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
提要：费孝通先生如何回顾并评价自身在学术与政治上的选择与实践？费先生一生倡导社会科学研究要“到实地去”，某种意义上他的个人世界也构成了研究他的“实地”和“田野”，他的所思所想就是研究者尝试获取的“社会事实”。费先生的学术实践表明，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扎根现实“从实求知”，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应基于专业洞见“以学致用”。毕竟，学术的终极价值在于回应时代命题，政治参与的最高境界在于推动社会进步。
关键词：学术与政治 费孝通 从实求知 文化自觉
“老来依然一书生”，这是费孝通先生去世前一年（2004年）为自己的一本画册题写的书名。这句话源自他写于1993年的一首诗，诗的全文是：“万水千山行重行，老来依然一书生。难尽笔下胸中意，愧忆南园读书声。”这句话可以说是费先生对自己晚年身份和心境的一个概括。
费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表达，部分源于他觉察到学界对他晚年有一种期待，希望他回到“四十年代的那个学者和公知”而对他参与现实政治的“入仕”之举颇有不解、惋惜乃至失望之意。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对上述种种期待和不解给出的一个回应。
譬如，在社会学界内部，郑也夫就对费先生晚年的思想观点和道路选择“颇有些不同看法”，认为他“被金丝玉带捆绑了”。在社会学之外，文化学者余世存指出，费先生晚年言行“有一种‘慢慢地着急’的焦灼洞明和达观世故”，“他活成了明哲，他对‘春天’不再闻问，他从民权滑落到民生，甚至想以晚年的彻悟、出路来规范早年的抱负，他说自己的一生不过‘志在富民’，其情可感，其心可哀”。他进而推测：“费先生一定深味过内心的凄苦、屈辱和孤独，他一定有过救赎的愿望，他因此不顾及老境的安适，风尘仆仆于中国大地的市场建设，他确实寄望也安身于民富。”文化学者谢泳也对费先生的晚年选择“存有疑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而在读了他的杂文选集《逝者如斯》之后对他“内心的无奈”“若有所悟”，感觉他“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他过去的时代里”。
选择早已做出，是既定事实，也众所周知。费先生于1945年经由老师潘光旦先生介绍加入民盟，就此开启政治生命。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进入“第二次学术生命”后，他于1979年10月当选民盟中央副主席，1983年3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1987年1月当选民盟中央主席，1988年3月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至1998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职期满后辞去所有公职，只保留北京大学教授一职。
左起：潘光旦、费孝通夫人孟吟、费孝通。张祖道摄于1955年5月。图片来源：搜狐网。
问题是，对于学界知识分子的期待与意见，费先生自己怎么看？关于他晚年在学术与政治上的选择，他自己如何回顾与评价？费先生曾撰文《我看人看我》，回应其美国友人费正清的弟子阿古什所著的《费孝通传》，讨论看别人如何看他，并表示“将从人我相看中吸收教益”。那么，学界对他晚年的期待和意见这一“我看人看我”是否引发或启发了“我看我”？
在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费先生表示，他与潘先生那一代人之间，下一代人与他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差在哪儿呢？关键在于怎么做人、如何看“己”，也就是说，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才能觉得过得去。他说：“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他进而反思自己：“我看人看我，我做到了，也写了文章，可是没有提出另一个题目：我看我怎么看。我还没有深入到这个‘己’字……”其实，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至少在晚年学术与政治的方面，费先生是有自己的明确判断与选择的。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回顾费先生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追问费先生的“我看我”，并无为他辩护之意，而是据以加深对其晚年处境和心境的理解。费先生一生倡导社会科学研究要“到实地去”，在某种意义上，费先生的个人世界也构成了研究他的“实地”和“田野”，费先生的所思所想也就是研究者尝试获取的“社会事实”。
谢泳曾指出：“对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一辈如果不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也许很难理解他。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两个世界”的说法颇有道理，其大致分际就在学术与政治。将“社会学家的世界”等同于其“个人世界”或可商榷，毕竟其学问家的身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公众的，而要理解其晚年在“学术与政治”上的选择，则的确需要走入其“个人世界”。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图片来源：中国作家网。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进入这个“实地”和“田野”，走入费先生的“个人世界”，进而获取关于他对自己的选择的判断的“社会事实”（费先生的想法和看法）？
