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不稳定工作与性别观念的型构

刘爱玉

提要：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过去30年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及特征，并基于性别地位实践分析框架，探讨绝对地位、相对地位与性别观念之间的关系，重点检验不稳定工作对性别观念及其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夫妻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状况和收入水平，塑造了两性在家庭关系中的自主性和相对地位。平均来看，丈夫因对家庭经济资源贡献更大，在夫妻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妻子在经济上更依赖丈夫，这种地位格局成为偏传统性别规范的基础。（2）两性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参与和地位的变化，塑造了家庭场域的性别角色实践模式，也促使性别观念在1990—2010年出现传统回潮，2010年以来则呈现平等化趋势。

关键词：性别地位实践分析框架 不稳定工作 性别观念

“不稳定工作”（precarious work）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美国前社会学会主席科尔伯格（Arne Kalleberg）剖析了21世纪“不稳定工作”成为常态的原因及其后果，指出“不稳定工作”是一种不确定、不可预测且有风险的就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工人所能获得的社会保障和应享权益极为有限。尽管自出现有酬劳动起，“不稳定工作”就已存在，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大对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国正迈入“不稳定工作”常态化的社会转型阶段。从与之概念相近的“非正规就业”情况来看，2021年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规模达30084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64.32%。

在1990—2010年这20年间，随着“不稳定工作”的增加，我国出现了性别观念回归传统的现象，这种性别观念传统取向的“回潮”，一方面可能源于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或许与中国日益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不断增多的“不稳定工作”相关。职业是塑造性别观念的重要因素，诸多研究表明，女性对婚姻中的负担（如家务分工）愈发不满，男性也日益对婚姻中的养家责任感到不满。男性就业保障降低与工资增长有限限制了男性养家的能力，而在2010年之后，性别观念又出现了某种向平等主义的转向。那么，这种转向是否意味着工作特征发生了某种有意义的变化？不稳定工作的增加及其常态化与性别观念变迁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些议题在目前的研究中仍未得到深入探讨。

性别观念，即性别角色观念（gender-role attitudes），指的是对男女应遵从的社会规范、社会角色分工、性别关系模式及其行为模式等的信念与看法。既有关于性别观念的理论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现代化论，该理论强调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价值观的自由主义化，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政治民主化和平等意识的增强，人们的性别观念也从传统型向平等型转变；（2）社会建构论，此理论强调性别观念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人们对两性规范的认知通过社会化、性别互动、性别期望以及性别分工形成，并在实践中得以强化；（3）内在利益论，该理论认为性别观念的形成植根于主体的利益结构，由于两性在利益结构中的位置不同，因此性别观念呈现出差异，只有当支持性别平等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个体才会选择支持或认可两性平等的观念，否则将延续传统的性别认知；（4）个体能动论，认为个体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他们能够通过自身实践推动性别观念的变化。

上述理论在解释中国性别观念变迁时，仍需进一步解析，并接受实证证据的检验。现代化论隐含了“结构”视角，但需要研究哪些结构要素对性别观念产生作用，以及这些结构要素对两性的影响是否相同。社会建构论强调文化通过社会化机构（如家庭、学校、职场）塑造两性的性别观念，但哪一类社会化机构对性别观念的塑造最为重要呢？内在利益论与个体能动论强调了两性在观念塑造过程中的能动性与理性选择偏好，却未阐述偏好选择的基础。综上所述，在探讨性别观念的塑造或影响要素时，需要厘清观念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机制，以及关系如何随情境而变化。对此，“性别地位实践分析框架”为分析中国两性性别观念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性别地位实践分析框架”认为，社会结构/关系包含个人为界定与他人的关系而展开行动的情境。三类社会结构/关系对塑造人们的性别观念起着重要作用：其一，建立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等基础上的先赋地位；其二，个体通过努力建立的更为外向广泛的社会关系及由此获得的自致地位；其三，具有不同先赋地位与自致地位的两性在互动实践中形成的家庭夫妻关系及由此产生的夫妻地位差。自致地位体现了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是性别角色分工的社会实践，可视为绝对地位；夫妻地位差体现了由先赋地位和劳动力市场地位境遇交互作用所塑造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可视为相对地位。性别角色责任期待由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的交互影响所塑造。以往研究已依据“性别地位实践分析框架”探讨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性别观念变迁。本文将不稳定工作引入这一分析框架，拓展原有对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构成的认识，重点探讨个体的不稳定工作和夫妻之间的工作稳定性差异对家庭性别角色的影响，并在以下两个方面与过往研究展开对话：一是自主与依赖对性别观念塑造的问题；二是经济依赖对性别观念的影响。

其一，性别观念形塑：自主与依赖。从不稳定工作的视角考察其对绝对地位的影响，进而探究其对性别观念的形塑。一方面，关注从事不稳定工作的男女在职场中的境遇以及职场中的性别化建构，而这种性别化建构的参照对象是职场中的其他男性和其他女性；另一方面，考察职场境遇及其收入所构建的在家庭中的自主性。有少量研究表明，从事不稳定工作的男性在职场中不一定意味着丧失男性气质。一项关于美国不稳定就业日结工的研究发现，日结工主要为拉丁裔移民，他们主要分布的街角劳动力市场（街角市场）和常规日工中心（中心市场）有着明确的边界划分和性别化阐释：去街角市场的日结工将去中心市场的日结工视为懒惰且依赖他人，戏称其为“福利王后”；去中心市场的日结工则将去街角市场的日结工视为出卖身体。通过批评/谴责另一个群体的女性从属（feminine submission），每个群体都在强调自身的尊严和男性气概（masculinity）。不同工作情境（如价值贬值职业或者女性化职业）中的人会发展出不同的自我价值保护策略，男工会采用合理化职业意义、贬低女性同事能力以及扮演重要角色等策略来重构支配性气质，在劳动空间展现出双重男性气质。对中国不稳定就业劳工的研究也发现，男工们在工厂内通过“打趣”女性从业者、抽烟、说脏话、打架等方式重构支配性男性气质，以反抗资方的空间规训。男性基层管理者则通过建构劳动空间内的性别等级，来凸显其支配性男性气质。

