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夫
提要:社会学在工业化转型中应运而生,旨在提供认知与理解社会的新思想与新知识,意在应对社会问题,建设更美好的社会。投身其中,人们可以在社会变迁中与周遭他人同频共振,还可以发挥自身能力贡献社会。社会学研究能够提升认知、启迪智慧、奉献才智、修行心智,充满意义。然而,伴随着现代工业化的历程,社会学研究本身也逐渐演化得议题精细琐碎、方法精深复杂、思想单调贫乏;知识创造变成了一种追逐效率的成果生产,在更多时候表现为“标准化可复制”的研究论文,消解了价值,失去了意义。数智社会的来临提供了学科发展的机遇,社会学研究应当重新走进社会生活,回到发现社会意义的道路上。社会恒在,社会学不灭,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也终将持续。
关键词:社会学研究 社会意义 社会生活
有很多人慨叹,这是一个失去意义的年代。那些遥远的理想、宏大的目标,以及鼓动人心的激情,都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也让很多人感到越来越无可奈何。有的人认为,部分原因正如罗萨所言,“加速社会”快速运转,让人们越来越难以适应,目不暇接,甚至手足无措;人们只好更多地关注眼前的事务,放弃远方和意义。还有人认为,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在数字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高歌猛进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己身处无所不在的数据笼罩之中,从自身的身体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为数据所呈现,而这一切又都被人工智能所引导、监控甚至替代;在这样的一片无所适从之中,人们常常不知何为,感到自身价值与意义的丧失。

社会无意义的巨变年代,也正是社会学帮助我们寻找意义的时机:一方面,社会学研究能够引导我们去发现社会变迁可能的方式与方向;另一方面,它也让投身其中的个人发现自身行动的意义。
在当前,探讨意义丧失的议题的确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使人在一路往前之中突然有了停顿下来整理思索的节奏。数智时代带来日常工作与生活的根本性变化让人难以适应:生产自动化替代一切手工技艺,而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变得更为轻松;手机让人与人之间的数字连接更为便捷,但我们见面的时机却变得越来越稀少;人工智能变得比人更为高效,稳定的工作却成为奢侈品,很容易让人觉得自己可有可无。社会跑得太快,价值标尺也跟着晃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条如今在“一夜爆红”与“躺平暴富”的现实面前变得毫无说服力。努力和回报之间已经没有了必然的联系,数智时代的社会回报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这的确让人感到迷茫,失去了前行的方向,即使拼命奋斗,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也不知道身在何处。数智时代导致信息过载,让人目不暇接。可能太多,一切都只能是可能;选择太多,于是就没有了选择。想要过得悠闲,但又怕入不敷出;想要“躺平”,又觉得一定会被说成没有追求;奋起创业,但的确风险太高难免只是折腾一场;脚踏实地努力,但害怕可能白白付出没有结果。焦虑重重,却又逃不过热情耗尽。久而久之陷入迷茫,甘于倦怠,过一天算一天,干脆懒得想意义。
其实,每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大家都会慨叹生活的无意义;但结果往往让人乐观,一个新的时代必将崛起。伴随着社会思想的整合,人们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并投身其中。因此,任何当下的生活并不是真的活得毫无价值,而是需要叩问自己,从心灵出发寻求意义。
社会学研究带领我们反思社会现实,探讨如何重建个体与社会的连接、如何在社会变迁中寻找到新的意义支点。社会学研究探究这个“无意义时代”的成因,关乎如何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社会,如何去建设一个更有归属感和价值感的未来社会。
所以,可以发现当人们开始有了更强烈的自我意识,有了更多关于意义的思考,更多地关注自身之外的世界,更多地尝试着去探知自身投身社会之后的未来时,社会学便能够成为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理解自己的学问。这是因为,社会学一直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拷问自身的学科,是将自身经历与思考紧密结合的学科。所以,还可以发现很多社会越发达,社会学研究越繁荣;很多生活越优渥、越愿意思考的年轻人,也越愿意投身社会学研究。投身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人们能够在理解别人的生活的同时,也让自己更为自洽。这也暗合了社会学研究中最能激发初学者兴趣与研究者灵感的,就是连接他人与社会的田野调查。
社会学研究的目标在于认识与理解社会,并随之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日常与周遭的人们互动交流,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通过他们的行为、选择、经历以及喜怒哀乐,感知丰富多彩的生活。正是这些辛勤劳作的工人、忙于生计的商贩、探索新知的学生、繁忙焦虑的父母、充满创意的艺术家、穿梭于摩天大楼的高级白领打工人、出入乡村俱乐部的顶尖上街经营老板等,显示出了社会现象的具体生动、多样性与差异性,让我们感叹社会将如此规模的个体组合而成一个自主运转的庞大结构,能够让他们在其中工作、生活并享受人生、代际传递。
无论我们油然而生好奇心,还是对此无动于衷,都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走进社会田野,就能够从菜市场的讨价还价之中探知人际交往的微妙过程与经济活动的规律,能够从工厂车间的生产活动观察劳动分工与合作的力量,能够在网络空间的讨论中捕捉到群体心态脉搏与社会思潮的涌动。恰恰是这种丰富无比的社会生活,为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最真实生动的素材与最宽广丰富的灵感,让我们得以窥见社会结构如何运作、人际关系如何建立、文化观念如何传承、社会问题如何产生,让我们的研究变得格外有意义。扎根于具体社会生活,能够让社会学研究更加脚踏实地,充满人间烟火,并最终指向改善未来的共同生活。
社会学研究不仅丰富,而且持久。人类社会从社会互动开始,以社会合作为基础,以生存发展为目标,以工具创新为手段,代代相传,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也构造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而我们身处其中,环绕在这些互动交流、合作竞争、创新变化、演化发展的社会生活之中,不仅仅体验到生活的意义,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社会学研究通过观察和分析身边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尝试揭示社会演进的推动力量,其研究对象正是这鲜活具体并永远处于变化中的社会本身。社会只要在变,就会不断涌现新的现象与新的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永不枯竭的议题。
在数智时代到来的今天,我们会追问:线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会有什么样的精神特质,对于未来社会的运转又有什么样根本性的后果?当人工智能真的替代了绝大部分人的工作,他们的日常生活怎么度过,他们如何寻求社会意义?发达社会的生育率越来越低,难道人类社会的进步就一定不可避免地走进内生规模缩小的陷阱?
