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吴利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1989-199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6年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社会学系工作。研究领域为社会性别研究、社区发展和社会组织。

 

 

本文首先从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脉络出发，呈现社会性别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归纳出社会性别概念多层次、多维度的丰富内涵；然后从问题的性别化、关系的平等化和实践的情境化三个方面阐述在社会工作介入中对社会性别视角的运用，凸显社会性别视角对社会工作实务中问题界定、介入过程以及结果评估的价值和意义；最后总结社会性别视角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契合点，倡导在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和教育中加强对社会性别视角的理解和自觉运用。

 

社会性别：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视角

吴利娟

 

目录

一、引言

二、社会性别：建构中的概念

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

四、结语

社会性别（gender）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它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包括性别气质、性别角色分工等在内的一系列关乎男女两性差异的特征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不是由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所决定的。社会性别概念以女权主义思想为源泉，它原本只是语法用词，指的是词的阴性和阳性，但在20世纪70年代被美国女权主义者借用，以区别于生理性别（sex），凸显性别的社会文化意涵。随着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入，社会性别与阶级、种族、年龄等概念并列，成为分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范畴。

从历史来看，社会工作专业与社会性别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工作专业早期的重要奠基人物———简·亚当斯（Jane Addams）———也是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她推动了妇女有组织地参与社区振兴与社会改革，也促进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当代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也一直在关注和吸纳女权主义思想，发端于女权主义社会运动的女权主义社会工作（Feminist Social Work）业已形成。但是，毋庸讳言，在社会工作领域，具有明确社会性别视角的实务仍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

本文首先从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脉络出发，呈现社会性别概念的产生、发展过程，归纳出社会性别概念多层次、多维度的丰富内涵；然后从问题的性别化、关系的平等化、实践的情境化三个方面阐述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对社会性别视角的运用，凸显社会性别视角对问题界定、介入过程以及结果评估的价值和意义；最后总结社会性别视角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契合点，倡导在社会工作的实务、研究和教育中加强对社会性别视角的理解与自觉运用。

虽然社会性别概念的出现只有约50年的时间，但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理解可以追溯到各个历史时期的女权主义运动中。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形式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以及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思想及实践不断地挑战人们对性别不平等运作机制的既有理解，社会性别概念从而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经过多年的理论辨析和实践检验，社会性别已经成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范畴。

（一）社会性别概念出现之前

在社会性别概念出现之前，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已经兴起。在这个阶段，男女两性在社会上受到的不同对待被质疑，性别开始成为认识和分析不平等的维度之一，女性的处境逐渐从不可见状态进入公众的视野。虽然当时尚未提出“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但从反对基于生理差异而将男性和女性区别对待的思想中，已经可以看出将两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同与生理性别“脱钩”的努力。

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从19世纪下半叶持续至20世纪初，运动的主要目标包括实现女性参与选举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就业的权利。在这一阶段，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在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面对女性被全面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主张女性应获得与男性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这样才能保证女性和男性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从而发挥包括女性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潜力。换言之，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主要争取的是女性与男性在机会上的平等，并相信机会平等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背后的假设是：既有的制度和社会结构自身的运作机制是性别中立的，不公平的地方在于将女性排除在外，因而只需将女性纳入其中就能获得性别平等。这一假设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者诟病。

 

女性争取权益。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在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的行动目标以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中，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被淡化或有意忽视，转而强调女性具有与男性相同的能力，应该享有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由于这一阶段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认为女性通过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表现为女性的参政率、受教育水平、就业率）就能够获得发挥个人潜能的机会，终将实现性别平等。因此可以说，当时对性别的社会意涵的理解侧重于女性个人能力层面，而且主要关注的是女性参与公领域的状况。

（二）社会性别概念的确立

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形成于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期间。这一阶段的女权主义运动揭示出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也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并试图回答为什么性别不平等问题不能通过机会平等的途径得到完全的解决。随着女性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反而出现了新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中，为了强调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建构特性，将其与生理性别的差异进行区分，社会性别概念正式确立。

