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提要:被治理心理学和幸福心理学所裹挟的当代社会心理学,必得摆脱路径依赖,直面强权–资本场元语境中人类可持续尊严的脆弱性。强权–资本场在暴力之外,建构和再生产社会认知–政治学的支配逻辑,亦即天罗地网似的社会分类权。本文从承认政治学和本真承认政治学的珍贵遗产出发,基于本真分类方案提出可持续尊严政治学。这一提法有助于解缚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重构其使命、抱负和风骨,并为人人可持续尊严赋权。本文最后规划可持续尊严心理学的研究纲领。
关键词:尊严心理学 强权–资本场 本真分类 可持续尊严
“您幸福吗?”
“不,我姓尊,尊严的尊!”
——题记
深究社会心理学的可持续尊严论题或(可持续)尊严心理学论题,有三本名作无法跨越,它们分别是《性别至关重要》(Gender Matters)、《认真对待权利》(Taking Rights Seriously)和《为承认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这三本书奠定了尊严心理学的三大命题:尊严如此地至关重要;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尊严;(当尊严被践踏的时候)必须为尊严而斗争!这三个命题,也是本文预设和规范立场。
毋庸赘述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开篇名言。当这学科因为弱智和反智的张狂而处肿胀嚣张之时,他所体悟的智慧与愚昧之杂糅,全然不合时宜。当然错不在他。

狄更斯《双城记》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已有智者洞悉当代美国时代精神中的弱智甚至反智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完胜后的帝国朝阳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众普遍厌弃严谨的智性生活。他们的心智全然被党派信条、政治煽动或资本操纵所捕获。而到了80年代,美国精英大学的才女才子们,最厌弃的就是西学元典,如柏拉图或莎士比亚。他们满心怀抱鸡汤励志之文本。认知上自动加工的图画、音频和视频最佳,而要费心费力加工的文字,那得抛却。
在虚幻的“人人平等”的旗号下,美国民众拒绝承认智识生活中存在巨人与侏儒之分野。受制于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蛊惑,他们认为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欣然认可权力不平等和贫富鸿沟。即使承认智识可能存在差距,他们也武断地坚信智识侏儒定可轻易地爬上智识巨人的肩膀,比巨人看得更高更远。与布鲁姆(Allen Bloom)的尖锐洞察类似,中文学界也有无尽荒谬。点滴例证如导师崇高/师娘优美论、解构康德论,以及大学理工科教育的智能败坏倾向。
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去评论他学科,但有较完备信心来评论中外当代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困境。文献计量学数据显示,目前治理心理学和幸福心理学是其前沿热点。就治理心理学而言,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珍贵全然被遗弃,而“社会”自组织、自我治理和自我赋权的潜能也完全被漠视。还好,2020年的中央全会已经动员改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
另一块是幸福心理学。为升华消极人性研究,其先贤和奠基者开初播下龙种,但最终只收获跳蚤。它有多个“马甲”,如积极心理学、快感心理学或“鸡汤”心理学。容易被测量和操纵的主观幸福感,无论作为自变量还是因变量,都是焦点核心。它还溢出学科视野,被西中各级地方政府所热捧,如城市幸福排行榜。非预期地,它还被挪用为晋升锦标赛体制中的锦囊宝典甚至一招鲜。
2018年,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APS,有别于美国心理学会,APA),在30年创建庆典中,集成了30篇高被引开拓性典范论文,一年一篇,其中有12篇是社会心理学方向论文。在这12篇论文中,有4篇刊发在20世纪90年代,关乎主观幸福感。
中文幸福心理学是北美研究时尚的落伍追随者,时滞约为20年。比天空还广阔深邃的生命体验,无论是喜怒哀乐还是生老病死,都被矮化消解为快乐之追求;丰沛动态的生命历程,蜕变为多巴胺之旅。这些研究,无论中文或英文,当今已是流水线式的机械作业,同时相伴虚假安慰的致幻奇效!其套路概括有二:气节上为强权–资本遮羞;策略上是变量杂耍游戏!
