打交道的经验。担任第一书记之初，他没有选择通过村干部的渠道进入L村，而是孤身走访群众。村民罗韦对刘波进入L村之初的场景回忆道：

“戴一个垮草帽，下来大家都认不到他是啥干部……（走访）基本上达到（每个队）都达到30%的户数，他见到房子就去，看到房子他就去。”（村民罗韦）

刘波第一次进入L村时选择戴着“垮草帽”、以“老农民”的形象走访群众，这让村民们对这个走家串户的“陌生人”产生了好奇、留下了印象，时至今日，刘波初次进入村中走访群众的场景都使得他们记忆犹新，并且在访谈过程中与我们反复提及。而在刘波本人的陈述中，这样的做法则是为了避免被村民们当成是“与村干部一伙的”，因而能够更好地融入群众。

不通过村干部的渠道、而独自一人走访村民的行为事实上为村民们留下了某种“外部性”的印象，即第一书记确实来自于“上面”，与地方乃至中央政府相关联，而不仅仅是村庄本身的治理精英，这种“外部性”把第一书记“国家代理人”的角色放在了“村庄代理人”的角色前面。不仅如此，在入村初期走访的过程中，刘波着重调研了村民中贫困户的评选情况，发现了当时L村中的贫困户评选乱象：“走访当中我们发现连村支部书记都是贫困户……说白了就是有关系的就可以当贫困户，那些最边缘化的真正最困难的，在一个村、在一个社说不上话的，反而评不上。”（刘波，20210113）

针对此种状况，刘波采取了非常强硬且体系化的措施，将贫困户的评定全部“推翻重来”。他仿照党代表选举“三上三下”的基本程序，确立了贫困户推举与评定的“三下三上”的程序，首先由每个队推举贫困户，接下来依次由队上推到村上、由村上推到镇上、镇上又返回来，确定初步的名单，之后召开群众大会，吸收群众意见，“包包这个公章拿出来见阳光。”由此，以往由“几个村干部、支部书记一言堂，他定的人，根据自己的亲疏远近定的对象”（刘波，20210113），由刘波推翻重来。

4.2.“抓党建”：“国家”与“村庄”的代理人身份

如上文所述，刘波在进入L村之初以“垮草帽”的形象与村民们接触，并且在进入之初便迅速着手于贫困户的推选与评定，推翻了原有的由村干部“一言堂”的评选秩序。不仅如此，在刘波就任第一书记初期，L村的领导班子还存在着“思想散漫、组织涣散”的问题。时任村党支部书记赵圆家习惯于“一言堂”，村主任肖立家忙于在外做自家生意，对村上的工作放任不管，村文书肖大富习惯于当“老好人”，村监委会主任郭友福喜欢“放大炮”。村“四职”干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L村本土的基层治理机构充斥着各种矛盾问题，恰如我们的访谈对象所描述，“最开始我们村的那个党员有点抛锚，思想不上进。先是教训党员。有一天我们开会，就是有些吊儿郎当的，刘书记就（拍桌子说）‘我还不相信你还能在我面前这样！’反正他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把那些人整服服帖帖的。”（村妇女主任孙达丽，20210114）

 

 

田野调查地村两委，本文作者供图。

 

如何整肃原有的领导班子而不“得罪”各位村干部，如何确立新的治理体系而能给“既得利益者”体面的交代，如何平衡好“国家代理人”、“村庄代理人”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本地的村庄精英之间的关系，则成为了刘波接下来所需要处理的问题。现任村支书、前任村主任肖立家的转变，是刘波与村干部之间相处融洽的一个典型例子。肖立家从之前的在外忙生意、不顾村内事务，到如今天天住在村上打理事务，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折，而这与刘波和他的交谈不无关系。最初肖立家出去做生意是由于基层干部的待遇“太低了”，“（以前一个月）1000块钱能够做啥，现在3000块钱又能做啥”、“当村干部要穷一辈子，90%、80%的人都在做第二职业，他没有第二职业他当村干部，他家里饭都吃不起”（支书肖立家，20210114）。刘波入村工作后找他谈话，首先表明了“既往不咎”的态度，同时也表达了希望他接下来能够回归村里工作的愿望：“那两年在外面自己在打工做生意赚小钱，大家老百姓没说你其他啥，你该回来了，也该回归了”（支书肖立家，20210114）。同时他也向村民们讲述、宣传肖立家等村干部的辛苦与不易，希望村民们体谅、尊重村里的领导班子。更为重要的，则是提醒肖立家要牢记自己党员的身份，想要得到村民的认可首先需要“作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支书肖立家，20210114）。当然，真正让村中的党员们发挥“党员”的作用，不能只靠一次两次的交谈，而要依靠一套完整的“抓党建”体系：