目前，大多数经验研究的结论都支持这一观点：女性绝对地位及经济自主性的提高，对性别观念的平等化具有积极意义。但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即便从事工作极不稳定的日结工，男性依然可以通过对工作的性别化阐释，来维系自身的男性气概以及较为传统的性别观念。

对于性别观念的塑造而言，绝对地位所塑造的经济自主性，与夫妻因绝对地位差异而形成的相对地位及经济依赖，哪一个更为重要呢？或许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不利于深入理解这一问题。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举例说明，女性挣工资会改变家庭对其经济贡献的认知，也会转变夫妻关系的互动规范。书中提到，1936年开弦弓村有106名16—25岁的年轻女性，其中80%在村外工厂或合作工厂工作，成为新的挣工资者。她们的工资收入直接影响家庭预算，妇女的地位也因此逐渐发生变化。例如，一名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会因丈夫在下雨时忘记送伞而公开责骂他。而在传统观念里，丈夫是不会伺候妻子的，至少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女孩依附于父亲或丈夫，个人很难意识到自己在家庭集体生产中的贡献。但挣工资使个人对家庭的贡献变得易于估算。又如书中的另一个例子，一位已婚妇女在无锡的一家工厂上班，与厂里的一名工人恋爱。这段不合法的关系被发现后，她被厂方开除。两人同居两个月后，因经济困难被迫分开。妇女回到村里后，遭受了极大的羞辱。她的公婆起初打算把她嫁给别人，以获取一些报酬作为补偿，但后来考虑到她有在丝厂工作的技能，能挣工资，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而她的丈夫在这件事上则听从父母的安排。费孝通先生叙述的这两个20世纪30年代的事例似乎表明，经济自主性固然重要，但性别关系认知和性别观念的变化，需要放在家庭夫妻关系的框架下来理解。

费孝通《江村经济》的书影；图源：豆瓣。

其二，性别观念展示：经济依赖的增加是否必然会带来同等程度的性别关系认知改变？

从性别展示视角回应的核心问题是：夫妻中的一方，如妻子，随着相对资源的增加和相对地位的提升，其性别观念朝向平等主义的转变是否会呈线性减少？性别展示问题在家务劳动分工领域已有诸多研究。例如，布赖恩斯（J. Brines）在1994年的一项经典研究中发现，一些丈夫在收入低于妻子时，仍未增加家务劳动，她将这一现象称为“性别展示”（gender display）。此后，有学者回应布赖恩斯的研究，认为妻子的家务劳动也存在性别表演。当妻子的相对地位超过丈夫一定程度时，会感觉背离了性别化的角色期待，为平衡夫妻关系，会承担更多家务劳动作为补偿。格林斯坦（T. Greenstein）2000年的研究表明，性别展示在男性和女性的家务劳动中均存在。由此可见，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她们在家庭中贡献的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其维持和表达平等的性别观念。然而，当她们相对资源的增加超出一定范围，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超过丈夫时，其性别角色观念不仅不会变得更加开放，反而有可能回归传统观念。那么，这个地位平衡点究竟在哪里呢？巴克斯特（J. Baxter）和休伊特（B. Hewitt）对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只有当女性的相对收入超过夫妻总收入的75%时，才会出现性别展示现象；胡克（J. Hook）则发现，女性收入超过夫妻总收入的一半后，家务劳动不再减少或增加，但未出现性别展示现象。刘爱玉等依据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对我国的研究发现，男性的家务劳动分担不存在性别展示，部分女性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家务劳动的性别展示。进一步分析显示，当妻子收入约为丈夫的16.8倍时会出现性别展示，在其分析的2539名女性样本中仅有85例，占3.3%，应属少数情况。贺光烨等根据CFPS2010数据也发现，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照料时间上存在妻子的“性别展示”模式，照料时间先随妻子收入贡献增加而减少，但当妻子收入贡献超过约60%，其收入贡献的进一步提高反而会增加照料时间。此外，也有少量学者发现，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在家务劳动上均不存在性别展示。

家务劳动领域性别展示现象的存在，意味着夫妻相对地位与性别观念之间并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起初相对地位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性别观念和分工的平等化，但当以收入为主要资源的比例达到某一值时，性别观念可能会维持不变，甚至趋向更为传统。

本研究首先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1990年、2000年、2010年前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China Survey on the Status of Women，CSSW）数据，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自2010年以来的多期数据，考察我国性别观念在过去30年的变迁及特征。其次，以CFPS2020的夫妻匹配样本为资料，考察绝对地位、相对地位与性别观念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不稳定工作对性别观念的影响。在本文使用的三个数据库中，分析对象均为调查时年龄在18—64周岁、婚姻状态为“在婚”的人群。剔除模型分析变量中的缺失值后，CSSW第一期（1990）有效样本量为18572人，第二期（2000）为14112人，第三期（2010）为21138人；CGSS2010的有效样本为6611人，CGSS2021的有效样本为3564人，CFPS2020的有效样本为12432人；CFPS2020夫妻匹配样本共6572对，模型分析时因剔除缺失值导致样本减少，最终分析的有效样本为5896对。

（一）绝对地位与性别观念

绝对地位体现为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某一确定社会位置。社会学家常运用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来反映人们的客观社会地位，这一综合性概念通常涵盖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三个主要方面。在现代社会，这三者紧密相连：受教育程度影响人们的职业获取，而职业地位又影响收入水平。在这一关联中，职业是连接教育和收入的桥梁，是影响不同社会群体间生活机会和物质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