如此弱智甚至反智的学科症候!其病因命门乃是社会心理学想象力的枯萎和社会心理学洞察力的衰败。直面社会学空洞的“阔气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符号霸权,米尔斯(C. W. Mills)呼唤重建社会学的想象力。而要滋养和培育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铸就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类似地,也必须直面生命持久的心智困扰和紧迫的社会心理议题。生命历程中持久的困扰和挣扎,依照学科想象力,绝不能仅还原为个体人格特征。它必然勾连宏大的社会结构和过程。同时,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还力图抗拒不当现实,超越和重构新现实。
李伯黍先生尝言:文章境界有三——切肤、切肉和切骨。这三境界,可重释为学科洞察力三境界。所谓切肤乃是体悟和洞察现象间亦即变量间之关系;而切肉则是援引生动鲜活的资料或/和数据来佐证;最高境界的切骨,则是剔除血肉,暴露尖锐的经脉骨骼,质朴无华地裸露被遮蔽的机制。只有完善叠合想象力和洞察力,社会心理学才能顶天立地:为心灵可持续自由以及可持续尊严赋权。
而要诊治学科弱智甚至反智的路径依赖,必得自我觉醒,以系统检讨学科问题意识、高贵使命及珍贵遗产,并且谦卑地问学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之智识资源。
本文将首先拆解他人在场之元语境,即强权–资本场的生成及其样态,解蔽强权–资本场的支配逻辑,并指出其支配逻辑的核心就是社会认知–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分类权的构造和再生产;其次问学承认政治学的理论资源,以本真分类为基石凸显可持续尊严政治学的基本方案;最后规划可持续尊严心理学的研究纲领,为尊严心理学开疆拓土。
(一)强权–资本场:典范智识线索
规范意义上,社会心理学的制度化使命就是激励每个活生生的个体去超越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的羁绊,以缔造人人动态、特异而丰腴的整全生命,滋养和培育可持续尊严,为美妙生命奠基。而实证意义上,它关注人之认知、情感和行为潜能的展现,如何受他人在场(presence of others)的影响。但他人在场,今已挣脱奥尔波特(G. W. Allport)的原初框定。
这位学科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大家于1967年离世,没能见证、感悟线上生活。他所凝练概括的实际在场(actual presence)、想象在场(imagined presence)和内隐在场(implied presence),得叠合虚拟在场(virtual presence)这种新形态。由此有四种“他人在场”,塑造人之认知、情感和行为,尽管其心理实体性的“厚度”或“浓度”有别。
他人在场的所有形式背后都潜藏一种元在场形式,可命名为“强权–资本场”。强权–资本场如天罗地网,企图对所有生命的所有领域和所有面向进行殖民和霸凌。
已有多重典范线索触碰强权–资本场的化身侧面。如依时序,武断地,首要线索当归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令人震撼地辨析了“至恶”和“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至恶模样易感,但平庸之恶态难察。平庸之恶,究其实质,就是对恶行视而不见、袖手旁观甚至为虎作伥。它可能潜伏在人人心灵深处。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Barbara Niggl Radloff 摄,1958,CC BY-SA 4.0)
第二重线索当为扎荣茨(R. B. Zajonc)。作为当代学科名家,扎荣茨用实验方案揭示了“单纯暴露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单纯暴露效应是指刺激呈现频率与积极评价间存在正相关,不论刺激源是否有内在意愿。扎荣茨的实验发现具有高度穿透力和可拓展的解释潜能,但其实验设计存在内在弊端,即“社会赞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
“社会赞许性”,是指研究参与者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隐瞒自身内心真实的感受或判断,只是依照主流价值倾向或者政治正确性来做出反应。社会赞许性作为系统误差,普遍存在于以人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家也已经构造了种种应对策略。但人格理论家在中西方社会赞许性的比较研究中,将社会赞许性拓展为一种人格特质。他们发现,东方人较之西方人有更强的社会赞许性倾向。

罗伯特·扎荣茨(Robert B. Zajonc,1923–2008),图片来源:Metacast
单纯暴露效应如此奇妙!基于更严谨的实验方案来验证或否证就是后续研究者的挑战。荣耀归于米塔(T. H. Mita)团队。他们基于镜像和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的生活常识,设计了一项简洁实验,既验证了单纯暴露效应,又避免了社会赞许性。镜像是人在镜中的自我形象,而照片则是人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若把照片脸蛋左右对称互换就可生成镜像。日常,人照镜子观赏自己镜像的频率,远远大于翻看自己照片的频率,而身边密友观看照片的频率远远大于镜像的频率。实验结果简洁而雄辩地验证了单纯暴露效应:自己更爱自己的镜像,而密友更偏好照片。
米塔们用的是视觉刺激。听觉刺激也该如此。人听自己声音的听觉通道是颅骨震动;而他人的声音感知则是声波传递,类似于听录音。人讲话时很少录音,更少听自己的声音录音。所以人偶尔听到自己的声音录音时才会觉得怪异,而他人则习以为常。
单纯暴露效应有丰厚的认知政治学意涵,和科斯(R. H. Coase)的“思想/观念市场”相互佐证。科斯比较过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market for ideas)。而在人瑞之年的沉思中,他论证“自由思想市场”的基础价值。遵循科斯,在中国王朝时代,存在两个自由思想市场,即春秋战国时期和晚清时期。在这两时段,多元强权相互搏杀、媾和或结盟,大一统瓦解。但相互竞争的多元观念有了珍贵的留存空间和机缘。首次的自由思想市场,孕育了诸子百家文明。这是幼年期中华文明最卓越灿烂的辉煌。而晚清时期的观念竞争,为僵化帝国导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智慧龙种,铸就现代中华国运。

