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芸卿
摘要：在阶层再生产的视角下，抚养与教育作为社会流动阶梯的工具性功能被制度化，家庭积极参与这一过程被视作理所当然，然而高卷入对家庭的负面影响却鲜被讨论。尤其在当下，高卷入的代价几乎令人难以承受，迫切需要我们将家庭之外的结构性力量纳入讨论，以寻求另一种解释视角与相应行动。本文尝试以转型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抚育焦虑，将儿童成长以及相关的抚养教育实践视为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四者博弈的场域，指出当下的抚育焦虑受到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家主导的“抚育私人化”和市场主导的“抚育商品化”双重机制的推动，其实质是家庭和儿童的自主空间遭到挤压，其结果是家庭养育负担沉重且面临底线危机。与阶层再生产视角下为维持地位或实现阶层跃升而产生的“瞄准高线”不同，转型社会学视角更注重“守护底线”，即对人、家庭和社会本身的关注，呼吁通过不同层面的共同行动来回应外部力量，把社会带回抚育过程，与市场机制对儿童成长和家庭生活的过度挤占形成反向力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拾童年和家庭生活的本真。
关键词：抚育焦虑 守护底线 转型社会学 抚育私人化 抚育商品化
抚养与教育问题在当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问题既与国家人口转型相关，也关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普遍存在的“鸡娃”和“内卷”现象引发了抚育焦虑，孩子们的童年渐渐偏离真实成长，而家长们却集体陷入明知不对却无法停止的怪圈。抚育焦虑是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背后有诸多复杂因素叠加，如全球范围内的时间加速、源于西方的优绩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教育观、东亚国家的高筛选教育制度以及我国独特的社会转型进程。如何理解抚育焦虑不断被再生产的机制并找到突破方法，既涉及每个家庭不同的应对策略，也关乎我们对下一代最深沉的爱与期待。
高考指挥棒长期存在以及升学所代表的筛选机制，是催生焦虑较为根本的制度性原因。尝试构建多元出口以缓解焦虑，是当前教育制度转型探索的方向。在社会学领域，教育社会学从阶层再生产的视角，对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密集投入给出了经典解释：教育为精英再生产提供了隐蔽的文化机制，家庭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布迪厄将其比作“社会炼金术”，即按个人成就性特征衡量的文化资本，实际上是家族积累、传承与努力的结晶。学业成就和相应的文凭，成功地把先赋地位与后天获得的成就性因素结合起来，后者既掩盖了前者，也为前者留下了既隐蔽又多元的博弈空间。拉鲁进一步揭示了中产阶级和工人/贫困阶级在培养孩子方面的“不同之处”（differences）如何演变为后者的“不足之处”（deficits），从而使教育机构的制度偏好转化为制度化的不平等，成为主导阶层再生产的深层文化机制。威利斯则给出了一个反面例子，揭示了“小子们”的反学校文化怎样让工人阶级的孩子继承父业，无法实现阶层跃升。蓝佩嘉展示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内部教养脚本的分化，揭示出面对不确定的全球化未来和扩大的阶级不平等，阶级经验如何影响父母对教养的态度和对风险的看法，进而塑造出不同的教养策略与风格（“保安策略”）及其非预期后果。弗里德曼将目光投向儿童的课外生活，揭示“要赢”如何成为美国童年生活的核心，在庞大的科层体制和商业力量推动下，中产家庭如何通过构建“童年竞争资本”来拓展自家孩子的人生可能性，使其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时增加成功机会。具海根关注到韩国富裕中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对教育过程的塑造，使教育与出身再次紧密相连，这与国家教育政策的初衷相悖。
教育社会学以批判和反思为出发点关注阶层再生产，旨在揭示教育不平等背后的隐藏机制，从而推动资源在不同阶层间的公平分配。然而，在大众知识水平普遍提高且新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学术知识已普及到社会意识层面，进而影响个体行为。教育与出身紧密相关这一学术发现，强化了大众将教育视为阶层跃迁工具的私人化属性这一认知，这反过来促使现实中的焦虑结构不断再生产，使得儿童抚育在实践中演变成一场争夺优质资源的激烈教育装备竞赛/阶层保卫之战。势单力薄的个体家庭，若不逃离这一制度，就只能竭力提高自身的外部绩效，以争取在竞争浪潮中获胜的微弱机会。
这是一场“瞄准高线”的竞争，具有三个特征：其一，众人虽分头应对，但行动却又是不约而同的，这导致胜出的标准不断被抬高，此即“内卷”；其二，各家庭因具体目标不同难以联合，所以尽管面临相同困境，家长和孩子却又都是孤独的，只能各自为战；其三，在私人化的理解与应对下，个体看似理性的行动汇集到社会层面却形成集体的非理性，使精英再生产过程成为焦虑再生产过程，造成“没有赢家”的局面——大部分孩子在竞争中失去童年，少数“优胜者”虽暂时获得制度奖励（如考上好学校），但相当一部分人并未得到相应回报，甚至有人失去原有的身心健康，家长和孩子都有被“掏空”之感，儿童和家庭生活的底线岌岌可危。
从阶层再生产的视角看，抚养和教育过程作为“社会阶梯”的功能被制度化，家庭积极参与这一过程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如此高的参与度对家庭意味着什么却鲜被讨论；尤其在当下，高卷入的代价已近乎无法承受，如家庭养育成本高居世界前列、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等，亟待我们寻找另一种解释视角与相应行动。
