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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莺莺 | 北大社会学教给我的:社会学就在自己的生活里

学人简介

纪莺,安徽明光人,2003年至201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张静教授指导下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后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民营企业和政商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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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会学教给我的:社会学就在自己的生活里

纪莺

 

很荣幸接到周飞舟老师的邀约。从2003年到2010年,我在北大社会学系度过了本科和硕士时光。还记得2010年盛夏参加完硕士毕业典礼离开燕园的那一天,拖着行李箱穿过艺园绿荫、静园草坪和大图,心中充满了不舍与留恋。自2013年博士毕业至今,近十年间似乎一直处于工作、生活和抚育的快节奏之中,忙于应对生活接踵而至的新任务。这常常使我羞愧也使我焦虑,对系里更是每每有近家情怯的感觉。所以,面对这份邀约,我的心情一直有点复杂,既紧张似以前读书时代被分配到作业,也激动于有机会理一理心中对母校母系千回百转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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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年秋季初入燕园。

 

我高中是学理科的,数理化成绩一向其实都不错。2003年安徽还是先估分再填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元培学院,当时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好像元培学院一开始是不用选专业的。在其他志愿中,我填了生物学、社会学、金融好几个。社会学会填上去,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的大舅是80年代的历史系毕业生,他看过费孝通和雷洁琼两位先生的著作,觉得社会学是有趣的专业;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我自己对社会还是有一些莫名的兴趣,这可能和小时候驳杂的读书经历有关。就像生命中充满了偶然,也充满了必然,有机会进入北大社会学系,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

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算是十几年寒窗的最高光时刻。但是进入北大的第一年,却是对过去十几年学习经验的解构甚至是某种迟来的反抗。刚进入大学的一两年间,我的感觉是,所有过去坚固的知识、纪律和规训都失去了吸引力和作用,过去沉溺于题海的大脑现在被轻灵但又强烈的感受、情绪、遐想和反思占据了。北大的通识教育体系为了学生们扩展视野提供了丰富而精彩的选择,我选修了西方哲学史、美术史、文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各种课程,阅读也围绕这些课程展开,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并没有章法,也没有远大计划,但也留下了至今印在心版上的无数图景。在南门外的城隍庙小吃店刷夜看完了《美的历程》,当然刷夜其实也带着赶时髦的心态,因为临到期末考试南门外通宵营业的小店里总是挤满了备考的同学;在灯光幽暗的大图二层文学阅览室,连站好几个小时候翻阅纸张已泛黄的小说;在大图四楼走廊做完《乡土中国》的笔记时抬头看见大图北面郁郁葱葱的树林顶端,突然有种不知身处何时何地的错觉。这种感受,在我对社会学系专业训练的选择性吸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扪心自问,当时选课常常被个人兴趣和直觉主导,再算算学分差不多够了就行。像当时学校里每年炙手可热的十大热门课程,要在系统开通的第一时间抢课,不容易选上也就算了。因此虽然我和大家一样热衷于跨院系选课,但其实学校里和系里有部分课程其实我并没有念过。到今天还是记得课上一些好玩的细节。大的《社会学专题讲座》课是在比较破旧的三教,周飞舟老师讲君子不器令新生们耳目一新,后来到了高年级我就常常逃掉周老师的专业课而留在宿舍里看小说。王思斌老师给我们讲《社会学概论》,王老师那会儿用自己编的《社会学概论》教材,理论简明解说有趣。我还记得课堂上王老师讲的爬长城的段子,以及我走神心虚却偏偏被叫起来回答问题的困窘。方文老师给我们讲《社会心理学》,宛若早期机翻的语言风格和可用以解释拖延症的认知图式,是宿舍卧谈会的有趣主题。杨善华老师总是带着一个巨大的保温杯来给我们上讲故事课,讲怎样通过一个人的语态和眼神去推测他过去的经历,讲如何解读一个人反常行为背后的意义,讲能人政治的幻灭。杨老师有几次提到了高阳,虽然我后来到了读博士阶段才接触到高阳的著作,但却是这时留下的印象。大三时刚回北大不久的卢晖临老师开设《中国社会思想史》,卢老师偶尔身着中式大褂在讲台前诵读论语,使我们领略了思想史乃至社会心态史的风采。而邱泽奇老师讲授的《组织社会学》,则在新建成的国关学院楼,知识、环境和讨论都充满着明快的现代气息。王汉生老师给我们讲授《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王老师会在三教的小教室写板书,用蓝色衣襟擦镜片,有一节课她因为家里琐事上课略迟一点点而向大家真诚道歉。讲授《社会人类学》的王铭铭老师,漂亮的烟斗里有时散出飘逸奇异的香。讲授《社会问题》的程为敏老师看上去严肃,会在课堂上逐项点评学生们每一份作业。讲授《贫困与发展》的李越美老师和讲授《劳动社会学》的刘爱玉老师对学生温柔亲切细致,包容了我期末作业里的异想天开。开设《专业英语》的刘能老师,期末带我们玩的透考题游戏,机敏又有趣。开设《影视文本与社会工作》的熊跃根老师,使我最早体会到有时影像和文学作品可以完成更直观和深刻的社会学教育。本科期间对我个人影响最大的课程,应该是张静老师开设的《中国社会》和应星老师代开的《发展社会学》课程。从这两门课上我知道了国家理论、现代化理论和历史转型的视野,也影响了我读研时选择政治社会学作为方向。在个人命运与政治历史进程交错的微妙但尖锐的火花之中,我模模糊糊体会到一种审视自己生命经历的新眼光,一种可洞穿曾经生活经验的力量。小时候参加过的朗诵比赛,以前的读书经历,身处半农业单位制地带的生活经历,现在突然具有了新的意义。我常常在公交车报站报到海淀黄庄站的时候,在身处宇宙中心五道口的时候,魂穿到距北京千里之遥的如今已从地图上消失的另外一个黄庄村,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也许这也是一种折叠。社会学系的课程无疑解释和强化了我这种起源于生活经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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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挑战杯小组合影(右起:凌鹏、张秋实和作者)。

