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吴愈晓，广东河源人，1996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杨善华教授。1999年毕业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2001年赴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系学习，2006年获博士学位。2006-2008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担任博士后研究员，2008-2013年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任教，2013年至今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

 

 

在田野调查中理解社会和学习做研究

吴愈晓

 

当收到周飞舟老师的邀请，为北大社会学系重建40周年写点文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从我进入北大社会学系求学的那一年开始，已经过去整整26年了。在感叹光阴似箭的同时，思绪万千，当年在北大社会学系学习和生活的各种场景如幻灯片一样，在脑海里一张接一张地展现。

 

一 结缘

与北大社会学结缘，始于我读本科的阶段。1992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上学期间因为倾慕北大的名气和未名湖的美景，且两校的距离不远，周末偶尔会去北大校园走一走。还有就是有时会去北大的游泳馆游泳（当时人大还没有游泳馆，刚好我的一名舍友的高中同学在北大读书，可以帮我们买到游泳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和北大社会学系91级班级（因为当年北大的本科生要在外地军训一年，所以91级的同学和我们算一届）搞了一次足球比赛联谊活动，我们组队到北大五四体育场去比赛。这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北大社会学系。

我读本科的时候，大学生毕业分配政策从原来的统一分配变成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说白了就是自谋出路。因此，到了大三，同学们纷纷开始考虑毕业后的去向，考研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当时计划考研的同班同学中，有的报考本系，有的报考人大其它专业，我思考之后的决定报考北大社会学系。其实当时对北大社会学也没有多少了解，做出这个决定，除了当年我希望尝试在一个新的环境学习和生活之外，更多是因为北大和燕园的魅力。决定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准备，为此我专门去了两次北大，一次是去找通过足球联谊赛认识的北大社会学91级的同学，请他们介绍一些关于考研的信息。印象中那次拜访的时间很短，具体聊了些什么内容，有什么“收获”，也已经淡忘。另一次是去拜访当时正在北大社会学系读研的李猛（他是我在人大的学长，在北大是我的师兄），见面的地点是他的宿舍（46楼）。记得那时刚好是午休时间，李猛师兄和我讲了一下考研的科目、教材和他的一些经验。因为害怕打扰大家休息，我匆匆告别。正是因为那次机会，我第一次见到了和李猛同宿舍的周飞舟和李康。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躺下午睡，记得他们探出头来礼仪性地和我打了个招呼。我进入北大读书之后才知道他们三人是一个当时一个赫赫有名的读书小组的成员。

以上是我和北大社会学系的前三次接触，一次在足球场，两次在学生宿舍，见的都是同学（或学长），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位社会学系的老师，甚至都没有到过系里。直到考研的笔试成绩出来，我被通知参加面试，我才和社会学系的老师们开始接触。记得我接到面试通知后，专门去了系里（法学楼）一趟，主要是去踩点，也顺便去教务老师那里查询我的成绩排名。点是踩好了，但是查询的结果让我倍感压力，焦虑也随之袭来，因为当年除了本系保送的同学之外，对外只有六个招生名额，我的成绩刚好是第六。紧张和焦虑的原因是担心万一面试表现不好而落选。面试的头一天晚上，我紧张得没有睡好，第二天上午的面试果然表现很差。记得当时我那一组面试的组长是马戎老师，因为高度紧张，面对马老师一连串的提问，我要么是结结巴巴，要么是词不达意，总之表现非常不好，结束的时候我从马老师的眼神中看出了失望的意思。面试出来之后大脑是蒙的，心想完了，没戏了。回到人大的宿舍里，中午饭也不想吃，一个人发呆。果不其然，几天后我接到了系里的通知，让我去见时任系主任王思斌老师。见面的地点是王老师的办公室，王老师那时表情平静，略有一些严肃，但仍能够感受到他的和蔼可亲（后来我发现王老师好像总是给我这种感觉）。他已经知道了我面试的成绩不好，所以想亲自见见我，等于给我第二次面试的机会。那时候的研究生招考制度是等额面试，不是差额，所以如果我确实不合格的话，可能就要放弃一个招生名额。有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加上做了较充分的准备，我感觉自己的心情平静了很多，也能够较好地回答王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结束之后，王老师对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并让我回去等候录取结果。

经过几天焦灼的等候，我终于收到了被录取的消息。就这样，我算是磕磕碰碰地进入了北大社会学系的大门。现在回顾那次考研的经历，我真心感激系里给了我这次宝贵的求学机会，也真心感激当时帮过我的师友。