抚育本质上与人相关，儿童既是家庭的珍宝，也是全社会的财富，既承载着家庭的期望，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要破解当下的抚育焦虑，我们需要跳出阶层再生产的视角，从家庭向外探寻更具公共性的可能方案。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抚育焦虑的转型社会学视角，把儿童成长及相关的抚养教育实践视为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四者博弈的场域，从而引入家庭之外的结构要素。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是我们探讨抚育焦虑的大背景，上述四者在大转型过程中力量的变化以及力量不平衡的加剧，是个体和家庭产生焦虑的深层根源，而破解之道在于推动进一步的转型，使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对抚育职责的分担找到平衡点。因此，相较于阶层再生产视角下为保全地位或实现阶层跃迁而产生的“瞄准高线”的行动策略，转型社会学视角更注重“守护底线”，即对人、家庭和社会本身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相比于举全家之力培养一个全面优异的“六边形战士”，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守护童年和家庭生活的完整，培养一个至少正常、健康、快乐的孩子。
同时，由于教养焦虑已成为跨阶层的普遍现象，“守护底线”也有望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阶层分化形成共识，通过共同行动，尝试在被外在绩效目标所孤立、分裂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寻找交集，跨越家庭边界以重拾守望相助。所以，这一具有主体性和公共行动的视角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抵御纷繁复杂的外部力量，拒绝过度卷入和无效内卷，从内部瓦解这个焦虑再生产的社会结构，迈向更具平衡感的美好生活。
“瞄准高线”和“守护底线”下对抚育焦虑的不同理解，如表1 所示：
图1：表1 “瞄准高线”和“守护底线”下对抚育焦虑的不同理解。图片来源：《北大社会学刊》第5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下文其他图片如不做特别说明，均来自此刊物。
将转型进程引入对抚育焦虑的讨论，这也是对拓展转型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初步探索。转型社会学旨在面对社会转型中的真问题。在转型初期，面对正在分化的全能国家，有关市场和社会如何“从无到有”的问题至关重要。政体连续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是中国经验的独特之处。转型社会学提出一种研究路径，即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强调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以“过程—事件”分析为策略，通过深度个案研究来捕捉事件性实践过程中的创造性机制。由此出发，转型社会学着眼于解释市场如何诞生、社会如何生产等关键问题，“把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一种过程”，描绘权力运作中的“增量”，揭示社会生活中的“隐秘”之处。
图2：《市场、阶级与社会》。图片来源：豆瓣。
如今，市场转型已经历了40余年，市场迅猛发展，社会建设大力推进，国家治理日益精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不再像最初那样界线分明，而是形成了模糊且持续扩大的交叠地带，互动机制更加柔性、隐秘。如何延续转型社会学的问题意识继续提问，值得不断尝试。
党的十九大以来，“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的愿景，日常生活愈发受到重视。作为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抚育焦虑具有透视当前各方交叠、博弈机制的典型性，这就要求对转型社会学既有的视角和方法进行拓展。其一，解释框架的拓展。在转型社会学针对转型初期社会现象提出的国家—市场—社会三分解释框架中进一步引入家庭，使其呈现为更为复杂的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四者互动，从而为方法和解释的延展提供了空间。其二，对“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重。转型社会学明确指出要关注作为“国家—社会互动的舞台”的“日常生活”，以打通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分析；其具体方法是借助“能够真正展现事物深层逻辑的那些过程和事件”来透析具有结构上不可见性的动态机制。因此，在田野调查中需要捕捉到某个持续一定时期且足够复杂的具体事件，即“日常生活”这个“舞台”上上演的“剧目”，以进行具体分析。在此，日常生活更像是一个用于定位宏观与微观交界处这一分析层次的背景设定。
然而，在当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中，它不再是舞台，而更像是剧目本身，由日复一日的细碎实践构成，很难找到足够复杂、持续的“有味道的故事”。以抚育焦虑为例，它产生于日复一日的养育实践中。如果仅仅从客观、具体的“事件”出发，常常看到的是随着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和具体情势变化，家长如何持续调整家庭成员分工、如何报课外班等细碎策略，不太容易找到能够打开各方博弈黑箱的过程性增量。那么，该如何继续提问呢？对此，本文尝试在坚持转型社会学基本问题意识的前提下，构建更为抽象、概念性的“过程-事件”来进行分析。
将儿童成长及相关的抚养教育实践视为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四者博弈的场域，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当前家庭的育儿职责如何受到转型过程的塑造，又能否被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行动重塑？在回答前一个问题时，本文提出两个概念性的“事件-过程”：一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因国家抽离而出现的“抚育私人化”，二是在国家抽离、社会缺失的情况下因市场过度介入而出现的“抚育商品化”。前者着眼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后者着眼于微观日常生活实践，且前者是后者的前提。通过这两个过程，本文旨在揭示在转型过程中育儿职责是如何向家庭转移并层层加码的，而孤立无援的家庭在求助于其唯一的帮手——市场的过程中，又如何使抚育生活日益脱离实质，导致儿童成长与真实渐行渐远，从而造成当前的焦虑和困境。最后，面对这两个过程，本文还将讨论如何从个体和家庭、社区、国家层面将社会带回来，增加对家庭的支持，使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对抚育职责的分担相对平衡，进而缓解焦虑的再生产。
