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郭冉，河北人，2012-201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5年在周皓教授指导下获硕士学位，2019年在陆杰华教授指导下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经济学、教育与社会分层、志愿服务研究。

 

 

找到平静自洽的生活

郭冉

 

时光荏苒，从2019年博士毕业算起，离开校园已三年有半。非常感谢社会学系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社会学系四十周年系庆之际分享在北大学习生活的经历。对我来说，与社会学结缘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但与社会学系结缘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也开启了我人生中的重要阶段。胸中有千言，下笔无一字。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前辈分享了自己在社会学系的成长历程，那我就从自己的求学经历讲起来吧。

来到北大社会学系攻读研究生之前，我就读于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学系，在上海松江度过了四年的本科生活。当然，可能如绝大多数人一样，在学习这个学科之前，并不知道“社会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要学什么内容以及未来能够做什么，这和那个经典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三段式提问非常相似。由于高中时候学的是理科，初入大学，我对社会学这种文科专业还是比较有距离感的，跟同学们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最主要的就是阅读量不够、知识面太窄。不过受益于本科时宽松的学习环境，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补充社会学专业方面的阅读，也拓展阅读了很多社会科学、哲学方面的书籍。虽然大多是一知半解，但也帮助我逐渐熟悉了这个学科，还结识了一帮爱读书的朋友。记得自己那时候最喜欢读哈贝马斯，以至于说话写字都是学他那种长难句和满是从句的表达风格，偶尔跟老友调侃起来也是一时的趣事。但彼时的我对于如何“为学”做研究毫无概念，甚至一度以为读硕士博士也只是要读更多的书而已，以为学术研究就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单一过程。

后来，我很幸运地进入了北大社会学系学习，并且一待就是七年。在社会学系学习的这几年时间，是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研究生转变成一个成熟的研究者的最重要阶段。我的硕士导师周皓老师与博士导师陆杰华老师都是人口学背景，所以我受到的学术训练也是统计量化方向、以应用为主的训练，关注的问题也从一些抽象性的概念变成了更加具体的研究领域，如教育、人口迁移流动、人口老龄化等。很显然，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任务、学习方式与本科是截然不同的。站在现在的角度来回想，那个时候是非常懵懂和茫然的，也花了很多时间重新适应新的学习阶段。相比于本科时更重视通识教育和打基础，读研以后就要更重视实践了，包括调研、收集材料、形成论文和报告等各个步骤，都是需要重新学习的。

万事开头难。对于人口学方向的我来说，在研究生阶段需要掌握的第一门基础技能就是计量研究方法，包括统计方法和统计软件。统计课是周皓老师给我们授课的，2012年周老师从美国访学回来，然后就给我们上了这门必修课。记得初学《高级社会统计学》，周老师在讲到回归分析的时候，强调了回归方法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也穿插着讲了很多研究的实际案例。说实话，我属于脑子比较笨、基础又很差的，学得慢理解得慢，所以学第一遍的时候没能完全理解，期末考得也不好。后来作为助教又学了几遍，大概到第四五遍的时候，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经历，才感觉慢慢理解了统计学的一些方法。

当然在统计方法的整个学习过程中，也学习了很多其他专题课程。郭志刚老师的《高级社会统计专题》《SPSS统计分析等》，李建新老师的《分类数据分析》，都讲得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中夯实了我们的基础。社会学系还经常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来开设暑期课或专题课，印象最深刻的是2014年暑假邀请郭申阳教授开设《倾向值分析》课程，还有2017年邀请涂肇庆教授开设《P值检验》等系列讲座，对于学术前沿的介绍也让我们对统计方法耳目一新。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其他院系课程包括暑期课的选择，尤其是统计方法这一块，更是有经济学院、政管学院等几个院系开设相关课程，也有很多同学去旁听学习。我印象比较深的两门外系的课，其一是人口所裴丽君老师开设的《流行病学方法》，其二是政管院薛岭老师开设的《计算空间经济学》。前者在方法上与社会学、人口学方法共通性更多，但应用在具体学科情境里面，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有自己的特色。后者则从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宏观世界，也令我学习到了复杂性等相关理论，接触到了一些模拟分析的方法，很大地拓展了我的知识边界。