 

二 我亲历的北大社会学系

研究生入学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被一种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氛所包围着，我所熟悉的或经常接触的老师和同辈，大多都是心无旁骛，对学问有极大的热忱以及非常纯粹的追求。记忆中当时大家聊的最多的是学问，例如正在读什么书，在哪里做调查等等。

 

吴愈晓老师接待太仓来的协助调查的地方官员。杨善华老师供图。

 

读研期间，我有幸接触过多代北大社会学人。当时系里的老师正好处于一个“多代同堂”的阶段，这对于学生而言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那时候费老和雷老都还健在，虽然已经几乎不怎么来系里了。印象中费老来过一次，在勺园的多功能厅做了一次讲话，那是我唯一一次亲眼见到费老并有幸聆听他的演讲。我也有幸和杨老师一起去拜访过一次雷老（也是唯一的一次和雷老见面）。老一辈的老师当中，我上过韩明谟先生的《中国社会学史》课程，袁方先生的《劳动社会学》，郭崇德老师的《社会保障》和卢淑华老师的《社会统计学》，虽然课程的内容大多已经淡忘，但在课堂上得以真切感受到这些前辈的知识分子风范和对学生的关爱。在 “中生代”老师当中，除了导师杨善华老师的课程之外，我上过孙立平老师、王思斌老师和林彬老师的课程。那时王汉生老师好像没有给研究生开课，所以很遗憾的是没有上过她的课。给我们开课的“新生代”老师中，有邱泽奇老师、方文老师、王铭铭老师和谢立中老师等等，我还记得那时同属于“新生代”的刘爱玉老师和佟新老师偶尔会来袁先生的课堂上客串一下。之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是因为可以同时领略到不同世代学者的风采和魅力。首先，我熟悉的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独特风格和魅力，而每一代学者也有一个属于他们那一代的特征。老一辈的学者，按照当时他们的地位，可谓已经德高望重，但是和他们的相处，无论是课堂内外，都没有任何一丝的傲慢，反而都非常的谦卑，即使在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面前。我前面提及的中生代老师们，可以说是当时系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特点是衣着朴素，性格沉稳，让人感觉总是在思考的样子，上课时语速不快，言语间显现出睿智。而新生代的老师则激情四射，有指点江山引领风气的气概。当然，除却个体差异和世代差异，老师们的共同点就是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学生的精心呵护，以及对名利的恬淡。在我看来，这是北大社会学的一种精神，它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社会学人中传承，直至今天从未褪色，且历久弥新。

在学术研究上，北大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度重视社会调查，尤其是田野调查。这是北大社会学一直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的一种传统，我相信这也是北大社会学最鲜明的标识之一。关于这一点，多位系友在他们的纪念系庆文章里都提到过，我这里就不再赘述。在我读研期间，我亲身感受到这种重调研的浓厚氛围，我自己也多次跟随导师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调查当中，并大获裨益。当时人类学方向的老师和同学自不用说，因为田野调查对他们是必需品，是家常便饭。社会学方向这边，我印象比较深的调查项目包括孙立平老师的口述史调查、王汉生老师的基层政权调查以及杨善华老师关于家族方面的调查等几个比较大型的调查项目。系里的很多老师和研究生，都曾参与过这些实地调查研究项目。那时北大社会学系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村庄建了一个“稳定的”调查点，系里的老师和研究生经常到那里去做田野调查。记得那时很多系里的研究生经常在津津乐道在平山调查的所见所闻。杨善华老师后来经常带领学生去那里做调查，一直没有间断，至今还和这个村庄以及当年的调查对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是在1997年夏天跟随杨老师和程为敏老师到那里做了大概10天左右的关于基层政权的实地调查，同行的还有王汉生老师指导的两位研究生，罗刚和陈刚（因为这次调查，后来我们三人成为挚友。令人悲痛的是，陈刚在2020年因病英年早逝，永远离开了我们）。

 

三 跟随导师，在田野调查中理解社会和学习做研究

研究生入学的第一个学期，我和很多同班同学一样，过着紧张充实的校园生活。日子过得很简单，基本上就是教室、图书馆、饭堂，有时候晚自习结束后，就和同学一起到未名湖边跑步锻炼或闲聊。记得我当时总觉得有一种紧张和不安，主要是觉得自己急于想做好学问，但却不得其法，读书也好像没有头绪，甚至觉得效率很低。这种焦虑大约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然后随着导师和研究方向的确定之后就慢慢消失了。