评价学人个体及其选择，需要持守一定原则。就此而言，钱穆先生的“历史意见”提法和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的同情”可以给我们以启发。费先生晚年所歆慕欣赏的钱穆先生曾主张，一国之国民对待本国之历史与文化，应抱持一种“温情与敬意”。评价学人个体及其选择，自是不必也不应有这样的要求，不过钱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则颇值得留意和借鉴。了解一项历史制度的用意和得失，应注重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历史意见”），后代人可以依据自身环境和需要给出评判（“时代意见”），但不应漠视和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评价历史制度是如此，评价历史人物也应如此。研究者面对历史人物，应尽可能地贴近和还原历史人物当时所处的时代，对其所思所为做出“历史意见”式的判断。应尽量避免带入自身的环境和需要，以免形成“时代意见”式的误读。而“历史意见”的提法，颇有类于陈寅恪先生所谓“应具了解的同情”。“了解的同情”期待研究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费先生晚年所谓的“入仕”，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政治身份是前者自然的延展。要了解和讨论他当时的选择和心境，最好是从其论著和谈话入手。然而遗憾的是，无论从其发表论著还是公开谈话均难得看到他就此吐露心曲。所幸，由其曾经的助手整理出版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记录下了费先生20世纪90年代在私下的谈话中更为坦率的表达，为我们“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进而“理解晚年费孝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门径。
首先，从费先生自己的表达来看，遗憾与不甘在所难免。社会个体都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选择并付诸行动，自然难免环境和条件的掣肘。费先生对于身不由己的无奈和不满是有的，对于壮志未酬的不甘和遗憾也是有的。
就此而言，前述文化学者所论均有一定道理。费先生并不讳言，他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有个高峰，后来就低下去了。晚年有机会“行行重行行”，是“在一定限制下出来的”，“利用可以给我的一点条件去做事情，可是不太可能回到当年的高峰状态了”。他以“圈外人”自况，用“清唱一生”的比喻形象描述自身的学术处境：“‘圈外人语’，这个话意思很深。我一辈子没有进圈子。唱戏要有台子，我没有，只是清唱。清唱一生。别人不为我搭台子，我自己搭。搭来搭去，快搭好了，别人就拿去了。”
1999年5月，他在与助手谈话时不由慨叹道：“做人最好是糊涂点。太清楚了，苦啊！”此外，他对于晚年公务活动占去太多时间和心力、出行总是身陷前呼后拥之中而难以进行真正的调研也颇感为难和无奈。对于前者，他的应对是“利用公务活动缝隙中漏出来的时间”，“在公务的缝隙里边写文章”；对于后者，他只好以“跑到外边，跑到农村，即便看不见真正想看的，总还是多少接触到一些基层的情况，比待在家里强多了”聊以自慰。
费孝通第十三次到访开弦弓村（1987年）。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不过，总体上看，费先生对自己的晚年是满意的，对自己的选择是无悔的。1996年6月30日，因病住院的费先生向子侄和助手谈及自己的家世经历，他明确表示：“我在大时代里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最后这二十年，我是满意的。没有离开我的意愿，没有离开国家的发展，没有离开世界的大势。”1999年5月11日与助手谈话，他重申这一意思，并特别指出晚年仍保持“试图超越”的学术追求：
最后这20年，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尤其是最后一段，还是试图超越一下，并且还能真的试一试。……到目前，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当然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认为没有完成最后的回归，回到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位置上。我的实际是立言重于立功，甘心做个旁观者，而不做操作者。立德还差得远，那是孔子的事情，我做不了。我这一生碰上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做这个时代的人不容易。变动的实质是过渡，过渡时期的人，处在文化边际的位置上，安身立命之地不容易找得到、稳得住。
费先生所谓“还能真的试一试”“觉得还是可以的”，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复出重获学术研究的机会时，年届七十的费先生表示，他口袋里只有十块钱了，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这就是说，要用余生可能会有的十年时间接续完成以前未完成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一篇是指他1935年广西大瑶山调查所开创的民族和边区研究，这个研究因为他在广西调查途中发生的意外而中断，之后费先生虽然在解放初期参与了民族识别工作，后来也做过一段民族问题资料摘译和编纂，但还不算是完全的调查研究。另一篇是指他1936年的苏南江村调查所开创的农村发展研究，他于1957年实现江村重访，但旋即遭受批判，连载中的《重访江村》被腰斩，此后更陷入长达20年的沉默。