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1910–2013),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第三重线索关涉强权语境塑造行为模式的多项经典实验。戈夫曼(Erving Goffman)质性探究了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的效力。而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更为震撼,无论是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权威服从研究,还是津巴多(P. G. Zimbardo)的模拟监狱研究以及“路西法效应”;无论是社会支配论的意识形态迷思,还是体制合理化理论有关底层和权贵媾和的真相。
强权的同盟——资本——也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社会理论、文化社会学和传媒政治经济学遗产丰厚,这里无力系统总结,仅仅采撷些许珍宝。无论是观赏电视的沙发土豆还是玩耍手机的“葛优躺”者,您以为您在歇息,可您是不知疲倦地为不知名的资本卖命。作为商品视听人(commodity audience),您为被设计操纵的时尚而迷狂。当代实验社会心理学的金钱启动和脏钱启动研究也具体微观地呼应了这些理论命题。概言之,资本一方面傲慢狂妄地为美好生活甚至美妙生命定义标准,另一方面在逐利中建构欲望丛结和虚假狂欢。
(二)强权–资本场:构建和样态
强权关乎统治与服从、支配与抗争。它甚至比人类种系史更为久远。灵长类动物行为学者如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人类物种的至亲黑猩猩和巴诺布猿中都洞察到强权争斗和成熟的政治谋略。西哲大家在其经典中曾以思想实验推定人类的原初境况,以此来论断强权之缘起。如霍布斯、卢梭、康德或罗尔斯,相随的推断模型如“丛林状态”“高贵的野蛮人”“非社会的社会性”或“无知之幕”。但这些推断都倒向原初社会契约的铸就,以及体制化强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1948–2024),图片来源:PROSA 会议官网
久远以来,直至资本主义体制立根,强权以蛮横、残暴和血腥一脉独大。起初为食品和性接近的优先权,然后为所有珍贵品质。强权之外,全为草芥。人类历史,前半段本质上是强权的强暴史和服从的奴隶史,而后半段则是驯服残暴争取人人底线生存权的抗争史。一如卡拉斯特所言:“所有无名者的历史/没有历史的民众的历史,都是社会反抗国家的历史。”其史学线索和时段,史家可自由裁量标定。
人类强权史可浓缩为三种继替模式:专制政治、解放政治和尊严政治。艰难觉悟的线索深潜其中:对独断强权进行制衡或者分权。因为强权如此专横,只有同样专横的强权才能对抗或制约强权,其他所有可能的手段如道德良知或神学教条都力有不逮。但这种继替模式的论断,只论及整体的政治趋势,并不天真地预设专制政治和解放政治在所有政治体中已经消亡。经验事实是,变相的奴隶制至今依旧横行霸道,只是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已经塌陷崩溃。
从草民到公民,从非人/半人到完人,“从身份到契约”(from status to contract),是人类种系史开天辟地的变革。在漫长的草民时代,人之政治主要是血腥的专制政治,目标趋向是“人上人”的世袭等级制和门阀体制,其中贯穿主人–奴隶的辩证法;追求身心自由和解放的政治,同样血腥,目标趋向是“人同人”的公平正义;而当代的尊严政治乃是追求承认和可持续尊严,目标趋向是“人中人”的自由自在。
理论上,左派或右派、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只是在论证利维坦这“必要之恶”的“必要”性,乖巧规避了“必要之恶”的“之恶”本身。而在实践上,民主党或共和党、保守党或工党都在生产和再生产“必要之恶”之恶本身。如果援引剥洋葱的论证术,左派或右派,学理上,它们款曲暗通。有关意识形态心理学的系统总结,也揭示左派或右派实为心和面不和。
布洛威(Michael Burawoy)论断了人类历史的三次大转型。第一次大转型,其路标是资本力量作为强权对抗力量的兴起。在中西封建时代,强权同盟主要是族权或教权;在资本主义体制立根之后,作为对抗力量的资本终于与强权合谋交融,天衣无缝,而建构强权–资本场,以求对生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所有领域中实施全面支配。这种支配是没有缝隙也没有停歇的去时空监控。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或者奥威尔《1984》中“无处不在但又安然隐身的老大哥”,已经实在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人类可持续尊严岌岌可危。

迈克尔·布洛威(Michael Burawoy,1947–2025),图片来源:Social Science Space
伴随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强权–资本场在制度化的暴力之外也在演化。它已从血腥的狰狞面目,蜕变为狰狞里子、温情面纱。它也不断地网罗收编同盟。尽管在争霸过程中,盟友之间时有竞争冲突。强权–资本场的代理权贵集团,其胃口也在演化,不再单纯粗暴地执着于暴戾,而变异为“杂食者”。他们一方面贪婪攫取和占有所有珍贵美德,另一方面则随心所欲饕餮其所有嗜好,同时还粗鄙傲慢地企图为高尚尊严生活确立“标准”。
作为元语境,强权–资本场如水银泻地,侵入在所有四种他人在场的形式中。就实际在场而言,强权–资本线索是认知加工的最突出线索;就想象在场而言,人类想象力的空间充塞着权欲和逐利冲动;就内隐在场而言,与任何场景关联的行为准则体系,都由强权–资本所立定或背书;而虚拟在场的编织,强权动议,资本为先,其所构建的“算法利维坦”,被强权挪用,或与强权共谋,而成就“利维坦–算法利维坦”同盟。
(三)强权–资本场的运作机制:社会分类权
强权–资本场,本质上是狰狞里子–温柔面纱。狰狞里子是体制化暴力的垄断和合法实施。而体制化暴力之温柔面纱,关涉社会认知–政治学过程,亦即社会分类权的建构和再生产。社会分类权,意指政治体在建构其宪法、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时对其国民进行区分的社会分类体制。其核心是日常的社会分类常识被政治体所垄断并体制化,以对不同人群实施体制性的差别对待或处置,或对特定人群进行有偏的不利对待。
已有如涂尔干、道格拉斯或泰弗尔等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大家深入解剖社会分类难题,其中攸关贴近的则是帕森斯的弟子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范·登·伯格解蔽了三元社会分类系统,它潜伏在所有社会支配体制的背后。第一元就是年龄分类系统,以亲子关系为出发点。
亲子关系一直被虚构为尘世间最柔美的人际关系,它以关爱、呵护和承诺为中心。但当代演化生物学的大家特里弗斯(R. Trivers)基于亲本投资论(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在1974年推演出亲子关系的黑暗里子,亲子冲突(pararent-offspring conflict)无处不在,其动因是适应性竞争。
范·登·伯格洞悉了年龄分类系统所隐含的成人对儿童的支配,或亲权(parental power)对子女权的不对称。他雄辩地论证亲子关系就是原初不平等(the primordial inequality),而核心家庭就是微观暴政(microtyranny)!