 

感觉转化为行动、开始真正尝试学术研究,则是另外一系列机缘的影响。其一是大三开始我在卢晖临老师指导下尝试完成一项关于科举制的研究,最后发表在《社会》上。尚记得一个初冬中午在农园二楼,卢老师讲起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现,无疑颠覆了我的认知框架,心情和天气一样竟也有了一点萧瑟的感觉。其二是大三时我和同班同学凌鹏、张秋实组了一个研究小队,主题是讨论体制分割对白领认同的影响,基本想法是在存在体制性分割的条件下中国的白领或许并没有一致的阶层认同。更具体观点和内容其实已淡忘,可是最难忘的是和张静老师、杨善华老师展开的好多次讨论,是小组队员在校外小店无数个刷夜的夜晚,以及师兄师姐们给的建议。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当时并不选导师,但是每个老师办公室的大门都是随时向学生敞开的。和两位老师的讨论大部分是在系里的办公室,有次在老式布置风格的办公室里谈到夜幕降临,杨老师说哎呀我还要去食堂打点饭带回家。或许我们就是这样体会到,生活与学问皆是人生自然。其三是参加了李康老师组织的对《反思性历史社会学》的翻译,这本书是凌鹏、哈光甜和我共同翻译的,最后由凌鹏和李康老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校对与通稿。李康老师不仅逐字逐句校对了我们提交的翻译稿,还曾经在康博思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向凌鹏和我专门讲解重点修改之处,点评了我们的翻译风格。由于这个经历,我们就知道了翻译工作之不易与重要。最后,是在张静老师指导下我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尝试讨论农村金融工作中的公私混合现象,张老师在田野调查、理论框架、分析写作甚至谋篇布局方面都给了我悉心指导,教会我如何开展一项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研究。而这个扎根于我生活经验的选题,是我自己对关系研究不能释怀的起始,也从根本上影响着我后来对政商关系和对社会组织现象的问题意识。我有机会见到大约2000年前后乡镇银行从单位制向市场化商业体制转型的过程,看到基层行动者在制度交错地带来回穿越的实践。要到有了生活阅历以后我才意识到,或许我自己的生活情境,其实也都在相当程度上带有边缘人的色彩。这大约也是我在研究上始终对边缘人角色感兴趣的根源,容易被交错地带中充满了灵活性与主动性的研究对象所吸引。张老师后来有一次在读书会上提到,我的这篇本科毕业论文被教学评估组抽中,和其他论文一起给评估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也和师兄师姐们的带动有关系。大二有一天,我在系里的机房闲逛,碰到安文研师姐。小安师姐突然问起,你有没有兴趣编一期系刊《五音》。《五音》是一本刊登本系师生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我很兴奋,四处约稿,好在老师们和学长们都很慷慨。原稿在老家,手边没有存留无法核实。我还记得这一期里有刊登陈家建师兄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阅读心得,何菁菁和安文研两位师姐对拆迁的田野调查。读书是一回事,读师兄师姐的研究则带来了一种亲切又直接的激励。后来我们自己做挑战杯,除了指导老师,也受到师兄师姐们的帮助。 

