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1894-1941），台湾台南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作家、学者。名赞堃，笔名落华生，字地山，以字行。许地山出生未久，即逢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其父因率军抗日遭到通缉，全家内迁，寄籍福建龙溪。青少年时期，他漂泊无定，辗转于广东、福建、缅甸等地。1917年，许地山入学通州协和大学（1919年通州协和大学与汇文大学合并后，燕京大学正式成立），主修社会学与教育学；1920年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成为燕大首届毕业生。1921年，他与周作人、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等人联合发起“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文学，以《命命鸟》、《空山灵雨》等作品蜚声文坛。

燕大毕业后，许地山于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两载有余，在牛津大学师从英国人类学家马雷特（R.R.Marett）,阅读了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G.Frazer）的诸多著作。留学归来后，许地山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文学院、宗教学院，主要从事宗教学、民俗学、社会人类学、印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1935年，许地山得胡适推荐前往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任院长，致力于学科与课程改革，于香港各项文化工作和抗战救国事业投入极大精力，直至寿终。终其一生，许地山的文学创作偏好、学术研究旨趣与社会活动皆贯彻“平民视角”，关注社会变迁中百姓的日常生活、心态与伦理，其中倾注着深沉的家国情怀。

作为中国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的先驱者，许地山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授课、译介与著述等学术活动，在中国引入了英、美社会人类学（主要是英国古典人类学）、宗教学与民俗学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培养了一批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并结合中国国情开展了具体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推动了中国民俗学本土化，其中隐含着提升平民生活处境与精神的设想。

许地山致力于引入国外社会学学说与研究成果，并以之为借镜，讨论其时中国的重要社会议题，如妇女问题、教育问题、乡村建设、民俗调查等。早在1920年，许地山就在《新社会》旬刊上发表《社会科学底研究法》、《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底女子观》等文章，负责社会学说的介绍。1927年在《社会学界》（第1卷）发表《现行婚制之错误及男女关系之将来》，探讨婚姻与社会的关系。1928年夏，许地山校阅了李安宅所译的《两性社会学》（马林诺夫斯基著）。1931年，李安宅译述《交感巫术的心理学》（弗雷泽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地山亦为本书作校订。1935年，许地山所作《礼俗调查与乡村建设》、《祠堂庙宇与民间生活》等文先后刊登于《北平晨报·社会研究》，拟与江绍原、陶希圣、黄石（黄华节）等人合著《中国礼俗史》，未果。抗日战争时期，许地山写作了专著《扶箕迷信底研究》，通过考证百余则扶箕案例，系统梳理了扶箕占卜的起源脉络、仪式形态与社会功能，将“扶箕”现象视作一种有关人类心灵的知识，并暗含对抗战时期部分国人的迷信、侥幸心理和“运气思想”的批判，强调“知识”与“理性”的重要性。

许地山关注宗教与社会习俗的演进，在燕大宗教学院1927年的一次教授会议中指出“我们应当研究社会人类学，比如原始民族的宗教与社会生活，因为这些在中国有一流的材料”。该年秋季学期以降，他在燕大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系开设“社会原始与社会演化”、“社会人类学方法论”、“原始社会”、“原始宗教”等课程。1929年又开设“社会人类学详论”。1930年之后，许地山在历史系先后开设“民俗学与历史”、“中国民众社会史”。同年，许地山在北京大学发表关于民俗学的演讲，时在辅仁中学读书的岑家梧听讲后渐与许地山相识，受其指引，对民俗学、人类学有了初步认识，后来也成长为中国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40年毕业生李荣贞曾在学士学位论文《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中追忆说：“1937年之前，社会学派先有许地山燕京大学讲授中国礼俗史，继之者则有吴文藻先生，黄石先生。”

在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研究取径上，许地山同时看重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二者。1928年8月中旬-9月，他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吴高梓、边燮清，在福州万寿桥附近和三县一带调查当地蜑民的生活。此外，许地山于民俗、宗教、音乐、语言文字、建筑古迹、金石甲骨、图像服饰等领域皆有涉猎，其博闻强记且不避零碎的治学特点，向为时人所称述。1932年，与吴文藻、黄石、江绍原、李安宅等在天津《大公报》上共同发起编纂《野蛮生活史》的倡议，称“我们相信一本‘野蛮史’的益处，要比十本‘文明史’来得大”。而《扶箕迷信底研究》的写作同样征引了大量笔记材料。

与其习俗研究相呼应的是，许地山的小说创作，如《解放者》、《春桃》、《玉官》等作品，既展现了对于习俗被外来力量强硬打断或更改的隐忧，也同时试图从习俗中找到更新社会秩序的着力点，重视朝向“理性”、“现实”与“自然”演进的习俗，强调习俗应与社会环境、民族特性相协调，要对固有礼俗加以新的阐释，使它们合乎新的生活。许地山对习俗及习俗所映现的历史之关切，与他对中华民族之伦理结构、审美追求的判断息息相关，如许地山所言：“这写生生因果的好尚是中华文学的文心，是纵的，是亲子的，所以最易抽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头脑是历史的，所以善用这种才能来描写一切的事故。”

1940年，许地山在《大公报》上发表题为《国粹与国学》的学术论文，阐述其对国学本质、汉字改革及文化传承的见解。1941年8月，许地山病逝于香港。有挽联云：“东土传经，北方学者；西洋访道，南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