这些变化中的现象,也就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只要还有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的互动,还有制度在运行,文化在传承,就必然有值得社会学去观察、描述、分析和解释的议题。社会的不灭与社会的恒变,构成了社会一路演化往前的基调,也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属性,当然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价值。
我们还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并展望一下前景,能够发现往往是在最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社会学研究与社会理论讨论也最为繁荣;也可以发现诸多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根本议题在其中不断提及,并深刻地塑造着人们对于社会的根本性认知与理解。这样的审视,可以清晰地展示社会学研究在历史变迁中的重要意义。
社会学非常青睐社会巨变。事实上,社会学从一开始正是迎着社会的剧烈转型应运而生的。在人类社会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剧烈转型过程中,传统社群结构解体,新旧观念交相辉映,新旧制度激烈冲突,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将走向何方,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困惑。在具体的社会现实面前,城市兴起中的各种相关问题、城市中的社会矛盾、社会群体关系的破裂、人员从乡村到城市的大流动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一方面,大工业生产衍生出复杂的生产分工及其相应的社会整合机制,接踵而至的新事物和新关系创造出了前人从未面临过的社会状况,大量新的问题呼唤新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剧烈的社会变化容易揭示出社会生活中那些早已存在并被当成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因素,在新的社会情境下需要重新审视。
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催生了对秩序重建的迫切需求,需要新的知识体系支撑的社会政策来应对。因此,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怎样去理解社会: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演进运行的根本动力是什么?社会的未来在哪里?面对这些问题,思想家们迫切希望得到答案。所有这些促成了现代社会学的发端。
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有着同样的历程。社会学在中国的起源,往往可以追溯到严复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的“群学”介绍与翻译工作。这标志着有识之士在内忧外困中探索“国族救亡”道路,逐渐认识到彻底的社会改造才是唯一出路,而认知与理解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成为重要前提。因此,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初创同样面临着社会崩解与时代变迁的历史背景。
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图源:凤凰网。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旧制度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政治秩序动荡不安;经济日益卷入世界市场,工业化的进程缓慢起步;普通人民的生活支离破碎。社会改造的目的是重建社会秩序,重塑民族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时期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同样是顺应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顺势而为。当时的中国社会从传统乡土社会快速转向现代开放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齐头并进,体制之外的社会力量开始兴起,治理方式和治理逻辑迎来转变;现代化与理性化观念逐步扩散,传统乡土伦理规范受到冲击,中国社会与世界的连接越来越紧密。
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数字时代浪潮高度重合。数字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进步深刻改变了社会连接方式、生产与生活组织方式,众多社会现象涌现,新的社会实践成为新知识、新观念滋生的土壤。
这些根本性的变革,为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机遇:一方面,数智社会调整乃至瓦解了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结构,其本身就是一场宏大的社会实验,为时空维度的比较研究和跨领域社会机制分析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数智技术应用最为广泛,数据生产与分析最为丰富,在数智技术诸多领域的重要进展与非凡成就位居世界前列,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最为便利的素材。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面临新的学科使命,从“学习者”与“借鉴者”转变为“创造者”与“引领者”,构建新时代的社会理论,赢取学科话语权。
个人的社会学研究之路也许可以是兴趣驱动的自由探索,但一个学科的发展则需要建立起一系列的规范与规则,形成一系列共同的学科标准,成为后来者遵循的学术职业生涯发展路径。只有这样,学科知识的大厦才能够持续积累。这些规范与规则有着具体呈现。正如费先生在重建中国社会学的过程中提出,学科发展须具备“五脏六腑”,这一比喻生动勾勒出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核心要素与支撑结构。如今,围绕学科建设的目标,“五脏六腑”已经相当完备。对于投身社会学研究的个人,每一个社会学学者、学生与爱好者都有着自己相应的学科学术位置,构筑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完整体系。身处其中,他们以学术为业,需要从中获取相应的回报,形成一个学科运转发展的结构体系,而如何评估、测量学科学术影响力与学术水准成为重要的依据。
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评估测量,用数量化的指标来发现问题并标榜成绩。对应到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成就,可以据此评估学科学术机构建设的成功程度;对于个人来讲,则关系到以社会学研究为业安身立命的回报:这些都无可非议。但是,作为评价机制,整个学科(当然也包括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则越来越集中到科研成果的呈现,这是因为它被认定为知识积累的重要模块。为了在学术评估中拔得头筹,学科研究必然越来越内卷,所有被评估对象更加专注于高效产出;特别是数量化评估趋势的广泛应用,让科研成果的呈现越来越收敛于科研论文的发表。至此,学科发展、知识积累与个人成就的最终评价由科研论文的发表来评测,这也是追逐发展效率的必然结果。