事实证明，他出色地完成了“两篇文章”。1993年4月，他曾颇为自得地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又写的东西，能拿给人看的就是‘多元一体’，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然后是《行行重行行》，这本书是可以站得住的，倒不了的。实践已经成功了嘛！这本书是跑出来的。别人不像我这么跑，所以我能写出来，别人写不出来。这本书对基层干部会有大的帮助。对文人、对知识分子用处不大。”
第二，费先生不仅用“十块钱”作好了“两篇文章”，而且充分利用上苍眷顾额外赐予的“十多块钱”，做出了“第三篇文章”——提出和倡导“文化自觉”。
第三，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在费先生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实用性存在两种取向，一种是为既定决策做论证，可谓“跟在屁股后边的实用性”，另一种是引领，“指出一个大方向”。费先生的实用属于后者，他基于扎实的从实求知，提出多份影响深远的国是建言。此处仅举一例。费先生沿着“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持续拓展研究（他风趣地称为“从乡下进了城”），从超越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了区域经济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1990年初，他以民盟中央的名义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提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流域为腹地，重建东方大港，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很快做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决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此后也上升为国家战略。
费先生并不回避关于学术与政治结合的选择，甚而还强调学术与政治的结合对他晚年学术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没有现在的政治地位，也就没有我现在的学术内容。”这种坦率的态度也体现在他对传记写作的要求中——1999年5月与助手谈及中文传记初稿，特别强调还需补充他“参与政治的一面”，特别是“学术与政治是怎样结合的”这一关键维度。
谢泳将费先生定位为“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知识分子，暗示其身份张力的存在，费先生曾经的助手张冠生则称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为“政学两栖”。在张冠生看来，费先生加入民盟，寄托着他作为改良主义者的政治期待，“他的学术活动因民盟成员身份而产生政治影响，其政治身份和学术名望的叠加，又促进其学术成果和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费孝通一生的立言、立功和立德，由此进入亦政亦学两栖状态”。
2025年“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研讨会”现场照片。图片来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这种结合并非被动妥协，而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选择。政治身份所提供的实地调研便利，以及将学术研究转化为政策建议，是费先生所看重的。费先生利用在政协、人大的便利走遍全国开展调研，将政治身份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实地考察资源。他说：“最近20年来，我利用在政协、人大工作的条件，在国内到处跑，访问了不少少数民族地区。除了西藏和台湾，各省我都去到了。”作为民盟多年的领导人，他提出民主党派的职责是“（为政府）出主意，想办法；（为民众）做好事，做实事”。
自然，有便利也就有限制，学术与政治相结合也难免经受诱惑，费先生对此看得清楚，“我的好处，是自己没有把现在的身份当个官儿，而是利用这身份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尽力利用条件做事情，没有被官位迷惑，还是记得念书写文章”。
当然，对于学界对他晚年选择的意见和期待，费先生心知肚明，因此也给予了明确回应，并提出自己关于中国政治建设的见解与设想。1997年10月上旬，费先生先后赴浙江、安徽、江苏三省考察，最后在吴江宾馆休息期间与同行的助手和学生进行了深入交谈。他说，前些天与友人谈天时被问及一个问题：“你”这篇文章怎么结束？这两天又刚好看了谢泳寄的两篇与他相关的文章，文章里认为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由此意识到有一些知识分子对他有寄望，希望他在最后回到早年“一二·一”运动时候的民主教授位置上。他人的议论和毁誉可以不予理会，所谓“毁誉在人口，沉浮意自扬”，但是“人家对我的寄望，我总要在心里想一想”，“做个说明”。他给出的回应是：“我这篇文章怎么结尾，结束语是什么，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而是要由整个时代来定的。是时代定位，不是个人定位。”
在费先生看来，世纪之交的世界是个跨国经济的时代，经济上已经休戚相关、兴衰与共，但政治上还是冲突频发，文化上还是各美其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呼唤新的孔子”，需要一种新的自觉。“应是鸿蒙借君手”，致力于寻求一个全球社区应当有的一种基本共识，便成为费先生自认要自觉承担的职责。他说：“我这一生不容易，现在有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但还在船上做事情。中国正在走一条路，不是学外国，而是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子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费孝通’这篇文章，还是在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上结束。”