但其实,我觉得北大社会学系的学术氛围,也和系图的老师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学校的图书馆是大图,系里的图书馆则称系图。系图藏书极为丰富与高质,专题集中,环境也很宜人,所以大家都经常去系图泡着。系图最靠里的书柜里,往届本硕博毕业论文有序排开,十分方便学生写论文时检阅和参考,也展示着社会学系的积累。当时本科生的借书额度大约是10本还是20本,还是会有超额的情况。系图每周五下午开始闭馆,因为常去,系图的龚老师看我熟悉了,好多次慷慨允许我在周五中午闭馆之后把超出额度的书直接带回去,但前提是周一早上开馆之前必须归还。好多个周五的中午,用自行车驮着厚厚一摞书从系里回宿舍,经过三角地的阳光、博实对面的树影和面食部的香味,感到一种特殊的充实、宁静与温暖。

本科毕业论文完成以后,我有幸继续跟着张静老师念硕士。本科时听张老师讲授《中国社会》,看过张老师讨论单位政治、国家建设和庇护主义现象的大量研究,挑战杯期间和张老师的深度交流,都让我对张老师冷静、深邃和纯粹的学术风格与人格风度十分向往。当时,张老师从哈佛燕京学社交流回来后出版了本名为《哈佛笔记》的随笔集,集子中丰富、学理化而又生活化的叙述,更是让我产生了一种把学问当成生活方式的向往。因此,我向张老师提交读研究生的申请。张老师答应后并告诉我,从事学术研究,应当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成就心。我一直记着这话,对知识和世界的好奇心比较好理解,但在读研乃至于读博期间,我才慢慢体会到老师说的成就心并不是指论文发表,而是指一种学习知识、解释现象和以写作表达新知的天职感。三年读书会期间,张老师既带我们读原典和经典经验研究,带我们剖析国内外的前沿政治社会学研究,也一直手把手传授给我们提问、论证、分析和写作的技能。听张老师讲解始终是一种享受,因为她所有的口述基本都是所述即所写,总能推动学生找到自己的问题意识,以及把握学术脉络的关键。张老师教给我们学术研究是个人向自己负责的志业,问题意识也要由自己提出。我这样受教于老师,现在也这样教自己的学生,希望他们根据自己真诚的兴趣选择研究问题。张老师在分析立场上看重结构和制度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关心生活事实,相反这或许是老师坚持知行合一的审慎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当时基于张老师的政治制度研究而认识到政治社会学,但要到好几年以后,加上生活的积累,我才能体会到我与导师关注这一现象的心态差别其实非常大。

保送本系读研以后,我也意识到知识训练上应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能再完全被兴趣和直觉所左右,也希望能够对社会关系现象有更深入的理解。现在看来,读研期间对我影响更大的已不是课程,而是导师和系里乃至北大多元丰富的学术氛围。有一次,小安师姐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跟他们读告子下章,这样我又愉快地加入了周飞舟老师师门组织的孟子读书会,大致跟读了一年多。惭愧的是,我到现在还欠着大家一份告子篇的录音整理。我把这一线索的阅读当成必要的兴趣,后来读博的第一年由于课业繁重和氛围变化,那一年对我常常通过抄读钱穆注释的《论语新解》来缓解压力。现在回想,周老师当时在读书会上的讨论和观点其实已经带出了他这些年所提出的行动伦理等分析取向。孟子读书会的阅读经历强化了我本科时候对思想史的兴趣,又促使我自己囫囵吞枣地找到了很多围绕问题展开的思想史讨论,期望能架设起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桥梁。后来我还参加了一个由北大、清华、政法等几所学校师生跨校组合的松散读书会,在此期间,我接触到了对陶孟和、孙本文、严复等文本的讨论。由此我获得了一个印象,自群学始早期社会学研究就处在宽广丰富的学术脉络和时代背景之中。或许,正是这种多源知识背景的共同影响,构成了我从结构、制度和文化的多重角度去反思自己学习中国社会关系研究心得的基础,这篇反思后来在读博期间成文并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当然也可能,这或许也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就存在着多重的张力。