举目望去,如今的社会学研究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激情,失去了以往对社会变迁的关注。首先,更多看到的是一些零碎的结论碎片,没有理论关怀,诸如“父母每周多花一个小时陪伴孩子,孩子学习成绩排名提升1.25个名次”,只见散乱的砖块,不见房屋蓝图,无法针对社会现象得出整体描绘。其次,远离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多的是一些从概念到概念的推导,然后辅以对应的数据模型加以验证,用数字与符号来代表生动具体的个人,用抽象冰冷的统计模型来表示真实的社会活动,只能得到充满学术术语与复杂公式的抽象论文。再次,无法帮助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甚至无法让普通人理解研究结果,更不要说给人力量,助人前行,完全背离社会学最早理解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改良的初衷,成为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学术练习。最后,成为学术圈内卷的工具,是学术发表、获评职称、提升学术影响力的封闭活动,制造了海量的重复性、同质化、内循环的论文产出,让学者们疲于奔命地来回于会场与刊物之间呈现晦涩的结果。这样的社会学研究表面热火朝天、全力投入,但真的让人难以激发兴趣、难以发现意义。
为了简要地说明,可以举一个大家熟悉的场景,模拟使用当前看起来非常标准的范式(也严格符合教科书研究流程),尝试着给出常见于学术刊物的社会学研究。这里给出的研究并不特别针对定量或定性研究类型,更多地是讨论常见的社会学研究流程的产物,使用的论证资料既可以是数据统计分析,也可以是观察访谈所得的文字。这样的研究流程就是:首先,选取一个相关理论;其次,提炼、推导出一系列前后相关联的假设;然后,收集论证假设所需的实证资料;接下来,煞有介事地分析得出与前述假设相吻合的结果,从而证明相关理论的正确性;同时,美其名曰地为后续相似研究提供一个研究案例甚至文献参考;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研究闭环,同时也看似为社会学的知识积累做了添砖加瓦的贡献。
社会学随着改革开放而重建,如今也并不是一门显学。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其学科力量与学科影响力算不上强大。但是,社会学学科相关从业人员相互友善团结,一年一度的暑期年会几乎可以聚集绝大部分高校与科研单位的学者与学生,形成一个学术盛况。在2023-2024年,根据学会官方给出的统计数据,分别有3600余人与3700余人参会,散落在93个和97个学术分论坛之中(2025年年会的论坛数量下降到了80个以内)。当然,还有一部分年会的参与者并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注册登记,只是纯属“碰巧”参会。根据私底下的估算,这一部分人员有1000-1500人。因此,这两年社会学年会的参会者已经接近5000人。
中国社会学会2025年学术年会在西南财经大学举行,图源:中国社会学会官网。
这么多的人参与这么多的年会论坛,当然会提升学术交流,激发学术灵感,碰撞学术思想,构建学术理论。但是就在会议之中,不同的论坛对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吸引力;不同的与会者有着不同的目的和目标,对不同的论坛也有着不同类型与程度的兴趣。那么带来的一个特别有趣的研究问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与会者出席哪一个或者哪些学术论坛?使用严格的研究流程,可以发展出一系列关于参加大型学术会议论坛的社会学理论(a ser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articipation in forums of large academic conference),并进一步推导出相应的可验证假设(表1),收集合适的数据与资料,完成分析,写出所谓标准的学术论文。
原文表1:论坛参与的社会学理论
原文表1(续)
原文表1(续)
上面的理论与假设大致也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如论坛属性、人际关系以及个人目的等。当然,还可以沿着类似的思路,想出更多的所谓理论与假设。以上的这些,有的可能让人耳目一新,有的则显得平平无奇;但好像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大抵如此,可以让人接受,并作为学科知识发展的路径延续下去。
理论只是一种假设,假设用来验证。可以看得出来,上面的假设中有些结论是相互冲突的,这把最终的结果转换成了一个经验问题。因此,收集资料与数据,加以整理分析,就可以回答上述假设中哪些得到证实,哪些得到证伪。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其有一整套完整的资料收集方法。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这些数据与资料收集的方式与方法也有了改变。以下给出一系列常见的与正在出现的数据与资料的收集方式与方法(共计九种,但并未穷尽所有)。
第一,数智时代的问卷调查。面对面的访谈问卷法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纸版自填式问卷也变得与时代格格不入。电子问卷应运而生,其便捷快速,并能在后期自动合成数据,成为传统方法的时代更新。分发电子问卷可以通过手机发送链接,也可以现场扫码打开问卷,不需要人工介入,也不需要额外的介质。当然,电子问卷有回答者到底是谁的问题;类似的,纸版问卷中也有“回答者是否如实应答”的问题。另外,还有样本无从控制的问题,则可以通过与总体样本的对比校正电子问卷的回答样本。
第二,深度访谈。深入的面对面访谈一直是深入收集资料的最重要方法。如今,数字技术延展时空,面对面访谈也可以转变成线上访谈。如此一来,虽说便利了,但与面谈之中收集全面的信息相比,很多信息(如表情、语气、身体动作等)在线上访谈中无从捕捉。在上述理论的资料收集过程中,线上线下的访谈方法都可以使用。
调查者入户访谈。图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公众号。
第三,也可以使用观察方法。到每个论坛现场,使用事先准备的卡片,记录论坛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名称、议题、报告论文研究领域、出席人数、类别;也可以进一步记录论坛现场的互动过程,及其显示出来的人际关系、赞赏与批判的态度等。
第四,还可以通过数字痕迹来收集数据。可以征集论坛出席人作为志愿者,佩戴一个电子记录仪,记录该志愿者在会场的所见所闻,以及其与其他参会人在互动过程中的所言所动,所有在会场的声音、图像、动作以及时空数据都可以记录下来。对于特定的论坛数据,可以通过扫描论坛会场二维码对应到特定的论坛。而记录的数据可以是该志愿者进入、停留、离开的时间点,还包括论坛的基本数据,多少人出席、发言及评论讨论环节等。比较起来,后期的数据整理分析工作更为繁复一些,但是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大大降低分析过程中的人工与时间成本。