统计软件是另一个必备技能。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学子，应该都对大名鼎鼎的统计软件SPSS很熟悉，或者至少有所了解。我记得当年我在本科学习统计学的时候，绝大多数社会学专业的课程仍在配套SPSS，但用起来感觉很复杂。后来开始流行Stata，从零学起来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学不好就是“望洋兴叹”，学好了就是“路径依赖”。当然再往后统计方法的发展就更快了，R和Python都流行了好一阵，这是后话了。我记得做助教时，周老师给不同的班上课配套使用的软件不同，有的用SPSS，有的用Stata，修改课件还是挺费劲的，还要做到实时切换。但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也让我受益良多。

后来我作为老师也登上了讲台，给学生们讲的也主要是社会统计学和统计方法。学生跟我说，老师有些内容不太好理解，我就把一些不好理解的部分录成视频发给他们。我跟他们说：我深知有些内容的难度和复杂程度，真正理解掌握需要长时间的使用和实战才能做到；结合我自己的学习经历和体会，有些内容可能一时半会是消化不了的，大多数知识在未来也未必用得到，但你们需要知道哪些点比较重要，等未来如果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以回过头来再学。老师可能不会带学生们一路走到底，但老师可以给学生在必要的路段做好标记，如果他们迷路了，可以循着这些标记找到出发的起点。这也是我的老师们教给我的。

除了读书之外，社会调查也是社会学系的学子们学习和实践的重要方式，所以也有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语。对于专业方向而言，社会调查的名称和方式都有所区别，比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实地调查”等，不一而足。当然，这几个方法并不冲突，方法只是我们解答问题的手段途经，尤其是在研究团队合作的时候，每个方法都会糅合起来使用，同时也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人口学强调实践，也更需要在统计数字的背后，了解到更为真实的背景信息，所以实地调查是非常必要的。

 

 

有几次印象比较深的调查。首先是2015年去贵州做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调查，这次调查也让我第一次非常深入地了解到一个地区人口的宏观结构和全貌，大致理解了形成人口现状背后的原因。性别比话题近些年可能是讨论比较多的，既是新闻热点，也是学术热点，这自不必赘言。众所周知，由于我们国家长期推行一孩政策，加上传统文化中“养儿防老”且重男轻女的观念，也加重了新生儿出生性别的男性偏好。如“七普”数据中，全国男性青年（14-35周岁）比女性青年多出了2128万人，青年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11.23（女性100），且出生队列越晚近性别比越高。但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灵活的，也是历史的，例如部分少数民族可以生育二孩，农村也部分存在“一孩半政策”等。2015年初，正值“单独二孩”政策推动一年有余，“全面二孩”政策酝酿中的这段时间。所以在不同时期、地区和民族，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就体现出多元的特点。贵州省是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省份，所以平均每对夫妇的生育数量相对于东部地区省份要多一些，性别选择不突出，性别比更加均衡。从不同地市之间、城乡之间来看，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也会随着时间有规律的变化。也正如李建新老师所讲，我们看人口指标，不能仅仅看规模，也要看结构。我们把时间拉长，也自然能够发现更多藏在数字下的秘密。

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关于海南“候鸟人口”的调研，这次调研持续时间很长，我第一次参与是在2016年，这时候陆老师带领研究团队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的积累。对我而言，主要收获有两个，一是了解了流动人口的异质性，二是加深了对我国行政多样性的了解。“候鸟人口”属于流动人口，但特殊性在于这个人群的年龄、来源地、流动时间高度趋同。通俗地讲，候鸟人群就是冬天从北方寒冷地区来南方（尤其是海南等地）过冬的中老年人。与一般意义上的外出务工的青壮年流动人口不同，候鸟人群受过更高的教育、年龄偏大且一般是退休人士，换言之，候鸟人群普遍具有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候鸟人群的社会资本也一直是流入地希望能够借助使用的。当然，从数字上看，可能一百几十万候鸟人口并不是太大的规模，但要考虑到流入地的承接、社会服务等，就成了突出问题。海南全省人口规模刚刚超过一千万人（2020年七普），而高比例候鸟人口带来的社会服务压力大的问题就立刻凸显出来。除了候鸟老人外，也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季节性地涌入，这些都会造成吃穿用度各方面的负担。如中老年人需要医疗卫生服务的比例显著高于年轻人，看病就医、医疗护理就会在特定时段非常紧张，还有老年人医保异地报销等问题，都是非常现实的难题。以往觉得政治和行政是一个非常刻板僵化的过程，地方政府守土有责，但也不能随便涉足辖区之外的范围。但海南，尤其是三亚等城市，为应对管理服务候鸟人群方面的季节性周期性的压力，会创造性地和黑龙江等省市进行合作，包括建医院、异地医保报销等，开展各项深度政务合作等。所以这次调研除了常规的议题之外，也让我对中国地方行政、治理与合作有了新的了解，与教科书上公式化、教条化的行政过程完全不同，这种行政过程的灵活性和复杂性也是非常突出的特色。这种特色我在后来的很多次调研中也都有体会。