不过,范·登·伯格也指出,年龄分类系统特征独具:第一,人类儿童漫长的成长期,或者延缓成熟(prolonged immaturity),使自身在体能和心智方面都处在相对不利的处境。他们被成人支配,有生物学和生理学的根基。第二,就生命历程的视角而言,这种支配形式还相对公平。因为每个成人都曾经历儿童期,而绝大多数儿童也有机会长到成年。
第二元分类系统就是性别分类系统。范·登·伯格敏锐地觉察到,在社会支配的形塑过程中,年龄分类系统和性别分类系统交互纠缠,共同建构社会支配链——成年男性对成年女性及两性儿童的支配。
受惠于范·登·伯格的洞见,社会支配论的理论家斯达纽斯(Jim Sidanius)和普拉图(Felicia Pratto)进而敏锐地指出,成年男性群体并非同质群体,其中存在深刻的分化。他们明辨地构造了从属男性目标假设(subordinate-male target hypothesis,SMTH)。从属群体的成年男性,并没有享用统治和支配的快感,反而遭遇双重困境:因为亲本投资的逻辑,在择偶市场中,他们处境不利,难以找寻佳偶;同时,在等级分明的支配体系中,他们是机构歧视和社会歧视的主要目标。
范·登·伯格的第三元分类系统,可称为专断分类系统(arbitrary system)。如果说年龄系统与性别系统还有生物学依据,那专断系统的分类尺度,就全然是任意的、武断的,毫无正当可言。但在社会支配剧的舞台上,其蛮横和粗鄙被仔细地装扮文饰,涂抹合法可信的伪装:当人群被户籍、出身、肤色、地域、政治倾向、宗教偏好甚至性取向而不利区分的时候,他们被错误承认或不承认,其本真性被践踏,其尊严被羞辱,其自我本性也毫无觉知地被低人化甚至非人化。
范·登·伯格的三元分类图式只是逻辑工具,它们同时并置地印刻在分类对象身上,并不预设相对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在社会支配的运作过程中,三元分类图式结成分类罗网笼罩众生。三元分类系统可融合进当代社会认知甚至认知社会学的框架中。在社会认知意义上,哪里有分类,哪里就有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而在认知–政治意义上,哪里有分类,哪里就存在对分类权的争夺和垄断。而政治体则通过社会分类体制化,垄断社会分类权,以此在暴力的垄断之外,成就其符号霸权。如果说暴力支配是明枪实弹,有偏分类则是暗箭飞刀,二者狼狈为奸。
身份证可看成社会分类权的最简图式,或最简分类权之载体。在2017年英文版维基百科当中,能够清晰识别23个国家和地区的身份证(图1)。这些身份证信息,可用于最简分类权的国际比较。第一,身份证上所标注的信息,乃是政治体对其民众实施归类的最简分类信息。除却姓名和号码,被挑中的分类信息集模式,有高度的共识化趋势,如出生日期和性别。第二,这些被挑中的分类信息并没有逻辑合理性和必然性。如保加利亚和德国的身份证上没有标注性别,法国身份证上没有标注生日。

图1 分类权的国际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身份证信息归类,图片来源:原文附图
以最简分类权为骨架,以专断分类体制为章鱼触角,强权–资本场织就了社会分类的天罗地网,“利维坦”中少有漏网之民。任何琐碎的、武断的、任意的线索、尺度和标准,在社会分类权的设计、实施和运作过程中,都可用来标定人群差异。非预期后果的逻辑,在其中明晰彰显。一旦这些武断的线索被尊为分类标准,其权重和价值就增殖膨胀,并成为后续行动的合法前提和凭借。
有偏分类权在社会层面构造体制性歧视,把非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正当化和合法化;在社会心理层面,它通过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社会拒绝(social rejection)或社会放逐(social ostracism)机制,使不利者的身心置于制度创伤的境况中。制度创伤涵括身心健康伤害,认知上的匮乏效应(scarcity effect),自我意象上的污名丛(stigma complex)、情感体验上的社会痛楚(social pain)和行动模式上的快策略。
首先,有偏分类权导致童年期的不利处境,这会滋生相伴长久的伤残损失生命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s)。
其次,有偏分类权伤害不利者的社会认知,即认知匮乏效应(scarcity effect)。通过捕获注意力的管窥效应(tunneling effect)并且降低认知带宽(cognitive width),认知匮乏摧残匮乏者的判断和决策能力,瓦解其合理抗争与改善自身处境的智慧资源。