教育本身可通过两种途径对性别认知产生影响。启蒙论（enlighten-ment thesis）认为，接受更多教育有助于推动角色定位的开明化，增强主体对性别平等的诉求和对现实不平等的感知能力，消除偏见的影响；而观念重构论（reproduction thesis）则认为，接受更多教育的人往往更信奉竞争和优绩主义，相信能通过个人努力挑战各种不平等并实现向上流动，优绩主义的分配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提升消除不平等现象的行动意愿。诸多经验研究表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对性别平等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文化程度越高，如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平等观念越强。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增加，女性的性别平等观念会呈现出更为平等的趋势。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教育提升性别观念平等化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由于全球化，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有可能接触到西方的性别平等理念，高等教育为女性带来了启蒙和赋权的双重效果。其次，在市场化时期，女性的教育回报有所增加。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有可能从市场化改革中受益并获得增权，进而强化女性的性别平等态度。这增强了她们的独立意识、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从而更有可能突破传统的性别观念框架和刻板的性别分工模式。最后，与现代化论相符，中国经济发展增加了专业性和管理性职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上升，而高等教育的扩张对性别观念平等起到了推动作用。国内学者的经验研究证实，文化程度高的人较少认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更可能支持儿子和女儿在养老、财产继承等方面的平等地位，同时在子女养育过程中也更不易表现出明显的男孩偏好。

在职业地位方面，能否参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参与）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构性位置（就业地位）是其核心表征。就业参与会改变性别观念。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会改善女性境遇。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生育率下降，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增加，这些都可能促使人们的性别态度朝着更为自由平等的方向转变。西方社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推动了自由平等性别观念的树立，女性经济机会的拓展重构了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改变了性别之间以及性别内部的不平等，有酬工作增加了女性的收入机会以及基于职业的社会网络，推动了女性平等性别观念的发展。女性参加工作，无论工作性质、职位高低、收入多少，都意味着她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有机会认识到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家庭价值。此外，男性就业地位和其对性别角色的态度呈正相关，但工作经历对女性平等观念的影响更为明显。有工作的女性支持平等就业机会，因为她们更容易从两性平等中获益。面临歧视时，就业使女性更有信心与男性竞争，增加了她们对经济独立的期待；遭遇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负担时，她们也会找到更为平等的分担家务的办法。舒晓玲等对美国1977—2016年性别态度变化的研究指出，美国社会性别态度历史变迁中的60%可由宏观机制解释。其中，有两种结构力量与美国人性别态度的变化密切相关——劳动力的性别平等与男性超时工作的增加。其中，男性超时工作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性别革命停滞（stalled revolution）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性别革命的重启（restart）。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发现就业参与对中国性别观念平等化有积极影响。

诸多关于就业地位对性别观念影响的研究尤其关注女性。研究发现，女性的性别态度会因就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就业状况的改变会影响女性对“好母亲”意义的认知，全职就业的女性比兼职就业的女性在性别观念上更为平等。尽管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多从事的是地位和声望较低、收入较少且在管理和专业领域存在“玻璃天花板”的工作，但与不就业的女性相比，就业对女性实现性别平等的意义毋庸置疑。国内学者关于就业地位与性别观念关系的研究也证实，高职业地位群体的性别观念更为平等。

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而经济独立主要通过收入来实现，人格独立则是现代个体的重要内核。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女性每一步都比男性更为艰难。工业化早期，许多西方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按照“男人是养家者”（breadwinner）的模式构建的。企业向男员工支付家庭工资，妇女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依赖丈夫或儿子获取经济收入和老年生活保障。税收以家庭为单位，国家通过高累进边际税率降低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净回报，以此保障家庭照护的供给。工业化在男性与女性之间造成了两种新的社会区分。其一，将男性分配到有酬劳动领域，女性分配到无酬劳动领域。男性成为劳动力的主体，持家则成为女性的主要职责。这一区分使得雇主的工作组织和报酬体系都基于“劳动者为男性且其收入用于养家”这一假设。其二，劳动力中男性与女性的工作差异。西方文化存在这样的刻板印象：男性坚强、稳定且富有竞争力。这种刻板印象强化了“男性主要从事社会性工作，女性主要负责持家”的分工格局，并形成了支持这一分工格局的性别规范。奥尼尔（J. O’Neil）和伊根（J. Egan）指出，男性被定义为独立、有侵略性、理性、有力量且有逻辑的，好的经济提供者等同于好丈夫、好父亲；而女性则被归为养育和情感领域，相应地，女性的特征表现为关系导向、依赖、直觉、消极、顺从，且更关注家庭生活。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将这种男女性别差异理论化为工具性角色与表达性角色。按照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家庭在社会系统中具有模式维持的功能，没有工资收入且富有情感的女性养育者必须支持投入经济生产并获得工资的男性劳动者。女性接受更多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进而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劳动收入，这对女性意义重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经济自主性。更多的收入意味着更多的财务自由，意味着有能力选择更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购买社会化的家庭服务，从而实现更灵活的性别角色分工。因此，收入的增加有助于形成更加平等开放的性别角色观念。

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图源：豆瓣。

（二）相对地位与性别观念

相对地位要素中，最为核心的是夫妻职业地位差和夫妻家庭经济依赖。一直以来，夫妻相对地位的主导范式是男人养家。然而，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开放，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比例上升，一些有资质的女性通过努力获得了各类专业和管理职位。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中男性脆弱就业情况增多，部分男性从事脆弱性强、收入低的工作，甚至会因各种原因失业。在这些变化下，男性养家的传统受到挑战。男性失业或就业不足，不仅导致其绝对收入能力（absolute earning power）下降、社会流动滞缓，还使一些家庭在经济上愈发依赖女性，结果是男性支配结构的基础被侵蚀。近年来，女性养家的情况有所增加，女性作为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也在增多。在联邦德国（西德），有小孩家庭中女性作为养家人的比例从2003年的10%提升至2016年的12.2%。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男性作为供养者的比例下降，从1960年的42%降至1988年的15%；而在异性恋家庭中，女性作为主要养家者（或男性存在经济依赖）的比例达三分之一。

那么，当丈夫相对地位低于妻子，男人难以成为主要养家人时，两性分工的认知与实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对于男性在家庭中相对地位低于妻子时其性别观念的变化，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男性的性别观念会朝着平等化方向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男性相对地位降低不会改变其性别态度，甚至可能助长其传统性别观念。这两种观点分别对应了获益论与威胁论。