除了社会调查以外，也会有很多的实地走访。记得2017年人口学年会，恰好在云南昆明召开。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是我国的大后方，名震一时的西南联大也为我国保留了学术的火种。会议之余，周皓老师带我们到西南联大旧址走访，还带我们回忆了他的导师査瑞传先生在抗战时期的学习经历。时过境迁，原有各个建筑也都进行了翻新和重建，旧址已经看不到往昔破败的校舍，也没有战火洗礼的灼烧感，但我们仅仅看到留下的影像、文字，就足以被老一辈学者的精神折服。

 

 

工作以后，各种调研、出差更是家常便饭，对于很多问题的理解更加全面且深入，也更加深了之前求学时代的所感所学。新冠疫情以来，整个社会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学者们常说的“例外状态”下的生存等，也经常见诸报端和各类学术文章中。对于研究方式的影响就是，我们的很多调研也都转移到了线上，包括访谈、座谈会、问卷调查等。不过，结合我不严谨的阅读，我发现目前好像还没有专门对线上调研做方法论分析的文章，包括评估效果、影响以及背后具有的社会意义的讨论。另外，就是稳态社会结构之间的阶段性过渡，这其中巨大的变迁涟漪，可能也更需要用宏观的视角来把握。

结合这些调研，我最大的体会是，我们不会自动“拥有”某种普遍性的关注视野，不证自明的知识更需要经过推敲才能进行验证。甚至这个所谓的“普遍性”概念也是很脆弱的，需要更多的、更扎实的积累，了解更多的特殊性之后，才能对普遍性逐步加以修正。

学术研究的一端是严谨。社会学系的老师们在研究中的一丝不苟和认真求是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张静老师在论文写作课上，对每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都事无巨细地做了剖析。记得刚刚开始模仿着去写学术论文的时候，总是觉得词不达意、找不准问题，老师对我们也始终是报以鼓励和期许。当真正攻克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这种喜悦是值得的，老师给我们提供的经验也让我们切实地少走了弯路。

学术研究的另一端是责任。在外界看来，人口学、定量研究就是计算数字。通常情况下，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很多时候这个数字的背后也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人口数据以及很多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数据库，都是国家的基础数据，很多基于此的研究结果也关乎很多影响国计民生政策的制定。因此，准确的人口指标和统计指标对于政策制定、调整的意义不言而喻，例如总和生育率（TFR）等。陆老师也曾经告诫我们，做研究首先要从基本的常识出发，慎之又慎，一个错误结果带来的危害会远远超出一篇文章的范畴。

学术训练最好的方式是启发。从我硕士的时候，周老师就经常跟我讲一些我听不懂的统计方法，什么内生性问题、选择性偏误等。我那时候完全不能理解这些方法对于研究的意义。后来随着研究做得越来越多，知识学得越来越多，我发现好像有些东西我可以理解了。样本有偏，得到的结果就是偏差的，就好比我们叙述某个事情，所说的话都是真话，但汇总起来只是一部分事实，得到的结果也是错误的。一直到现在，周老师也会经常和我分享他的研究，讨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新的启发。

在北大的生活是平静而自洽的。但正如武侠小说中徒弟学成后拜别老师下山闯荡，在社会学系几年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在老师的指导下，2019年我顺利毕业，接下来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在社科院有很多从社会学系过来的师兄师姐，他们很多人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些前辈也已经成为所在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平时与他们多有交流，我也获益匪浅。

由于工作安排，我目前主要做的工作内容是志愿服务研究，还承担了一部分《中国志愿服务研究》期刊编辑的工作。这些工作对我而言，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许多知识技能需要重新学习，甚至是从零开始搭建研究框架，原有的专业自然也不能放下。几年下来，虽然非常吃力，但总算感觉跟上了工作的节奏。下一步，如何在自己原来专业方向上发力并取得进步，我也仍需继续坚持和努力。

文字编辑：宋丹丹

推送编辑：王天行、李雨萱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