最后,在西文词源学上,污名(stigma)意指脸上被烙的羞耻印记,以示卑劣与低贱。这些被烙印记的,主要是奴隶、战俘和罪犯。脸上刺字的野蛮行径,今已根除,但被替换成符号形式,仍顽固地留存在有偏分类体制中。与施污者对照,受污者被认定没有完备人性(the full humanity),或只有部分人性(the partial humanity),甚至是非人。
强权–资本场中的有偏分类,很少基于单一维度,往往基于多重维度的复合叠加。由此,在社会分类体制中的不利者,所背负的很少是单一维度的污名,实质上是“污名丛”(the stigma complex),有“跨域性”(intersectionality)的特征,例如美国的黑人–女性–伊斯兰信徒。污名丛结,危及不利者动态完整生命的建构,使之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创伤体验中。
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th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近期研究发现,与污名相伴的社会痛楚(social pain),和生理伤害类似,存在生理疼–社会痛重叠效应(the physical-social pain overlap)。
进化心理学的生命史视角也系统探究困境人群的行动策略。困境人群,因为缺失试错资源,其行动策略特征集,主要是冒险倾向、短期机会主义和控制感缺失。而相对于优势者行动模式的飞扬跋扈,不利者则谦卑懦弱。
图2所示为强权–资本场的运作逻辑:强权和资本在资本主义体制立根之后媾和结盟,从而构建强权–资本场,并且作为元在场形式,潜伏在四种基本的他人在场背后。在暴力的垄断之外,它还垄断社会分类权,而成就其狰狞里子–温柔面纱。作为内隐机制,社会分类权后效惨痛:在社会层面,它系统地禁锢和伤害共同体最珍贵的智慧资源,制造社会死寂;在社会心理层面,它使不利者遭受身心所有面向的制度创伤。而触碰这些难题,始于当代承认–尊严政治学的哲思。

图2 强权–资本场的运作逻辑,图片来源:原文附图
(一)思想史恩惠–条件
承认–尊严政治学的思想史恩惠–条件,源于一组涌现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相似观念——个体(individual)、自我(self)和同一性(identity)。首先是个体观念。个体与个人(person)不同,尽管当今已经混用。“个人”的西文词源,乃是面具(persona),引申为舞台上表演的活物,可是玩偶或奴仆,也可是主人。
而“个体”则约在文艺复兴期间首次出现在英文中,从切割、肢解和分离(divide)中对比引申而来,指不能被切割、肢解和分离(in-dividual/individual/individuality)的整全存在,即个体。这一观念洞开了人类生命图景崭新的政治–社会想象——人类不再是生而为奴,而是生而拥有不可切割、不可肢解、不可让渡的自由、福祉和尊严。
与个体观念相伴的是自我观念。久远以来,受制于生存之困顿和艰辛,远古人类智慧探究的焦点在于生存险境而非人类自身。西学大家泰勒(C. M. Taylor)辨析出三条从自然转向自我的线索,以透视西方社会自我探究凸显的缘由和卓著成就。
第一是向内在性(inwardness)的转型。始自柏拉图,以奥古斯丁为中介,完成于笛卡儿和洛克。这期间,天主教的忏悔实践和日记体文本的兴盛,乃是典型标识。内在性的转型,迫切倚靠疏离族权、皇权和教权的超然理性(disengaged reason)的涌现,主体因而能自由地自我探究和自我承担。
第二是文艺复兴时期对日常/世俗生活的肯定(the affirmation of ordinary life),或者是对生产和再生产/繁衍生活的肯定。生之目的,不再是仅仅荣耀天主和救赎自身;尘世之享乐,也有同等的正当性;而自我之喜怒哀乐,也是生命之奇妙。
第三是启蒙时代特定紧张关系的形成。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征服自然的工具理性与祈求和敬拜自然的浪漫主义之对峙中。因为这种紧张和对峙,西欧人不得不直面自身在自然界甚至宇宙中的位置。自我由此被定格和聚焦。而汉语语境中自我的根源仍有待被深入地系统探究。
而同一性(identity)在思想史中的出场稍晚。它源于拉丁文词根idem,意即“同样的”,从16世纪才用于英语中。其意衍生为“人或物在所有时间及所有场合与自身等同”(sameness)。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及其推演的身心二元论,洞开了同一性的心理哲学空间。多位大哲如洛克和休谟也卷入其中。