同时，这一视角也构成了本文与教育学研究的某些异同之处。在研究对象方面，教育学关注教育政策的演变以及学校制度的实践，着眼于国家、学校和学生之间的互动，通常不涉及家长和家庭生活；而本文以学校之外的家庭生活为田野，体现出两点不同。其一，将儿童成长视为连续体，相较于教育学常以年龄为界限把儿童成长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本文把学龄前后连接起来探讨转型过程对家庭抚育的影响；其二，聚焦于以家庭为单位的日常生活实践，试图捕捉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因此研究对象不限于儿童。与教育学研究的相同之处在于对主体性的关注。
面对当前教育被异化的状况，近年来教育学界发出了一些振聋发聩的呼声，如在加速时代，“减负”变成“转负”，学生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减少；在创新拔尖制度下，最优秀的学生被“高效掌控”反噬，“自主的学习者”异化为“自我监控的学习者”。转型社会学同样以“人”为出发点，延伸至“家庭”和“社会”，试图以转型过程为大背景，以抚育实践为分析场域，进一步剖析外部力量的侵扰如何使家庭和儿童异化，并从行动者的角度反思应如何“守护底线”。
在《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外包、便捷背后的破坏》一书中，霍克希尔德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生活的商品化”现象，展现了市场机制侵入日常生活的情况，这种侵入在提供便捷的同时，也腐蚀着社会的稳定性、扭曲家庭价值并使人们丧失对自己的信任。
图3：《我们如何捍卫私人生活：外包、便捷背后的破坏》。图片来源：豆瓣。
本文从“守卫底线”的视角对当前的抚育焦虑进行反思，同样以“社会”“家庭”和“人”为根本出发点，试图看到外部力量侵扰私人生活所带来的底线危机。不过，与霍克希尔德所讨论的不同，我们所面对的外部力量更为复杂，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在儿童抚育职责上的分工变迁构成了我们讨论的背景，当下抚育焦虑的背后是国家主导的“抚育私人化”和市场主导的“抚育商品化”双重机制在家庭上的叠加。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剖析这两个机制，即在我国的市场化转型中，抚育职责是如何从国家和集体转至家庭，成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孤立无援的家庭又如何只能求助于市场，在深深卷入其中的同时被商品化逻辑层层加码，从而面临底线危机。
（一）从“我们的孩子”到“我家的孩子”再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转型过程中的结构失衡
儿童是家庭的血脉，也是整个社会的未来，这使抚育活动具有公私双重属性，成为经济生产和“人”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连接点。抚育职责随着社会变迁，在私人与公共之间、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之间不断发生变化。在我国，这一变化历经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有制下的“我们的孩子”、市场化转型初期的“我家的孩子”，再到当前多方力量共同塑造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等几个阶段，其结果是抚育职责不断趋于私人化，即家庭化。
1.“我们的孩子”：新中国成立初期共育的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目标以及“高积累、低消费”的生产体制，为将妇女纳入生产力范畴，国家自上而下构建公共托幼体系，号召厂矿、企业等大型单位自行开办托幼机构，从而将传统儿童抚育的家庭责任转变为国家和集体的公共责任。同时，在体系资源匮乏的末端，街道和农村依靠群众力量自办里弄、农忙幼儿园，自下而上地响应国家号召。
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全国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的托儿所有2738处，大中城市建立的街道托儿站达4346处；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的托儿所增至4003个，哺乳室达2670个；1956年底，全国城市各种托儿组织机构26700多处，收托儿童125万余名，较1949年增加260倍；同年，农忙托儿组织发展迅速，收托儿童600余万人。
公立、集体托幼机构大规模成立的背后，是在“以生产为中心”这一核心目标下，将人的再生产整合进经济生产的一系列嵌套制度安排。这套安排从母亲、儿童和社会三个方面淡化了家庭的抚育职责：其一，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并融入经济生产，塑造“社会主义新母亲”形象，促使女性走出家庭成为劳动力；其二，把儿童照料视为同样光荣的生产任务，将“看孩子”转变为“培育共产主义幼苗”，重构了再生产劳动的价值与公共托育的合法性；其三，构建“社会主义大家庭”这种集体主义文化，使其成为托育服务、妇女解放和发展生产的基本底色与有力支撑。同时，各方资源不足的客观限制强化了彼此间的依赖，构成联合的基础，这使得基层自办托幼的集体福利供给建构过程超越了亲友间的互助互济，具备集体性、公共性，以及培育“社会”的意义。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边界的消失：母亲在工作之余的家内照料职责被特意保留了下来，形成了一种“私嵌入于公”的结构，服务于最大化生产这一根本目的。
此时市场尚未介入，公有制下的共育构建使抚育职责的家庭边界处于一种隐而不显的状态：国家和社会的分担减轻了家庭的责任；同时，以劳动者而非儿童为中心的制度设计让家庭需求在低水平上达成统一，即注重“养”而非“育”，提供以粗放锻炼儿童而非精细塑造儿童为目标的均等化照料，以及以扫盲和逐步完善中小学教育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教育供给。但另一方面，对女性家内照料职责的刻意保留，以及20世纪50年代因教育资源稀缺而确立的重点校制度，为转型后家内抚育职责的强化和抚育需求的分化埋下了伏笔。
2.“我家的孩子”：转型后共育的瓦解及抚育私人化的开端
转型后，国家支撑的婴幼儿公共照顾体系迅速解体，抚育职责重新回归家庭，且在市场化进程中不断被强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国有企业改制减负，将再生产的社会职能从生产中剥离，家庭在政策话语中被建构为抚育责任主体以及更具深远意义的福利供给单位。相应地，国家几乎完全从0-3岁托幼体系中退出，并且大规模削减3-6岁公立幼儿园的数量，托幼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转变为市场。