“靠什么？发挥党员的作用。这十几二十个党员坐在一起，每个每户来说。你作为党员……实际上其他人都在看你。”（刘波，20210113）

我国长期以来的科层体系由政府与执政党两套相互独立又相互契合的体系交织而成，“党政体制”成为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关键词，而理解我国的政府与政治显然也不能离开对于“党”的探讨。第一书记内嵌于我国的“党政体制”内，遵从政府的科层制治理与党的综合治理双重治理范式，而与等级分明、制度严明的科层制治理相比，党的治理则更具有灵活性，也更具有被村干部、被村民理解和接纳的可能性。

“党员”首先是一种具体的政治身份。它强调“先锋”属性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此外也包括服从上级的集中统一领导、履行党员的其他具体职责（例如参加会议、接受培训等）。例如，A市委组织部为L村开展的感恩教育专题党课中提到，党员应当做到“坚定信念，做政治的明白人”、“真抓实干，做群众的贴心人”、“心中有戒，做廉洁的清白人”。从刘波“第一书记”的身份来说，村庄中的党员应当服从其管理约束，这种政治上从上而下的管束具有国家赋予的合法性；而从村中党员们各自的“党员”身份本身来说，这些本身也是“党员”身份所具有的要求。因此，先抓党建、从党员入手，成为刘波在就任第一书记的主要工作抓手，而“抓党建”的方式则是通过各式各样的会议、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张贴布告与群众监督：

“刘书记来的第一阵的时候，村上几个同志搞内斗，搞内耗，几个思想没统一，那就不行，你有啥你就摊开来说……你哪个事情没做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每个月你必须要那些体会，你写不来就口述，叫一个年轻的同志帮你写，而且还要张贴出来。”（支书肖立家，20210114）

“那开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都得批评他，实际上批评他的同时，对其他党员是个教育……然后就把每个全村每个党员，党徽买起，照片照起，在公示栏公示出来，请群众监督我。”（刘波，20210113）

“开会”作为具有强制力和公开性的场合、“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可以强化刘波与村领导班子之间的共识，同时这也以一种具有程序正义的方式，对某些党员不合理、不合规的现象进行整饬。“抓党建”的成效卓著，尤其对于村“四职”而言，从前“一言堂”、“忙生意”、“老好人”、“放大炮”的四位干部一改往日作风，全身心投入脱贫攻坚工作——村支部书记赵圆家的妻子两次生病住院，只请了半天假陪护；村委会主任肖立家把经营的公司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天天住在村上工作；村文书肖大富动员妻子无偿为村上搞后勤；村监委会主任郭友福每天骑着摩托车，到村里工地巡回督查建设质量。

此外，对于L村的地方精英来说，“党员”还具有一种抽象的意义，这种抽象的意义关乎个人价值和荣誉感，而“群众监督”的意义也有赖于这种个人价值和荣誉感来得以凸显。L村的党员群体，尤其是村内领导班子群体多为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党员，甚至是“毛泽东时代申请入党的”（刘波，20210113），党员身份对他们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最怕的是把党员这个帽子摘了”（刘波，20210113）；村民们清晰地意识到党员身份所带来的权利和职责，“党员”应当对自身比“群众”有更高的要求：“当了党员就和群众有差距，党员有些东西，该说的不该说的、该扩散的不该扩散的就要自己去（把握）。”（村民肖风裕，20210115）而成为党员则不仅意味着较高的政治觉悟、服务群众的意识、自我奉献的精神，也同时是组织和群众对自己的某种认可，甚至是“高人一等”的象征——村民罗韦在谈到共产党员这个身份所带来的意义时表示：“入党，高人一等嘛，这又是共产党的领导，你必然要参加共产党。今天你们三个同学在一起，哪个你合得来你就喊哪个，那个共产党也就是一样的。”（村民罗韦）村民所理解的“高人一等”或许不仅仅在于党员身份所带来的政治属性，还体现于“领导”过程中的“号召力”高低强弱、在于党员与村民相处更有威信、更能“合得来”。

4.3.“铲锅巴”与“开大会”：国家之于村民的“具身性”

仅有身份的融洽、党建的体系显然是不够的，政策的真正落地、资源的积极争取对于产业发展、人才回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访谈过程中刘波对我们提到，重要政策的出台和其真正落实到地方所呈现的形态是具有一定差别的：“中央的政策好，党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不了中南海”、“很多农村（人）认为党中央的扶贫政策就是有关系（的才可以），好比那个低保户一样，所以中央很多政策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基层实行的时候往往走样，往往就是把中央出台这个政策的初心忘记了”（刘波，20210113）。政策的传达与落实、资源的争取与分配，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要也极为艰巨的任务，而第一书记作为国家和村民之间的“中间人”、兼顾国家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平衡着二者的治理力量，因此其同时也承担着传达落实政策、争取分配资源的“转接头”的责任，承担着将国家的意志具身性地传递给村民的职责。