同一性首先意味着我一直是我,而你也一直是你。所以,我和你是不同的,存在差异。其次,同一性意味着我不臣服于也不隶属于你,而你也不是我的臣民或附属。由此,我和你都是独立、自主而平等的;但主人和奴隶之间,只有等级和身份(status),并无各自独立的同一性可言。最后,我和你的同一性的标准和来源,基于我和你自身的多数关键特征和关键关系的连续性,不用再诉诸身外的任何尺度和权威,如族长、领主、国王或教皇,因此我和你都是自由的。
(二)霍耐特–泰勒方案:为本真承认而斗争
思想史恩惠–条件,为社会支配中的服从者的抗争奠定了基石。而如何抗争?目标路线图何在?霍耐特(Axel Honneth)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拓荒者。融会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和米德的自我理论,霍耐特得以洞悉,自我的圆满证成必须倚靠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或对称承认,或互主性(inter-subjectivity)的生成。如果主体体验到蔑视,从而意识到没有被承认或被错误承认,就会致力于“为承认而斗争”。
霍耐特构造了承认类型学,包括承认关系的三种模式,分别对应于私人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即爱、法律和团结;而蔑视,则是承认关系的否定等价物,会导致强暴、权利剥夺和侮辱。蔑视就是尊严被践踏,为承认而斗争实则孕育了为尊严而斗争!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SPÖ Presse und Kommunikation 摄,CC BY-SA 2.0,有裁剪)
拉蒙(Michèle Lamont)把霍耐特的承认政治学转化为承认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她严厉地批评当代不平等社会学耗费太多心血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上,如职业、教育或财富,而茫然漠视价值与文化成员资格上的不对称。拉蒙特的跨国研究揭示出,支配群体与从属主体之间存在巨大的“承认鸿沟”(recognition gaps)。而承认社会学的目标就是要消解“承认鸿沟”,实现承认正义。
在不公和支配脉络中,“为承认而斗争”等同于“为反抗蔑视而斗争”!认同—尊严政治学必须直面紧迫议题:谁在蔑视?蔑视谁?如何蔑视?社会后果以及社会心理后果如何?如何抗争?
泰勒发现,在以性别、族群、宗教来对人类共同体进行区分/划界的过程中,底层群体(subaltern)被支配群体标定,其特异性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贬低而遭排斥。霍耐特“承认”的否定等价物“蔑视”,就被泰勒推演为有意的错误承认(misrecognition)或不承认(nonrecognition)。“半人”基于错误承认,而“非人”则基于不承认。
无论是作为社会认知–政治过程的错误承认还是不承认,还是作为其对应的政治–社会后果的半人或非人,其内隐玄妙,依照泰勒的承认政治学,就是践踏了底层群体特异性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而承认政治的目标就是“为本真承认而斗争”!
就词源而言,“本真的”或“原真的”(authentic),是指艺术品如画作的原品而不是赝品,因而本真的不等于真实的,因为赝品也是真实的,有时甚至比原品更为精美。依照泰勒的论辩,在微观层面,本真性首先是指每个个体坦诚地面对真实的自我,倾听内心真实的呼唤。而在宏观层面,它意味着在平等尊严和平等尊重基础上的公民德行,即热爱和照顾政治共同体中的同胞。
由此,本真性不仅关涉道德维度或文化维度,它关涉作为“整全之人”的所有可能维度。底线而论,当个体没有体知到受羞辱或有意地羞辱他人时,本真性得以彰显。这背后有罗尔斯最低限度的“重叠共识”,即你我共同是人,共同做人,也同为整全之人。
被蔑视或被错误承认/不承认,就是被羞辱或被污名标定,也就是被强权–资本场放逐剥夺,或承受近乎终身的身心苦楚。舍勒(Max Scheler)曾用怨恨来指陈这种被弃绝的“蝼蚁状态”(powerlessness)。接续舍勒的怨恨社会学,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怨恨政治学把尊严系统地纳入进来。福山版的承认政治学,其目标就是追求每个个体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肢解的自由和尊严。
概言之,霍耐特哲思的轴心是承认对蔑视,泰勒则是本真承认对错误承认/不承认,而福山则是尊严对怨恨。
(三)可持续尊严政治学:为本真分类而斗争!
