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吴维先，女，1935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1939年学士毕业。其更为详细的生平暂不可考。

本文为吴维先1939年学士毕业论文的节选。吴维先师从赵承信（1907-1959）先生。赵承信的学士论文《广东新会慈溪土地分配调查》就指出慈溪村存在大量人口前往美国、南洋等地经商或做工。吴维先正是受赵承信先生的影响，开始从事有关南洋移民之研究。

该篇学士论文采取历史研究的方式，从近代学者们对南洋诸地的个案研究、政府颁发的公报、散见杂志报刊的资料，以及外国人对于南洋研究的考察入手，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不仅对南洋的社会环境（经济和政治）、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详细描述，从“拉”的角度分析南洋吸引华侨迁移的原因，也细致调研了华侨移民“大本营”——闽粤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重点论述了经济收入、人口组合、人民职业、宗族组织、婚姻制度等社会情况所导致的闽粤社会内在对于移民的“推”力，给读者全方位的展现了民国初期“下南洋”的宏观社会图景。

最后，吴维先从移民对国内社会造成的种种影响进行分析。经济方面，华侨汇款弥补我国入超，尤其对闽粤二省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一部分用于生计维持，另一部分用于国内投资，如铁路、马路、学校及其他公共事业之建设。除此之外，华侨南洋移民对对于我国社会组织之迁变，今日闽粤之都市化，也甚有影响。汇款、通信及返乡使原有的社会形态发生变迁，家庭与婚姻更崇尚个人主义，男性大家长地位衰落、祖先崇拜形式发生变化、教育意识和民族意识开始醒悟等等。可以说，华侨的内外交流使祖家社会加速演进。

在整篇文章中可以见得华侨在十九世纪以来中国闽粤地区的社会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华侨外国谋生对国内经济、文化、家庭、公共事业影响之巨大，点出华侨与国本之间的关系。同时由点窥面，华侨之于闽粤社会，闽粤社会之于我国社会十九世纪末的变迁都具有重要意义。该论文颇能代表燕京学派的人文区位学和功能主义的特点，可以说是从人口流动窥见社会变迁的好文章。

 

吴维先毕业照。图片来源：全国报刊数据库。

 

中国移民南洋之分析

吴维先

 

目录

绪言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华侨移殖的原因方法及其环境

第三章 华侨人口数量之分析

第四章 华侨经济

第五章 华侨教育及南洋各地待遇华侨之情形

第六章 华侨对于祖家社会变迁之影响

附录

 

我国人民安土重迁，本来没有背离乡土，远徙异地的思想。可是人口繁殖，而生产技术未有改进，以至农民生活痛苦，无法为生，加以天灾饥馑，兵变人祸，农民辗转于沟壑，遂不得不离乡觅食。

这种离乡觅食的趋势，可分二种：一种是向我国边疆之地找谋生的机会，例如东北之迁徙；那些地方人口稀薄，土地肥沃，所以华北各省的人民，移出关外者甚众。而东南各省则向海外移殖。这两个运动差不多是同时发动，可是二者却有显著之差异。

逃出国外的东北移民，大致来自河北山西山东三省，其中尤以山东一省为最；因为山东垦田稠密，地味瘠薄，加以黄河天灾为患，故多有浮海入辽东或移出关塞者。除了小部分山西人经商外，他们大部全属农民，同时关外文化与内地的无大分别，所以与我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很小。这种情形直至民国初年还是没有多大改变。至民国七八年以后，因华北大灾，除农民以外，移出的工人也很不少，至是情形始稍有改变。至于东南的海外移民，他们特征却大大不相同了。

 

南洋华侨俱乐部。1933年，众华侨在马来西亚华侨领袖吴赉熙所办南洋华侨俱乐部前。图片来源：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数字内容资源库。

 