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贯穿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当时，虽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尤其是白人女性）通过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抗争，获得了参政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但性别不平等并没有就此消失。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受困于家庭主妇的角色，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针对女性的暴力等多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在第二次浪潮中被拷问。

在这一阶段，除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继续发挥影响之外，激进女权主义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概念———父权制（patriarchy，也译为家长制、男权制），将性别不平等视为一种制度，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统治形式。而且，父权制不仅存在于公领域，还广泛存在于私领域中，国家、家庭、身体和性都是父权制统治的工具。只有打破父权制的深层结构，彻底消灭父权制，才能实现性别平等。

同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则将对父权制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结合，认为当代女性所面临的性别不平等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体制长期互相作用的结果，只有同时改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性别平等。

在这一时期，社会性别概念得以形成并获得影响力。因此，社会性别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影响，激进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当时盛行的思想都激发了社会性别概念的形成。可以看出，社会性别概念在形成之初已经包含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内容，与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时期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认识相比，社会性别概念对性别不平等的分析已经从个人层面上升至制度层面，从公领域延伸至私领域，从客观行为扩展到主观意识。

（三）社会性别概念受到的挑战

社会性别概念虽然在定义上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人只是将它作为生理性别的替代词来使用，这一现象在以定量研究为主的实证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研究者通常在分析中加入社会性别变量，考察因变量在结果上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对社会性别变量的操作化则是用研究对象的生理性别来代表其社会性别。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社会性别概念的这种用法有其价值。由于女性的经验和声音长期被埋没和忽视，因此非常有必要揭示和呈现女性的处境，提升女性经验的可见度，同时凸显社会性别分析维度的重要性。

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社会性别概念的模糊认识，易于将社会性别等同于生理性别，或者将社会性别议题等同于女性议题，在各学科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与主流相隔离或者无关的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的子领域。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的到来，人们对基于生理性别的性别身份认同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提出质疑，也对女权主义运动是否应该具有统一的形式和目标进行反思。这些思想挑战了将社会性别作为生理性别替代词的做法，帮助澄清和强化了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特征，进一步丰富了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理解。

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几乎与第二次浪潮接踵而至，从20世纪90年代初绵延至今。虽然在时间上首尾衔接，但女权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与前两次浪潮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兴起更多地缘起于女权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同声音，在思想上则受到后现代理论的深刻影响。

当时，年青一代白人女性不满于母亲一辈女权主义者“反女性气质”（anti-femininity）的严肃形象以及自视正确并据此评判其他女性的做派，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则不满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导的女权主义运动将自己的价值取向强加于所有的女性，忽略了少数族裔女性、下层社会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所面临和关注的问题，造成对这些女性群体的处境的片面化解读。这些不同的声音汇合到一起，形成了女权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的主旋律：强调女性内部差异及异质性，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论述；关注不同身份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反对关于性别压迫的宏大叙事。

因此，在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中诞生的全称性概念，尤其是作为集体身份的女性概念以及描述不平等性别结构的父权制概念，在第三次浪潮中都受到了挑战。而在男女二元性别划分的框架内理解社会性别概念，也被认为是一种限制性的话语，非常容易陷入将性别本质化的思维。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必须彻底放弃社会性别概念。相反，已经具备多维度与多层面特性的社会性别概念从女权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的思想中汲取养分，将社会性别作为因变量加以考察，承认和重视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社会性别实践的多样性。

将社会性别概念置于女权主义运动及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下进行考察之后，可以发现这一概念处于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因而具有丰富的内涵。综合不同学者对社会性别概念的阐述可以发现，社会性别是指一系列权力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它以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为基础，并将这种差异等级化，女性特质（femininity）的地位和价值被认为低于男性特质（masculinity）。