当时系里的制度是入学第一个学期的后期选导师，目的是让学生和老师之间有比较充足的时间进行相互了解。我选择杨善华老师作为指导老师，并不是入学后和杨老师“相互了解”之后的“双向选择”。其实确定导师之前，我跟杨老师就没有“相互”了解过，仅是我单方面了解过杨老师做的研究。但无论怎样，但能够师从杨老师，仍然是一种奇妙的缘分，缘起于我在本科四年级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记得我本科毕业论文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主题，类似于一篇文献综述。在查阅文献的时候，读到了杨老师发表在《社会学研究》的一篇文章《中国城市家庭变迁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和杨老师担任副主编（雷老是主编）的一本研究报告《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我当时非常喜欢这两个文献，也因此知道了杨老师，并萌生了研究生阶段选杨老师为导师的念头（那时已经确定被北大录取）。进入北大之后，我开始从同学那里打听杨老师的一些情况，并阅读杨老师发表的文章。但由于我比较腼腆，竟没敢主动去接触杨老师，直到系里通知开始选导师。

 

 

即使是“酝酿”已久，到了真的要联系杨老师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的惴惴不安，因为不知道是否有别的同学已经选了杨老师做导师，也不确定杨老师是否会看得上我。记得是一个冬日的傍晚，我在宿舍楼下的一个电话亭（那时候用的是IC卡），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拨通了杨老师家里的电话，当电话那头响起杨老师爽朗的声音的时候，我语速飞快地介绍了自己，然后直奔主题说“想跟随您学习家庭社会学”。令我惊喜的是，杨老师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并约了见面聊的时间。

第一次见面约定在杨老师家里（这是杨老师的习惯，以后每一次指导和交谈都是在家里），在燕东园的教工宿舍区。这次见面，有两个“两”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确定了家庭社会学的方向，杨老师推荐给我两本书（第一个“两”），一本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家庭社会学》（作者名我已经记不得）了，一本是杨老师自己新出的专著《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与婚姻》。前一本是借给我看的，后一本则是送给我的。另一个“两”我更是铭记在心，即杨老师在那次谈话中多次强调做社会学要重视两个字——“实感”（杨老师的原话），即要到实地去感受，也就是要到社会中去做实地调查，才能获得真实的感觉。在解释这个两个字的时候，杨老师举了他在费老的带领下去农村做调查的经历和体会。关于“实感”这个两个字，说实在话我当时刚听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触动（毕竟那时候我并没有真正的实地调查的经历），而是在后续的学习和研究生涯中才理解得越深入，越发知道这两个字的重要性。

 

 

 

杨老师说到做到，开始给我创造各种参与实地调研的机会。我参与实地调查的第一站是河北平山的调查点（1997年的夏天），调查的主题是农村基层政权（前面提到过）。那个时候的我，没有受过访谈训练也没有经验，几乎是零基础，所以只是跟在杨老师和程为敏老师后面认真听和学，帮助录音，偶尔能够插一两句话（当然通常是不得要领的问话）。记得那次的访谈对象有不同的类型，除了村里面的干部和普通村民之外，还有镇里面的干部，我留意到杨老师面对不同的访谈对象，都能够很自然地进入话题并获得对方的信任，从而愿意对我们畅所欲言。我当时为杨老师的这种能力所折服，后来才慢慢知道，能够做到这样，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以及生活的阅历。那次的访谈大多是半结构式，甚至是无结构式的，有时候在村头碰到一个人，就前去聊天；偶尔在傍晚的时候，在村头听聚在一起乘凉的村民（很多都是老年人）在聊家常。慢慢地，到调查接近收尾的时候，我在杨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大概学习到一些技巧，慢慢地有了一点感觉。

 

图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30周年纪念活动留影（2010年3月19日），从左至右分别为吴愈晓、吴书松、杨善华。杨善华老师供图。

 