第五,可以使用数字痕迹来收集群体数据。多个佩戴同样电子记录仪的出席人,相互之间记录对方的个人身份等数据、相互之间的互动: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方式的差异,以何种方式打招呼,是否出席同一个论坛,在论坛参与中是否有相互支持性发言,是否相互驳斥等行为,这些行为的开展过程,等等。当然,这些数据甚至可以互相佐证记录下来的论坛基本情况。
第六,可以使用现场监控大数据(给定条件许可,并做好研究匿名处理),作为无参与的观察方式来收集行为数据。事先在参加会议的人群中确定样本人群,从现场监控数据中抽取他们会议期间在各个论坛会场之间的走动与停留模式,他们在论坛中与他人的互动过程,等等。
第七,通过社交媒体抓取参会者关于会议的文本大数据。可以通过微信群、朋友圈、网上讨论学习小组等,爬取关于会议的各种言论,这些言论在后期通过编码处理(可以通过智能模型来处理),能够寻找论坛热力指数、人物热力指数、话题热力指数等,也能够通过这些言论发现论坛出席过程中的各种细节(相当于这些人作为“志愿”观察员收集了资料)。
第八,可以通过类社会实验来收集数据。经过事先充分的准备,在相似论坛内容、相似地点、论坛出席人员相似的几个论坛中,加入控制变量(如茶歇不一样、印制宣传品不一样以及其他条件不一样,甚至是动员特定知名学者参加特定的论坛等),来收集论坛出席的各种具体数据与资料。相应地,后期可以用更为严格的实验数据分析方法验证相关理论假设。
第九,以上这些数据都可以经过分析整理、提炼简化,成为论坛出席研究的模型参数,进入模型模拟研究之中,开展更为丰富的各种场景模拟研究。
就事论事,关于一个学科年会论坛出席的情况,可以生产出众多理论,甚至还可以得出更多,同时也可以煞有介事地使用“科学”方法来开展研究,最终证明或者证伪一些常识性的结论。这样的社会学研究(同样也包括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显得没有那么迫切的必要。但事实上,这样的研究不仅比较常见,甚至有类似文章可以在显赫刊物上成为著名文章,被当成知识积累的重要素材。这样的研究不能说是完全“言之无物”,但的确是无法“以小见大”的空洞。遇到这种情形,不能不让人觉得类似研究是盲目的内卷,体现在理论思考上挖掘得越来越深入琐碎,方法方式上运用得越来越精细艰深。
在一定程度上,上一节中的理论推导显得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甚至有些让人目不暇接。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则又可以被认为是研究角度与理论思考的多元化,甚至还有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出发点与研究思路,可以认为这样的研究的确饱含了多学科相互交叉的味道。
因此,很多时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被认定为一种推进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方向,可以深入以往研究没有涉及的领域。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多引入一个解释变量,或者同样的变量赋予另外的因果解释,都被看成研究上的进步。但是,就在这样一步一步推进研究深入的同时,研究对象或者是结果变量并没有变化,只是我们用了更多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带来的后果是,研究者使用了更多的解释变量在切分结果变量,得到的结论必然是更为精细也难逃琐碎。
除了在理论思考上的深入以外,同时推进的则是研究方法上的复杂化。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流程,数据与资料上测量的精度越来越高,分析方法上也相应使用更为前沿复杂的,甚至常见于理工科研究的数学与统计方法,也常常借用物理与计算分析模型。这样的研究思路显然假定,对社会现象差异的解释与自然科学的解释方式一致,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数量关系表达出来,因此可以顺理成章地使用分解整体到部分的分析方法。使用越精细的分析方法,越有可能剔除混杂的多个变量的效应,初衷是更为精准地搜寻因果机制,这当然与前面提及的理论思考的深入趋势一致。但如此一来,也必然带来同样的研究结论的琐碎。
社会学研究走到这一步,当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教育发展的原因。首先,教育大众化带来的知识生产队伍的膨胀。以美国社会学为例,美国在1958年授予了158个博士学位,这一数字在2018年顶峰是762个。其中,20世纪70年代也有一个高峰数值,但持续几年之后,很快下跌;这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大学扩张的结果。2008年以后,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都在600个以上(2021年除外)。中国的情况在过去20多年快速增长:1990年之前,全国只有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个博士点;及至2000年,增加到7个博士点而已;到2010年,则是增加到16个博士点;如今已经超过30所高校拥有社会学博士学位授权。科研需要创新知识,赛道拥挤带来的必然是研究任务变得更为精细。
最近十多年来的发展,让科研知识创造又有了新的加速推进器。众多高校开始推行长聘制度,有的学校甚至采用了终身考核的制度。这相应地开启了高校教师在科研上为了效率不顾一切的追逐之路,因为没有高效的科研成果产出,很有可能过不了长聘考核,也就终止了职业发展的可能。随着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精细划分,考核机制的强化只可能带来评价机制的数量化;这是因为不同领域的成果比较变得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变成数量上的比拼。根据古德哈特定律,任何评价制度一旦成形,立即变成一个异化的考核制度,无法达成最初的考核目标。的确如此,科研评估的数量化和长聘制度的广泛推行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庸俗化。
当社会学研究变得更为精细,成果的呈现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刊物论文接收的过程决定了最终刊发出来的论文只能有特定的内容与特定的形式。如今的刊物论文通常经过多轮评审环节,其中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可能是匿名评审环节——由同领域或者相近领域的数位专家审读投稿论文,给出评审修改意见,很多时候经过来回数轮的“审读-修改-再审读-再修改”,直至大家均可接受为止。
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社会学研究越深入,细分领域越精细,众口也就越为难调。所以,如今刊物刊发的论文,在更大程度上并不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是更有可能排斥任何“冒犯”现有理论的新观点;整个评审过程是在“求取交集”而“舍去并集”,是在寻找“最大公约数”而非“最小公倍数”。
这样一来,刊物论文就逐渐收敛到一个标准的内容与形式上。相应地,在谋求论文发表的过程中,作者的最佳策略是迎合这样的标准化趋势。再加上长聘制度或者其他考核制度,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必须生产出更多的标准化论文,这就是“标准化可复制”的社会学研究的起源。