这种基于性别差异而建构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不仅存在于劳动力市场、教育、政治等公领域的制度中，也存在于家庭、生育、亲密关系等私领域的文化习俗中；它不仅外显于可观察的行为和社会运作机制中，也蕴藏于人们的主观认同之中，尤其是通过人际互动而实现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中。不同层次和不同维度的社会性别关系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同时社会性别也与阶级、种族、民族、年龄、性倾向等身份产生交互作用，因而社会性别实践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情境的改变而具有多样的形态。

由于社会性别关系已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维系于频繁的日常互动中，且以可观察的性别差异为基础，人们往往将这种关系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与女权主义运动以及社会性别研究的目标相似，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在界定服务对象的问题时非常重视揭示社会性别关系的不平等，尤其关注在其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的经验和声音。

进而，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工作者在实施服务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采取特定的介入策略和方法，希冀突破不平等社会性别关系的再生产机制，致力于生成更趋于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而且，面对不同处境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亦充分认识到社会性别实践的情境性，正视服务对象之间的差异，为服务对象在多种应对策略之间进行选择提供可能性。

（一）问题的性别化

社会工作介入的出发点是界定服务对象的问题。而除了客观存在之外，对“问题”的主张（assertion）是将社会事实转化为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可以认为，任何问题的界定都具有客观和主观的双重性。传统的社会工作介入在问题界定上可能存在以下的性别偏见：一方面在客观上忽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现实处境和需求；另一方面在主观上仅从男性的视角出发判定女性的问题和需求。

因此，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从两个方向考察和界定服务对象的问题：一方面要注意是否将女性当下的处境视为理所当然，通过将女性的处境“问题化”而发掘女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既有的对女性问题的界定以谁为参照，通过反思问题界定背后的不平等社会性别关系，实现对女性问题归因的“去个人化”，从而更有效地改善女性的处境。

这两个方面都是基于社会性别视角挑战和反思关于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的既有知识——重新考察那些被认为没有问题的情况是否存在被忽视的需求，而被认为存在问题的情况是否仅被归因为个人的问题。

 1.女性处境问题化

在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观察框架中，女性通常处于“不可见”的状态，因而在界定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时，往往会忽视女性的处境。以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为例，它可能带来对女性劳动价值的低估，继而造成在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项目上看不到女性的负担，漠视女性的需求和福祉。

 

《跨国灰姑娘》为了解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在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下，女性主要承担家务劳动和照顾家人的角色，而照顾劳动（caring labor）的经济价值却被低估。因此，公共福利和社会服务支出的缺乏或削减貌似性别中立，其实忽视了女性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顾者这一现实，从而将照顾的主要负担压在女性的肩头。因此，社区照顾的政策和服务项目需要认识到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主要的无报酬照顾劳动，为照顾者提供支持，并促进男性更多地参与照顾劳动。而缺乏相关社会服务的支持，则会导致在危机状态下或者长期照顾中对作为照顾者的女性的福祉的漠视和损害。

因此，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工作介入在界定问题时非常重视女性的经验和感受，并注意考察既有的政策和服务是否给男性和女性带来不同的影响，厘清女性的需要，规避界定问题时的性别盲点。

2.个体问题的结构归因

 在社会性别视角下，社会工作者不仅要追问界定问题的标准是否带有性别偏见，而且要分析微观层面的问题是否为社会性别体系作用的结果。这一特点在对服务对象的心理和精神问题的重新认识上得到充分体现。

社会性别视角强调将心理现象放置于社会性别的脉络下进行解读和干预。一方面，社会性别视角要求反思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认为精神障碍的诊断是一种社会性别实践，它以男性气质为标准，将女性气质病理化，并将具有女性气质的行为作为精神障碍的症状;另一方面，社会性别视角也重视女性所经历的心理困境，认为社会性别角色的固化和生命事件对女性的心理和精神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男性，在家庭治疗领域的影响也逐渐扩大。