获益论预测，男性也将从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中获益，因而会支持性别平等。尽管女性就业或许会威胁传统性别气概认同，但维系这种认同的代价过于高昂。所谓“养家”，指的是男性在经济上对家庭的支持程度。一个善于养家的好丈夫，其妻子无需外出工作。然而，经济不景气时，养家的责任与负担会让男性不堪重负。此时，女性的经济贡献对于维系家庭运转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女性的经济贡献还能让男性在脆弱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一定支持。女性的有酬劳动不仅有助于自身性别观念走向平等，也有利于其丈夫性别观念的平等化。按照获益论的逻辑，男性养家地位的下降会促使其形成平等的性别观念。并且，地位较低的男性性别观念往往更倾向于平等，因为他们能从妻子就业中获得更多益处。不少经验研究证实，相对地位较低的丈夫往往持有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如果男性挣钱比妻子少，为家庭做出的经济贡献较小，其传统的养家糊口角色就会被弱化，他也更有可能欣赏妻子为家庭做出的经济贡献，进而形成更为平等的性别角色态度。双薪家庭中的男性，或者在经济上更依赖配偶的男性，会更倾向于平等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左继平等人利用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美国已婚男女的性别意识形态随家庭角色不同而发生的变化。结果显示，低供养地位男性和高供养地位男性都不太可能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男性供养地位的下降对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促进作用。

威胁论强调，女性共享供养者角色会引发男性对性别平等的抵制，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失去男性气概认同（masculine identities）以及妻子的家务服务。尽管妻子收入的增加有利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但妻子地位的提高会增强其在婚姻关系中的话语权，对丈夫的男性气概身份构成威胁，进而触发丈夫维护男性气概的行为。这种情况在从事低声望职业、收入较低的男性中尤为明显。有研究发现，在东非国家，一些男性在无法承担养家责任后，会出现挑衅性的性侵犯行为，试图借此获得自尊并支配女性，彰显其男性气概。同样，旧金山的墨西哥移民群体则会通过风格化的身体举止（stylised bodily deportment）来展现某种特定类型的男性气质，同时将男性气质与辛勤工作、勇于冒险、支持家庭以及为墨西哥国家做贡献联系起来。

那么，对于那些在养家方面贡献日益增加的妻子而言，其性别观念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呢？莫里斯（M. Morris）和韦斯顿（B. Western）指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能够获得相应收入，从而减少对家庭或配偶的经济依赖。这种经济上的独立通常会使女性秉持两性平等的现代性别观念。巴克斯特（J. Baxter）等学者通过对五个国家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两性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塑造了女性的利益与性别平等关系。无论在个体还是社会层面，女性的依赖都会降低其对性别平等的认同，并且个体层面的依赖会因社会层面的依赖而强化。总体来说，依赖会使女性更倾向于传统的性别态度。对家庭中收入逆转情况的研究显示，具有传统观念的男性在妻子收入高于自己时，会削弱其对养家人角色的认知，进而对婚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当男性收入低于妻子、不足以养家时，其婚姻福祉会显著下降，这是因为男性的自我认同与其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女性在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提高时，婚姻幸福感会增加。双薪家庭中的女性比其配偶拥有更高的婚姻幸福感。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相对地位与性别观念之间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刘爱玉与佟新的研究发现，性别观念会因夫妻间性别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于女性而言，当她们在家庭经济中的贡献大于丈夫，或至少拥有与丈夫相当的职业地位时，其性别观念会更趋现代。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刘爱玉分析了1990—2010年20年间两性关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她发现，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极大地塑造了两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下降，导致其在家庭中相对于男性的职业与经济地位弱化，进而重构了两性的家庭性别角色实践模式，造成了更偏向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固化。

（三）不稳定工作作为衡量绝对和相对地位的指标

以往对个人绝对地位和夫妻相对地位的考察主要基于教育、职业地位和收入。前文提到，近年来工作稳定性已成为衡量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本文聚焦以不稳定工作状况及其所塑造的收入来考察夫妻地位关系实践。

首先，我们来看以不稳定就业为表征的个人绝对地位自1990年以来的变化。本文将个人未与就业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未能享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工作年收入低于样本中受访者工作年收入中位数60%的情况定义为不稳定工作。

表1展示了三个数据来源主要年份18—64周岁非农在业的男性和女性不稳定工作的状况。1990年，男性从事不稳定工作的比例为24.2%，女性为26.1%。到2010年，男性不稳定就业比例上升到65.7%，女性上升到68.7%。两性不稳定工作的比例均显著增加，且女性经历的工作不稳定程度略高于男性。

进入21世纪的前几年，两性的不稳定工作率在高位上相对稳定，经历了一段工作不稳定去性别化的时期，之后又开始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分化。2010—2020年十年间，男性的不稳定工作比例增加了5.6个百分点，女性增加了2.2个百分点（表1）。

表1 分性别18-64周岁非农在业人员不稳定工作状况；图源：原文。

其次，结合不稳定工作情况分析夫妻相对地位的变化。通俗地讲，夫妻相对地位的变化体现为男人养家、夫妻共担还是女人养家这一问题。这一问题通常通过夫妻双方谁参与劳动、谁的工作更稳定、谁的劳动收入更高来呈现，需要对夫妻双方的就业、工作稳定性和收入进行比较。

从就业方面来看，1990—2020年夫妻均就业的比例持续下降，夫妻均未就业的比例显著上升，就业参与的性别差距有所扩大。在18—64周岁人群中，妻子未就业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丈夫未就业的比例开始上升。到2020年，女性回答本人工作而配偶不工作的比例达到了10.6%，男性回答本人不工作而配偶工作的比例为8.4%（表2）。

表2 夫妻就业参与及其变迁（1990—2020）；图源：原文。

从夫妻工作稳定性来看，CFPS2020夫妻匹配数据显示，妻子不在业的比例为29.7%，是丈夫不在业比例的两倍多。同时，妻子从事农业自雇的比例也高于丈夫。不过在非农工作方面，丈夫从事不稳定工作的比例高于妻子。从夫妻整体工作状况而言，夫妻均稳定就业的比例很低，仅为7.3%（表3）。