在义务教育阶段，对于学龄儿童而言，学校等级制的延续与教育平等诉求的并存，让教育改革呈现出基础教育底线和优质教育高线这两条脉络。同时，政策对教育市场化的“开口子”又在底线与高线之间引入了市场机制，这使得国家的退出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进入以更为隐蔽、复杂的形式发生。
一方面，就底线而言，国家经费投入增加，基础教育的可及性与公平性得以提升。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以及持续的教育改革，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学校硬件条件不断改善，贫困地区的入学难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在经费方面，即便在转型初期，也未曾明显出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国家财政从公共教育中的“大撤退”现象，后续经费更是逐年递增。据教育部数据，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从1990年的564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2563亿元。
但另一方面，从高线来看，这一时期是国有教育优质资源在教育改革中流失、国家间接为市场让出并构建空间的过程。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提出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改革教育体制，包括“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这为教育市场化打开了通道。此后的发展中，义务教育以减轻学业负担、淡化考试概念为导向，公立教育被定位为托底功能，教师教学投入难以考量，从而导致质量空疏化。
与此同时，既有的学校等级制度和新增的市场化办学制度，使得公立教育中的优质资源要么向少数超级、重点学校集中，要么流向民办学校、市场机构，导致公立教育中平等与分化并存的矛盾：底线（有学上）意义上的平等性与高线（上好学）意义上的不平等性同步增强，学校之间的优劣差距不断拉大。
由于高等教育选拔机制没有根本改变，高一级学校的“掐尖”与基础教育的“减负”之间存在张力，孩子们虽有义务教育保障，但对好学校的竞争却愈发激烈，尤其在大中城市，对高中、大学的竞争延伸到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由此产生的对“教育筛选和区分”的需求，成为市场化教育迅猛发展的契机，也催生了家庭的教育焦虑。
这一时期，国家的撤出强化了家庭在儿童抚育方面的责任主体意识，而市场的介入则使家庭作为私人领域的边界凸显出来。民办托幼、民办中小学和课外辅导机构应家长需求而生，它们与“科学育儿”的专家话语以及“以爱之名”的教育消费文化相联合，重塑了我们对养育的理解，开启了抚育私人化（家庭化）的进程。在“以儿童为中心”的科学育儿观和消费主义的裹挟下，抚育理念从“养”提升为“育”，具体表现为照料密度加大、时间延长以及要求全方位提高，个性化、精细化的需求被市场机构不断催生。这种抚育模式从粗放向精细的转变，使家庭照料负担的增加几乎没有上限，并且还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危机——凸显家庭之间在抚育方式和需求上的差异，消解了社会支持的可能基础。
3.“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当前教育竞争白热化下抚育私人化的加剧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转型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国家、市场、社会和家庭在抚育职责上的分工进一步变化。继托幼市场化之后，义务教育也更多地带上了市场经济下服务业的色彩，与儿童成长相关的民办教育、课外教培市场进一步繁荣，孩子和家长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消费者”的角色，而政府也从具有文教强权威的领导者转变为大规模教育市场中的监管者，以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新目标。同时，随着新自由主义下“学习者中心”和“家长主义”理念在全球的发展，当前的抚养和教育职责通过多种细密的市场化方式进一步从国家向家庭转移。
在国家和学校层面，表面上是持续推进的素质教育与减负改革，而背后的底色却是尚未改变的高筛选机制以及内部存在等级差异的基础教育体系。前者制约了公立教育的手段，先是让培育与筛选相分离，进而发展出“精约”教育与“博放”教育之间的张力，致使公立教育既无法满足高筛选要求，内部又进一步分化；而后者则不断激发竞争意识和择校需求，并且随着公立教育体系内部差距的扩大而进一步加剧。二者之间的矛盾与断裂催生了家庭的焦虑，这成为市场化教育扩张的结构性机遇，也是“越减负担越重”这一悖论的根源。
林小英从学习发生的时空以及学习活动的限制性这两个维度出发，划分出由“家校分界线”和“学玩分界线”所分隔的学生学习时空分布区间，发现随着减负的不断推进，儿童在校时间减少，同时在持续的高筛选压力下，儿童的自由闲暇时间也减少了；而中间增加的是家庭借助市场化手段安排的课外教育时间。
而在另一端，则是利用上述结构性机会，通过“制造焦虑、满足焦虑”急剧扩张的课外教育市场。2001-2020年，中国教培相关企业年新增数量从2.7万家增长至61.7万家，涨幅近22倍；2014-2016年，教培行业融资数量连续三年高速增长。2019年，中国K12培训市场规模已超8000亿元，产生了若干上市企业巨头。在资本市场的加持下，学科培训下延至2岁幼儿，演变成无底线无伦理的烧钱竞赛，“异军突起”的课外培训机构在十年左右时间里迅速成为体量超过公办学校的“另一个教育系统”。
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教培产业不断开辟新赛道，每个年龄群体、每个细分环节都可成为一条产业链：学科方面，从补差到培优，课程日益规模化、体系化；兴趣爱好方面，从考级考证到留学赛道，再到新兴的研学、博物馆和户外课程，“学”与“玩”的界限不断模糊，课外培训更全面地渗透生活。市场提供的远比我们能想到的更多，比现有的看起来更好，不断刺激着消费需求，塑造人们对其的深度依赖，也急剧加重家庭的抚育成本。
在国家干预减少、市场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家庭还面临着自身功能弱化和社会支持缺失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转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到2023年底已达66.16%。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以及家庭结构稳定性不断减弱，这些因素都使家庭的照顾功能明显弱化。尽管有一种发展思路是用“社区”取代“单位”来重建城市的团结纽带，然而，以产权为基础的商品房小区属于陌生人社区，既缺乏单位或乡土社会中的共同体信任，又面临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淡化，再加上缺乏促进联系再生的公共空间，社会支持难以生发。