简而言之，通过揭示社会性别身份以及性别角色社会化对心理机能和行为模式的影响，社会性别视角有助于社会工作者理解个体心理或行为等微观层面问题背后的社会性别机制，从而可以帮助服务对象察觉个人困扰与社会性别体系之间的关系，为服务对象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二）关系的平等化

社会工作介入过程本身为服务对象提供了突破原有的关系模式，生成一种新的关系的可能性。这种关系既包括服务对象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也包括服务对象与他人及环境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当逐渐意识到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渗透于从微观到宏观、从公领域到私领域、从客观到主观等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生活中以后，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工作介入力图通过个体领悟、小组互动、社区参与、社会组织和社会行动等方式，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环节有意识地避免对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再生产，寻求在介入过程中建立并维系更为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

其中，个案工作中的社会性别角色分析（gender-role analysis），小组工作中的单一性别小组，以及社区工作、社会组织和社会行动过程中建立平等的参与及沟通结构是实现社会性别关系平等的重要策略。

1.社会性别角色分析

社会性别角色分析强调社会性别身份以及性别角色社会化对个人的影响，提出将社会性别角色分析整合到个案评估的过程中。在社会性别角色分析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首先通过了解服务对象的背景、成长经历和当下处境，获得服务对象在社会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身份方面的经历，理解社会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身份对服务对象的意义，然后通过检查并质疑社会性别角色在文化上的一般意义以及对服务对象的特殊意义，帮助服务对象创造出新的更富权能的社会性别角色构想。

借助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评估表，社会工作者帮助服务对象辨认其生命中经历过且已经内化的显性和隐性社会性别角色信息，并和服务对象一起检查这些价值观如何反映在服务对象对自己和他人的角色期待上，及其归因和自我评价是如何以这些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为基础的。

通过社会性别角色分析，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服务对象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如何受到社会性别角色规范与期待的影响，特别是意识到约定俗成的社会性别角色如何对自己造成负面影响，进而评估自己行为的象征意义，界定其认为适当的社会性别角色。

在启迪服务对象认识到社会性别体系是心理困扰的可能源头或者长期作用机制之后，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一起制订改变的计划，允许或鼓励服务对象承担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角色，并从依赖外部社会的奖赏转向寻求内在的奖赏。社会性别角色分析不仅适用于女性，同样适用于男性。

2.单一性别小组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非常重视小组工作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小组工作的方法与社会性别视角有较好的契合度，同时也是因为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女性小组是常见且有效的工作方法。

与一般意义上的小组工作相似，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小组具有以下特征：分享个人经历、交流信息、同伴支持、找到共同点、注入希望。不同的地方在于，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小组强调：揭示不平等的社会性别体系是个人困扰的根源，寻求改变个人和社会的解决之道，通过小组成员的支持获得采取行动的权能。随着社会性别视角的发展，男性参与对改变社会性别关系的必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男性小组也发展起来。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小组工作方法中，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小组是一项专门针对女性在社会性别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采取的应对策略。通过将男性排除在外，女性小组实质上建构出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小环境，它迥异于现实生活中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大环境。

首先，女性小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互动中的社会性别权力不平等，因而有效防止女性的议题和声音被男性压制的情况。其次，女性小组的形式有助于女性从关注他人转向关注自己，从而聚焦于女性的生活和经验，改善男性至上主义（sexism）造成的女性的边缘地位。

再次，女性小组可以为女性体验自主性、练习新行为、培养锻炼领导力、充分发掘自己的能力提供空间和机会。最后，女性小组可以为女性提供免于男性暴力的安全环境，这对遭受过男性施暴的女性来说尤其重要。