尊严是人类最珍贵的美德之一,涉及一组相关概念——积极面向的如自由、高贵和喜乐,消极面向的如奴役、卑贱和怨恨。无论政治史、宗教史和法治史,人的尊严都是论辩焦点之一。尊严本质上是可持续尊严,而不是短暂的随意被恩赐也随意被剥夺的权益。其底线是每个人类生命在生命历程中的所有时空场景下都不受羞辱,都被当“人”;其高光愿景是自由地拓展所有潜能,引领美妙生命。
强权–资本场中的可持续尊严岌岌可危!在社会认知–政治学的意义上,强权–资本场对社会分类常识的体制化,总在建构有偏分类权,进而催生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说,社会认知上的分类,总在政治上勾连错误承认和不承认、蔑视和羞辱、污名和怨恨。
在社会认知意义上,若基于任何线索、尺度或标准对自身和他人进行区分,分类者总是倾向于非公正地差别对待和处置自身内群与外群成员。然而,这掩盖了所有生命的终极平等——向死而生但终归尘土这一事实,也忽视了人类物种中最超然上位的分类范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因此,在沉思、论辩和公共政策构建中必须时刻激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有冲击力的标识。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有稳健的遗传基石,这就是人类物种内部所有个体之间共享至少超过99%的遗传特征,亦即人人之间具有高度的亲缘关系,其底线是对共同毁灭的共同恐惧。布鲁姆发现,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描绘了对共同毁灭的共同恐惧,其当代形态就是风险共同体之要义,无论是核战风险、气候变迁还是生态恶化。
但大多讨论只论及其工具价值,如促进所有民众的富足和幸福,却几乎没有触碰到更高的规范价值或者伦理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伦理价值是促进和滋养所有人可持续自由和可持续尊严,而不是暂时的被恩赐的些许自由或尊严。

托马斯·W.基恩主演《奥赛罗》的石印海报(约1884年,美国),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深邃的典范哲思根基。在最抽象的层面,人和公民之间的张力,是所有个体面临的基本困扰之一。所有个体,都同时是人类的一分子和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公民。人人同时隶属两个共同体,一个是界限分明的政治共同体,一个是更宽广的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道德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但丁的《论世界帝国》,已经论及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图景。但更系统的哲思典范,当归于康德方案。
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多篇论文中,康德已经勾画了世界公民权,或者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样态。在《永久和平论》当中,康德主张在自由国家联盟制度的基础上,世界公民权利意味着友好地对待那些访问他们领土的旅客和商人这一最简洁的义务。但康德质疑世界政府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康德的世界公民权思想确认了在国家体系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人类共同体。
康德《永久和平论》书影(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继承康德方案,哈贝马斯在欧盟的政治实践、不断加强的全世界的政治交往方式和全球风险的事实上,深入思考政治体的公民资格和国家认同的新形式。哈贝马斯明确主张,世界公民状态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幻想,国家公民资格—世界公民资格—风险共同体的资格构成一个连续统。
而中文方案可溯源至古典天下大同的祈盼。当代典范当归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方案,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费老方案关涉容易被误解的四个概念:文化虚无主义、文化自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可借鉴群际关系语言来辨析澄清。文化虚无主义是对内外文化共同体的贬损;文化自卑是贬抑内群同时艳羡外群;文化自信是偏好内群同时贬损外群;而文化自觉则是至上境界,即偏好内外群、美美与共。
唯有文化自觉,才能救赎文化虚无主义的孤绝,为其四处飘荡的游魂立根;也唯有文化自觉,才能抚慰文化自卑的神伤,为其内在的孱弱灌注精气神。当然,文化自觉也可点化文化自信,滋养其傲骨,升华其浮躁的傲气。一句话,唯有文化自觉,才可赋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洁。
费孝通手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人人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剥夺不可肢解的珍贵成员,人人遍享不可剥夺不可肢解的可持续自由和可持续尊严。时刻铭记此事实和价值,有偏分类理念和实践就可能被解构。由此,承认政治学的“为承认而斗争”,以本真承认政治学的“为本真承认而斗争”为中介,就导向可持续尊严政治学的“为本真分类而斗争”!