由此，家庭腹背受敌，面临着双重挤压：一方面，国家抽离、市场扩张导致教育竞争加剧，抚育需求无限增长；另一方面，社会缺失致使传统抚育支持共同体瓦解，家庭变得前所未有的“孤独而脆弱”。因此，关于抚育焦虑的讨论必须延伸到家庭之外。
从制度层面看，这是一种“教育双轨制”：国家从教育职能中有所退出，庞大的资本市场攫取了家长的重要经济资源。从教育层面看，这是一种“学习的政治”，政治、经济、不平等的难题都被甩给教育，经济逻辑重构政治逻辑，加重了孩子和家长的责任，使教育和个人深陷重重压力之中。从转型过程来看，这是“抚育的私人化”,育儿焦虑背后伴随着社会转型，有一个家庭在育儿中的职责边界不断被凸显、内容不断被加码的过程，而国家抽离、社会缺失、家庭孤立无援以及市场介入过度这四者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成为当下教育之痛、养育之难的结构性根源。
(二)孤独而脆弱的家庭：市场过度介入下的底线危机
直面白热化的竞争与缺乏公共支持的状况，资源匮乏的小家庭只能尽力向内挖掘资源，首要策略便是动员代际支持，高比例的隔代抚育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2014年中国老龄中心的全国城乡调查数据表明，在全国0-2岁儿童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其中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一线城市的隔代抚养比例相对较高，有数据显示北京可达70%左右；上海0-6岁孩子中，50%-60%由祖辈参与教育；广州接受隔代抚育的孩子也占总数的一半。
随着当前抚育理念从“养”转变为“育”,隔代抚育虽能提供基本照料，却远不能满足教育需求，于是市场化课外教育成为家庭的普遍选择。研究表明，2010-2018年，我国基础教育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呈波动上升趋势。2018年，32.4%的学生参加了课外补习，人均补习支出为4951.13元，课外补习总花费达3303.94亿元。若将非学科课外班纳入统计范围，2019年《中国儿童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儿童参与课外班已日常化：六成儿童参加课外班，每个儿童平均每年课外班花费9211元，占家庭总收入的12.84%。课外教育的高度介入不仅体现在参与学生数量多，还体现在学生参与年龄小。小学一年级就有18%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这一比例在小学六年级升至48%,初三达到65%,高三则达到80%。由此可见，课外班俨然已成为教育装备竞赛中的“标配”,也是“起跑线上的竞争”的直接体现。
图4：《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儿童校外生活状况》。图片来源：豆瓣。
然而，过度介入的课外教育无法取代公共支持，反而成为掏空家庭资源的无底洞。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显示，孩子的养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其中教育支出占养育成本的比例达34%。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基于2019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表明，从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来看，2018-2019学年全国普通全日制教育各学段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11297元，家庭在每个孩子身上平均花费8139元，一个孩子从学前三年到大学本科毕业平均花费一个家庭约23.3万元。儿童养育成本不断加重的同时，家庭间的不平等也愈加凸显。从家庭教育负担水平来看，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40%,城镇为36.2%,农村则高达56.1%,大部分中等及以下支出水平的家庭将更高比例的家庭支出用于子女教育。从参加课外补习的规模和支出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学校质量较好的学生投入更多。激烈的升学竞争加上减负后课外教育的过度介入，带来“内卷”和“躺平”并存的悖论以及家庭分化：对于高收入家庭，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上升，但教育支出和学习时间也同时增加，导致“内卷”；对于低收入家庭，家庭教育支出和学生学习时间下降，但代价是在升学竞争中获胜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造成“躺平”。换言之，“内卷”和“躺平”源于同样的结构困境，这既加剧了不平等，也导致一个没有赢家的局面。
可见，在国家力量减少、社会支持匮乏的背景下，市场成了一把双刃剑。它是独木难支的家庭唯一可获得的便利帮手，然而，过度依赖市场又会强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化”现象，使家庭被更加彻底地功能化，个人、家庭乃至社会都面临被“掏空”的底线危机。当前，教育消费观念已被普遍接受，课外教培全面渗透到日常抚育生活中，为身为消费者的儿童和家长提供了看似众多的“自主”选择。但其底层逻辑是单一的，即私人化路径延伸下的市场购买关系。这种选择使商品化逻辑渗入日常抚育，除了加剧负担和区隔问题，还会带来更隐蔽的异化风险。当前，在结构性困境和强大资本的驱动下不断膨胀的“影子教育”,正逐步侵入亲子关系和家庭生活的边界。在极度内卷的情况下，青少年群体睡眠不足和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而父母们还深陷于“我给孩子的是不是还不够多”的焦虑之中，养育的想象力正在丧失，童年与真实生活渐行渐远，我们的底线岌岌可危。
三、抚育的商品化：童年如何与真实成长渐行渐远