“红头文件出不了中南海”与多方原因有着关联，例如地方执行的效率、干部自身的工作作风等等，都会影响国家政策向下传达至基层地方的效果。而对于第一书记而言，上级政策能否顺利推进、顺利落地，首先关乎当地能够争取到的扶贫资源。

肖大富和赵圆家（原村党支部书记）描述刘波在向县委和市委“抢”资源时，用到了“铲锅巴”的比喻。“比如说上面拨下来一千万资金，这个村说我要两百万，那个村说我要三百万……那到底给哪个？有的就是看关系嘛，你跟我关系好点我就给你。那有的时候，就是看哪个先去找他要。……上回他们听说县里头拨了资金，刘波和（H镇镇长）才刚刚在村头下车，一听到说，又马上上车赶回去，就是能铲点锅巴也好嘛。”（肖大富、赵圆家，20210116）“铲锅巴”意指在“米饭”被先到的人抢走之后，后到的人至少还能赶上吃一口“锅巴”，而“铲锅巴”的行为则直观地表示出争取足够的扶贫资源对L村的意义；即使“锅巴”为村里所带来的福利并不十分丰富，但刘波为“铲锅巴”所作的努力却被村民们看在眼里，其作为第一书记付出的努力也更为大家所认可。随着扶贫进程的推进，国家的资金投入逐渐缩减，而柑橘产业投入与产出的时间差却带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资金缺口。为补足这一阶段的缺口，几任驻村书记用尽浑身解数争取资金、找寻销售途径。访谈过程中，村干部这样描述刘书记为争取资金付出的努力：“我记得有一次说是县上分配项目资金，他听到以后就赶紧跟他们两个合起去（另外两个驻村工作队成员），结果赶起去还是下了班，（他们）就坐在县委办了，等到下午上班。当时为啥子要去，就项目资金来回都很少，可能还剩了头。人多嘛。他就过去，好也去争取点儿。他就是饭都没有吃，就一直在那儿等。”（赵圆家，20210116）

此外，国家宏观政策在基层地方的实施与推行顺利与否，也与当地百姓对于政策的理解、感受、对政策的支持度密切相关。刘波的继任第一书记李明向我们表示，在村里田间地头日日循环播放政策与新闻的广播，对政策的传达十分重要：“农村的广播非常重要......在农村，能发现广播开的地方和没开广播的地方，老百姓现在找你说的话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没开广播的地方，他来找你就说，我屋里穷欸，你又该给我什么东西，听着广播的他就会说，习主席说什么什么，你们没有落实到位。所以那就是广播的效果。人家宣传党的政策，这个人他总会对社会有不满，包括你们也是，但是他是那种听到广播的，就是说习主席是好的，就是下面几个村干部当官的整坏了。”（继任第一书记李明，20210113）

“中央干部是亲人，省市干部是好人，村里干部是坏人”的看法在从前L村的村民中颇有发生，而“亲人”和“坏人”印象的形成或许并非是由于干部本身，而是由于村民和干部的信息差，以及他们对于政策理解的差别——例如对低保户、贫困户评定意见的向左、对申请D级危房改造却只被批为C级、申请到的养殖补贴没有符合自己的预算或者低于别人，诸如此类。而破除这样的解读差异则要依靠第一书记和村领导班子的细心解答、依靠一次次群众大会中和每家每户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他到我们村上700多天开了360多场。……你说今天我们要开会，半个小时之内大家都到齐。以前开会，（大家认为）与我无关。”

“前些年是有些乱象……大家为评了低保，为了鸡鸭什么的。（通过会议）你这个说清楚了，村子里的变化也大了，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也多了，他觉得这个第一书记在为我们做实事，他就跟着你的思路来。”（支书肖立家，20210114）

高强度的开会并没有引起百姓的反感，反而调动了他们参与村集体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因为会议内容处处与百姓的生活实事相关。“开会”被刘波发展为向群众传达、解读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场域，同时由于“开会”本身所具有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群众所产生的“扯筋”（争执、吵架）也便减少了。会议除了传递政策的功用之外，还有引领乡风文明建设的效能。除了在物质上积极争取之外，刘波也格外强调村民们应当树立起“精气神”来：“我给他们讲我说穷一点没关系，但是你们要有精气神，走出去就不要一个低头畏缩的，我们这边的土话叫‘瓜兮兮’，衣服很破烂，好多天都没洗脸。走出去我穿的破点（没关系），脸洗干净。”（刘波）此外，L村还在建设邻里关系、村容村貌等方面开展了“L村好人”评选活动和“五洗五讲、六顺六净”的净化村容村貌活动，将群众大会用作奖励和曝光平台，最终L村的民风也得到了净化与升华——“他不像以前，他看到鸡把庄稼啄了，站那个地方就骂……你把我整了，我还有可能捞个锄头去把你的庄稼给铲了，把你树给砍了，他通过这方法。（现在）他通过学习，会开多了，经常跟大家说哪些事情做不得，是违法的，是乱纪的，他的脑袋里就形成了一些概念。”（支书肖立家，20210114）