至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他也在此次谈话中直率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判断。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命定的”，“中国的历史过程到了这一段就要出来这个东西”。他强调，不能去学外国的民主形式。怎么发展民主，不在形式上面，西方形式管用的，中国未必管用，中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经济、法制、政治各方面的统一体，在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去讲民主的形式。费先生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内容，是发展群众路线，真正实现群众路线。通过“一步步地发展”，最终实现一种“中国式的民主”。
费先生晚年关于学术与政治的选择，至少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
首先，他对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进程的深刻洞察与把握。在上文所引的对话中，费先生指出由时代而非个人来决定定位。这意味着，只有首先理解他对置身其中的时代的判断，才能理解他的个人选择。这是一个颇具功能主义的回应，其核心要义是强调社会与时代对个体行止选择的形塑与影响。的确，我们需如此才能理解其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之理想，也才能理解其20世纪80年代“行行重行行”的“志在富民”理想。
在1987年那场珍贵的海外访谈中，费先生以史学家的睿智与人类学家的坦率，剖白了自己在共和国成立后的沉浮际遇，更系统阐释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他将个人命运置于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指出这些波折是数千年农业文明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他说：“逐渐地我自己有了这种看法：所发生的一切，是中国的种种历史条件综合形成的必然会发生的过程，不能归罪于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巨大的变迁中这是难免的。对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的中国来说，要想全部以现代技术装备起来，能够作为现代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成员站起来，是要一个艰苦的历程。”这一深刻洞察，既是对特殊年代的超越性思考，也为其后续的乡土研究奠定了基础。
费先生笔下的中国农民形象，始终交织着坚忍与局限的双重特质。他们在匮乏的生存环境中培育出独特的保障伦理——对稳定的渴求远胜于对民主的向往，这种文化心理正是小农经济脆弱性的镜像。“对他们来说，优先的不是要民主，而是要保障。各种各样的保障。小农生活是不稳定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别人。要有某种‘皇帝’来保护自己……”当费先生直言农民需要某种“皇帝”来保护自己时，他揭示的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治理困境，更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破解的文化密码。乡土社会既是文明根基，也是转型桎梏。历史车轮的轰鸣终将碾碎旧秩序，而新的出路究竟何在？“新的路子必定是农民不再是农民”，通过发展不同于传统的乡村工业，让农民从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费先生关于“农民不再是农民”的预言，恰如一声穿越时空的号角，宣告着传统生存方式的终结与新生。
在费先生构想的现代化蓝图中，乡村工业绝非简单的经济补充，而是撬动文明转型的支点。他敏锐地指出：“现代文明来自工业，不是来自农业。”这一论断将乡村工业提升至文明更替的高度——它们既是解构乡土束缚的破冰船，又是重构社会肌体的细胞核。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费先生为自己设定了角色和任务。他说：“我的任务，首先是指出正在发生中的乡镇企业的重要性。我必须说服人们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和根本的变迁，我们必须支持它。……我的任务可说是一个宣传员，高级宣传员。”费先生赋予自己的“高级宣传员”角色，实则是文明转型的观察者与助产士：通过记录乡镇企业的萌芽、发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田野实证，这种学术介入实践的姿态，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经世情怀；其富而后教的辩证思考，更揭示出物质基础与文明跃迁的深刻关联，在现代化叙事中注入了人文主义的温度。
其次，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前的社会历程、个人遭遇及由此产生的对个人思想认识上的冲击对于理解费先生复出后的思想和选择至为关键。正如费先生所表示的：“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思想总是离不开他本人的切身经历。我从解放后所逢到的我称之为不寻常的经历，必然会反映在我其后的学术思想上，以致立身处世的现实生活上。”
