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姚泽麟，浙江舟山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5级硕士，导师为杨善华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职业社会学和医学社会学。

 

 图为姚泽麟与班主任刘能老师的毕业合影。

 

北大三年给我打上了社会学的“底色”

姚泽麟

 

很荣幸能收到飞舟老师的邀约，让我有机会回忆北大三年的宝贵时光。2005至2008年，我在北大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这三年的训练可以说给我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社会学“底色”，使我至今受益匪浅，进而也塑造了我自己所从事的社会学教学与科研工作。

 

一 初入北大

说来也巧，在肆虐两年之久的新冠疫情期间回忆这段研究生往事，实际上正好要回溯到2003年非典疫情时期。当时我正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系读大二，专业是劳动与社会保障。非典结束，我就确定了考研北大社会学的目标。虽说自己大一时听讲社会学概论一知半解，但我逐渐意识到社会学是一个可以用来观察周围的人与生活的新视角。而且，我之所以敢跨专业考研，还因为有一些条件的加持：这一方面是中青院多年来考研的优良传统和浓厚氛围，历届学长学姐们前赴后继，而我的上铺（但比我高一级）李勇刚此时正在备考，第二年他就以总分第一的成绩顺利入学北大社会学专业；另一方面则是有直接的鼓舞——我选修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课程，授课的刘畅老师博士就毕业于北大社会学系，她给了我许多鼓励。因此，我也就开始积极备考并最终如愿以偿。

拿到入学资格后，我就开始考虑选导师的事情。我当时“无知者无畏”，想做社会学理论方向，虽然也没正经读过什么社会学理论的经典。刘老师正好教授理论，而她读博时的导师是杨善华教授。所以我跟刘老师沟通之后，她向杨老师推荐了我。因此非常幸运，我还未正式入学，就进入杨老师门下。

杨老师与我的第一次谈话，有三点内容我到现在还有深刻印象：第一，经杨老师“鉴定”，我的四年本科生涯是“自生自灭”的状态，尽管自己摸索着看了一些东西，但功底和素养显然与北大本校的同学存在明显差距。在长期的教学中，杨老师非常注重对本科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因此北大的同学在本科阶段便有老师引领，他们的学识和科研能力甚至高于部分研究生——我后来就感受到了这种差距和随之而来的压力。第二，杨老师说理论方向的门槛很高，为此他提到了李猛读书的例子。做理论除了大量原典的阅读，至少还要懂两门外语（英语+法语/德语）。而我敢报社会学理论的方向实在是太大胆了。不过，杨老师说也不必着急做决定，先跟着学，晚点定方向也不迟。第三，杨老师还谈到了他的治学风格。他说自己还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因为学无止境，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马上就会落后于这个时代和学术潮流。这一点我牢记于心，用以时刻鞭策自己。

 

二 田野洗礼

未入学先入门的另一个体现是，在入学前的那个暑假，我就跟随大部队到浙江绍兴，开始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杨老师非常强调首次调查的重要性，因为一个人往往先入为主，第一次的调查经历会影响以后的调查路数。虽然杨老师未参加那次调查，但我跟随宋婧师姐与蒋勤师兄在一个小组，由此奠定了学做田野调查的高起点。

那时候我对这种田野调查可以说一无所知。好在我只是初学者和跟班，主访是宋婧师姐，所以我自己可以在旁观察和记录。我惊叹于宋婧师姐的“超能力”：一边访谈、一边记录，还给我们翻译方言，而且每天晚上的发言都非常精彩！只是我那时候还缺乏基本的学术鉴赏能力与学术品味，对于什么是好的田野调查发言，怎样才算抓住了一个重要的“点”，如何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学问题，我都还一片茫然。因此，当某天晚上，宋婧师姐深描了一位被访者有点传奇而又令人唏嘘的一生时，在场的老师们都赞不绝口；杨可师姐还给杨老师发短信，说宋婧的发言把全场人都震住了——我敢说这句话有点“以偏盖全”，因为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这发言究竟好在哪里、又何以成为我们田野调查工作的一个典范。这就是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经历：开眼界了，但也懵圈了。后来我回到了老家，杨老师打电话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压力很大，有点不知所措了。

 

 图为2005年绍兴调查。

 

开学后，我们又举行了田野总结会，每位同学都需要汇报，几位老师点评。我想借着宋婧师姐的分析，将那位被访者的故事提升到所谓“理论”的高度，于是临时抱佛脚，套用了布迪厄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发言刚完，我就遭到刘小京老师的痛批，他说我的发言并未基于对事实的理解，而是将这些西方概念强加于被访者之上。这又使我备受打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我都处于这种“不知所措”当中，但杨老师和同门都不断宽慰我，让我不要焦虑，第一年先完成课程学习，一切慢慢来，最后会转过来的。