因此，通过与具有相似以及不同经历的其他女性建立联系，女性小组的成员可以从互动的过程中获得成长。而女性小组的议题可以非常多元，从侧重于精神层面的意识提升小组到侧重于物质层面的女性生产小组都极具影响力。意识提升小组帮助女性认识到她们的困扰不是孤立的，而是许多人共同面临的问题，从而从个人经历中体察到压迫性的社会性别结构才是问题根源，并寻求解决方法。女性生产小组为女性创造从事生产投资、获得现金收入、自主支配资金的机会，从而改善女性的经济状况，并促进女性在家庭以及社区中增权。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男性小组与女性小组的宗旨一致，借助于男性内部的讨论，反思刻板化的性别气质带来的问题，尤其是男性气质刻板印象对自身造成的负面影响，致力于改变男性不需要帮助和支持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降低男性的攻击性倾向，也消除男性对女性的刻板社会性别角色期待。男性小组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仅依靠女性挑战和改造社会性别关系的做法，使重塑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成为男性有必要和女性一起奋斗的目标。

3.平等的参与和沟通结构

由于充分认识到人际互动过程中和组织结构层面潜在的不平等关系，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不仅关心结果，同时也重视过程，强调组织发展、社区参与、社会行动必须依托民主的过程和结构，决策必须建立于合作、共识的基础之上。在长期的探索中，组织内部的任务轮换、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确立组织自主性等策略被认为有利于建立平等的参与和沟通结构，使服务对象有可能在介入过程中践行与他人的平等关系。

在小组工作中，社会工作者有意识地在小组活动设计上给予服务对象自主决策和充分表达的空间，由组员轮流选定议题并带领小组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以某个强奸幸存者小组为例，这个小组的活动分为12节，每节由三个部分组成：报到——组员彼此重新熟悉并报告一周以来的进步与困难；主题讨论——围绕某位组员所提议的与恢复有关的主题展开讨论；动机性结语——一个组员以动机性问题或声明来结束，比如宣布这周“我”将做什么事情来更好地照顾自己。

在这三个部分中，主题讨论和动机性结语都由组员主导，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只承担辅助性的角色。与之类似，在社区参与和社会行动的过程中，参与者定期进行任务轮换的做法也能有效避免个体或小团体因为长期从事某方面的工作而在资源、人脉、信息、技能等方面形成事实上的垄断，避免造成与其他个体或团体之间的不平等。

就组织结构而言，由于传统的科层制结构必然带来等级化的后果，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工作介入更倾向于采取“去中心化”的网状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著名的女性反核和平运动中，参与者有意识地拒绝采用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也没有推选统一的领导者或发言人，而是自由地组成不同的小组，这些小组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各自有不同的关注重点，但彼此之间又互相支持与联系，这次和平运动也通过这些小组形成的网络而蔓延到全国。而意大利女性联盟（Unione Donne Italiance）则在40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组织方式和结构的大转型——从中心化程度较高的科层制转变为去中心化的组织网络。

20世纪80年代初期，该联盟在组织结构上做出重大改变：解散全国性的机构，加强地方分支机构的力量，联盟在结构上转型为地方女性小组的松散网络，每个小组在资金上是独立的，开展活动的方向也由自己确定。她们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心化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已经不利于观念的自由交流，也不利于个人的表达和参与，而新的网状结构有利于鼓励地方的主动性和妇女的增权。

此外，以消除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为宗旨的组织机构也非常重视保证自身的自主性，当主流化与自主性发生冲突时，对自主性的考虑压倒了对主流化的追求。仍以意大利女性联盟为例，成立之初，该联盟与意大利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联盟中的许多成员和领导者也是政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

 

1946年二战结束，意大利妇女联盟召开会议，提议应有一种花作为妇女节的象征，最后在征求多方面建议后选择了金合欢。图片来源：
https://www.027art.com/art/gzh08/9231658.html

 

因此，在20世纪50-60年代，意大利女性联盟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推动立法的改变，部分地改善了女性的工作环境。但是，与政党政治的密切关系也导致联盟必须考虑对选举的可能影响，因而束缚了女性议题的选择和可能采取的行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意大利女性开始在制度化的渠道之外自行举办各种活动，一些以前被忽视的议题受到重视，个人能动性和个性化的表达受到重视，联盟也逐渐吸收了这些新的思想和新的行动。为了保证联盟的自主性，它不再接受外部资金支持，转而完全依靠会员费、捐款和募款。而且，也不再允许联盟的领导人同时在政府或政党中担任职务。