1949年后，大的形势和环境出现了根本改变，费先生身处其中，境遇和观念随之产生变化。出版于1950年的薄薄一本《我这一年》就体现了这一变化。“反右”“文化大革命”相继而来，“所有的脸都突然转过去”，费先生陷于孤立，也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和思想混乱。“某些新的东西强行进入我的头脑，相当出乎意料。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一切，我觉得我原来的思想方法不再是正确的了。……我感觉这个新社会里没有我的位置。”这样的经历和体验是刻骨铭心的，后果和影响是难以磨灭的。
《我这一年》。图片来源：搜狐网。
多年后回顾这段生命历程，费先生表示：“从这次大震动中恢复过来，我逐步体会到做个社会里的成员必须清醒地自觉他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的社会中的地位。联系到一个许身于学术工作的人来说，就是必须明白自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应当做些什么事，即孔子之所以为圣之时者也。我从自己过去的半生中拣出了认为值得谨守的四个字就是‘志在富民’。”
2000年4月，费先生在接受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访谈时提到：“美国有人批评我，为什么乡村工业这一路长出来，绅权那一面没有长出来？我其实准备做这套东西，但后来封闭了整个这套东西。……我不能发展。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不能浪费这一次的可能性，这是我从经验里面出来的。”关于绅权缺席的诘问与辩解，恰恰揭示了费先生学术抱负与时代局限的深刻张力。他强调不能浪费生命可能性的箴言，正是对学术生命政治化的超越性回应。可以说，剧烈的社会变动、严苛的人生遭遇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冲击迫使费先生重新思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最终形成其“志在富民”的实践取向。而他晚年的行行重行行，以一种贴着地面行走的学术姿态，最终将个人创伤转化为集体智慧。
最后，从实求知、学以致用的学术取向的影响。从实求知是费先生的一贯主张。晚年回顾其社区研究历程，他依然强调：“一切要从已发生的事实为基础，观察和描述‘已然’。用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为材料，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索在事物发展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设想，然后通过思考，引发出‘或然’。最后以实践去检验其正确与否，经过历史的对证，得出‘果然’或‘不然’的结论。”
1936年暑期，费先生到姐姐费达生从事乡村工作的江村养伤，顺便做了一个月的村庄调查。当地村民“站在饥饿边缘上”的生存状况震惊了他，以至于他在基于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中得出了“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的判断。费先生从当地土地占有上的一种特殊安排（田底权与田面权的划分）入手，一步步探究村民生计出现危机的缘由。当地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上千年历史，蚕丝业是仅次于农业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在费先生实施调查的当时，由于手工业土丝的出口和价格一落千丈，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已近于崩溃。收入急剧下降的农民不得已求助于市镇资金的接济，而市镇资金流入农村的另一面就是农村土地权（田底所有权）流入市镇，农民从自耕农变成佃户。用土地权换取市镇资金有如饮鸩止渴，土地权的外移意味着接近一半的土地产出被作为地租拿走，村民生计更趋于恶化，土地权进一步外移，“一个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因此，“农村问题的根源是手工业的衰落，具体地表现在经济破产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问题上来”。
经过在江村以及后来在云南三村的调查，费先生形成了自己关于中国乡村衰败的解释逻辑：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农民同时仰赖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支撑，得以维持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过去几十年来，由于西方工业扩张进入中国，乡土工业无力与之竞争而陷于崩溃，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搭配的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受到冲击，农民生计陷于困顿；原先潜伏着的土地问题严重性凸显，佃农与地主的矛盾冲突趋于激化。