五 “嵌入之后”：制度化工作与长期乡村建设的探索

5.1.“讲面子”：村容村貌与文化建设

“垮草帽”、“抓党建”和“铲锅巴”是刘波进入农村进行的初期工作。在刘波的努力下，L村较好地接收了来自国家的危房改造、贫困户扶助等资源，基层组织领导松散的情况也有所改观。尽管其中的一些方法带有明显的个人特点与非制度化色彩，但需要指出，非制度性的工作实际上对未来进一步开展乡村建设，尤其是推行现代概念上的价值观与文化，对村民与村庄留下长期影响有着关键性意义。在农村生产力相对低下，农民的生活还在满足衣食住行边缘上徘徊时，推行理想主义的文化政策，尝试输入外在于农村的价值观与生活、工作方法，不仅是对人性，尤其是对小农经济下农民心理的过高估计，亦忽略了唯物主义史观中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需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原则。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行者之一梁漱溟曾出于对中国“文化失调”的判断将兴办乡村学校作为乡村建设的中间环节，企图用儒家伦理重塑理想中乡村的“团体生活”。然而在财源不足的情况下，乡村建设“抓不住他（村民）的心”。——而在国家资源输入与自身资源运作的协同下，刘波的初期工作较好地回应了农民的紧迫需求，因此避开了早期乡村建设失效的陷阱。同时，大量的走访与开会这也让他在村中建立了被普遍认可的威望与密集的私人关系网。“中国老百姓就是有一个特点，第一要讲利益，第二你最终还要讲你两个感情好，感觉上你比较尊重他一下，最后这个事情肯定也就办成了。”（继任第一书记李明，20210113）在村民和村干部们的普遍支持下，刘波开始尝试对村庄文化进行下一步的建设探索。

在我们对L村进行入户走访时，能明显发现村中各式房屋尽管大小不一，新旧各异，但总体干净整洁。在村民和村干部的口中，这被普遍认为是刘波开展“五洗五讲，六顺六净”活动的影响。“五洗五讲，六顺六净”是刘波在L村对村民提出的个人与房屋卫生情况要求。“这个工作是在第二年才开始做的，是在李队长和我们大家一起把村上老百姓的住房改造以后，先建好硬件，然后加强管理。”（刘波，20210113）深谙住房之于农村百姓重要性的刘波，在解决了大部分村民的房屋改造重建等问题后，着手对村容村貌落后的情况进行处理。提出“五洗五讲，六顺六净”的口号并不难，困难在于如何在村内老年人占绝大多数，缺乏卫生习惯的情况下将这些要求落实下去。如同自己在嵌入过程中所做的，刘波同样采取了“硬性”和“软性”两种方法，从利益和情感的方面入手推行卫生改造。

在“硬性”方法上，刘波以村中原有的“社”为单位，将每社视为卫生工作考察的共同体。在详细规定了房屋与个人的卫生标准后，村中每月对各家的卫生情况进行考察。若有一家卫生情况长期不达标，在多次提醒后仍未改变，那么村中分配修路、农作物种植等资金时，该户人家所在的社将被置后考虑。

“比如说这次我们准备在三个社要种200亩花生，你九社就是因为几户平时工作不积极，清洁卫生搞得不好，对不起，那就等一下，八社来。”（刘波，20210113）

刘书记将其形容成一种“在农民心中形成的集体荣誉感”。不过，这种所谓的“集体荣誉感”——如果的确形成了——也绝不是在在卫生考察开始时便出现的。村民们起初的配合，更多可能出自在资源匮乏且村中社会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对于社会压力的一种回应。由于扶贫资金经由项目制管理，尽管各社最终在资金总量上并不会有太多区别，但某一项目的资金可能经由几次分别下发，各社在获得资金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时间的先后差异。这种程序上的时间差原本可能引起各社之间关于公平的摩擦，但刘波将卫生考察与获得项目帮扶的先后挂钩，不仅部分地减少了关于资金分配先后的矛盾，也促使农民重视卫生情况。同时，L村的“社”兼有血缘与地缘之属性，一个社中的村民在居住位置上相对集中，且彼此之间大多有亲属关系，相互熟识。在这种社会关系密集、互动频繁的乡土社会中，一旦某家由于卫生问题而“连累”了整个社，就可能直接影响到自家的亲戚朋友，社中其他村民的不满也将影响到自家在社中的评价乃至未来生活。因此，这一硬性方法在短期内让许多村民不得不开始重视卫生情况。