表3 夫妻就业稳定性状况；图源：原文。

表3续表；图源：原文。

夫妻之间的就业状况塑造了双方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自1990年以来的30余年，从收入情况来看，总体上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程度有所增加。以表4中的男性样本为例，全部或基本依靠丈夫收入的女性（即妻子收入在夫妻总收入中的比例低于20%），从1990年的14.4%升至2010年的32.8%，到2020年进一步达到33.6%，这意味着2020年约三分之一的妻子主要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而全部或基本依靠妻子收入的男性比例，在1990—2010年占比极小且增长缓慢。不过，在2010年之后的十年里，主要依靠妻子收入养家的男性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从2010年的2.1%提高到2020年的7.3%。丈夫收入在夫妻总收入中所占百分比的均值也呈现出类似趋势。1990年该均值为60.7%，2010年上升至68.9%，2010年后稍有回落，2020年降至64.9%。相应地，妻子收入在夫妻总收入中所占百分比的均值，从1990年的41.3%降至2020年的36.1%。按照布莱恩计算的经济依赖指标，男性的经济依赖系数从1990年的0.21上升到2010年的0.38，随后回落到2020年的0.30，这表明自2010年以来男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比例有所下降，但仍高于1990年的水平。而女性的经济依赖程度逐年增加，1990年为-0.17，2010年为-0.21，2020年达到-0.28——负值的绝对值越大，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越小（表4）。

表4 夫妻经济以来及其变迁（1990-2020）；图源：原文。

最后，我们简要考察夫妻在教育维度上相对地位的变化。1990—2020年，夫妻间教育地位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在年轻代群中甚至出现了齐平的情况。1990年，丈夫与妻子受教育年数的均值差为1.9年，即便在18—24岁的年轻代群中，这一均值差也达到了2年。到2000年，丈夫与妻子受教育程度的均值差减至1.2年，2010年进一步缩小到1年。自2010年起，40岁以下各年轻代群的夫妻在教育程度上几乎不存在显著差距。而40岁以下代群的年轻人，正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一代。

总体而言，1990—2020年夫妻相对地位的演变呈现出以下特点：夫妻均就业的比例从约九成降至约六成，妻子不在业的比例远高于丈夫不在业的比例。不过，2010年之后，不工作的丈夫比例有所增加，同时不稳定工作现象趋于普遍化且呈现去性别化特征，夫妻均为稳定就业者的占比不到10%。无论是30年前还是现在，经济上仍以丈夫养家为主，但家庭之间的分化有所加剧。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在经济上由男人主要养家，8%的家庭由女人主要养家。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男人养家”或“女人养家”是以相对较高的标准来衡量的，即本人经济收入超过夫妻总收入的80%。从教育对夫妻就业状况及其收入的影响来看，夫妻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在40岁以下代群的年轻夫妻中已出现齐平现象。

（一）个体和夫妻工作稳定性对性别观念的影响

本部分基于CFPS2020夫妻匹配数据，重点考查不稳定工作作为个体的绝对地位，以及以工作稳定性衡量的夫妻相对地位对男性和女性性别观念的影响。

性别观念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在CFPS2020中通过“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和“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四个题项进行测量。本文采用累加量表方法将其构建为一个连续型分值。对这四个测量指标的信度分析显示，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信度系数均超过0.66，符合量表构建要求。得分经极差标准化方法处理后，取值范围为0—100，分值越低，表明性别观念越偏向传统；分值越高，则越偏向平等。

男性和女性个人的绝对地位通过受教育程度、就业稳定性、本人收入三个变量来测量。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职高/技校、大专、大专以上五类；就业稳定性分为稳定工作、不稳定工作、自雇农业、未在业四类；本人收入取对数。

夫妻相对地位，即夫妻之间的经济依赖，通过本人收入在夫妻收入中所占比例来测量。为检验是否存在性别展示现象，分析时会加入经济依赖的平方项。此外，模型中纳入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子女状况、居住地、户籍、年龄、健康状况、地区。家庭子女状况分为三类：没有未成年子女、有1个未成年子女、有2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居住地关注城乡居住情况，按照个体接受调查时所在村居的城乡状态（国家统计局定义）分为城镇和乡村两类。户籍变量分为农业与非农业/居民两类。健康状况通过自评健康来测量，分为两类，自评健康较差与很差者界定为不健康，其余界定为健康。地区分为四类，即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

表5中，模型1、模型4分别考察绝对地位对妻子、丈夫性别观念的影响；模型2、模型5考察加入相对地位变量经济依赖后，妻子、丈夫各自性别观念的变化情况；模型3、模型6分别考察妻子和丈夫的性别观念是否存在性别展示现象。

表5 绝对地位、相对地位与夫妻性别观念的多元分析；图源：原文。

表5续表；图源：原文。

表5的发现可总结为以下三点：

（1）影响丈夫和妻子性别观念的最重要因素是个人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妻子和丈夫的性别观念均有显著的平等化效应：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的夫妻，性别观念最为平等；而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夫妻，性别观念最偏向传统。并且，受教育程度在形成平等性别观念上对妻子的重要性大于丈夫。

（2）就业稳定性对女性的重要性高于男性。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就业稳定性对妻子的性别观念有显著影响。与稳定就业的妻子相比，不稳定就业、从事农业或未在业的妻子，其性别观念更传统。相较之下，不同就业类型的男性在性别观念上无显著差异。

（3）收入的绝对多寡对妻子的性别观念影响不显著，但妻子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却十分重要。对丈夫经济依赖较弱的女性，性别观念更为平等。不过，当妻子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达到一定程度后，助推效应会减弱，即在妻子的经济依赖与性别观念的关系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展示现象。当妻子收入占夫妻总收入的比例超过56%时，随着妻子收入贡献的继续增加，其性别观念开始向传统方向偏移。因此，妻子经济贡献的增加或经济依赖的减少，未必会带来等量的性别关系认知改变。而收入对妻子的上述效应在丈夫样本中并不存在。