1998年杨老师承担了一个关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研究课题。第一个调查地点是浙江省慈溪市的一个村庄，是当时社会学系的一位本科同学（许敏敏）的父亲帮助联系的（这个村庄后来也成为杨老师研究团队的一个固定调查地点之一）。1998年的暑假，杨老师和我以及5位本科同学一起前往慈溪，记得那一年夏天慈溪非常炎热。杨老师因为他当时有别的事务，住了一个晚上就离开了。离开之前帮我们和当地村干部进行了接洽，并和我们一起商定了访谈对象选择方案以及访谈提纲等事宜。然后留下我作为小组长带领5位本科同学完成调查任务。这是我独立工作甚至是作为团队“负责人”的第一次尝试，从确定具体访谈对象（落实到人）、参与访谈、在调查中完善访谈提纲、访谈结束后的总结交流等等一系列工作，都由我带领几位尚无调查和访谈经验的本科同学一起完成，当然，期间也多次和杨老师进行电话沟通，请他远程指导。这是我参与的第二个田野调查项目。经过这次经历，我逐渐找到了做田野调查和访谈的感觉，有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也在访谈过程中有更多的自信。

1998年我还参与了一个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调查项目——“中日合作现代城乡家庭调查”。中方的课题负责人社科院社会学所沈崇麟老师，杨老师是课题组主要成员之一，因此我有幸进入。调查地点是上海和成都（两个城市样本）以及上海青浦县、江苏太仓县和四川宜宾县（三个农村样本）。调查1998年4月开始启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问卷调查阶段，第二阶段是从问卷调查的对象中抽取一些个案，进行深度访谈。那时候我作为“主力”成员之一，两个阶段的调查都参与了。我4月份先跟随沈崇麟老师到上海青浦去做问卷调查，主要是负责培训当地的调查员（青浦县各镇的妇联干部）和验收已经回收上来的问卷。青浦县的调查完成之后又去了太仓协助那边的团队完成问卷调查，共为期一个多月，然后我回到北京。第二阶段的调查到1998年的下半年才启动，由杨老师带领我负责青浦县的个案访谈。记得我们是在国庆节前一天出发的，那天北京的雾霾非常严重，有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因为这次访谈任务只有杨老师和我两个人，每一个访谈我都跟着杨老师，因此可以更加近距离（贴身）地学习和领会他访谈的技艺。在访谈之余的其它时间，如用餐、坐车或晚上总结讨论的时候，杨老师也会对我进行指导。印象最深的是杨老师一再强调访谈的时候要学会“移情”，即要抛开研究者的身份，站在被访者的角度来进行问话或交流。因为有了平山和慈溪的经验，加上我上半年参与了青浦地区的问卷调查，对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和被访谈对象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我逐渐可以更多地参与到访谈的过程中。杨老师似乎也看到了我的“进步”，有时候会有意地让我多问一些问题，甚至主导某个访谈。记得杨老师对当时我们访谈的一个“上门女婿”个案非常感兴趣，访谈的时间很长，结束之后仍意犹未尽（杨老师后来跟我说，这成了他《家庭社会学》课堂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对我而言，这次调查最大的收获是理解了“移情”的重要性，并开始学习在访谈中进行了尝试。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经过平山、慈溪和青浦的调研经历，我初步掌握定性调查尤其是访谈的一些具体方法和技艺，也逐步具备了独立进行调查和访谈的基本能力，并开始从研究的角度来思考做访谈的目的和意义。当然，从学习做访谈到思考做研究的过渡，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毕业日近，需要开始思考毕业论文的选题了。慈溪调查的重点是农村地区的家庭养老问题，刚好我之前参与的平山调查和之后参与的青浦调查，也关注过一些跟养老有关的话题，了解过一些案例（包括和养老有关的家庭纠纷等）。当我把不同调查地点的相关案例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发现在不同的地区，家庭养老观念和行为有比较大的差异，不同地方对于“孝”的理解也不同。例如，在经济较发达的慈溪农村，子女花钱雇人来照顾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是一件被大家认可甚至是赞赏的做法（当地已经有不少这样的案例），但在平山县，很多村民认为应该是子女亲自照顾才是有孝心（当然因为收入水平的限制，当时我们调查的村庄并没有雇人照顾老人的案例）。又如，在慈溪农村，因为村集体经济发展不错，村里有一些集体收入，因此会给年满60的老人发放一些补贴（现金或日用品），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让大家有了一个类似于“退休”年龄的观念，即到了60岁，就是“老年人”了（因为可以开始享受福利了）。但在平山农村，关于什么岁数是属于老年人这个观念是非常模糊的（因为村集体没有相应的关于养老的制度安排），大多都认为不能下地干活，或需要别人来服侍了，才会认为自己是老年人。