然而，刘波意识到扶贫项目和资金的输入不会长期存在，如果单纯用利益捆绑卫生情况，讲卫生对于村民永远只是停留在工具理性范畴中，这仍然可能落入运动式治理的陷阱——一旦资金减少乃至停止输入，整洁的村容村貌还能保持多久？因此，刘波在“硬性”方法之外还采取了“软性”方法。

“在（村委会）外面那个桥头有一个橱窗，（把脏乱的家）打成照片贴在上面，说L村卫生最差的是某几户。......刘波来了过后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拉了一个QQ群，所有的乡亲就在里面，把这些做得好的就在群里表扬，通过大会来表扬，（奖励）洗衣粉牙膏牙刷，做的不好的就批评......还有我们（村干部）去跟他们（村民）讲，你生活在这种脏乱差的环境当中，对你的身体不好，这是第一，你肯定要滋生病菌，是不是？你自己就经常要生病这样。第二，你家里环境差了，你家里客人都不愿意进来的，媳妇都讨不到，你家的女都嫁不出去，为啥？这别个家庭到处干干净净，你没形成那个习惯，你嫁出去怎么行？”（支书肖立家，20210114）

刘波使用的软性方法十分巧妙。首先，他深谙“面子”之于村民的重要性。董磊明、郭俊霞指出，村庄生活中的“面子”具有社会声望与评价的意义，是一种“社区性货币”。村庄中人们对某一家“面子”大小的评价，既是对他们过去行为是否符合伦理道德的总结，也隐含着未来与该家发生社会交往的意愿高低。同时，“面子观”并不是凝固的，而可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呈现出明显的金钱指向等。刘波正是利用自己“嵌入”后的威望，在一定意义上重塑了村庄的“面子观”，为“面子”这一社区性的货币增添了新的内涵：讲究卫生。这一重塑并不是空中楼阁，从讨媳妇、嫁女等劝说话语中可以发现，讲究卫生并不是村民陌生的概念，相反，他们很快能意识到卫生情况与他人对自家的评价相关。而刘波的话语符合了村民对婚嫁的重视，让这种教育更像是站在村民立场上设身处地的“劝说”，而非出于村庄评优等目的形式主义的说教。村民感受到同为农村出身的刘波的理解，便能很快接受保持卫生的必要性。

同时，这种重塑建立在他嵌入村庄的深度之中。通过公平评定贫困户、修房修路等一系列工作，刘波获得了绝大多数村民与村干部的支持，也与他们建立起广泛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他对于大部分文化程度低的村民而言是“城里干部”，曾经校长的履历更加重了刘波在村民心目的话语权：“我们的刘波书记就有能力，我听他这个历史背景，他当过高中校长的，是组织部把他要到单位上去的。高中校长他怎么会没能力？”（村民王达理，20210116）对刘波提出的卫生要求的支持和相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刘波本人的信任与支持，这才让刘波关于卫生的任何宣传——包括表扬和批评——都显得分外有力，乃至于形成了村民们十分重视的社区声望与评价即“面子”的一部分。在“晓之以理”：讲述讲卫生的科学意义和对村民家庭的重要性之外，刘波同样“动之以情”：通过村民对自己的支持开展大规模宣传，让讲卫生这一现代观念用村民能接受的方式在村庄中扎根，得到了村民的真正认同。

刘波利用重塑“面子”的方法不止限于卫生工作上。在党建引领方面，由于党员身份所带来的这种抽象的荣誉感和价值感，抓好党建、党员带头成为了刘波在落地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时的重要抓手，而将先进群众发动为党员，则是刘波对于普通群众的激励过程，这一过程能够较好地将党员身份所带来的荣誉感和价值感从党员内部扩散至村民全体。“党员”首先成为评判一个人工作态度、生活作风好坏的标尺，例如刘波曾经称赞罗韦“不是共产党员，超过共产党员”（罗韦）；村民肖风裕在2015年受村里委托承办蔬菜合作社、担任社长，由于合作社选品问题，社里连年亏损，起初承诺150元一天的工资缩减至80元一天，肖风裕不仅对此并无怨言，还协助村干部对心有不满的社员做思想工作。鉴于其在合作社发展以及其他村集体事务中的突出表现，“16年左右，要发展一个新党员……（一共有三个预备党员）然后就是肖风裕。鉴于肖风裕同志家庭上，发家致富的、勤劳的、不等不靠的这块（比较先进），就介绍他入党。”（村主任肖大富，20210115）彼时，其余两位村民在入党宣誓时，群众们“比较有意见”，而唯独在肖风裕入党时“大家都比较同意”（现任驻村工作队书记孙理，20210115）。因此，能够得以推优入党、正式成为党员的群众便也意味着其受到了上级与群众的一致认可，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除了以党员身份作为激励和荣誉之外，L村也设立了一系列其他奖项用以鼓励村容村貌整治和乡风文明建设：“先进、落后都给你戴上大红花。（落后的有）脱贫攻坚后进鼓励奖，（落后的就会想）我本来就落后，今天要上台去领个奖，还带朵大红花，他不好意思，回去就（经济）搞好了。”（村民王达理，20210116）