回到前面19个论坛参与的社会学理论及其相应的假设列举,再配以符合教科书标准的研究方法,就是“标准化可复制”的社会学研究活生生的案例。对于社会学研究者而言,如果深陷这样的“标准化可复制”的研究之中,必然走向意义的丧失。
首先,社会学研究变得愈发让人觉得单调无趣。当研究内容越来越精细,也越来越琐碎,而追逐数量的标准化研究成果往往更关注是否能够有产出,而不是关注研究问题本身,所有的工作就像是流水线上的生产流程,都是可以有操作手册指明每一步的动作一样。所以,可以看到各种学术论文写作指南,各种研究技巧提炼概念、建构理论,仿佛社会学研究更多地是一种职业技能的学习,仿佛熟练地操作完成各个流程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学术成果。原本以为的自由的学术创造工作变成了隐藏的流水线操作工种,做着“标准化可复制”的单调工作。
其次,社会学研究越来越脱离人本身。社会学研究关乎社会,关乎社会中的人。社会多姿多彩,人本身也变化多端。当社会学研究变成“标准化可复制”的工作之后,当然与最初研究对象的纷繁复杂相去甚远,离人文关怀越来越远。即使学术研究需要抽象与概括,但使用高度精细标准化的测量工具,则是完全删除了社会生活中的多样性;当社会学研究将人们的感受、经历、故事强行拆解编码,变成一堆可以计算的冰冷数字,注定无法理解欢喜的情绪和痛苦的心灵。如今,在研究中呈现生动具体的喜怒哀乐的想法,已经变得既落伍又不合时宜,这样的社会学研究注定远离社会。
再次,社会学知识的积累变得越来越艰难。知识创新是知识积累的前提,而创新则需要“偏离正统”的思路。“标准化可复制”的社会学研究注定难逃正统的桎梏,是一种用“规范标准”剪裁变化多端社会生活的结果,几乎不会产生创新的新思想。在这条道路上更进一步,则是精细化、复杂化的研究方法的过度使用,切分社会生活,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细微琐碎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社会学研究(同样常见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使用庞大难得的数据、前沿复杂的统计方法、眼花缭乱的模型,却得到一个直截了当的常识性结论。常见的正当性借口是,严格证实了常识也是学术上的进步。的确,这也能够算是知识积累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这种研究模式成为一种标准,甚至成为最重要或是唯一重要的标准,必将严重阻碍社会学研究中新思想的涌现,社会学知识的积累也必将变得举步维艰。
最后,社会学研究越来越聚焦眼前,丧失意义。当产出发表成为评价标准时,社会学研究也成为一个内卷的过程。除了标准化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外,研究周期也大大缩短。短平快的研究越来越多,大家争先恐后紧盯最热门的话题、最容易获取的数据、最快能刊发文章的成果。反而忘记了社会学研究的来路与远方,社会学本应洞察历史并前瞻未来,帮助理解社会变迁的脉络并探索可能的未来。如今,研究视野变得狭窄,人文关怀逐渐冷却,却只盯着脚尖走路,既辨不明从哪里来,也看不清该往哪里去。研究者自己也会困惑:这样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它真的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复杂的世界、应对真实的挑战、改善人们的生活吗?当意义感不断消解,就只剩下内卷之余的焦虑和迷茫。
回过头来看,上述研究方式与理论建构工作作为技艺培训的必要过程是必需的,但将这样的研究当成社会学的前沿研究,成为学科知识大厦的构件,甚至是塔顶的明珠,则是用泛滥的数据掩盖贫乏的思想,用繁复的范式掩盖单调的意义。过多带来过度,过度形成拥堵;拥堵带来厌烦,厌烦导致倦怠与兴趣的丧失。当描述丰富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变成理论上可以无限复制的标准化操作,就变成了一件了无意义的重复性工作。
事实上,很多社会学人对社会学研究意义的丧失感知甚少,也许远远滞后于当前人们对社会生活意义丧失的感知。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学研究早就开始了其逐渐远离社会生活的进程。也许可以认为,社会学对现代数字科技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感知相当迟钝,并落在其他学科之后。从有限的观察可以得出尝试性的结论,对数字社会与智能社会的认知与投入,新闻传播学科毫无疑问走在最前面(也是最早被数字通信技术所重构的学科),经济学可能稍次之,政治学与政府管理等学科紧跟其后,而社会学甚至有可能落在艺术、建筑等学科之后。
关于社会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应该植根于社会现实,并生发出社会问题。当社会学研究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就失去了其本身的社会相关性,当然也就失去了大众的关注与兴趣。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学研究悬浮于社会现实之上,成为抽象的智力练习,形式的重要性掩盖了内容的相关性,范式的标准化成为评价研究过程的最重要标准,仿佛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以及结果的呈现必然有一个“学术正确”的标准答案。
这样的结果是不是非常熟悉?的确,这与中学生为了应对高考的大规模“刷题”过程如出一辙:一是,可以朝着标准答案的目标不断重复练习;二是,熟能生巧之后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轻松复制类似研究。这一过程一经启动,必然带来大量“换汤不换药”的重复研究,以更深入的钻研为名,开展更多“刁钻古怪习题”类型的研究,陷入越来越小的议题里,局限在越来越小的同行圈子中。内卷成为成功的前提。有些人乐此不疲,因为如此这般带来了成就;有些人即使觉得了无生趣,却也欲罢不能,因为跳不出学科现实带来的枷锁。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如今的实证社会学研究,特别是那些仰视所谓最先进、最科学、最标准研究范式的研究,显得非常琐碎,总是围绕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来回回,兜兜转转。美其名曰,使用科学方法,利用经验材料,严格论证理论假设,并与现有的理论展开对话。然而,绝大多数这样的研究在理论假设框架内(有的仅是已有研究结论的翻版),使用资料(数据与文字资料都有)来填充其内核,变成了一种异化的重复工作流程,再加上刊物发表的偏好,与流水线的生产过程很有相似之处。
当然,这些研究受困于视野的局限、枯竭的想象力、没有意义的选题、没有兴趣的研究动力,只能是按图索骥的制图以及打破脑袋的拼凑,得出一系列风格古板、结论普通甚至高度重复、毫无生趣的文章。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研究中饱含了标准化的单调、程序化的无趣、高效化的速度,饱含了工业机械逻辑,基本无视社会生活复杂而又具体的多样性,无视社会学研究的真实趣味性。的确如此,“标准化可重复”的社会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的过程并无二致,按照特定的标准与流程生产论文。这样的研究,讲究效率抛弃特殊工艺,遵循标准抛弃个人特质,强调方法抛弃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用工具理性消解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让社会学研究远离其社会过程。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学研究脱离了人们的感知,脱离了心灵的感悟,不可能激发研究与讨论的热情,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关注,最终只能是学科内各个细小分支领域自己关注自己的脑力游戏,变成超高学历知识精英狭隘的知识生产。以建立学科范式之名,只做专精的专业研究;以应用精深研究方法之名,高筑专业的门槛壁垒。事实上,这样的研究甚至不能引起学科内其他领域的兴趣与理解(即使具有同等水平的专精研究技法),更不用说其他学科和普通人的关注了。