海外的移民，大抵限于东南沿海诸省，尤以福建广东为然；因其自然环境的力量，和经济的、政治的背景——即如土地缺乏，天灾为虐，及兵灾赋税的问题——与华北诸省移民的原因大致无异。这类海外的移民和东北的移民有显著的分别。就职业来说，从事于农业者极少，约为四与一之比；大抵为苦力，小贩商，甚至经营重要企业，如树胶锡矿等。就性别来说，初期的移民,女子绝无仅有,因为移民对祖家乡井的观念很重，稍有积蓄,便往家乡汇寄。就政治方面来说：东北的移民是在本国政府治理之下,虽然没有奖励,但也没有加以摧残;至于海外的边民,则受欧西人势力的统治,受了许多苛刻的条例所缚束与限制,无时不在千辛万苦中挣扎奋斗,因此他们的民族观念特盛。所办的学校与报纸,虽然很幼稚与落后，然而也是表现他们的民族意识。

海外诸地的侨民，对于国民经济更有重大的影响，并影响我国社会的变迁。自海禁大开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的数目殊可惊人；此项漏疤的弥补,全赖海外华侨兑汇款为抵填。事变以来，海外华侨的献金，为数甚巨，可见他们财力的宏富了，因此华侨的研究，实在是目前急不容缓的问题。

海外的华侨大抵分布于美洲南洋诸地。关于美洲方面常有欧美及我国学者作系统的研究。至于南洋方面，系统之研究尚属不多；或者因为南洋的华侨，散居海岛诸地，统治复难，资料散见各处，统计调查颇不易搜集，是以国人尚少加以探讨。作者承导师赵承信先生之启示，乃对此问题稍加注意；本文前后并蒙多所匡正，微师之力不克告成。至于所收集之材料，乃采用近世学者对南洋诸地之个案研究，政府颁发之公报，与散见杂志报章资料，及日人研究南洋之考善，以为作为统系之研究和分析。

移民和文化传播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常常带了不同的文化传播给新环境，同时又接受新的文化影响祖家。本文所讨论的自然仅为南洋的移民。至于南洋的范围及华侨迁移的历史在本章讨论。

第一节 移民与文化传播

纯粹的移民是指本国人民移往国外地方，以谋生为目的，没有政府使命。并不是受了祖国政府的供给，而是因为祖家的社会或自然环境的趋使，或新环境的吸引力，自动的迁移到新的环境，作暂时或永久的居住。南洋华侨即此情形。

移民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或与新环境的不同。他们因求生存。而与本地人民发生了关系，所以两种不同的文化便有接触，这就是文化传播的机会。虽然移民到了新环境，可以另形成自给自足的社区，保持其原来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不与本地人接触，而文化或将独立不受影响；但是这种情形多是不可能的，为了谋生存，无论如何总得与本地人民有多少接触的地方，所以移民必引起文化的接触。文化一经接触，就有传播的可能，因为文化有传染性的，卫史来（Wissler）说：“文化特质，几同麻疹一样传染”。

但是这种传染也是有选择性的，合乎其文化模式，有利用的价值才被采用。南洋华侨虽有些地方采用了土人的习惯：如饮食衣装等，但大部分仍保持其传统之生活方式，这就是因为有选择作用的缘故。

至于传播，多由文化高的团体传播给文化低的团体；如果本地的文化程度高于移民，则移民易改变其一部分的社会组织，传统生活方式，而大量接受新的文化。否则，移民仍多保持其固有文化，而改变较少。黑勒尔（Hiller）说：“假若二个团体的文化程度相同，则接触后，彼此所受之影响必相当；否则，文化程度高的必移交多量文化给文化程度低的团体”。

华侨之移殖南洋，因文化程度高于土人，故仍保持其独立的文化。（十九世纪以前比较显著），由南洋各处华侨之集中情形，及华侨与土人结婚之后，而仍采用中国之生活习惯，可见出华侨文化独立之情况。不过十九世纪以后欧西诸国侵入，其文化程度高于华侨；因此华侨，尤其是侨生所受影响极大，同时由于华侨与祖家之联络关系，介绍给祖国许多新文化，对中国的现代化，不无影响。

不论文化传播的方式如何，当其接触度，总是会影响移民的组织，本地人民的组织，和移民的祖家社会。

（一）移民的改变——移民虽然迁移到了新的环境，仍愿行使他们原有社会组织的形式和制度，尤其是那些集中在一处，而形成了自给自足社区的移民。但是这种情形是很难维持的，虽然他们尽力把那些组织弄得合乎原来的文化模式，不过为了适应新环境的需求，也不得不采纳些新的文化，改变点原来的组织。