这样跌跌撞撞学了一年，我终于有点上道了。临近第二学期期末，我参与了广州的ICTs（信息与通讯技术）调查。在总结会上，我深描了一位被访者如何通过包括ICT在内的一系列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使自己看起来更像白领，杨老师概括为“白领化”。这个发言得到了杨老师的肯定。我也逐渐熟悉了这种田野调查的“套路”：对固定的调查点做追踪，每隔一段时间去调研；每次调研持续四五天，调研分组进行，每一组都由老师带学生或者“老人”带“新人”；每天晚上每个学生都要就当天所见所闻发言，老师点评和回应，讨论会常常持续到晚上十一二点，这是对每个学生的考验，更是对各位老师的考验；每次调研结束，学生都要按天撰写调研日记、整理访谈录音（这些资料就成为后续调查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回校后召开总结会，每个学生都要做主题更为聚焦的汇报，并由老师评议。我记得杨老师不止一次讲过，这套调查方法是在长期的摸索中逐渐成型的，现在他对用这样一套方法培养学生已胸有成竹。

 

图为2018年绍兴调查。

 

三 打上底色

三年的硕士生时光，在学习课程的同时，我跟随杨老师团队去到了浙江、河北、广东、四川、宁夏、山西等多个地点调研，主题从农村发展、妇女地位、村庄治理、贫病关系等社会学的传统议题，到最前沿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对社会关系与人类生活的影响等。这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同时，在这种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也生发了团队意识，提高了待人接物的能力（这也可以视为此种方法的“潜功能”）。

到了写硕士学位论文时，我决定用绍兴的资料讨论村民健康观念与行为的变化。众所周知，社会学的论文需要充足详实的田野资料，而我们的团队在完成数次绍兴调查之后，当时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字的访谈资料和其他文献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密集的调查汇报和讨论中，许多同门都提供了真知灼见（在讨论中，他们的精彩发言经常令我汗颜），我后来在论文写作中甚至直接使用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和想法。所以，我的学位论文实际上是一项集体智慧的结晶。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论文的核心内容后来还发表于《社会》杂志，这对当时正在读博的我而言是一个极大的肯定与鼓舞。

贯穿三年始终的除了田野调查，还有杨老师与我的谈话。这种谈话在我入学后，每一两个月至少有一次，与其说指导，不如说聊天或者谈心。杨老师除了如数家珍地讲述各种田野调查经历与被访者的故事之外，还会询问我的近况，谈到其他同门的情况——这在我理解，更多是一种榜样的力量，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这样的谈话是真正的传道受业解惑的过程。即使在我毕业之后，到了读博期间、甚至于工作之后，只要到了北京，杨老师时间允许的话，我们都会见面聊聊。

正如入学前的第一次谈话令我久久不能忘怀，我工作前杨老师与我的一次谈话也令我记忆犹新。一方面，他告诫我要开阔视野，不要局限于某个分支社会学领域或某一局部地区的经验；另一方面，他也将多年来在教学和培养学生方面的心得与我分享，特别提醒我不要轻视对本科生的教学与科研能力培养，要认真教学，并且要注重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我在工作后，便积极实践这样的教学理念。虽然毕业多年，但通过社会学系的公众号，我也注意到系里对本科生的培养所投入的巨大热情和精力，比如一场本科生的田野工作坊，到场的常常有多达四五位老师，而杨老师也还是常客。

学术传统的延续离不开传帮带。硕士三年，杨老师的言传身教，近乎手把手地传授田野调查的技艺，而同门亦不断发挥示范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同辈压力，我浸淫其中，得以不断进步。正是在这些调研中，我体悟到了北大社会学的社会调查传统，也成为这种传统在不断赓续中的受益者和继续传播者。可以说，这套方法深入骨髓，成为我自己后来做社会学教研工作的“底色”。

 

 图为2008年毕业合影。

 

读博之后，我自己的研究方向虽然从农村社会学转向了职业社会学和医学社会学，似乎在议题上离原有的训练越来越远，但仔细想来，我的社会学的教研之路，仍旧沿袭自北大社会学系的三年学习经历。当访谈医生的时候，不管主要的访谈内容是什么，我还是坚持从其生活史的角度出发；当教授研究方法时，我也给定了许多与北大社会学有着较深渊源的学者的文献，并且强调“将心比心”的社会调查方法；当从事教学和学生培养工作时，我也试图将北大社会学和杨老师对本科生培养的重视、着重提升学生各方面能力的种种做法因地制宜加以借鉴与应用，从中我也愈加体会到当年社会学系和杨老师培养我们的不易。

值此北大社会学系重建40周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100周年之际，衷心祝愿母系生日快乐！

 

文字编辑：王迪

推送编辑：王天行、沈适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