从驻村工作的第一年开始，刘波在每年年末都召集村民开展年末总结大会。有趣的是，他不仅表彰脱贫攻坚的先进户，也表扬那些“吊儿八百”的后进户。后进户中有一位名叫刘和光的“刁民”，之前由于贫困和酗酒而长期颓废，“整个村对他的好评是零”（村主任肖大富，20210115），但刘波却让他在年终总结会上站上台领了奖。“我心里想，那是刘书记整个进步奖，那天我打头头（注：站在第一个）！我得个奖哦！我没话说，我就没开腔。”（村民刘和光，20210116）

“进步奖”的奖状被高高地贴在刘和光家里的墙上，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刘和光仍然语气激动。对于村中的“后进户”而言，长期的消极生活后，他们已经成为村庄的边缘人物，“面子”几乎没有。而刘波的“评奖”在他们看来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尽管奖励本身带有一丝戏谑的滋味。这种突如其来的“面子”上的肯定让他们忽然有了站在全部村民目光下的机会，原本被社区排斥、边缘化的个体在极具仪式性的集体聚会上再次感受到被乡村所接纳，集体力量从缺失变为在场。刘波利用这种校长式风格的“评奖”，将被忽视的贫困户再次纳入村庄之中，既是运用自身的嵌入帮助他们重新融入乡村社会，更好地开展扶贫，也通过“面子”的给予让贫困户们重新拾起曾经熟识，却因为种种原因抛弃的日常生活伦理，回到生活的正轨与村庄的评价体系之中。

无论是推广讲卫生的习惯，还是发展群众成为党员，抑或是帮助“后进户”回到正常乡村生活中，刘波的成功首先根植于他对乡村成功的嵌入之中：依靠村民与村干部的支持与尊敬，刘波得以部分地重塑村庄的“面子”观念，将清洁、勤奋向上等价值观内化于村庄的评价体系之中。其次，刘波的成功还源于他对村庄内在逻辑的了解，劝说村民讲卫生、通过颁奖鼓励“后进户”，他始终运用乡村社会潜在的共识完成对村民的教育，让这种教育不是浮于表面，而是真正为村民所认可。因此，刘波手下的乡村文化建设是成功的，并且由于已经内化于乡村价值体系之中，有着长期持续的可能。

5.2.“向前看”：支柱产业的现状与未来

作为乡村建设过程的重要载体与基础部件，扶贫振兴产业的搭建与维系既是乡村振兴过程的必由之路，也成为个体建设者们施展才能的空间与田地。产业本身既关系着村庄的经济收益与常驻人口结构，又因其所蕴含的经济属性成为“脱贫”与“振兴”的衡量标准；在我国的乡村建设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业扶贫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途径之一，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内与外、上与下的联系与互动问题，为使产业扶贫实现预期效果，也必须解决打通资金流动、产品销路等问题。

于是，当我们将产业本身视作载着乡村驶向发展赋予的火车，也必然由此提出其驱动装置与能源持续的问题。学者王晓毅指出，僵硬的、行动导向的产业接入存在贴合生硬、专家学者“一厢情愿”的危险，只有通盘考虑，适应当地自有禀赋，处理好新型产业与既有农业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效益最大化。因此，作为一个相对成功的模范案例，在这一部分，笔者意图再次回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建设本身，尝试探讨L村产业发展的普遍与特殊。

当代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概念的出现相对比较晚近，且多与其具体实践相结合，以评论、建议形式出现的讨论比较普遍。学者田秀娟等人从这一概念说起，探讨了现有农村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问题；又以杭白菊的产业扶贫实践切入，进一步强调了培育乡村产业必须同当地自然状况、风土文化相适应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L村的产业实践是建立在充分考虑自然环境与当地资源禀赋基础上的集体决策，其搭建与运作过程也相对完备地顺应和适应了当地的具体实践。正如前文所述，以种植园形式集体栽种柑橘，是经历了多次会议讨论和实地调研的慎重决定。而在前期动员、树苗选种等问题逐一得到回应与解决之后，柑橘产业落地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产出变现的不确定性与时间成本。为确保柑橘在市场上的长期竞争力，在当地农林业部门专家的建议和支持下，L村选择了时下品质最好的晚熟大雅品种，而村中原先栽种的柑橘则仍然属于村民自有。树苗培育期需要投入三至五年的时间成本，这一过程中的土地租金、林木养护、次果采摘等也都需要持续的经济投入。

