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费孝通先生曾以“旧燕归来”来形容他对北大社会学的情感，他也是再造北大社会学的灵魂。而费先生学行影响力之深广，又超出了燕园，成为无数社会学人的精神滋养和学问的引牵。2025年是费孝通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北大社会学刊》特别邀请了六位社会学学者，以朴实深挚的文字讲述了自己的求学之路中和费先生的缘分，这些学者中有费先生的亲炙弟子，也有因费先生而投身社会学的学人，无论代际，都从费先生的学问和风度中汲取了执着社会学之路的力量。学人的心声是对费先生最好的怀念，北大社会学系也将这样的文字和广大的读者共享，以表达我们对费先生无尽的追慕。

费孝通先生学术研究中的终极问题与路径探索

李友梅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

近代中国从救亡图存到民族独立再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构成了费孝通先生学术研究的对象。他生平纵贯百年中国式现代化，在他对不同时期特定问题的研究中隐含着他对终极问题的关注：中国社会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自立于人类文明之林并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新贡献。他在孜孜以求“志在富民”的实践中始终坚持着推进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初心，他在与时俱进的“从实求知”中通过建言资政将汇聚民智与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相协同。他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建言，不仅彰显了历史与现实交汇下的人民观和社会学的使命担当，以及由此实现从“志在富民”理想走到“共同富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展示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创新创造、与各方面力量达成共识、同舟共济的价值纽带和实践基础。今天，我们在进一步夯实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立身根基时，需要深入领悟费先生的人民观、历史观和时代观，始终敏锐把握和实践应对新时代对学科建设提出的现实问题，使社会学成为真正有能力服务于人民的学科。

费先生（图左）与李友梅（图中）

“费孝通先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见证者、参与者以及推动者，他的百年生平不仅跨越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从本土到全球的转型，更亲历了中国社会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换。正是这些转型和转换，不断引发费先生身临其境地‘从实求知’，并与时俱进地洞察时代大问题，因而也成为他为学科未来发展规划方向的基础和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他克服了西方社会学‘只见结构不见人’的根本性问题，开创了人民的社会学，将‘活生生的人’‘鲜活的日常生活’带回社会学的中心，也由此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谋划了蓝图。

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化发展的进程加快，全球化的影响也开始隐约显现。费先生敏锐地感受到了快速社会变化带来的社会适应性问题——中国在尚未完成从乡土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之时，又面临着‘跳进’信息社会的时代要求，由此急需处理技术的跃迁速度远远超出人类已有的社会组织对技术的需求这一重要问题，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三级两跳’的时代关口。费先生预感到了社会跳跃可能带来的重要影响，在费先生看来，这不只是一个经济制度问题，同时也含有社会心态方面的巨大挑战。”

与师说之乡土重生

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

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乡村经历了其千年之变。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82%下降到2024年的33%，以妇女、儿童、老人为主，且在向极老极幼两极快速汇聚；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份额从1981年31%下降到2024年的6.8%；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20世纪初年工资性收入的份额几乎为0，2024年增加到42.4%。千年之变的本质是传统乡土的涅槃，以及新兴乡土的重生。其中，2010年前后则是涅槃与重生交泰的时刻。如今，乡土涅槃接近尾声，乡土重生正在发兴，推动城乡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乡村人口的有序流动成为推动乡土重生的关键一环。

费先生与邱泽奇

“乡村发展是您（费先生）一辈子的关注。我理解，您在《江村经济》开篇说‘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时便为自己一生的精力投放埋下了时间的注脚。2003年底，您在‘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自己的研究路线，从江村为起点，（历经以）小城镇、中小城市、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在行行重行行中不断发展’，‘我们从小城镇开头，只不过提出了一个问题，但绝不能停留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紧跟事实的发展，不断向前走，把这个发展过程分析出来，记录下来’。‘必须紧跟事实的发展’意味着紧跟国家发展的历史脚步，也意味着在您走后，研究中国乡村发展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上。

中国乡土的涅槃可以被理解为多重因素叠加的自然过程，而当下对乡土重生的期待更多则是国家主导的积极进程。跟您说多重因素叠加，不是指多重因素平行推进，多重因素叠加是一个结构动态化过程。市场化先行，然后是全球化、数智化、城市化的跟进、叠加、迭代，最终在2010年前后让城乡关系在人口、经济、家庭生计等三个维度出现了历史性逆转和革命性蜕变。其中的每一个‘化’都有国家主导，而我强调它是一个自然进程是想跟您说，国家主导也是顺势而为。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那就是，把握时机，积极推进。

“一身处二世”与关注“三级跳”社会的费孝通先生：从《东京新闻》记者的采访谈起

麻国庆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摘要

费孝通先生作为对今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领域影响最大的学者，其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学术界。“一身处二世”的费先生，将自己的一生所处的社会用“三级两跳”来概括，这三级跳与他研究的三个阶段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第一跳是以中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农村生活为基础，从我们乡土社会的基本性质出发，开始了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研究是从中国7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到近代以来开始快进入工业化时期的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第三阶段是从1949年之后，费先生开始参加民族工作，其中城乡关系研究是这一阶段研究的重要体现。纵观费先生的研究，他对于中国社会和全球社会的认识，一直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共享的理念。费先生一生尽管反反复复，但总的路线没有变过，那就是通过知识或者学者的身份保住中国在全人类中或全世界中的文化地位。

费先生（图右）与麻国庆（图中）

“费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的本钱就是有知识，它的特点长处就是有知识，有了知识就要用出来，知识是由社会造出来的，不是由自己想出来的。从社会中得到的知识要回报于社会，帮助社会进步，这就是‘学以致用’，这是中国的传统。现在的知识分子有两种倾向，一种西化的倾向，另一种也是中国的另一种传统，即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关在屋子里面，把自己纯粹局限在书本里面。这一点我从一开就反对。因为我跟的老师从大学开始就是让我们从社会中得到知识。最近我写的一本书叫做《从实求知录》，总结了我的思想方法。如何求知呢？不仅要从实求知，还要不断地反思，自己批判自己，不断地改变自己旧的想法，跟上新时代的进步，要创新。这就是进入第三跳的时候，就是进入知识经济的时候，必须要的一个精神就是要创新。不断创新就是要接触实际接触社会，不接触实际就不能创新。

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了文化的超越特征：‘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费孝通先生主张建立起文化共同体，他延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主张通过文化共同体的建立，促进和平的共同文化，形成多元一体的世界：‘这个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费先生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倡导‘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理念，把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的模式与人类文明的共生、共荣、美美与共联系起来，对于我们当下进一步认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字编辑：刘圆圆

推送编辑：李家乐

审核：田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