费先生赞同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主张，但同时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恢复乡土工业，恢复农民两条腿走路的生计方式，“中国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和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倡导乡村工业和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此成为费先生的主要学术主张，这或许也是他对中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此后终其一生，费先生都在坚持这一基本学术主张。至于他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大致可以视作其乡村工业化主张的拓展和一部分（乡村工业化需要进而导致乡村城镇化）。事实上，费先生关于民族和边区的研究，从根本上也是关注边区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可以说与其关于农村发展的研究异曲同工。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暨纪念费孝通先生《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40周年研讨会。图片来源：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网站。
费孝通坚定地认为，知识应当为社会服务，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社会职责。早在英伦学习期间，他就向年轻的知识同道写信，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们可以写几百篇文章来讨论周朝有没有“吃人”风俗，可是这种知识即使得到了，试问和现实的生活有什么用处。……我所知道的“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可以做食粮，若叫我选择，我是从食粮。
他对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的实质并没有靠拢”的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说：“除非社会科学者接受了处理社会的责任，社会科学将永远空洞无物，无关宏旨……”站在国际讲坛上，他依然表示：“我早年所追求的不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这个目的么？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毋需隐瞒或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做什么？”
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人群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固然有阮籍、嵇康的存在，但更多则是如山涛般学而优则仕。进入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职责定位，也有了更多选择。面对政权和政治，是选择合作，还是一定限度保持距离，乃至远离冷观，端看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政局与自身。即以费孝通先生素所看重的前辈学人，有梁漱溟自视“非学问中人”的奔走国是，也有钱穆的“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更有陈寅恪那般疏离政治、专注学问。费先生是懂知识分子的，他不仅被视作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也同样被视作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言人——看他《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对知识分子的心态描写是何等的精细入微便可了知。正因如此，费先生自己关于学术与政治的理解和实践便具有了更多的观察意义。
费先生晚年曾自列“老年守则”，其中一条是“确保晚节，力求在永息之刻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天下固然没有无瑕白璧，但一生做事总可以及世自清，不留遗憾”。人生的遗憾或许终是难免，而费先生“在限制中求作为”的学术实践，在展现学术坚守的同时，亦透露出时代洪流中知识分子的生存智慧。“老来依然一书生”，费先生这一晚年自况，既包含着对自身学术生涯的清醒认知，也体现了对时代局限的深刻理解，最终呈现出一幅“满意但不完美”的晚年自画像。
费先生曾对传记作者表示关于其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的部分“话不好讲，也不是时候，可以放一放”，暗示了学术与政治冲突的一面，以及将其放置于历史长河中观察的意识。费先生坚持以学术研究为根基，通过专业视角介入政治实践，同时保持必要的批判距离。他晚年提出“美美与共”理念，将政治分歧转化为文化对话，为学术与政治的冲突提供更高维度的解决框架，这种超越性思维使其理论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费先生的学术实践与学术遗产表明，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需要制度化的表达渠道，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扎根现实“从实求知”，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应基于专业洞见“学以致用”。学术的终极价值在于回应时代命题，而政治参与的最高境界在于推动社会进步。
文字编辑：李谢海珊
推送编辑：温炯智、罗影
审核：田耕
文章出处：张浩，2025，《北大社会学刊》，第六辑，102—117。为方便阅读，本文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重新划分了部分段落，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