 

田野调查地果园，本文作者供图。

 

L村柑橘产业的生长过程受到了A市市委组织部的大力支持。除了前期投入的土地租金、树苗肥料购置方面的资金支持之外，技术支持同样成为帮扶的重要组成，从树苗选种、土地成分测量，到肥料农药配比，L村的具体行动都是在市农科院的指导和支持下完成的，通过对果园要素禀赋的科学把关，为其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不过，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各个贫困村镇都有对应帮扶机构和国家资金提出支持，这一要素在产业建设初期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共性，而落到具体的资金划拨和实际操作层面，“人治”的独特差异才有所体现。柑橘产业园在刘波书记任期内，由其本人牵头逐渐成型的；产业园成型后第二年刘波书记卸任，李明接替他成为L村的第一驻村书记，担负起村庄党建和产业维持工作。在访谈过程中，李明表示：“他（刘波）是去改变，我要去稳住。”（继任第一书记李明，20210113）通过利益与情感的双重感化，刘波扫清了产业兴办过程中的物质和思想阻碍，为柑橘投产建园打下了基础，而包括李明在内的几任驻村干部的持续力量资源供给则带来了更加持续的生命力。

截至笔者实施田野调查之际，该村柑橘产业园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尽管至今还没有完全偿付拖欠村民的土地租金，但随着树苗的成熟和挂果数量的逐年上升，产业园已经逐渐走入了相对平稳的回本创收期：分三批栽种的八万余棵树苗有七万存活，挂果数量也由总产量10万余斤逐年增长至40万斤，在销路顺畅的情况下，预计将会得到80余万元的年收入，填补今年的大部分资金空缺。在村集体承办的柑橘产业园之外，L村村民也逐渐摆脱了茫然萎靡的生活境况，一些颇有能耐魄力的村民牵头办起几家小型合作社，收购附近村民的农产品进行销售，尽管规模有限，但也充分实现了村民的自助与互助，进一步体现出“自力更生，努力获取好的生活”这一理念在村落之间的落实。

由于L村在党建乡建过程中的出色表现，它多次作为模范村的代表在省市之间进行宣传。在为其成果与发展前景感到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所谓“成功”的局限或特殊性。出于地理环境与资源气候的共性，省内选择柑橘种植作为产业振兴支柱的村落并不仅L村一座，但对口帮扶单位A市组织部丰厚的“娘家”资源支持和几位杰出驻村书记的带领却并非普遍现象，L村的柑橘产业之所以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离不开刘波等人嵌入其中的独特个人力量。

正如李明在访谈中所说：“国家不可能一直投钱，这是不现实的，现在那些之前办了的产业，我敢说现在基本上只在走下坡路，至少超过50%。我估计能够成功的可能不超过30%。我在这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保证我们的产业不能毁在我手上。”（继任第一书记李明，20210113）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到L村产业发展顺利施行的可贵，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中发掘出其所具备的独特禀赋。

 

田野调查地农民自创品牌，本文作者供图。

 

而当我们将视野进一步拉长，产业扶贫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村民的平均收入，客观上解决了“贫困”的问题，但农村地区剧烈的人口流失仍然是造成村庄留守等诸多问题的重要症结。显著的城乡收入差异，外部的广阔与内部的闭塞……这些因素无一不成为拉扯村民出走的绳索，年轻人在窥得外部世界一角后，便离开生养他的地方，前往远离乡村的城镇工作和定居。而乡村振兴的主体中间，却又无比缺乏更加年轻有力的身影，纵使产业的兴办能够为村民带来相对可观的收入和价值感，凭此实现农村人口的回流仍然是不现实的。

六 结语

本文意在探讨第一书记制度的成果与问题，侧重于讨论第一书记的任期中向乡村输送资源的过程，以及在国家资源输入减少、第一书记任期结束后，其给村庄能否留下长期存在的、制度化的影响。本文首先研究了该村首任第一书记如何在村庄中实现个人的“嵌入”，以及这种“嵌入”背后的逻辑；其次，本文在文化和产业两个方面分析了“嵌入”之后首任第一书记在打造“接点”并尝试留下长期、制度化影响方面的努力；最后，本文尝试从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化运作入手，讨论在首任第一书记的工作结束后，村庄是否真正形成了制度化、内生性的基层力量。