这样一来,作为植根于社会现实与社会进程的社会学,逐渐消逝在领域外、学科外的学者视野之中,整个领域与学科必将日渐凋零。因为,这样的研究已经无法与社会现实相连,无法与他人产生共鸣。当社会学脱离社会,完全没有社会的味道,它真的无从发展。社会学研究必须很“社会”,才能有生命力。
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脑力练习很快成为一种“学术正确的暴力”,以范式的标准化来剪裁社会学研究的过程:符合标准的,可以算成规范的、有意义的研究;不符合标准的,被打入“不科学”的角落。这样一来,范式标准化变成一种学术规训的力量,再加上追求简明轻快的发表需求,成为简单粗暴的生存法则,在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中流行开去,占据社会学研究的绝对优势。这让本身就是研究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社会学研究变成了看起来真的就有着标准答案的习题解答,带来的后果当然是前赴后继的相同类型的类似研究。社会学的研究丧失了多样性,失去了吸引力,当然也就越来越远离朝气蓬勃的社会生活,失去了生机。
从一个更有高度的视角来看,这样的研究只是一种临摹,是一种在所谓“学科范式”托词下的生搬硬套,至多也只能是一种追随。社会学需要面对社会现实,面对人们的所思所想,面对人们的日常困惑,这些才是社会学研究最直接的议题。社会不断变化,社会学研究的议题源源不绝。中国的社会变迁有着独特的历史和路径,针对此的社会学研究更应该强调从眼前的现实到理论的跨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建构起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社会的变化无穷无尽,人的活动丰富多彩。只需要稍微用心,就可以观察得到,现实生活往往比戏剧更有戏剧性;因为戏剧只是剧作家个人对于周遭生活有限的概括并加以夸张拓展,而社会生活则是社会大众自由思想的无限拓展与延伸。社会学旨在理解、认知社会,其研究对象多彩多样,其研究过程也应当丰富有趣,需要的前提当然就是社会学研究要贴近现实的社会生活。
阿伯特是一位深具哲学思想的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学科、芝加哥学派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他在自己的讲述中提到,他是误打误撞进入社会学学科的。在申请研究生院的时候,他本意是继续他钟爱的哲学研究,成为一名思想家,因而申请了芝加哥大学盛产著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委员会。本来这个社会思想委员会与社会学系分别在两幢不同的大楼里,但申请材料通过社会科学部的学生事务院长办公室派送。当年都是纸版材料,应该是工作人员的疏忽,将阿伯特的材料送到了社会学系,最终向他发出了社会学博士生项目的录取通知。阿伯特带着满心的疑惑来到芝加哥大学,可能也琢磨着先入学再转专业。但就在起初三心二意的课程学习中,阿伯特发现社会学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学科,可以容纳他所有关于社会的思考与探索,于是他毅然决定将错就错留在社会学,最终成就了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
安德鲁·阿伯特进行演讲,图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回头来看,阿伯特的社会学研究大多具有深入的理论思考,并没有远离他聚焦社会思想的初心。但比较起来,从哲学思考到社会学研究,阿伯特能够得到的,当然就是研究过程中有了社会生活的具体素材,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灵感与思想根基。即使在流行的“标准化可复制”的社会学研究环境中,有趣的人也会做有趣的研究工作。
阿伯特在自己早年的研究网页中贴出过两篇未发表的标准格式的小论文,研究的主题就是他自己身边的社会学家。一篇论文是关于社会学家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是直接并且简单明了的讲述,还是连篇累牍的繁复讨论。他使用了多种方式,记得其中一个就是直接将研究对象的著作买来,数页码、称重量。另一篇是关于社会学家的学科自豪感研究,他建立了一个数据库,看看社会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理论假设时,使用了哪些理论家的已有理论。当然,有的人引用最多的是其他社会学家,有的则是其他学科的理论家。最有意思的发现是,社会学家之中有一些是自命不凡之徒,对于自己以往的理论有着不可割舍的钟爱,总是引用自己先前的理论来论证新理论。
“社会”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直接感知,所以也没有办法直接测量,研究社会需要通过体验,抽象提炼关于社会的认知。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城市空间并不能被看作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而是充满了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的社会空间。那么,如何来理解城市中的社会文化呢?对于本雅明而言,理解城市是从个人的体验来完成的,城市的意义就在于个人是如何理解城市的。本雅明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成长与柏林城市的生长之间的互动过程,而他对于柏林这座城市的记忆就是他青少年时期对于城市的体验——其中有事实的记录,也有由此产生的情感。对于本雅明而言,柏林与他的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与情感不可割裂;而城市意义的核心在于人与事实或事物不可割裂的连接,是个人的体验与想象,而非从概念出发的隔空诠释。
如果城市文化本身就是人们的体验,那么不同的个体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则可能并不一致,感知与记录下来的城市文化也就千差万别。那么,关于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知识又如何能够生产出来呢?在别的地方,本雅明使用体验与经验给出了更为深刻的阐释。“体验”是经历过的事情,是经历过程中串联起来的许多片段;而“经验”则是经历的过程能够跟我们的社会行为紧紧相连,能够产生认同,并且将自己生命历程的某一相同部分联系起来,会触发思考,转换成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只有从体验抽象到经验,才能够形成知识;但反过来也是清晰明了的,经验必须以个人体验为基础。