总体而言，考察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对性别观念的影响时不可割裂开来。因为具有一定教育程度、从事某种职业且处于特定就业状态的男性或女性，在夫妻关系中，其绝对地位会塑造相对地位，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性别观念。

（二）就业稳定性对性别观念影响的时期变化

接下来，探讨绝对地位、相对地位与性别观念在过去30年（1990—2020）变迁之间的关系。这部分分析所使用的数据中，1990年、2000年的数据来自CSSW第一期和第二期，2010年的数据来自CSSW第三期和CGSS2010，2020年的数据为CGSS2021和CFPS2020。由于不同时期调查的性别观念在测量维度上存在差别，因此本文选取每一期调查都询问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作为因变量，将回答“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归为“传统”一类，其余回答类型归为“平等”一类。鉴于之前的分析已表明，性别观念在1990—2020年的30年间，经历了前20年的传统回潮和后10年的平等化转向，本文将分1990—2010年、2010—2020年两个历史时期的样本分别进行分析。

在每个历史时期构建的模型中，绝对地位通过个人的教育、就业稳定性、职业类别和收入这四个变量来测量。其中，教育以受教育年限衡量；就业稳定性分为稳定工作、不稳定工作、自雇农业、未在业和就业情况不详五类；职业类别分为专业与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工人、农业和不在业/职业情况不详五类；收入以1978年为100，依据相应调查年份的物价指数进行转换，生成一个可比收入变量，在模型分析中取自然对数。相对地位则以经济依赖（本人收入在夫妻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作为测量指标，此外增加经济依赖的平方项以考察是否存在性别展示。控制变量包括调查年份、居住地、年龄和地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

表6呈现了1990—2010年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对两性性别观念变迁影响的二分Logit模型回归系数。在这六个模型中，模型1a和模型4a分别考察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对男性、女性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支持的影响；模型2a和模型5a加入绝对地位与调查年份的交互项，探讨绝对地位各要素对性别观念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否存在变化；模型3a和模型6a考察相对地位各变量与调查时间的交互作用。

表7展示了2010—2020年性别地位实践各要素对性别观念的塑造情况。其中，模型1b和模型4b是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的主效应模型，模型2b和模型5b考查调查时间与绝对地位交互项的影响，模型3b和模型6b考察调查时间与相对地位交互项的作用。

表6 绝对地位、相对地位对两性性别观念影响的 Logit 回归系数（1990—2010）；图源：原文。

表6续表；图源：原文。

表6续表；图源：原文。

表7 绝对地位、相对地位对两性性别观念影响的 Logit 回归系数（2010—2020）；图源：原文。

表7续表；图源：原文。

从表6、表7的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1990—2010年，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出现传统回潮现象。在主效应模型中，2000年和2010年的调查样本与1990年相比，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更支持“男人养家”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这种趋势在2000—2010年这十年间更为明显。

而2010—2020年，性别观念呈现向平等化转型的趋势。在控制各要素后，可发现性别平等化转向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显著。与2010年相比，2020年女性支持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比例降低了约50%。不过，男性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也在向平等化转型。

（2）考察绝对地位诸要素对“男人养家”观念的影响，发现：

第一，在各个历史时期，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受教育程度越低，越认可“男人养家”的传统观念。而且，教育对女性性别观念的影响比男性更为重要。

从所考察的两个历史时期男性样本的调查年份与教育程度的交互效应来看，与1990年相比，2010年接受更多教育的男性，其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向传统回归的速度有所减缓。而与2010年相比，2020年男性受教育年数的增加，进一步加速了其性别观念向平等化的转型。

1990—2010年，虽然受教育年限对女性的平等性别观念有积极影响，但女性样本的调查年份与受教育程度的交互效应不显著，表明这20年间教育对观念的影响变化不明显。然而，2010—2020年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其性别观念向平等化转向起到了显著的积极推动作用。

第二，从职业类别来看，从事管理与专业职业的女性，其性别观念比其他职业者更偏向平等，而从事农业劳动的女性则最偏向传统。对于男性而言，工人、办事人员的性别角色观念与管理和专业人员无显著差异，男性农民的性别观念比其他职业群体更为传统。

从就业稳定性角度看，在每个历史时期，不稳定就业的男性比稳定就业的男性更支持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从就业稳定性与调查时间的交互项来看，该交互项在1990—2010年和2010—2020年的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不稳定就业对男性偏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在这期间未发生改变。对于女性样本而言，1990—2010年，就业稳定状况不同在性别观念上未表现出差异；但在2010—2020年，与稳定就业相比，不稳定就业对女性认可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有显著的强化作用。

第三，无论男女，由教育和就业状况共同塑造的收入水平对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取向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提高有助于性别观念向平等化转变。

对于男性样本，在1990—2010年的20年间以及2010—2020年的10年间，其作用模式表现一致，即男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越大，越可能支持传统型性别角色观念，调查时间与经济依赖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对于女性样本，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越大，越有可能支持平等型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不过，从收入与时期的交互项来看，2010—2020年的交互项系数呈显著正效应，这表明2010年以来，女性家庭经济贡献提升对平等型性别观念转型的推动作用有所弱化。

（3）夫妻就业参与以及由此导致的夫妻家庭经济依赖状况，对男性是否支持“男人养家”观念有显著影响。随着男性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增加以及妻子对其经济依赖程度的提高，男性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支持度也在上升。当男性本人未就业而妻子就业时，相较于夫妻都就业的情况，这些男性更倾向于支持平等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当男性本人就业而妻子未就业时，他们更倾向于支持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对于女性而言，经济自主性对其性别观念至关重要。随着女性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增大，其在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上更趋向平等；而对丈夫经济依赖程度高的女性，则更倾向于支持传统的“男人养家”观念。自2010年以来，在夫妻就业参与对性别观念的影响方面，对男性来说，本人未就业、妻子就业对其支持性别平等分工的作用在2020年有所减弱。

（一）结论

本文基于三个全国性数据来源，考察了过去3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性别观念变迁，并在性别地位实践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包括工作稳定性在内的个体和夫妻就业状况对两性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总结如下：