当时这些发现让我兴奋，并初步决定了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即从比较的角度来考察农村的家庭养老问题。我去找杨老师，跟他提了我的这个想法。杨老师肯定了我的想法和毕业论文的选题，并建议到西部地区找一个村庄进行实地调查（因为那时东部和中部农村的调查资料都有了，唯独没有西部的）。杨老师通过四川社科院的李东山老师，帮我联系了四川宜宾县的一个村庄（是“中日合作现代城乡家庭调查”项目的一个抽样点，后来也成为杨老师研究团队经常去调查的一个点）。1998年秋冬之交的时候，经过一些调查前的准备，我只身前往四川宜宾去做调查。出发前一天的晚上，杨老师亲自来到我宿舍楼下，拿给我2000元现金作为调查费用（对于当时的我，这无疑是一笔巨款），并叮嘱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当时我手拿着装钱的信封，看着杨老师骑车转身离开的背影，感动万分。

宜宾的调查为期7天左右，我如愿获得了相应的资料和一些案例。回到学校，开始整理访谈记录，阅读文献，为毕业论文做准备。根据当时的调查所获，养老观念和方式的地区差异是确实存在的，而经济发展和村集体收入水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那就是从现代化理论视角来解释。我于是去请教杨老师，他认为从现代化理论来解释并没有问题，但显得过于平淡。然后杨老师建议我最好能提炼一个概念，这才能实现从经验到理论的升华。提炼概念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既然杨老师建议了，我就只好硬着头皮想。那段时间非常的焦灼，不断参考文献，不断翻看访谈记录和回忆调查的场景，但都想不出一个我认为有价值的概念。那段时间刚好经常和陈刚一起玩，我就跟他谈了我的难处，并请他帮我出主意。记得陈刚听完思考了一会，对我说，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很多事情的好与坏，主要是看在当地是否合情合理。我接着他的话说，很有道理啊，不同村子的人看待子女的孝与不孝，通常没有统一的标准，其实都取决于同村的人认为他们的做法在当地是否合情合理，那么我就用“情理模式”这个概念吧。陈刚不置可否，但我倒是当真了。在论证的时候，我把“情理”归为一种文化层面或涂尔干“集体意识”式的概念，即不同村庄有不同的养老文化或集体意识，这样就有别于现代化理论的结构性取向。我找杨老师谈这个概念，得到了他的认可，他说有概念肯定比没有概念好，要有勇气提出概念。于是我硕士论文最终定名为《当前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情理模式”》。现在想来，其实那个时候用“情理模式”这样的概念是稚嫩的，由于功力有限，对这个概念的论证也是不够充分的，但不管怎么样，仍不失为学习提炼概念的一个尝试。后来我在美国读书期间，曾思考过它对应的英文表述是什么，当时我的答案是接近“context”（翻译为“情境”或“语境”），但现在看来，我认为“情理”的理论性更强。硕士论文的其中一部分，经过修改并由杨老师推荐，发表在《宁夏社会科学》杂志2000年第1期（标题为“我国农村养老的几个问题”）。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非常有纪念意义。杨老师后来对“情理模式”这个概念进行了提升和完善，并和我合作在《探索与争鸣》杂志2003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我国农村的 ‘社区情理’与家庭养老现状”的文章（我的第二篇学术发表）。

写硕士论文应该说是我学习做研究的开始，但是这个过程对我后来的研究旨趣有很大的影响，即使是从博士阶段开始转向了以定量方法为主做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比较的视角”或对“情境效应（contextual effects）”的关照几乎成为我思考问题和研究设计的惯常做法。在做定量数据分析的时候，我经常（尤其喜欢）做调节效应（moderating effect）分析，即检验一对关系在不同的结构情境（国家、地区、组织、体制、历史阶段等空间或时间范畴）下是否有显著的差异。我做教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基本上用的都是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regression models），目的在于考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等个体之外的结构情境因素对学生个体层次的结果变量的影响。无论调节效应分析，还是多层次模型的设定，说白了就是比较的视角，关注个体的行为或观念是否因时空的不同存在系统性的差异。还有一点，就是在做定量分析的时候，也努力尝试提炼概念。现在想来，这些研究取向都或多或少跟硕士论文的设计或提出的“情理模式”有一定的关联。总而言之，我硕士阶段的田野调查训练，因为深入田野的次数不是很多，每次田野调查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所以掌握到的东西是很肤浅的，可能刚刚入门，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入门，所以我从来不敢妄言我“会”使用定性方法或访谈。但我必须承认，读研期间田野调查训练过程中的所学所思，对我的学术研究生涯意义深远。