费孝通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享有世界声誉。从1939年的《江村经济》开始,费先生通过考察开弦弓村农民的日常社会生活,讨论中国传统的家庭与村落社群如何应对现代城市工商业与市场的冲击,并在此过程中促成自身的变迁发展。他此后的一系列学术著作延续了同样的思路,持续探讨寻常社会生活中“不寻常”的关系在剧烈社会变迁中有力地凸显出来,形成了社会文化的力量。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费先生依然对基层社会生活保持高度敏感,以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基本素材,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中国特有工业化道路的思考,并拓展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不同实践路径的系统性思考,最终落脚于“经济区域发展”。费先生一生26次访问江村,他的学术生涯从江村开始,以江村为根,蔓延到中国农村大地。

费孝通在家乡吴江留影。图源:澎湃新闻。
紧贴社会生活,其实就是走进他人的具体生活,共情他人的生活情境,由此提升自身认知、理解社会的能力。老一辈社会学家强调,只有跟自己的田野调查对象“成为朋友”,才能够更深入地挖掘行为与动机背后的人心所思所想,才能够发现以深度访谈为基础的研究意义。于个人而言,这能够启迪心智,提升与社会相融相生的能力,提升感知社会、体验社会的能力。这也是形成社会学研究经验(包括资料收集、解读、提炼等过程)的起点。
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是因为人与人的合作。所以,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总是聚焦于社会连接是前提、社会互动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学研究旨在探讨人类社会合作的能力与方式(或者是合作的障碍与负面后果等);而关于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研究,也只是在更宏大的规模与层次上讨论同样的议题。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体验合作的动力与灵感,其实就是开启社会学研究心智的历程。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研究也是一门艺术,需要的是智慧,而非单纯的技术。社会学不仅仅需要科学的测量过程,更需要丰富的人文想象力。所以,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确指向一种心智品质,能够帮助社会学研究者将个人(自己与他人)的生活经历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在理解“个人困扰”的同时也理解“公共议题”;借用这样的方法,帮助社会学研究者跳出日常视角,看到个体命运如何被社会结构、历史变迁所塑造,完成从个人体验到经验概括,并抽象成为社会学知识的过程。
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得出社会学研究中,更重要的是启迪心智,而不是使用一套有着唯一标准答案的研究套路,通过程式化的分析将结果呈现出来。所以,在社会学研究中寻求解释或者确定的因果关联,也许并不能成为最为重要的目标;而理解并阐释当前的社会过程如何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则显得更为重要。在此过程中,社会学研究既理解了他人的生活,也开启了自身的心智,完成了人与人的连接与互动,认识到人类社会合作的过程,当然能够帮助人们发现意义。
现在回头去看,利用大量的数据与资料,运用复杂的分析模型,最终得出不证自明的常识性结论,在智能(intelligence)上可能是彻头彻尾的浪费。这种高端的可复制研究至多显示了在能力与技术上达到了某个特定的阶段,但对于智慧与能效而言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提升。因为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生活没有丝毫实质性的帮助,让人从中看不到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面对如此这般局面,一个可能的开脱理由是:在过去各种社会学研究的分析技术蓬勃发展的几十年里,社会并没有经历巨大的变迁过程;至少与经典社会学家所面对的工业革命相比,现代社会只是沿着同一个演化逻辑向前,其中的变化大多只能看作演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形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的社会学研究,绝大多数也只能是沿袭经典社会学家的研究议题与初步观察结论,更深入挖掘,转而变得更为精细化、标准化。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借口,但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经典社会学家开启了激情澎湃、生机盎然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可以有着多种发展演化的路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朝着“标准化可复制”模式收敛的趋势。
或许,真的需要外在环境的变化才能带来新的生机。当前,革命性的数字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正以坚实的步伐,带领着人类社会走进数智时代,这与过去200多年来工业技术革命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成了割裂。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数智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支撑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使得人们对它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烈。
从更为基础的角度看,数智技术正在重组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也在重构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它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方式,带来新的社会关系模式,也必将产生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从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以及重构社会结构的进程来看,数智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改变,完全可以媲美当初工业技术革命解构传统农业社会并建构工业社会的进程。与现代工业社会相比,正在形塑的数智社会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与属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样态。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的机器人。图源:新华网。