（1）1990—2020年，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变迁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90—2010年呈现传统性别观念回潮，2010年至今则再次转向平等化。

具体来看，在1990—2010年这20年间，18—64周岁人群中支持“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即“男人养家”）的比例，从1990年的44.2%升至2010年的60%。其中，男性支持“男人养家”的比例从45.2%上升到62.6%，女性从43.3%上升到57.6%。控制各类特征的结构性变化后，2010年男性支持“男人养家”观念的可能性相较于1990年增加了1.3倍，女性增加了82%。

2010年以来，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出现平等化转向。18—64周岁男性支持“男人养家”的比例从62.6%降至52.7%，女性从57.6%降至46.9%。考虑各类特征的结构性变化后，2020年男性支持“男人养家”观念的可能性下降23%，女性下降53%。

（2）绝对地位中的两种力量相互交织，从不同方向影响着性别角色观念。一方面，非农就业机会的拓展、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两性教育差距的缩小，使就业和教育两方面的绝对地位得到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性别观念向平等方向转变。

另一方面，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导致劳动关系弹性化、雇佣灵活化，由此塑造的就业不稳定性重塑了性别角色分工观念。1990—2010年非农在业人员中，男性稳定就业比例从75.8%降至34.3%，女性从72.9%降至31.3%；男性就业参与率从96%降至77.4%，女性从90.2%降至65%。以就业地位为表征的性别角色社会实践的变化，极大地塑造了家庭性别角色的实践样态。20年间，家庭中妻子不在业的比例上升，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的比例从1990年的8.1%升至2010年的26.1%。夫妻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参与和就业地位上的差异，导致家庭经济中妻子收入贡献减少，丈夫对家庭收入贡献的均值从1990年的60.7%升至2010年的68.9%，全部或基本依靠丈夫养家的女性从1990年的14.4%升至2010年的32.8%。与此同时，男性的经济依赖程度也从1990年的0.21升至2010年的0.38。

性别角色社会实践在家庭场域的交互作用，重塑了家庭性别角色实践的面貌，并影响了两性对“男人养家”观念的认知与支持。多元分析表明，当男性本人未就业而妻子就业时，相较于夫妻均就业的男性，这些男性更倾向于支持平等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当男性本人就业而妻子未就业时，这些男性更倾向于支持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且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的比例远高于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的比例。对女性而言，就业稳定性更为重要；而对男性而言，不同就业类型的男性在性别观念上并无显著差异。男性在经济上对家庭的贡献越大，对妻子的依赖越低，就越支持“男人养家”的观点。

因此，尽管教育对两性的性别观念具有平等化作用，但两性就业参与的急剧变化及其引发的夫妻相对地位的改变，导致了1990—2010年性别观念出现传统回潮。2010年以来，非农就业机会持续拓展，教育的性别平等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虽然两性平均受教育年数的增速相较于前10年有所放缓，但40岁以下年轻群体的教育程度基本已不存在性别差距。从就业参与情况来看，2010年男性在业比例为77.4%，2020年升至83.3%，女性在业比例也从65%提高到68%。然而，从就业稳定性来看，两性的不稳定就业比例仍有小幅上升，这与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使农村居民更多参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密切相关。

2010年以来性别观念向平等化的转变，与上述绝对地位和夫妻相对地位的变化紧密相连。与此前20年相比，40岁及以下群体的教育性别差距消除，女性有更多机会参与非农工作，就业参与和就业质量未恶化，部分群体甚至略有改善。因此，两性在家庭关系中的相对地位未朝着不利于女性的方向发展，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相较于前10年甚至略有提升。

（3）性别观念塑造中的自主与依赖。教育、就业和收入作为绝对地位的核心表征，是个体社会地位和自主性的基础，也是性别认同、性别气质与性别观念的支撑。因此，性别关系与夫妻关系中的自主性是平等化性别关系的重要根基。CFPS2020夫妻匹配数据分析表明，自主性对性别观念有着最为重要的影响。对于妻子而言，教育水平以及就业参与情况是其形成平等化性别观念的底气；对于丈夫而言，由教育和就业状况相互作用塑造的收入所带来的财务自主性，对其性别观念的形成更为重要。夫妻关系中的相对地位与双方各自的教育、就业、收入状况紧密相关，自主地位是相对地位的基础。总体上，尽管两性教育日益平等，但在就业参与、工作稳定性以及收入方面，男性依然占据优势地位。这也导致在大多数家庭中，妻子处于相对地位较低的一方，这种地位格局也是偏传统性别规范的现实基础。正是因为男性的收入具有更多的性别化内涵，所以当妻子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增加，对丈夫经济依赖减弱时，会推动女性形成平等化性别观念。不过，妻子的经济依赖与性别观念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存在某种程度的性别展示。这意味着在夫妻关系中，如果有恰当的性别分工，曾经在文化认知与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在拥有更多经济自主性、减少对男性依赖、对家庭有较多贡献时，会追求更为平等、开放的性别关系。但同时，妻子在关系中会遵循与自身性别地位相符合的规范，会顾及丈夫在家庭中的感受，并在公共场合给丈夫面子。

（二）讨论

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不稳定工作”逐渐呈现去性别化趋势，男女两性普遍面临工作不稳定的情况。在“不稳定工作”常态化的社会中，只有探明受工作“不稳定性”影响的性别观念对整个社会的婚姻匹配、生育意愿、家务分工乃至家庭稳定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才能制定出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的国家政策与社会保障措施。

然而，在运用性别地位实践视角分析框架来分析不稳定工作与性别观念之间的关系时，应该如何看待和思考结构与观念之间的关系呢？

一直以来，观念与结构之间的关系犹如“鸡生蛋、蛋生鸡”的难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结构形塑了观念。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其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社会存在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实；社会意识是以图像或符号形式存在于人们头脑中、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内容的观念。另一位社会学创始人涂尔干也强调用社会现象解释社会现象，并将社会现象分为作为“社会环境”的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两大类。倘若遵循马克思与涂尔干关于观念与结构关系的理论指引，便可推断，人们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会影响其态度与信念。不过，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论被一些学者批评为庸俗的决定论，尽管马克思也强调了意识形态、观念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与之不同的是，韦伯这位主张意识/观念对经济基础有主导影响的社会学家认为，观念在历史中具有独立作用，物质关系的变迁可归因于观念系统的变化——他的这一观点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得到充分展现。从韦伯的立场出发，可以认为是观念影响并建构了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影；图源：豆瓣。