移民为了适应新环境，而改变其一部分的生活习惯，可以南洋华侨为例，他们常因求贸易上的便利，而与土人结婚，用本地婚姻仪式；又因气候的缘故，饮食及服装习惯也有改变，以求适应于新的文化及新的地理环境中。

（二）本地人民的改变——因为移民迁入，常引起移民与本地人民的生存竞争。因此本地人民不得不改变其经济组织和生产方法。或因移民带来的新文化的价值，而被采用，影响了本地人民原有的组织制度。至于所影响程度要看：

（1）本地人民对于移民的态度如何而定。常因本地人民对移民有反感的态度，虽其文化有利而不被采用。尤其本地若为自给自足的社会，少与外界发生关系者，更易对移民有此种的态度。

（2）移民的人数多少而定。人数多，其影响必大。不但如此，且移民人数与时间之比例也有关系；凡经过长期渐渐传入者，其影响不如短期间内多数人口之移入者为大。

（3）移民之人口组合。常态的人口组合，易形成自给自足的社区，以维持原有文化；故与本地人民少有接触，而所给的影响比非常态之人口组合者为小。

（4）移民之集中情形。凡移民之集中一处者，易与外界隔绝，不易同化于本地文化，所给之影响也小。

（三）此外对于移民的祖国也不无影响，因为移民与家乡常有联络。由于寄信回家，或回国游历，常把新得的文化介绍给祖国。或因汇款回家，对于家庭经济及国家经济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形在南洋的华侨尤其显著。

因此我们知道移民不但传播文化给本地，并且自身也受了新文化的影响。同时还带了新文化给祖国，而影响及祖国的社会组织。

第二节 南洋的范围

 

《南洋奇观》，1932年创刊，该刊主要介绍南洋地区的自然风光及当地风俗人情。图片来源：全国报刊索引。

 

关于南洋的范围，学者的意见不一，没有固定的界说。说者多分为广义与狭义：普通广义的南洋是指亚洲东南部，海洋洲全部；包括安南、缅甸、暹罗、菲律宾，东印度群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澳洲、纽丝纶、及印度锡兰等地；狭义的南洋则仅指马来半岛、马来群岛而已。

至于本文所采用的范围则包括安南、缅甸、暹罗、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属马来半岛、波罗州、及菲律宾。这些地方，从地理方面说，是有整个性的。其地势是由一连续的山脉所构成；同时马来亚及东印度群岛在同一的气候之下。印度支那，菲律宾群岛虽位置较北，而气候则大致相同。同时又与我国有深远的历史关系；有的曾入贡中国，有的地方的民族和我国有血统的关系，全是华侨移植的中心地带；经济势力几乎全在华侨手中，其重要性由此可知。其余各地因与我国既往关系既小，又非华侨的集中地带，与本文所讨论的中国移民南洋问题的关系很少，故不在分析的范围内。

这些地方多数在广东和福建的南部，由香港经新加坡到这些地方，至远不过一千四百里；因此南洋大部分的华侨全是由这些两省移殖去的。福建以南部的泉州漳州移出最多，广东以东部之梅县潮州迁出最众。此外尚有广州南海及广西客县郁林等处，不过人数较少。因此我们在分析华侨祖家的时候，多注意于闽粤二省。

第三节 华侨移殖南洋简史

（一）华侨移殖之开始时代

华侨移殖南洋的历史，可以分为四时期。第一期在十四世纪，（元以前）是我国移民的初期；第二时期在十五世纪（明初叶），为华侨移殖渐盛，而且最有势力之时代；第三时期自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之中叶（明初至清末），为西人东渐时期；第四时期为最近五十年，华侨最受压迫之时期。

华侨之移殖于南洋，学者多以为早在秦汉。汉书地理志粤地条后云：“自日南障塞徐开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前一四零至前八七）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绘而往……”。都元国位于马来半岛，邑卢没在缅甸，谌离国在伊洛瓦底江沿岸，夫甘都灵即缅甸旧都，蒲甘，黄支国在印度南岸，皮宗在马来半岛之pisang，华侨移殖南洋或始于此时。

婆罗州沙劳越曾发现纪元前六百年及一百十二年之中国钱币。又据阿拉伯人之记载，第三世纪之中叶，（魏晋间）中国船已有至槟榔峪，第四世纪时，达锡兰岛，至第五世纪时，已达婆斯湾。