智利圣迭戈市的草根女性组织也有相似的经历。该组织在智利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智利实现民主化之后，它并没有因为与民主政府的良好关系而走上主流化的道路，仍然坚持追求社会性别平等的宗旨，批评政府推行的女性发展项目无益于改变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开展工作，即使在资源上受到限制也在所不惜。

在参与和沟通的方式上有意识地采取上述策略，有助于在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之间、服务对象之间，以及组织机构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平等的互动和沟通结构，这无疑有助于身处其中的各方在社会工作介入的过程中学习和体会平等的关系，并有可能将这种平等的互动沟通模式带入生活的其他方面。

（三）实践的情境化

社会工作者及其所在的机构控制着对服务对象来说可能至关重要的资源和服务，而且社会工作者具备专门的知识、熟练掌握人际交往技巧，并拥有特定的价值观或权威机构的支持，因此，社会工作者及社会服务机构与服务对象之间存在非对称的权力关系，而对此缺乏认识和反思可能导致社会工作介入中服务对象的失权（disempowerment）。

对社会性别体系的认识可以说是具有明确价值观立场的知识，运用社会性别视角进行社会工作介入无疑也面临同样的危险。所幸的是，社会性别视角经由对女性内部异质性的讨论，已经认识到关于社会性别的知识以及社会性别体系的运作是情境性的，因而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介入策略和目标。因此，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提出应接受服务对象之间的差异，为服务对象的多种可能选择提供必要的支持。

1.承认差异

社会性别视角认识到社会性别关系因阶级、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并不存在一个完全同一的女性群体或男性群体，社会性别关系在不同情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工作介入因此会充分考虑服务对象所处的具体情境，采取适当的策略，设定合理的目标。

当一个社会反对针对女性的性暴力的法律尚未形成，又在文化上将女性遭受性暴力视为家庭的耻辱，甚至可能对受害女性执行“荣誉处决”（honour killing）时，采取在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报警、起诉等将遭受性暴力经历公开的做法，反而可能给受害女性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在这种情境下，面对遭受性暴力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介入的目标可能不是在公领域建立制度化的渠道以惩罚施暴者，而是以重新建构私领域为目标，想办法改变家庭成员对遭受性暴力的女性的立场，使其从潜在的伤害者转变为受害女性的社会支持资源。即使在法律健全的社会，也会有遭受性暴力的女性出于各种考虑而选择不报案，社会工作者在带领性暴力幸存者小组时，尤其要注意小组成员之间的这种差异，让组员学习尊重和理解其他女性的不同选择，不将报案作为唯一正确的应对方法而强加给对方。

2.提供选择的可能性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个社会可能在某些社会性别议题上已经达成新的共识，这时社会工作者则要觉察占据主导地位且符合社会性别平等价值观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是否对不同处境下的服务对象造成新的压迫。

以丈夫对妻子的家庭暴力问题为例，社会性别视角对该问题的共识是：这不是私人性质的家庭事务，而应被视为社会问题，需要使用法律、政策、社会服务等公领域的权力和资源解决此类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了从立法、执法到提供临时庇护、个人或小组治疗等措施在内的较为系统和规范的应对模式。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也已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相应的措施正在不断建立完善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但是，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介入程序以及普遍被认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可能并不适合于所有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必须从服务对象的处境出发，为服务对象选择不同的应对措施提供必要的空间。