建构论的立场提出，“文化/观念就是物质关系的一种反映，又能够再生产出这些物质关系”。文化/观念并不像功能主义理论（或许还应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社会是一种自主的、决定性的关系。相反，应将文化/观念理解为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一种复杂因果关系。基于建构论立场，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源于社会结构/关系，而社会结构/关系也深受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本文认为，在探讨上述问题时可采纳相互建构论的立场，即文化/观念既是物质关系的一种反映，又能再生产出这些物质关系。文化/观念并非如功能主义理论（或许还应加上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与社会存在一种自主的、决定性的关系；相反，应将文化/观念理解为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一种复杂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性别角色观念的形成基于社会结构/关系，而社会结构/关系也深受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在实证方法上，若有高质量的追踪数据，便可对上述相互建构的关系及机制进行检验。然而，就本研究关注的议题而言，目前尚无理想的数据资料。尽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在2014年和2020年分别询问了工作方面的详细信息，并对性别观念进行了可比较的测量，但时间跨度较小。因此，最终仍需结合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多期调查数据，来分析不稳定工作与性别观念的历时变迁。虽然本文也尝试关注个体的能动性，但总体而言，本研究基于性别地位视角的分析仍偏向结构分析。这种偏向结构的分析以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为依据，存在一定局限性：

其一，未能有效辨明不稳定工作在何种意义上对性别观念产生形塑作用。从性别地位实践视角看，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就业、城镇化迁移流动、公共参与等实践，对性别观念的平权转向具有形塑作用。不过，男女两性具有能动性，对改变不平等状况及其结果有不同的敏感度和体验。女性作为性别平等观念的受益者，会倾向于采取积极态度。在女性有酬劳动增加的开放环境下，拥有传统性别观念的女性损失更大，面临的潜在危机更多，这迫使女性趋向平等观念。女性的性别认知或觉醒，得益于各种社会实践，如教育水平的提升、就业参与、城镇化经历，也得益于因社会实践形塑而改变的两性关系以及由此对性别观念产生的影响。在性别互动关系中，作为能动的个体，人们在实践中创造着新的性别观念。

性别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在考察不稳定工作与性别观念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应考察工作改变对于性别观念形塑的意义。基于性别地位实践视角进行分析，以辨别到底是强文化意义上的形塑，还是弱文化意义上的形塑。从强文化意义来说，性别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具有“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和认知模式，它不仅塑造人的行为，还塑造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联，因此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独立变量”。而从弱文化意义上看性别地位实践与性别观念之间的关系，意味着性别观念依附于工作状况、教育以及由此形塑的两性相对关系，并且会受到诸如城乡环境、政治变迁和社会事件等外生性因素的影响，所以只具有相对的自主性。

其二，标准化测量与概念内涵的变迁问题。在运用大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时，对核心概念（如性别观念）的测量特别强调标准化与一致性。标准化与一致性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性别观念进行比较，其不足在于这种测量预设了概念内涵在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不会改变。正是基于这种不变性预设，我们可以通过探讨不稳定就业等结构性因素，辨别结构维度上的相应变化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了性别观念的变化。

然而在实践中，性别观念本身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男人养家”的表述或许未变，但“男人养家”的具体含义在人们的阐释中已发生了很大改变。一些学者在关于社会经济地位、非正规工作等对性别观念影响的质性研究中，确实发现人们对“男人养家”的阐释有所变化。当事人，尤其是男性，可能仍坚持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但他们所阐释的“男人养家”已与过去不同。比如希尔（Marbella Hill）对未婚黑人专业人员性别观念的研究发现，他们支持男性养家，但对于“养家”（provide）的定义，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男性应承担的家庭经济责任，更重要的是还包括给予妻子和家人爱、呵护与安全。“养家”的含义在演变且不断丰富，涵盖了非经济性实践。理想的丈夫应庇护妻儿免受脏污劳动之苦和外界侵害，保护比供养更为重要。珀泽（Gretchen Purser）关于美国不稳定就业的拉丁裔日结工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街角市场还是中心市场等待雇佣的日结工，都秉持男人养家的信念，认为自己的工作富有男性气概。不过，街角市场的日结工强调工作的自主性、创造性以及可能的稳定性前景，中心市场的日结工则强调自身的技能、责任和勤奋，且双方都批评/谴责对方群体存在女性从属性。德曼塔斯（Ilana Demantas）与迈尔斯（Kristen Myers）访谈了美国40个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失业的男性，发现这些男性即便仍反复强调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但已将家务劳动重新阐释为适合男性的工作，他们采用了性别的灵活图式（gender-flexible schema），或通过重新阐释“男人养家”来应对无法控制的结构变迁。蔡玉萍、彭铟旎在对中国华南地区农民工男性气质的研究中，发现进城打工的男性农民工敏锐地察觉到城市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基于金钱和素质的男性气质。但生活现实与主导性男性气质之间的差距在心理层面击碎了他们的梦想，因此他们将男性气质定位于男性供养、关爱家庭，让家庭成员感到快乐这一努力和责任之上。绝大多数主动参与家务劳动和照料子女的农民工父亲正是用这种家庭导向的、可敬的男性气质来合理化他们非传统的家庭角色，维护尊严感并获得生活的意义。此外，国内关于父职、母职实践的诸多研究也表明，标准化测量无法涵盖为人父、为人母内涵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即便“男人养家”的说法依旧，但“男人养家”的具体含义可能已发生变化。因此，今后需要更多的质性研究来深化这方面的认识。

文字编辑：代欣怡、郑如一

推送编辑：周恩琦、罗影

审核：田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