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张巍卓，湖南长沙人，2014年至2018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获博士学位，师从谢立中教授。博士论文《“伦理文化”——滕尼斯社会理论的思想史基础及其伦理旨向》获2018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主要从事社会理论和思想史研究。已出版专著《伦理文化——滕尼斯社会学思想的源起与要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译著《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斐迪南·滕尼斯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论哲学术语》（斐迪南·滕尼斯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霍布斯的生平与学说》（斐迪南·滕尼斯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等。

学贵求通：我在北大社会学系收获的心得

张巍卓

很荣幸收到邀请，为母系公众号“学缘”栏目写篇文字。坦率地说，我在北大正式就读的时间并不算长，只有博士期间的四年，也不像母系的“土著”们，在此接受了完整和充分的基础教育，有好多最好的青春年华里的难忘回忆拿来分享。不过我坚信自己是母系“兼容并包”、“但开风气”氛围里的受教者、获益者，也是它始终生机勃勃的生命的组成部分。

2014年，我考入北大社会学系，有幸在谢立中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虽然直到博士才入北大，但我很早就熟悉她了。在人民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我去清华旁听渠敬东老师的《社会理论》课程，后来就一直在渠老师的读书会，跟渠老师读书，并且认识了好多北大社会学系的朋友。记得那时每周五下午，我们就聚集到清华社会学系的会议室，一起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通常我上午没事的时候，就先到北大校园里逛逛，去野草和博雅堂书店淘书，或者找北大的朋友聊天，天上地下无所不谈。也由于渠老师的读书会缘故，经常来北大这边活动，像看电影、排戏，或者单纯聚到一起吃饭散步，当时黑格尔读书会排的两部戏《雷雨》和《威尼斯商人》，都是在北大“首演”的。

作者与谢立中老师合影。

我到北大蹭课就成了惯例，人大和北大两所学校距离不远，当时既没有严格的入校限制，也没有疫情下的封锁与阻隔，来往都非常自由，那时就觉得自己的学习空间无比广大。虽然我的专业一直是社会学，但对文史哲、尤其是哲学充满兴趣，从开始接触社会学起，就觉得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求人生问题的解答，唯有此才能调动起我不顾一切的投入的热情。本科时期在北大蹭课，印象比较深的是听社会学系周飞舟老师和渠敬东老师合开的《中国社会学史》，但更多是旁听哲学系的课程，像李猛老师开的《自然法研究》，吴增定老师讲解《理想国》。

在此回忆旁听哲学系课程的经历，并非同在北大社会学的求学氛围无关。社会学系和哲学系师生之间的互动本就很热切，但更重要的，从一开始亲近北大，我就觉得“通识教育”并非是个需要摆在台面反复考证、辩论、动员的问题，在这里读书，培养自己成为一个视野广阔，想大问题，心怀大局的通人而非专家是件自然的事情，是学子们无需言说的、忍不住的关怀。现在想来，无论正式入北大之前还是之后，我都觉得她是自己求学阶段的中心场域，很庆幸在她的怀抱里亲历了当代中国学术的关切与变迁。

好多老师和前辈都回忆了北大社会学系积蕴的学术传统，如理论学习和调查实践并举。跟渠老师读书，他就常常说，北大社会学系的教育立足三块，理论、历史和调查。那我不重复了，就在这里简单地讲讲在母系读书时，对我至今都影响很深的事吧。

2014年至2018年读博期间，我见证了北大社会学系的新发展，更朝着“通”的教学和研究的格局迈进。2014年渠老师调入北大社会学系工作，我们的读书地点也自然转到了北大，读书的朋友更多了。教育学院的刘云杉老师和李春萍老师也加入进来，一起读《论法的精神》还有《存在与时间》，跨学科交流是家常便饭。我慢慢懂得了，好的研究根本上取决于心胸的格局和广阔的视野。在母系读书，我觉得特别好的氛围就是：这里以问题意识而不是专业意识为本，不用一开始就为“写的是不是社会学”这个问题纠结来纠结去，浪费大量的怀疑和解释的时间，为自己的想象力设限制，只要思考回到事情本身，思考有价值的内容，就是好的。

记得入学不久，渠老师手把手地带着我们整理北大社会学系的系史材料，回溯老北大和燕京大学的双重传统，系楼的空间布置焕然一新，系的“群学”标识也设计出来了。这项工作大概持续了一个学年，但我觉得对于每个多少参与其中的人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这个影响不一定马上反映在当下的研究里，却像为我们注入了一道激活生命的源泉，让我们的思与行都有家可归。

系史编年图

2016年，北大文研院成立，渠老师任常务副院长，为文研院的创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我个人也见证了文研院最初办起来的艰辛。现在文研院已经成为北大文科教育与科研的一张名牌，“近者悦，远者来”，海内外各学科的最好的学者来此驻访，文研院是我在北大读书时光顾的最多地方之一，也参与过一些跨学科的会议，从倾听到思考，再到参与，我觉得自己见识到什么是真正好的研究，自己的视野也打开了，甚至后来和很多驻访学者成了好朋友，比如罗祎楠、高波、袁一丹等等。在我的心里，关于文研院和母系的记忆常常重叠在一起，它们都是北大甚至中国学术不灭的活火。

前不久我上课，给学生讲解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到梁先生所说“北京大学复为中国最高之学府；故对于东方文化不能不有点贡献，如北京大学不能有贡献，谁则负贡献之责者？”我对我的学生说：这句话就像是从我的心里流出来的，我觉得我懂了，我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明白背后的真义。

文字编辑：宋丹丹

推送编辑：谷诗洁、王朗宁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