晋高僧法显，至印度求经，曾列师子国经耶婆提，其时耶婆提与广州间已有商船往来。耶婆提即婆罗州，师子国即锡兰岛。但记载并未提及该处是否已有华侨，故知当时我国虽与南洋已有贸易往来，而移居者不多。

隋代马来半岛之丹丹，婆罗州之婆利国曾遣使朝贡，马来北岸赤土国亦通中国。

唐代南洋诸来朝通商，广州泉州诸港设市舶司，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之南岸为中西海上交通要道，国人移殖者当复不少。颜斯踪谓新加坡有唐人坟墓。阿刺伯人马素提于九四三年（石晋天福八年）至苏门答腊见其地有华人甚多，从事耕植。今华侨区域自称唐人街，华人曰唐人，可知唐代移殖南洋者已不少。

宋代中南贸易仍很密切。及至宋亡，有战船百数十艘逃至支趾沾城，暹罗、苏门答腊等处。此般人在南洋定有相当发展。

元代海上交通仍盛，曾置布舶司七以通诸藩贸易。元世祖好武功，曾用兵于南洋，征缅甸，击占城，臣安南，收北婆罗洲，讨爪哇。此时必有多数华人留殖于南洋，故知华人之于南洋此时已繁殖甚久矣。

（二）中国势力时期

十四世纪明初开国，南洋诸国入贡。明成祖即位，疑惠帝逃亡海外，故屡遗使至南洋踪迹之。以郑和之威名最盛，当时已见随处有中国人聚为村市，经营商业。其所经南洋各地有占城，爪哇、柬埔寨、北婆罗洲、苏门答腊、马六甲，所乘之船可容千人，共航七次。可想必有数人随往各处而留居者。当时航海工具既已如此发达，民间因其他原因移出者当复不少。

（三）西文东渐时代

郑和出使南洋之时，欧人也正航海寻觅新地。十六世纪葡萄牙人首列南洋据马六甲，随之西班牙占菲律宾，荷兰占东印度群岛，英吉利据马来亚及北婆罗洲。从此诸岛遂在欧人势力之下。

一五六五年西班牙正式占领菲律宾，其时该岛各种经济事业已极于华侨之手，一五七五年（万历二年）中国海盗林道乾攻马尼刺，未遂，为西班牙人迫走。其后华人来菲者日多，西人不免怀嫉妒之念。一六零三年（万历三十年）中国派员至菲岛采金矿，西人以为中国政府有图菲之野心，遂屠杀华侨有二万五千人之多。事隔三十年，至一六三九中国人之至菲岛者又增长到三万人，均从事耕耘。因遭西人压迫，起航革命，死者二万余人，存者只七千人。明亡后郑成功据台湾，有袭菲意，复引起一六六零年之屠杀及驱逐华人出境。一七零九及一七六二年复有驱逐华人事，此后仍屡有其事。

荷人初到爪哇时，华侨在该处，已有巩固地盘，所有工商业操于华人之手。其后移殖者更多，所以引起荷人的嫉妒。故一七四零年大杀华人万余，即红河之役。

清初因有明遗臣之蠢动，禁止人民私自下海，违者处以极刑。但私自出海者仍极多，其时在南洋据地称王者不乏其人。

至十九世纪欧人开辟南洋，需要人工，因此至中国招募。政府受列强之强迫，海业亦渐弛。准许人民移出。一八六零年中英续约，政府承认华侨之保护，故此时移出之人数大增。

（四）近今之华侨

二十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纷纷感觉华侨对祖国影响之重要，政府亦注意华侨之问题，屡次革命受到华侨援助力，发现华侨与祖国关系之大。但诸岛势力已完全在白人势力之下，而白人已不再需要华工开垦，因此对于华侨日趋压迫政策。自美国侵入菲律宾后，更煽动土人排斥华侨。各国又订立禁止或取缔华侨之各种条例，其待遇之苛，详述于第五章第二节中。同时日人南进，竞夺我经济势力；华侨本居于中间商人之地位，介于欧人与土人之间，今土人既渐开化，日人又以组织之经商进攻替代华商，华侨地位之摇动可想而知矣。故近来华侨因失业或受压迫返国者甚多。人民之移出亦受移民律之影响而大减，问题日趋于严重，实应注意。