 在硕士阶段能够跟随杨老师学习，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事情。杨老师手把手训练我田野调查中学习访谈的技巧；他高度信任我，让我独立承担调查的任务，甚至敢于放手让我一个人只身前往边远的农村地区做调查。这些田野调查的经历不仅训练了方法，而且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和生活阅历（因为调查的地方都是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并藉此对不同地区的生活状况、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有了切身的理解，增强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同时也锻炼了我的社会交往能力。在论文设计和写作阶段，杨老师愿意听并尊重我的想法，鼓励我从经验资料中提炼概念，引导我实现从做调查到做研究的转变。杨老师不仅是我学术的领路人，也教会我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杨老师对待学问、学生和生活的态度，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榜样，虽然我自知无法达到杨老师的境界。我毕业之后，杨老师指导学生田野调查和研究越来越得心应手，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年轻学者，发表了很多关于田野调查方法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杨老师自己身体力行，直到现在，他仍经常带领团队到全国各地做田野调查，并每次都和我们分享他的精彩的田野笔记。我认为，如果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杨老师指导学生的风格和实践，我相信这是和北大社会学系一直以来以学生为中心并高度重视田野调查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四 回首：其实从未远离

1999年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虽然几经辗转，学习或工作的地方多次更换，但始终没有放弃以社会学为业，我和北大社会学师友之间的联系也从未间断。1999-2001年期间，我经杨老师推荐，到他曾经工作过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任职，期间还继续参与杨老师的调查课题。实际上，从进入师门到现在，我和杨老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有机会去北京出差，都会去拜访杨老师，杨老师也像我读书时那样，在他家里和我聊天。每逢有重要的事情或研究上的困惑，我都会请教杨老师，而杨老师从来都是第一时间给我耐心的指导。

毕业之后，我每次去北京，无论是公务还是私事，基本都是住在我研究生同班挚友包胜勇（现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任职）的家里，而不是住酒店，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喝茶并彻夜长谈，一起回忆读书时的点点滴滴，一起讨论正在做的事情，一起展望未来。1996年我们一起进入燕园，一见如故。自此之后，无论身在何处，胜勇一直是我的支撑。我一直把他在北京的家作为自己的家，从未客气。

 

吴愈晓与郑丹丹合影，于武汉。作者供图。

 

2001年我前往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刚好同一年李博柏教授（北大社会学系1988级本科生，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职）进入该系任教，期间有幸得到他在学业上（尤其是定量方法方面）的指导和生活上的照顾。读博士期间，也得到当时在芝加哥地区的多位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的同学的帮助，尤其是马大力（北大社会学系1991级本科生，研究生期间和我同班，当时在芝加哥大学读博，现在美国任教）和魏伟（北大社会学系91级本科生，当时在芝加哥Loyola大学读博，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在我刚到美国学习和生活遇到困境的时候，是他们的帮助和鼓励让我得以度过难关。

2006年博士毕业后，我获得吴晓刚教授（北大社会学系1991级硕士生，也是我在人大本科时的学长）资助，到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从事博士后工作。他提供的这次工作机会不仅让我在生活上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让我能够安心完成几篇工作论文，并找到教职。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得到吴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我刚到香港的时候，硕士同班挚友罗刚在香港中联办工作，我找到住房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他的宿舍里，得到他生活上的各种照顾。而且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两年时间里经常交往的好友，亦有多位是北大社会学系系友。

2008年之后，我先后到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因为出差或学术交流等原因，常常有机会回到北大，拜访师友或到未名湖畔散步。特别需要提到的是，2018年，我受到母系的邀请参与张静老师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四十年》一书的写作。我深感荣幸，也倍加珍惜，因为这是不仅是母系对我的肯定和信任，也表明即使我已经毕业离开多年，母系仍然没有将我视作“外人”。

回顾往事，虽然从北大毕业已经二十多年，但我和北大社会学系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感觉从未远离。这里是我学习做社会学研究开始的地方，也是我的精神家园，对我人生和职业生涯的意义，非言语可以表达。学问和学生至上，在调查实践中寻找真知，淡泊名利，是我感受到的北大社会学系的精神，我将以此不断鞭策自己。

 

文字编辑：宋丹丹

推送编辑：苟钟月、周芯宇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