在转型社会学的视角下，本文聚焦于学校之外的家庭生活，将其中的日常抚育实践视作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四者角逐的场域。国家的抽离与社会的缺失隐匿于后台，前台的市场成为家庭的唯一帮手，因而也极易过度介入，从而形成四者的不平衡结构。这种情况最典型地出现在孩子幼年至初中阶段，这一时期孩子在校时间较少、家庭抚育负担最重，也是市场参与最密集的阶段。本节尝试以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课外教育为例，探讨将儿童课后生活外包给机构的方式如何导致儿童的时间、能力和周遭关系被异化，并从守护底线的视角进行反思：哪怕暂且不论市场带来的不平等，即便在有购买能力的群体中，过度依赖市场机构的育儿方式也会让我们在看似“得到”的背后有所失去。
(一)时间的商品化：被过度规划的童年
人生的本质由时间构成，成人如何看待与规划儿童的时间，这既构成了抚育的日常内容，也关乎我们对孩子的根本期待；而儿童如何拥有时间，决定了他/她将成长为怎样的人。如今的孩子们，很难有歌曲中那种听着“知了一声声叫着夏天”而无所事事的童年了，哪怕是在假期，他们耳边也总是充斥着“快点快点”的催促声，在数不清的课外班之间奔波。拉鲁曾描述，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张排满事项的时间表，全家围绕这个时间表运转，构成“协作培养”的典型状态，多样化的外部资源卷入是这一群体抚育的优势所在。但从守护底线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协作培养的另一面，即这种卷入的过程也构成了外界对家庭抚育生活的侵扰，家庭和孩子的时间成了外部力量争夺的资源。在当前教育竞争激烈、课外机构过度介入的情况下，一种“时间商品化”的逻辑正在渗入日常抚育中，孩子们的时间被外化为资本营利的载体而被过度占用，本应用于交友、独处、休闲等的生活时间被各种各样的“学习”填满，转变为必须产生绩效的生产时间。课外机构对儿童时间的挤占体现为以下五种策略：
一是切分时间。不同儿童的学习本有其自身节奏，用于成长的自然时间本就不均质，但课程形式将习得某一技能所需的时间切分成均值、等价的，以便用于有价的课时计算与叠加。同时，在视频、音频、动画等多种技术手段的协助下，生产出适用于不同场景、时长的课程，使其更完美地嵌入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时间”,满足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但这也使生活被全面渗透。
二是替换时间。儿童玩耍本是对世界和同伴关系的自发、自由探索，但当前有一种趋势，即用“玩的课”取代自发自由的玩耍，尤其是艺术、体育、表演等非学科课程，通过模糊学习与玩耍的界限进一步挤占闲暇时间。
三是预支时间。校外课程常采用“体系化”策略并辅以预付费制度，在占据当前时间外，还锁定今后的时间，重设了抚育生活中各项事务的优先级，使家庭生活围绕课外班进行安排。
四是重复投入时间。应“掐尖”制度而生的“抢跑”策略是学科类机构扩张的重要契机。在竞争激烈的地区，小学高年级之后，学生通过校外机构提前学习(尤其是数学)以获得选拔机会成为常态。校外的提前学习意味着校内的重复学习，同样挤占了儿童本应有的闲暇时间。
五是全面投入时间。在高竞争压力、丰富的市场选择以及一定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课外班成为“购买希望”的重要途径。在市场推动和专家话语的合力下，孩子的未来被赋予“无限可能”，而主要实现方式为通过课外班全面“试错”和发掘“天赋”。当前城市中的低龄儿童通常至少有学科、艺术和体育三大类课外班，“无限可能”的期待使时间投入趋于无底洞。
在市场机构成熟且强大的切分、替换、预支、重复投入以及全面投入时间策略下，原子化的孩子和家庭难以守护自己的时间底线——必要的休息和闲暇，过度规划的童年和以课外班时间表为中心的家庭生活成为普遍现象。这首先影响到孩子，孩子自幼缺失自由玩耍的“社会时间”，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取得外部绩效，但也会导致过度的自我规训，留下“鸡娃后遗症”，他们一直处于高速运转状态，一旦停下来就会愧疚或不知所措，积累的心理压力可能会在后期爆发。其次，这也影响到家庭。外界的过度介入使原本整合、连续的抚育生活被切割，在以课外班时间表为中心的家庭生活中，家庭成为外部世界的功能性延伸，家庭抚育方式被市场提供的选项形塑，家庭成员共同在场的机会减少，情感交流的优先级降低，社会时间的缺失被掩盖。
(二)能力的商品化：“加工”孩子、“培养”简历
在课外教育市场过度介入抚育生活的情况下，与时间争夺同步的是儿童学习能力从自身的抽离。对外界的好奇和探索本是与生俱来的，但现在却陷入这样的怪圈：孩子只要对某事表现出兴趣，父母就要给报个班，似乎没人教就无法学习；对于与升学有关的能力，更要通过大量报班、参加竞赛、考证来达成，培养孩子也因此被戏称为“培养简历”。然而，回顾前几代人，哪怕是这代儿童的父母，在成长过程中也有大量自学的经历。那么,越来越多需要学习的“能力”是如何被商品化逻辑建构出来，并劝说父母为之买单的呢？失去了“自学”体验的孩子，究竟失去了什么？
首先是能力需求的生产。其一，要拓展和构建需培养的“底层能力”，使其融入生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改革的推进，仅学好书本知识已被视为是不够的。从“素质教育”到“底层能力”，课堂之外的能力需求被不断以某种课程产品的形式具象化建构出来。从学科教育方面来看，从早期的“补差”到后来的“培优”，学习范围被无限扩展，代表底层思维的“浅奥”“大语文”“原版娃”等概念风行并深入人心，在正式的课本知识体系之外打造了一个良莠不齐的知识海洋。从非学科教育方面来看，借助“生活教育”概念建构的各类主题“营”，使学习场景得到无限延伸，但质量参差不齐。其二，将爱好拔高至专长，增加培训的密度与时长。兴趣爱好是课外班的另一大需求，但当前的培养模式往往让孩子们过早进入专业训练，在将爱好拔高至专长的目标下，对训练的密度、时长提出要求，而爱好原本的“无用之用”则无处安放。
其次是能力培养过程的“可视化”建构。其一，建构校外评价体系。人为建构出庞大的晋级阶梯，用以规划能力培养、认证能力获取，如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庞大的考级、考证、比赛产业链。一些大型机构以同样的逻辑在内部精细化设置班型，通过不断考试建构流动的评价体系，以规划方案和图表等形式呈现给家长，使之“可视化”,并配以不同的秘密机会激发竞争。目标的“可视化”激发了购买需求，也强化了应试教育制度。其二，放大即时成效。与自学或学校教育拥有充裕的时间和稳定的关系不同，作为产品的课程追求的是在有限时间（单次课时）内让尽可能多的不同消费者满意，并以低成本应对高频的教师流动，这就使得可重复、见效快的“套路式”教学大量涌现。例如，在数学学习中，通过自编公式、顺口溜让孩子记住知识，并讲授大量符合该套路的例题，有针对性地放大家长可见的即时成效，而省略掉最看不见产出却对思维成长最为重要的独立思考过程。
上述二者构成了日常抚育中“能力的商品化”现象，即学习中最本质的自我与未知世界之间的探索关系被外化为可购买的课程，并辅以各种分级认证，使抚育沦为一个“‘加工’孩子、‘培养’简历”的过程。面对市场所承诺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对未知世界进行费时费力的独立探索似乎变得毫无意义，儿童独立思考的时间和意愿也遭到挤压。然而，由市场制造出来的看似“看得见”的“能力获得”是否就等同于真正的能力呢？
