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费孝通先生曾以“旧燕归来”来形容他对北大社会学的情感，他也是再造北大社会学的灵魂。而费先生学行影响力之深广，又超出了燕园，成为无数社会学人的精神滋养和学问的引牵。2025年是费孝通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北大社会学刊》特别邀请了六位社会学学者，以朴实深挚的文字讲述了自己的求学之路中和费先生的缘分，这些学者中有费先生的亲炙弟子，也有因费先生而投身社会学的学人，无论代际，都从费先生的学问和风度中汲取了执着社会学之路的力量。学人的心声是对费先生最好的怀念，北大社会学系也将这样的文字和广大的读者共享，以表达我们对费先生无尽的追慕。

费孝通与陈达：

质性与量化研究的对话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始终存在着质性与量化研究的争论与对话。20世纪30、40年代的西南联大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辉煌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云南呈贡地区形成了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人类学魁阁质性研究学派和由清华大学陈达带队的人口学文庙量化研究学派。本文以讨论费孝通质性研究的代表作《生育制度》和陈达量化研究的代表作《现代中国人口》为起点，展开了社会学质性研究与人口学量化研究的对话，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决策背后的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之争，并展示了同期费孝通对量化研究取向的人口生育政策的质疑和批评。费孝通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批判后，经历了对社会调查量化研究的有条件肯定，对质性研究质疑的回应与对话，再到对自身质性社区研究局限的深刻反思，最后在文化自觉下的力图超越。作为学者，费孝通一生都在学术的“求真求全”道路上，而作为“士”，一直都在“为万民造福”的求善道路上。费老是我们大家的楷模。

费先生与李建新

“费老担当起了联通‘此岸’与‘彼岸’之桥的角色，而且是一座‘立交桥’，具有跨越不同面向、不同维度的优势。这座桥不仅跨越了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理科与文科的学科边界，跨越了质性与量化研究的方法论论争，也跨越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时空阻隔和价值观藩篱。正是因为具备了跨越各种‘边界’的优势，费老的学术思想浸透着一种多元融合的汇通气质：社会学中有人类学，人类学中有民族学，民族学中有社会学；质性中有量化的思考，量化中有质性的基础；传统中有现代的智慧，现代中有传统的继承；东方有西方的借鉴，西方有东方的反思；形成了一种文化自觉、融会贯通、交融共生的多元一体大格局。

费孝通曾将中国20、21世纪的社会变迁概括为‘三级两跳’，其中‘第二跳’即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面对这样的巨大变革，费老再次指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我们在开始第二跳的时候，要记住……把‘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古训带上，把对新人文思想、新人文精神的追求带上。这样去做，我们就能获得比较高的起跳位置，也才能跳得高、跳得远，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老来依然一书生

——纪念费孝通先生去世二十周年

张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

费先生一生倡导社会科学研究要“到实地去”，某种意义上他的个人世界也构成了研究他的“实地”和“田野”，他的所思所想就是研究者尝试获取的“社会事实”。走入费先生的“个人世界”，需要持守一定原则，研究者应尽可能地贴近和还原费先生当时所处的时代，来了解和讨论他当时的选择和心境。费先生的学术实践与学术遗产表明，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需要制度化的表达渠道，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扎根现实“从实求知”，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应基于专业洞见“以学致用”。毕竟，学术的终极价值在于回应时代命题，而政治参与的最高境界在于推动社会进步。

摄影师邓伟镜头下晚年的费孝通

“费先生晚年关于学术与政治的选择，至少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首先，源自他对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进程的深刻洞察与把握。其次，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前的社会历程、个人遭遇及由此产生的对个人思想认识上的冲击对于理解费先生复出后的思想和选择至为关键。最后，从实求知、学以致用的学术取向的影响。费先生坚定地认为，知识应当为社会服务，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费先生曾对传记作者表示关于其学术与政治的结合的部分‘话不好讲，也不是时候，可以放一放’，暗示了学术与政治的冲突的一面，以及将其放置于历史长河中观察的意识。费先生坚持以学术研究为根基，通过专业视角介入政治实践，同时保持必要的批判距离。他晚年提出‘美美与共’理念，将政治分歧转化为文化对话，为学术与政治的冲突提供更高维度的解决框架，这种超越性思维使其理论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从“文野之别”到“多元一体”

——费孝通论西方社会中的种族与民族问题

李代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

尽管费孝通的学术著作未曾对西方社会中存在的种族与民族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但其实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散见于其一生的写作。其研究生阶段接受的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训练，令其注意到西方人类学中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及种族主义。其访问欧美各国、尤其是两次访美的经历，使欧美社会对黑人、华人、美洲印第安人等族裔的歧视暴露于其面前，激发了他的思考。最后，其同事潘光旦、吴泽霖等均是在美国接受与种族相关的学术训练之专家、对种族问题有一定研究，可能为费孝通思考欧美社会中的种族与民族问题带来启发。费孝通在晚年提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族裔观，其对欧美种族与民族问题的思考可能有一定贡献。

费孝通考察湖南省吉首少数民族的民间织锦手工艺品生产（图片来源于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费孝通发觉自己作为中国人，自然而然地跨越了‘文野之别’的鸿沟。费孝通一方面将其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教无类’的观念，另一方面则谈到在近代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中，自己一生都处于文化上弱势的一方，这是他能不排斥外来文化、拒斥文野之别的根本原因。

费孝通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推而广之，得出多极世界需要建立多元一体的天下秩序，可谓今天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声。这一秩序建设在跨文化的包容理解之上，或可得到社会学的助力，有这样眼光的社会学可称之为‘天下社会学’。当前学术界仿照欧美惯习建立的研究范式多缺乏这样的眼光，误把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当成一般规律强加到社会现实之上，只能不断反复地生产误解。中国社会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是对这种范式的反抗，可惜在追逐发表绩效的游戏中不断被釜底抽薪。本文期许中国社会学重拾费孝通最后的念想，从事一些并非以“利用”而是以‘理解’为目标开展的跨文化研究，并借此搭建整体性、全球性的知识结构，由此帮助中国社会学把研究中国社会的成果摆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

文字编辑：刘圆圆

推送编辑：周丽敏

审核：田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