华侨移往南洋，自有原因。其迁往方法过去与现在也有不同，至其工具，亦远不如今日之发达。如要明了其迁移的动机及影响，我们须先知道中国及南洋之环境。

第一节 华侨移殖南洋的原因及方法

华侨移殖南洋的原因，可分为自然环境的力量，及社会环境的力量。

（一） 自然环境的力量

南洋华侨多为闽粤之移民，闽粤为中国南部沿海之二省，在粤北与闽西的边界上有绵延不断的山脉，隔断了二省与中原的陆路交通；加以二省地势崎岖，耕地不伙，所以人民靠海谋生，从事于航运或捕鱼为业者甚多，航海技术因此发达很早。从南海渡航安南或菲律宾等地，是很容易的事；如广东之汕头，距菲律宾之吕宋岛，只有三百数十海里，倘搭板船利用季节风，三天可达。这种自然环境当然是闽粤移民的一个原因。

 

1833年载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东南洋并南洋图》。图片来源：全国报刊索引。

 

（二） 社会环境的力量

可以分为经济的，政治和新环境的吸引力三方面。

（1） 经济的原因

我国数千年来，社会没有很大的变迁，生产方法没有改进；特别在闽粤，可耕地及已耕地缺乏，天灾战争的侵害，粮食不足，工业又不发达，所以人民生活痛苦以至无法为生。不得不向外找谋生的路，或为华侨移殖的重要原因。

由以下二段，可以见出闽粤耕地缺乏及农民失业之情形。“一般估计，佃农每户非耕种二四亩，既不能维持其最低限度生活。但按全省耕地面积，每家农户平均计算只有一四亩左右，自耕户非有一二亩自由田不能维持，但据一般估计福建占地不满十亩之农户，竟占农户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

“广东全省农民佃农几占百分之七十，为数至大，总在九百万人左右，是九百万人不能自食其田，须更多租耕以自给养，因有租田。此制度令农民对于业主观念薄弱，常常不愿施肥料以沃其土，恐田主之率尔取回，或随便加租；所以田土生产日弱，而农民失业之机会亦多。”

历年战事之多，使人民直接受害；军饷之征收，军差之供役，田地房屋之损害，影响人民之生活问题。尤其在闽粤二省，为多次战事出发地，侵害尤甚。

天灾在我国非常之多：自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至民国22年的2139年中，有旱灾1057次，平均百年47次。水灾1030次，平均每百年48次。这两千一百多年中，没有水旱灾的年份只有720年，即平均每百年中仅有34年系风调雨顺之岁。

我国粮食的缺乏特别在闽粤二省为甚。山多田少，粮产不足，所以历来靠安南缅甸暹罗等处外来米的输入，与南洋交通因此也便特别早。可由下文见出：

“自唐代以来，闽粤两省，即已借洋米以接济民食。到了明清两代二省输入外米益多。当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鼎盛之秋，尚且不独禁米出口，且以免税专奖励商民向暹罗安南等地运米进口，以充民食。”

“粤省进口的洋米自民元到20年，共为16231万担。又本国米4588万担……3300余万的粤人中，有500万人须待哺于外米。福建每年需求大量的外米，正如粤省一样。”

由此可知我国人民生活之压迫，如何不使沿海人民向海外求谋生的机会。

（2） 政治的原因

唐时设中南贸易市场于广州泉州诸港。宋代在广州泉州和苏门答腊的巨港间，开辟定期航路。宋亡遗臣逃亡爪哇等地的有数万人，如陈宜仲之奔占城及爪哇，郑恩肖与乡人之开辟吧达维亚。元世祖讨伐缅甸，攻安南，又到北婆罗洲。明朝又有三保太监远征南洋。明之多数孤臣遗老逃到海外，以南洋为恢复中原的根据地，如郑成功据台湾以与满清对抗；后兵力不敌，败逃南洋称王的甚多。以上种种或带多数万人移往南洋，或开移民之道路。又因海禁，一般流亡海外的人民不敢回乡，皆为华侨繁殖于南洋之原因。