我们可进行如下三点反思：其一，“套路”的代价。对依靠课外班的“抢跑”成功者进行的研究表明，提前熟知“套路”并不会带来对知识的领悟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反而会使人从“自主学习者”异化为“自我监控的学习者”，从而丧失成长的开放性与经验的丰富性。不仅学科学习如此，美育亦是如此，直指目标的考证考级会将艺术修养化约成片段性、技巧性的得分点，从而脱离艺术的本真。其二，外化的评价体系因其绩效的可见性而不断被强化，这导致我们对儿童发展的理解不断狭隘化、极端化和碎片化，忽略了对那些无法被“购买”和“认证”的能力（如交往、协作、生活能力等）的培养，而这些无形的能力，恰恰与孩子一生的幸福密切相关。其三，当下兴起的自然、户外教育课程，进一步将可购买的能力从“知识”拓展到“体验”,更深地渗透到生活中，但这种“规划的自然成长”往往价格高昂，同时还嵌入了“为赢而战”的逻辑，不能等同于真实的生活和儿童自发的玩耍。
(三)关系的新异化：儿童与自身和周遭的“悬浮”
在商品化逻辑的作用下，日常生活中的抚育工作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被转化为可计算时间、可衡量绩效的目标。于是，儿童沦为一个时刻处于被加工状态的“产品”，其自我时间被过度挤压，能力需求和能力获取被外部系统所定义，从而导致儿童与自身以及周围环境关系的“新异化”。
首先是儿童与自身的关系。“创造力”被视作儿童面向未来的能力，它与儿童和自我的关系紧密相连，然而当下的情况却让儿童创造力的培养愈发困难。其一，社会的加速发展挤压了人们的生活时间，从而导致“创造力悖论”，即“能够创新地应对变迁情境的社会创造能力，可以想见会需要相当大数量的‘自由的’或富裕的时间资源，以便游玩、发呆、闲下来以及白白地浪费时间或看似胡乱地使用时间”，而“不断在追求创新与变动的现代社会，其实根本上会损害创新能力与创造性的适应能力”。其二，过度依赖市场的家庭抚育模式在上述逻辑的基础上又叠加了消费主义，进一步挤压了儿童创造力生成的空间。大量的课程产品在占据儿童自主时间的同时，还竭力创造吸引人的方式，将孩子从知识的探索者转变为知识产品的消费者，直接对孩子进行“输入”或者设计在限定时间和框架下的“探索”,剥夺了儿童在追求真知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与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必需的漫长探索过程和坚持。这既使儿童形成了对知识购买的依赖，也侵蚀了他们自主学习的信心；即便其中有“成功者”,也往往是转变为另一种对困难的坚持和克服，即如何在日复一日漫长的课程表中坚持，如何对无数需要被输入的知识进行时间和精力管理，而创造力培养中最需要但却最不可见、最不可测的“过程”被抹去了。
图5：《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图片来源：豆瓣。
其次是儿童与家庭的关系。在新自由主义教育观与消费逻辑的叠加作用下，家长从家庭教育的主体转变为更侧重于连接功能的“经纪人”、“教育管理者”,为孩子搜罗、筛选和匹配合适的外部资源并支付高昂费用成为亲职的重要工作，家庭逐渐沦为外部力量的辅助与延伸，其自身的主体性受到挤压。这种高度嵌入外部系统的“协作培养”模式需要耗费大量的经济和精力成本，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分工，使家庭被更加彻底地功能化，也使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在情感和意义层面被改写：一方面，儿童习惯于作为全家资源投入的核心，存在成长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风险；另一方面，对家长而言，经济负担可能会增加工作时长，挤压家庭生活。虽然教育外包能带来一定的便利，但同时也增加了课外班之间、学习与生活之间的衔接劳动，如接送、餐食以及调动未能完成自我规训的孩子面对过度密集课程表时所需付出的情绪劳动，这使得家长对儿童的影响从主体地位退居边缘，压缩了实质交流的机会。
最后是儿童与周遭环境的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在知识消费的服务购买关系下，庞大的课外教育产业削弱了教师职业的神圣性。市场中的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流动性高，且时常表演多于讲授，难以担当立德树人的重任。此外，普遍参加课外班的现状也挤压了日常生活中的伙伴交往。孩子们即便偶尔有空余时间也找不到朋友，只能回归课程学习或电子产品。在课外生活被影子教育高度挤占的情况下，儿童与周遭的真实世界被割裂开来，成长于“悬浮”之中。
综上所述，在市场的过度介入下，“私人生活的商品化”现象在我们当下的抚育过程中变得愈发极端：小到体测跳绳都能衍生出包括教练、装备甚至运动饮料在内的产业链，大到妈妈的角色都可以外包，“儿童成长陪伴师”成为一种新兴职业。在此，市场服务不仅触及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生活，还触及我们对下一代最深沉的爱与期待。然而，正如霍克希尔德所提醒的，市场渗入私人生活，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目的地，使我们远离许多细微却具有潜在意义的过程，屏蔽了努力过程中的成就感，让我们在不经意间丧失了完成一项工作后的愉悦以及与他人联系的快乐，甚至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同理，当雇老师提高分数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时，课外班不仅控制了我们的家庭生活，还影响了我们对自己和孩子的信心。这种对学习甚至玩耍的“自力更生”能力的瓦解，使得儿童习惯于购买知识和体验，其自由时间被占据、内在能力被外化、周遭关系被悬浮，离真实成长渐行渐远。