本真分类,意指在承认所有人类生命同等禀赋珍贵价值和尊严基础上的分类智慧、分类实践和分类体制建构。它关联三个逻辑连贯的词典式的分类原则:
第一,本真分类预设所有人类生命不受玷污的本真性与可持续尊严,类似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原则。
第二,如果任何分类线索、尺度和标准可能会非公正地区别人群,那必得优待分类后果中的不利者,类似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二原则。
第三,限制任一分类线索的适用范围,使之保有领域–特异性(domain-specificity)而不是跨域性(intersectionality),以免单一面向的不利处境被扩散至其他面向,进而毒害个体生命的整全性。
基于如此的规范基石,呼吁与追求本真分类的认同斗争,也许是切实可行的策略。仰仗这些哲思、方案和策略,在分类技术上更新最简分类权,只有年龄基准的至简分类。年龄分类依然存在成人对儿童的欺凌风险,也可能存在青壮年和长者之间相互的消极评价。但即便如此,与既定的有偏分类集中的所有可能的其他线索相对照,它的伤害最少。
在既有的有偏分类体制当中,其他的分类线索之间可能存在叠加和增强效应,从而构建污名丛结。诸害相权,年龄分类乃是最不坏的分类。当然,理想境况是消除所有可能的分类,这样你我只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甚至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成员。而这也正是康德意义上全球公民社会、全世界的本真分类权和全球正义的愿景。
人类尊严岌岌可危的脆弱性,主宰了可持续尊严政治学议程,也为可持续尊严心理学的理论论辩和实证研究开辟了新路。现在到了从安乐椅的哲思转向实证论题的时候了。
(一)班杜拉的教诲
在有关人性的哲思之外,社会心理学家也有意无意地构造有关人性的工作预设或立场。这种预设关乎研究者问题域设定、理论建构以及研究程序决断的前提和起点。诸多方案中,唯班杜拉的方案简洁明了,包含以下三种预设:
第一种预设:每个人和所有其他人类个体在某些特性上完全一致,亦即人类物种普适性(universality);
第二种预设:每个人和某些其他人类个体在某些特性上完全一致,亦即人类物种普遍性(commonality),或人群特异性,亦即文化共同体的特异性;
第三种预设:每个人和所有其他人类个体在某些特性上完全有别,即个体独一性(uniqueness)。
这三种预设分布在不同方法偏好的研究者之间,甚至分布在同一研究者的不同论题之间。而偏好第二种预设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也关涉其中。
(二)可持续尊严之智识考古
可持续尊严,在中外古今思想史中的哲思,源远流长。尊严的智识考古,就得系统总结它在中外古今哲学史、宗教史和法治史中的意义变迁、表现及抗争方式。而体现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中外古今之典范人物,也值得检索追寻。同时,还得系统总结无处不在的尊严贬损的种种样态,甚至人类酷刑史的变迁,如从肉体折磨到自由囚禁和心灵痛楚。尊严的智识考古,还必得深究尊严与人类其他高贵品格如人权、公平、正义、承认及本真性之关系。而在强权–资本场的当代语境中,人工智能所衍生的人–机关系及人的自主性,也为可持续尊严提出新挑战。
(三)作为学科构念的可持续尊严
人格和社会心理学的奠基者期待把学科锻造为硬科学。核心变量集的高信效度测量和严谨的实验操纵,是学科成为硬科学的基本使命和基本条件。追随班杜拉的教诲,可持续尊严心理学的研究议程首先是切肤层面的使命,这也是后续研究的基础:可持续尊严的度量和实验操纵。就度量而言,基于严谨的心理计量学程序,尊严的内涵、结构和维度已经被初步探讨,但这同时也激发了更多难题:尊严的社会表征模式是栖身于先哲的文本中,还是在日常尊严受损的切骨体验中?如何区分和度量状态性尊严与可持续尊严?实验操纵中的尊严启动是领域特异的还是内隐普遍的?
而切肉层面的使命有二。一是系统揭示尊严的梯度格局及其保护因子集和伤害因子集,如从底线的免除恐惧、免被羞辱和蔑视,到自在的尊严感,再到高峰体验与觉悟;还有尊严感的阶层、阶级和族群等分布格局。
二是尊严与消极构念丛之关系如低人化、非人化、自我贬低、怨恨、焦虑、习得性无助、抑郁、暗黑三角人格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以及尊严与积极构念丛之关系如自尊、自我赋权、习得性希望、幸福感、自我效能感、自我控制、自我认同、自我实现、高峰体验、延迟满足、灵性超越性(spiritual transcendence)和创伤后成长(post traumatic growth,PTG)。
切骨层面的使命,包括:第一,系统探究尊严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在社会心理因果逻辑链中的恰当位置及相关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第二,深究尊严保障和尊严损害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生态异质性;第三,类似于强权及其抗争史、尊严损害及其保障的变迁模式中的动力、保护条件及其风险,也应是探究之要点。
作为最高成就的风险和伟业,人类生命如此幸运,也如此艰辛;多少奇妙,也多少困顿磨难。人类生命从诞生起,首先成“人”——基于社会分类的共感(common-senses),逐步被区分为大人/孩子、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黄皮肤/黑白皮肤、非信徒/宗教徒。强权–资本场在暴力之外,借助体制化社会分类建构社会认知–政治学的支配逻辑,即社会分类权。社会分类权类似天罗地网,囊括众生。由此,人类生命又蜕变为奴隶或主人、草民或公民、强权附庸或立约者。
强权之逻辑是唯命是从与俯首帖耳,资本之逻辑是定价加交换,而强权–资本之叠加,则是为所欲为和骄纵暴戾。可持续尊严心理学,其使命期许为社会心理学灌注“社会之魂”,从而制衡强权–资本场对于生命的霸凌和钳制。
每个个体都期盼以自己独一的道路构造独一圆满的美妙生命。超越快乐之单调追求,每个个体还有求真与掌控事件发生之使命和抱负。价值、真相和掌控这三元动机的协同匹配,是每个生命作为自在目的存在的标志。而可持续尊严作为珍贵品质熔铸在价值、真相和掌控的协同运作中。
但在人世间,所有的美妙都是脆弱的,一如《善的脆弱性》。恶之路千千万万条,而良善美德路如骆驼穿越针眼。可持续尊严为美妙生命奠基,但其脆弱性恒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