在初次入村的过程之中，刘波戴着“垮草帽”、以“老农民”的形象走访群众，避免被村民们当成是“与村干部一伙的”。不通过村干部的渠道、而独自一人走访村民的行为事实上为村民们留下了某种“外部性”的印象，即第一书记确实来自于“上面”，与地方乃至中央政府相关联，而不仅仅是村庄本身的治理精英，这种“外部性”把第一书记“国家代理人”的角色放在了“村庄代理人”的角色前面。接下来，刘波从贫困户评定入手，将某些不合理的陈规推翻重建，而如何整肃原有的领导班子而不“得罪”各位村干部，如何确立新的治理体系而能给“既得利益者”体面的交代，如何平衡好“国家代理人”、“村庄代理人”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本地的村庄精英之间的关系，则成为了刘波接下来所需要处理的问题。

党建引领是刘波处理上述问题的得力抓手，而“党员”身份对村民和村干部来说不仅具有具体的政治属性，还具有抽象的价值属性。仅有身份的融洽、党建的体系显然是不够的，政策的真正落地、资源的积极争取对于产业发展、人才回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的传达与落实、资源的争取与分配，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要也极为艰巨的任务，而第一书记作为国家和村民之间的“中间人”与“接点”，自然同时也承担着传达落实政策、争取分配资源的“转接头”的责任，承担着将国家的意志具身性地传递给村民的职责，而这种宣传与传达则依靠刘波一次次向上争取资源的“铲锅巴”的尝试、向下传达意见的“开大会”的策略。

依靠村民与村干部的支持与尊敬，刘波得以部分地重塑村庄的“面子”观念，而“讲面子”也成为刘波推动村容村貌建设、乡风文明引领的重要手段。将清洁、勤奋向上等价值观内化于村庄的评价体系之中。其次，刘波的成功还源于他对村庄内在逻辑的了解，劝说村民讲卫生、通过颁奖鼓励“后进户”，他始终运用乡村社会潜在的共识完成对村民的教育，让这种教育不是浮于表面，而是真正为村民所认可。因此，刘波手下的乡村文化建设是成功的，并且由于已经内化于乡村价值体系之中，有着长期持续的可能。

作为一名驻村第一书记，刘波近三年的驻村工作无疑是成功的。他不仅带领L村获得“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多个荣誉称号，自身的事迹也被当作典例宣传。不可否认，刘波治理下的L村脱胎换骨，部分带有现代化色彩的文化、习惯与工作方法已经在L村村民和干部心中扎下了根。第一书记制度通过在科层制的“折叠”下派遣干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扶贫工作中精英俘获、基层动员能力软弱等问题。而在“扶贫”与“党建”两手抓的成功下，L村并没有出现其他研究中提到的基层自治的消解，而反而形成了较有力的基层组织。这或许启示我们当国家力量以具身性的方式嵌入乡村中时，打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现国家力量与基层自治力量的平衡是有可能实现的。

然而，刘波的成功并不象征第一书记制度的胜利，而恰恰暗示着第一书记制度的局限。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刘波的成功与他个人曾有的农村工作经验、校长工作经验等履历，与他卓越的责任心、耐心等个人品质与工作能力，以及他背后能动用大量资源的A市组织部密切相关；借助这些要素，刘波小心地在村民与村干部、国家资源与基层需求，现代观念与传统共识之间寻求着平衡。完成了对L村的嵌入。然而，这种平衡是如此来之不易，如果刘波身上任何一个要素缺乏，他的嵌入便可能遭遇困局，进而影响之后的工作。在这一意义上，第一书记制度仍然是“人治”而非“法治”，仍然带有强烈的运动式治理甚至投机色彩，仍然没有跳出曾经种种乡村治理政策中，对治理者与村民的私人关系、治理者本身的能力与嵌入深度的强烈的路径依赖。

L村是广大积贫积弱、资源匮乏、村中干部群众利益关系复杂的中国农村的缩影，而刘波的人格与工作能力却是下派干部中相对鲜见的佼佼者。没有形成长期有效的基层制度，千万个“L村”又能等来多少个同时具备个人能力与意志意愿的“刘波”呢？“刘波”离开后，当乡村产业无法继续长期获得国家补助时，当村委会不得不开始应对来自村民的欠款时，能否支撑下去，又能否带来长期存续的经济效益？L村的产业发展仍然不断发展推进，上文中提到的问题也值得持续探索。乡村的发展与产业的维系都需要长时间的统筹与投入，如何摈弃项目制与运动式治理的弊端，规避寄托于非正式治理上的不确定性，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亘久命题。

受访者已按学术规范匿名化处理。

文字编辑：孟祥婕

推送编辑：李金瑶、毛美琦

审核：凌鹏、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