（3） 新环境的吸引力

沿海诸省人民，因贫穷的压迫，偶能渡海谋生，得到较安定生活后，必设法使同乡亲友亦能前往，因此移往者日见增多。同时家乡之人，见到华侨在外谋生之易，便也放弃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难的观念，大量地向外迁移。

尤其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各国占取殖民地，需要大量劳工开辟南洋，白人不适合于热带，土人工作效能又远不及华人，所以设法招募多数华工前往开垦。诱导或介绍机关因此甚为发达，“猪仔”之贩卖亦应时而生。结果多数人移往南洋工作。凡以上种种，皆为大量华侨移殖南洋的原因。

华侨移殖南洋的方法，最初皆搭帆船。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帆船已发明，但只用于抵御海盗。其后往南洋移民，便用此种船只；船之大小普通为五丈到九丈长，一丈半到三丈宽，其深度在水面下五尺或一丈，船身多为墨色。元时中印海上交通，大船一只，已可载数千人；但尚有大船，如明郑和使南洋造大船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载有数千人之多。陈达又有描写如下：

“航海的帆船，其船头多以颜色涂之；粤东尚红，俗称‘红头船’，厦门船尚绿，俗称‘青头船’。大号帆船，如由厦门往台湾，宁波，上海或南洋者，载重1500吨，司者30人；小号帆船载重500吨，司者12人。此种帆船大部分以载货为主，但在轮船未通行以前，我国往南洋迁民，即乘此种帆船渡海。帆船出口所载者为闽粤物产，如茶叶，木材，砂糖，陶瓷器，水果，夏布等；入口时运消我国他埠的商品或外国货物。”

此为早期之中国人民移出海外之方法。及至欧人开辟南洋需要大量工人，遂至闽粤招募多数华工，多用汽船或轮船送往。此时因就需要，产生客贩及移民机关，此等机关与澳门及香港之吃食馆相通，照南洋需要华工之多少，付款与客头，在闽粤乡间招募苦力南移。旅费在苦力到达目的地后向雇主索偿。但其招募方法有诱拐性者。

吴稚晖《朏盦客座谈话》述骗诱之情形：“其骗诱之法，首出于赌博，次取于冶游，更杂得于酒食招邀，道路劫夺之中。”

又夏思痛《南洋新嘉坡猪仔馆记》中有曰：“究其中（猪仔）未必皆纯然不识字之耕田夫也。或因家庭之细故而逃，或因饥寒所迫而出；其初皆误于人煽惑。”

船到岸后华工支付舟金或由亲友借贷者可上陆，否则此等欠费之新客，由客贩交由雇主押领。所需之费由工资中扣之，新客对工作之性质情形毫不知悉，而雇主待之苦若牛马，常为终生不能逃脱之职。因此有猪仔制之称。与以前买卖黑奴之情形几相同。

 

猪仔华工。来源：《中国的华侨·南洋》。

 

因此种情形之腐败，遂又产生契约劳动移民之方法；在政府监视之下，雇主与劳工订立契约，移民欠费者，抵案后得乘政府所设立之移民局，由政府监护到新客完全交与雇主；如十日后尚未得相当之职，新客可以恢复自由。此种情形虽亦有流弊，但比客贩之操纵，已大改进。

同时也有许多自由移民，由于亲友的补助借贷，或其他方法渡海以谋生。

为了应合移民的方便，在汕头、厦门、香港、澳门等处设有客栈。其主人多与轮船公司及客头连络，专借华侨出入口住宿及手续代办。更有船头行，与各轮船公司直接联络售票与客栈。以后华侨与祖国关系更密切，移出方法及便利移民之机关，更为完备。

第二节 华侨祖家与南洋社会

华侨与南洋及中国有密切关系，要分析中国及南洋的社会变迁，必须先明了南洋及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然后可以知道华侨如何来适应南洋的新环境，这新的环境受到何种改变；同时影响华侨祖家社会又如何。因此分述中国及南洋的环境如下。

（一） 华侨祖家

华侨祖家可以闽粤二者为代表，因移殖南洋的华侨多为闽粤二者人民，虽然云南、江、浙亦略有迁移者，但为量甚少，无关紧要。因此仅述及二省之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