从转型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当下抚育焦虑的结构性根源在于，在转型进程中国家的抽离以及社会的缺失，使得育儿职责向家庭转移且不断加码。同时，市场作为唯一的辅助力量，在提供有偿支持时过度介入家庭生活，带来抽空抚育实质、异化儿童成长的风险。简而言之，抚育焦虑是由国家主导的“抚育私人化”和市场主导的“抚育商品化”这双重机制推动的结果。这双重机制极大地挤压了家庭和儿童的自主空间，从而导致当前养育中出现沉重负担和底线危机。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的幼儿养育和教育政策，可被视为对相关问题的察觉与应对。在托幼方面，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颁布，标志着国家开始重建公共儿童托幼服务体系，采用整体推进与地方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不同的公共化策略来应对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张力。在教育领域，2021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出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严禁资本化运作，促使校外培训从商业逻辑回归教育逻辑；2023年，《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完善集团化办学和学区制管理办法，加快校级均衡发展；2024年，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尝试切断机构与学校之间的利益关联；等等。中国儿童中心2023年的调查数据表明，在“双减”政策背景下，近六成儿童未参加校外培训，仅有两成儿童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儿童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为21.29%,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为25.84%,与“双减”前相比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有所下降，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有所上升。从本文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政策标志着转型进程中新的回调阶段的开始，国家尝试加大支持、规范市场，减轻家庭负担，弱化家庭对市场机构的依赖，这与当下的困境相契合。而如何进一步为家庭建构多样化的支持，迈向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家庭职责分担相对平衡的体系，是需要不断探索的理想目标。
如何重建社会支持是进一步建构多样化支持体系中重要却薄弱的环节。相较于自上而下、兜底性质的统一国家抚育支持，自下而上的社会抚育支持更有可能满足当前多元化的抚育需求。但难点在于，在前40年转型所塑造的市场化、私人化家庭生活的基础上，在个性化、精细化的照料理念以及“瞄准高线”的抚育目标下，如何再度形成跨越家庭边界的共识，把社会带回抚育过程，从而与市场机制对儿童成长和家庭生活的过度挤占形成反向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把童年找回来。在此意义上，“找回社会”与“守卫底线”一脉相承，它以“人”“家庭”和“社会”为根本出发点，揭示出转型过程中抚育私人化所导致的家庭抚育重担，以及抚育商品化对儿童成长和家庭生活的进一步侵扰和异化，并呼吁从不同层面采取共同行动回应外部力量，寻找使焦虑再生产结构从内部松动的可能。
首先，需要个人与家庭层面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前的抚育焦虑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和强大的外部力量，而非家长或孩子个人的不足。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反思，通过保卫“自由闲暇时空”、寻找意识和行动的“间隔”、创造“横向反思空间”等方式从焦虑中抽身，为儿童成长和抚育生活留出一定的喘息空间。就像面对“日常生活的商品化”时，需要“划一条界线，确定某些标志性的劳动或家庭弥足珍贵的时光不能被外包出去”一般，面对“抚育的商品化”,也需要运用一些防御机制，如对市场化课外教育祛魅，意识到它并非万能的，要节省出部分时间和经济资源来守护必要的睡眠、同伴交往和家庭生活；从外部强大却单一的评价体系中“脱嵌”,重新发现并重视那些无法被评价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力，守护孩子与生俱来的“生命力”。
其次，在社区层面有所行动。个人行动是起点，然而在强大外部力量的影响下，个人行动难以实施并坚持，这就需要“家门口”的公共空间——社区给予支持。社区是从私人生活过渡到公共生活的地带，也是把社会带回抚育的重要实践场域。当前，不少城市出现了社区妈妈团，其“抱团养娃”的模式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市场的选择，将共育与女性主体性的成长相关联,与社会生活、经济生产以及国家话语相结合;除了地理意义上的社区之外，基于业缘、趣缘等跨地域连接的“社群”抱团共育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是在当前条件下探索拓展社会化公共支持的可能方式。
最后，带回社会还需要国家行动的支持。与其他议题不同，抚育议题直接关系到“人”的再生产和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生活，是国家-市场-社会三者最直接的交叉重叠之处，也是最有可能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实验场。国家可以为将社会带回抚育提供间接支持，如在硬件上营造对家庭友好的城市空间，或在软件上将抚育与基层治理相结合，使围绕育儿的社区活动成为家庭共育和国家共治的交会点，建构上下连接。此外，市场在建构抚育支持的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守卫底线的视角看，不应由资本驱动的大型机构形成垄断，而应寻找市场与社会的交叠之处，给予扎根社区、致力于建立长期关系的多元化中小型社会性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这与教育回归非营利化的初衷是殊途同归的。
简言之，将抚育焦虑与转型进程相联系，是本文的一项初步探索。本文试图将家庭之外的结构性力量带入当下有关抚育焦虑的讨论，揭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抚育职责向家庭的转移与加码、儿童成长被过度介入的商品化逻辑所塑造的动态实践逻辑，并尝试提出以“守护底线”的公共行动找回儿童成长中的社会支持，松动焦虑结构。如果说协作培养是儿童抚育的现代形式，那么理想的协作状态应当是国家-社会-市场-家庭四者相对平衡、各司其职。其中，家庭和社会的职责重点在于守护正常的童年和家庭生活，而不应成为国家和市场功能的延伸。唯有看见“人”“家庭”和“社会”的主体，才能将儿童成长重新带回具体的连接与关系之中，找回内在的情感与经验之流。
文字编辑：洪嘉颖、代欣怡
推送编辑：杜姝寰、陈立采
审核：田耕
文章出处：施芸卿，2025，《北大社会学刊》，第五辑，201-227。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