研究发现，当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现象被承认是一个社会问题并具有高度可见性之后，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分析和处理难以避免地会出现戏剧化、简单化和同质化的倾向，因而那些被普遍认为有效的介入策略也会造成新的迷思和非正义，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对那些仍与施暴者保持亲密关系的女性的污名化，因为离开施暴者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终止暴力关系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仍留在暴力关系中的女性与社会工作者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张力，因为后者进行的干预通常都是以帮助女性终止暴力关系为目标的。

因此，如果其他人认为没有离开施暴者的女性是无处可去、别无选择，那么这些女性就再次被建构成无能、弱小、缺乏应对技巧的形象，而这很可能导致她们进一步陷入受害者的角色中，从而加剧她们的失权。替代性的做法是，社会工作者要相信这些女性可以选择留下来面对暴力，同时保留离开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要与她们一起对受伤害的风险等级进行现实评估，制订切实可行的危机预案，保障她们的人身安全，并寻求有助于终止暴力的各种人际和社会资源。在替代性的方案下，离开或留下都成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可能的选择，而不是将其中任何一种应对方式强加给所有女性。

综上所述，通过问题的性别化、关系的平等化以及实践的情境化，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在界定服务对象的问题、评估服务对象的需要、确定介入目标、实施介入过程、评价介入效果的一系列环节中保持了对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关注，并努力避免在这一过程中制造出新的不平等，将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对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的追求诉诸实践。

社会性别视角的发展与女权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密不可分，因此，对同样是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社会工作专业来说，社会性别视角无论是在理论的洞察力还是在实践的行动力上，都对社会工作专业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性别概念的建构性和丰富性有助于增强社会工作专业的反思性，社会性别视角下多层次、多维度的介入方法对社会工作实务方法的整合具有借鉴意义。而且，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情境化介入策略对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实践中既坚持专业价值观又保持介入策略的开放性也很有启发。

社会工作强调尊重所有人的价值和尊严，致力于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尤其关注易受伤害的、被压迫的弱势人群。社会性别视角揭示了基于性别差异之上的不平等，指出社会性别体系的影响无处不在却长时间被男性的视角和经验所遮蔽。因此，从社会性别视角看，社会工作应全面反思从界定问题、选取和实施介入方案到评估介入效果的各环节是否存在性别偏见，是否会让女性或社会性别体系中的弱势者承受更多的负担与不良后果，是否强化了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如果在社会工作介入过程中忽视社会性别维度，则意味着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状况和产生机制的认识缺失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无法有效践行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甚至与正义平等的目标背道而驰。

社会工作认为个人并非完全独立自存的个体，强调“人在情境中”，将个人置于其所处的环境之中来理解和分析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社会工作的直接服务方法虽然可以分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但三大方法的整合也至关重要。社会性别视角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私领域与公领域、个体与结构联系起来，并在实践中用联系的观点来设计具体的介入方法，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环节的介入过程中都努力尝试建立并维系更为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有意识地避免对不平等社会性别关系的再生产。虽然在提供服务的具体过程中，介入的着眼点可能各有侧重，但对社会性别体系的全面理解无疑为不同介入方法之间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

社会工作的发展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步伐，因此可以说，社会工作带有强烈的现代性。在后现代理论的冲击下，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被视为宏大叙事和唯一真理的宣称而受到挑战。社会性别视角也经受了相似的思想冲击，却并没有丧失对实现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的追求。相反，由于秉持现实具有多重性的观点，社会性别视角在理论上更具有包容性，可以分析和理解多种形式的压迫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上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服务对象之间的差异，不再将被压迫者之间的团结视为理所当然，而将其看作致力于达成的目标；对统一的、一元化的介入方法保持警惕，通过情境化的实践策略实现服务对象的增权。

因此，在社会工作的实务、研究和教育中，应重视社会性别视角的融入，汲取多学科在社会性别研究上的新发现和新思想，博采世界各地追求社会性别平等的实践经验，重新审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知识基础和介入策略，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出更好的实践。

文字编辑：杨茜茜、张可昕

推送编辑：王天行、周芯宇

审核：田耕

本文首发于《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7年第1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