在北大读硕士期间,还有一个对我影响很大且持续至今的契机,是我由张老师推荐加入了北大政府管理学院袁瑞军老师主持的社会组织调查。2008年我加入袁老师主持的社会组织调查项目,这个调查的对象就是正在兴起中的当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或称“NGO”。后来才知道,201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的社会组织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但在当时,我虽然知道NGO,但是对于它们并没有实质经验感。是谁在运转NGO?它们在哪?它们有何作用?这些问题,我当时其实并没有概念。在参与这项调查以前,触动我的是现代化、基层治理以及庇护主义等问题。这项调查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经验,使我知道大型调查要做的理论准备、问卷设计和项目组织等多方面的大量工作,也使我了解到以前从未关注过的现象。但是,即使在全心参与调查几个月之后,我仍然感觉抓不住要点。其实说起来,我本人大学期间其实缺乏社团经验,室友小齐和陈昊分别是北大相声社团和爱心社的资深成员。我虽然喜欢听她们讲起社团经历,但我自己其实过了大一对百团大战社团文化的兴奋期以后基本就退出了各种社团活动。我也试图阅读理论,但在把社会组织和理论框架关联起来,但总觉得中间欠缺了一个环节。虽然阅读了一些既有研究,但我其实始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应该以什么视角来看待这些社会组织才会有切身感?必定有一个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我会对这个议题缺乏经验上或生活上的实感?一项研究往往透露着作者的世界观,作者通过这种方式贡献了对周遭世界的某种真实理解。特定的学术理路,自有其特殊的社会情境与基础,这都是需要思考和厘清的议题。我虽然完成了硕士论文,但其实是带着这些未解的问题意识去香港中文大学开始博士学习的。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读书生活,制度上因为宽松的学制而十分享有安排生活与学习的自由度,在知识学习上则受到比较大的挑战。我读博期间港中文社会学系的风格已比较接近美国式社科训练,老师们的研究方向十分丰富多元,硕士博士学生要根据兴趣修读各位老师开设的分支社会学课程,完成大量、丰富而深入的知识积累。再加上课程皆以英文开展,第一年强度颇大,记忆中每周都在读文献。这样的训练中我逐渐理解了包括政治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在内的诸多分支社会学的学术脉络。直到课程全部修读完毕,完成博士候选人的考核,我才觉得自己完成了心态上的转变。我在港中文的导师安子杰是一位美国人,我和他的生活经历和学术视角其实都存在明显差异,但恰恰是在和他的讨论和碰撞中,我对国内外研究中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和社会组织的问题意识反而有了真正切身的体会,对于困扰我的经验实感问题也形成了初步的答案。通过了政治社会学与发展社会学的资格考以后,我一边拓展阅读一边下田野,还是继续思考着关系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或许,这也是北大学习期间埋下的种子,在不同环境里随着生命历程与际遇的发芽生长。

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路,但未必不通向新路,只是始终需要用心和开放性。如果当时放弃了自己看似执迷的思考,问题就此终止,那么结果可能只是因为自身经验的封闭而错失拓展眼界和想象力的机会。从我自己的浅薄体会来说,有关社会组织的研究经验和针对关系的经验研究原表面看是两个不同的经验议题和问题取向,但在长期的困惑中它们最终将我导向了同一个问题意识。在最宏大的层面,这或许涉及现代中国社会组织化的问题;在比较切近的层面,则是一个人在具体生活里把自己安置在家庭、友谊、单位、公司、社区乃至结社等何种层面的组织化关系中的问题。如果说关系具有经验上易感的重要性,但这种经验重要性却难以在既成社科理论层面得到精确的刻画;那么相比之下,社会组织更具有理论上易感的重要性,但在经验案例中却难以找到与理论重要性完全呼应的丰富呈现。这两个议题交错形成的图景,可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经验研究中需要突破的典型性困境。但也许,这两个经验现象也以互相映照和对比的方式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经验中既相悖又相通的两个部分。它触及了有关中国社会组织化的何种根本问题,我相信还值得继续追溯一种解答。

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把中国人的生活比喻成一个用有弹性的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并且它总是会让我想到,我外公曾对我说起人是竹竿命的话。这种巧合里或许就包涵着学问与生活常识的共通之处,竹竿既彼此相依、牵连与共通,但每一根竹竿又必须一节一节活出自己的生命。人的生活,都是需要自己领受与走出的命运,因此每个社会学的学习者其实也是在自己的生命里领会着社会学。北大社会学教给我的,归根结底就是社会学就在自己的生活里。在学问与生活之间交汇、依存、斗争与辉映的关系里,每个人都可以且必将成为其自己。

值此北大社会学系重建40周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100周年之际,衷心祝母系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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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秋季师门聚会。

 

推送编辑:侯安琪、李雨萱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