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迪（1910—？），字兆临，福建义序人。中学毕业后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先生。

1931年黄迪撰写了学士毕业论文《“五四”以来之中国学潮（附表）》。在整理各地报刊的基础上，勾画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潮的基本状况、重要类型和主要原因。黄迪突破了单纯从政治角度对学潮的分析，而是用社会学的视角，从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学潮频起的原因，并指出各因素间的复杂关联。

学士毕业后，黄迪继续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孙末楠《民俗学》一书是人文区位学的理论渊源之一，1932年，芝加哥大学教授派克（Robert Park）前往燕大讲学，还亲自撰文介绍、阐释孙末楠的社会观，这引起了中国学界对孙末楠的关注。派克本人对孙末楠《民俗学》的推崇给当时的黄迪留下了深刻印象。黄迪记述道:“他来华后，第一天走进课室，所带来与我们相见的，便是孙末楠的《民风论》一书，而最后一课仍是诵读该书，对我们叮嘱言别。凡常到其办公室去的学生无不知道，《民风论》之于派克是不可须臾离的。至其平时在口头上、文字上对孙末楠思想的推崇佩服，扼要解释之处，比之季亭史与柯莱对孙末楠的好评，更为过火，更为精细。派克在燕京大学为社会学原理一课所编的讲义，亦显然以孙末楠的学说为中心。”

1934年，基于对孙末楠学说的深入研究，黄迪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孙末楠的社会学》。在论文当中，根据对孙氏民俗学说的系统释读，黄迪将民俗简洁而精准地定义为：“社会生活是在于造成民风，应用民风，和传递民风。”同年，黄迪等将community翻译为“社区”。此后，“社区”一词逐渐流行开来。

硕士毕业后，黄迪留校任教。他继续关注着派克一派对人文区位学的推进，1937年，黄迪撰写了《文化生活的空间与时间》一文，介绍在美国的人文区位学不仅仅关注区位、空间，时间同样是前行与演进中的人文区位学的重要维度。在介绍时，黄迪将timing 翻译成“时化”，并指出人文区位学主动引人时间维度，不是要做溯源或过程研究，而是要呈现更迭循环的生活韵律意即节奏（the rhythm of life）。

1938年，吴文藻南下后，系主任仍由赵承信代理，黄迪等人留守北平。赵承信与黄迪合开的“都市社区”（其中，黄迪主讲城市社会学相关内容），杨堃开设的“初民社区”，赵承信开设的“农村社区”以及杨堃与关瑞梧合开的“社会学导论”一道，成为燕大社会学系四门基础课课程。同年，黄迪通过对清河试验区的调查与总结，写成《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一文，提出了“村镇社区”这一重要学术概念。

北平沦陷后，诸多内外因素的作用使得燕大社会学系在1928年建成的清河试验区难以为继。在新任系主任赵承信以及杨堃和黄迪等人的主持下，1939年7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清华车站到清河镇大道上的村庄——平郊村，开启了新一阶段的社会学和民俗学研究，这一时期民俗学研究将基于“局内观察法”的社区研究与功能研究进行了有机结合。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燕大社会学系的民俗学研究大多都是围绕平郊村这个城郊村落及北京城展开的。1939年，为回应吴文藻“社区社会学”的提法，黄迪在《社区与家村镇》一文中，结合清河试验区和平郊村的事实，再次从定义、层级、特性诸方面诠释了社区这一概念。

在平郊村，黄迪在指导学生采用局内观察法进行社区研究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平郊村之政治组织、养殖业、农业、手工业、教育、医疗、家族等形态与城市之间的紧密关联，通过对上述方面的田野观察和分析，黄迪和学生们试图凸显平郊村作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边际社区，在社会组织、经济形态、生计方式、生活习惯和文化特征等人文区位因素上的过渡性、边际性与混融性。1940年，黄迪指导沈兆霖完成了《平郊某村政治组织》，1941年，黄迪指导了方大慈、韩光远、邢炳南三人分别完成了毕业论文《平郊村之乡鸭业》《平郊村一个农家的个案研究》《平郊村之农具》。

1940年代，黄迪前往芝加哥大学留学，后任职于联合国，从此离开了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