近代社会科学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兴起与发展。经典社会学家们正是在面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展开深入的观察与分析,提出改良或批判研究,产生了众多辉煌而又深刻的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数智社会的到来是如此之迅猛,很多时候我们身处其中视为当然。但社会剧烈变动期间出现的众多社会问题召唤应对方案,同时也对认识与理解社会的整个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也构成了两个世纪以来社会学研究难得的机遇。过去近200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这些成果提升了我们对复杂的社会行为模式、社会结构特征以及社会制度属性的认识与理解。然而,这些结论都是基于工业社会及其与农业社会比较的研究过程。如今,则需要运用数智社会的经验素材,更新以往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数智社会的到来根本性地改变了社会运转的基本逻辑,也必将重新改写社会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当初吸引经典社会学家投入社会研究的根本性问题,随着数智社会的来临,也重新浮现出来并需要重新回答,形成了数智时代社会研究的基础性议题:在数智社会中,社会到底是什么?其本质何在?身处数智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数智社会演进、运行的根本动力机制是什么?数智社会中群体行为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归结起来,这是一个重新回答“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其实,这也是重新发现社会意义之旅。
社会成为可能的前提是人们开始合作,人类社会以合作为基础,社会合作复刻在人类基因中。要说服其他人共同来做一件事情,需要阐述合作的意义。如果我们和其他人有相同的兴趣、相同的观念,有共同的情感震荡,我们就更容易和其他人合作。寻求意义是寻求合作的基础,有着共同的意义,才能以共同价值观进行合作,这是人类社会向前演化的根本动力。因此,我们不是因为寻找意义而活着;恰恰相反,我们是因为活着而寻找意义。寻找意义不是因为无聊,不是因为吃饱喝足之后的无所事事,它是人类社会的进化机制,是我们作为智人的进化优势,也是人类社会在进步过程中更高端、更有力,更能牵引人类社会往前的一种进化策略。在变动的社会之中,当原有的合作方式受到了挑战,甚至不复存在,如何找到合适的方式,让合作继续。这也是社会学研究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召唤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创新,也召唤更紧贴社会变迁过程的社会学研究。面对数智时代的社会变迁,社会学研究正逢努力创新的历史机遇,一定要摆脱原有的研究方式,回归社会现实与社会进程,回归田野,观察数字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全新变化,仔细阅读人们的日常生活,提炼概念与理论。
开展本土数智社会研究有着一系列优势:首先,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数字时代的来临高度重合,形成数字时代根本性社会变革最为显著的“社会实验”范本,为数字社会研究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经验基础;其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数字时代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在各个领域广泛使用数字技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多的数字网络用户,他们在数据社会中的活动也最稠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社会活动必然产生丰富的数据,成为数据社会研究最重要的基础。
社会恒在,社会学不灭。
在经典社会学家宏大理论的激励下,近代以来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奋力向前,帮助人们理解、认知社会,努力为建设更好的社会做出贡献,这也引导和激励了众多有志青年投身于这样的社会学研究之中。然而,随着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关于社会的研究变得越来越脱离具体的日常生活,仿佛是发展出了一个自主运转的学科知识实体,以一种自我循环的方式呈现了从抽象的概念到概念的理论建构、标准化的研究方式、精细化的收集资料分析数据方法,制造出了大量可重复性的研究工作与结果,积累了碎片化的研究结论,完全无法拼凑出整体性的认知和理解,远离了服务大众的需求,只能体现自我标榜的专业与价值。
回到前面关于论坛参与的社会学理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当前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完全可以参照19个理论,给出不同分支社会学领域的更多理论及相应的待验证假设。这也充分说明,这样的“标准化可复制”研究没有真正的创造性,只能是一种智力练习。事实上,还可以大胆预测,这样的研究很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所以,这样的社会学研究让他人失去了兴趣,本身也了无意义。
社会学本身应该映照社会生活,真实地描述普罗大众的生活百态,诊断社会问题,剖析社会成因,连接社会行动,驱动社会改良,是一套学以致用、紧贴社会生活的知识体系,也是来源并服务于人民的知识体系。数智技术带来的社会变迁带来了全新的社会样态,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能够让社会学回到经典社会学家开创学科之时的社会场景,重新描述数智社会运转的基本逻辑,重建整个学科知识的大厦。这也是走出当前困境的机遇,需要社会学研究者重拾对理论的敬畏、对现实的关怀、对大众的责任,并自觉推动评价体系的深刻变革。
在意义丧失的年代,社会学研究应当重新回到发现意义的道路上来。走进社会生活,将自身对日常生活的体验上升到经验,提炼、概括与社会生活同频共振的概念,开展大众看得懂、有兴趣看的社会学研究,才会让自己的研究真正回应社会的关切,才会让社会变得更好,也才能扩大学科影响力,建立真正的学科知识大厦。当然,对于研究者本身,这也是充分体验社会、理解他人、提升自己的过程,是一个启迪心灵、增长智慧的过程,也必然是一段意义非凡的心路历程。
社会学研究需要广博的知识,更需要深邃的思想;社会学是一门紧贴社会生活的学科,所有的经验材料都来源于生活,同样需要数据与资料分析的专精技术——二者不可偏废。技术靠学习,智慧靠启迪。学术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技术的传递,更应该在于智慧的启迪,这才是寻找社会意义的社会学研究。
文字编辑:吕灵
推送编辑:温炯智、毛美琦
审核:田耕
出处:王天夫,2025,《北大社会学刊》,第六辑,185—212。为方便阅读,本文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重新划分了段落,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