闽粤的自然环境

闽省主要之山为南岭。南岭自闽赣间东走，至马崠山折向东北，走于闽浙界上者为武夷山脉。东北走至宁化西北为窑岭。又北至光泽县西，为杉关岭，形势颇险绝。又迤而东北至浦城县西北者，为仙霞岭，据赣闽浙三省之交。粤省山脉分属南岭勾漏两系。南岭，屏列于本省之北，为广东与湖南江西三省天然界限。勾漏山脉纵横盘结于本省西南部。此种大势由西往东的山脉，蜿蜒而行，隅断闽粤与中原之陆路交通，因此发生文化上的障碍，而人民多向海外移动。

闽省大川有闽江、晋江、九龙江、及汀江。粤省河流最大者为珠江，其次为赣江廉江。两省海岸线甚长，岬角海湾出入甚多，颇适于船舶之停泊，所以历来贸易繁盛，且富于良港岛屿。

气候可分濒海与内地二部言之。濒海之地为海洋气候，寒暑相差不甚，冬无降至华氏32度以下者，雨量甚多，年有二三季收获。内地夏季炎热，冬季严寒。沿岸一带，时有飓风，由小吕宋吹来，往往发生重灾祸。

闽粤的社会环境

闽粤的人口组合，据Kulp调查广东凤凰村，20岁到24岁之人数甚少。表现壮丁之离村至外谋生。又据林耀华《福建义序乡村之调查》，也是以15岁到24岁离村者最多。而男女的性比例据二者的调查，全是男多于女。林耀华的解释为：一是女孩假报男孩，一是乡民仍旧保守重男轻女的观念，女子一生下来就抱给育婴堂，或乞为童养媳，也有十三四岁就嫁给人家的。

人民职业，以农耕为主；但耕地面积甚小，并且耕地所有权与耕地使用权相矛盾。本地所产谷，不够供给当地人口之用，故大部分靠外埠运入。其他种植有茶有烟甘蔗，并制成蔗糖；每年运往南洋欧美者不少。水果有柑橘、龙眼、荔枝、等。工业以手工业为要，有土布、夏布、花边，多为女工从事。其他如竹纸，陶瓷业每年运往南洋各处者很多。沿海一带人民从事航海及捕鱼业者甚伙。据1920报告，此带出产之鱼及其他水产物达35000元。航运业用帆船最普通，但新式小汽船亦多。运往他埠或外洋之物，多为竹纸、糖茶、水果蔬菜等；运入则有棉布、毛织品及米粮等。

在闽粤社会组织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宗族的组织；一个村庄里都是同宗即为一个祖先传衍而来之子孙，而对于宗族以往历史都有着分明纪载；因此宗族思想支配着村落社区。这种宗族组织为家庭组织之伸展。宗族的祠堂原为家族的宗教机关；家族渐渐发展到宗族，祠堂也渐渐的扩张变为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机关了。但近代宗族组织动摇，移民的影响当然是原因之一，其变迁待第六章中述叙。

所以这种组织下的家庭就不仅是夫妇及其所生子女的团体了，是包括夫妇、父子、祖孙、叔侄、姑媳、妯娌，而维持共同经济生活的团体。其对祖先崇拜是十分显然的，以祖先的功德为体面的事业而宣扬之。相信去世的祖先有操纵后代子孙祸福之权；因此有祠堂的建造，坟墓的修筑等。有祠堂后，便制定规条；它的功能渐渐扩大，政治的教育的经济的功能附带行使：凡族内纠纷，族外交涉，家塾之设立，以便同族子弟攻读，族产之使用，如付祭祀外并供族中子弟学费，鳏寡孤独残老病疾之救济等皆涉及之。

婚姻方面，并非由男女二人之感情而结合，乃连二姓之好。以嗣续观念为主；当然妇女的地位很低。而子女的地位也因为父权之大，地位很小。

其宗教基础建设于祖先崇拜之上，是一种人死而灵魂不死的信仰。表现父系社会，父亲的尊严和权威在死后仍是遗留。祠堂当然是为了这种目的，行祭祀之礼而来。至于鬼神的崇拜也很普遍，所以庙宇很多。崇奉的神种类不同，也就代表人民的各种需求。其他命相，巫师，阴阳，风水无不有之。

（二） 南洋社会

先述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及菲律宾。其位置在亚细亚大陆之东南；东面太平洋，北隔巴西海峡与台湾相对，西临南海与中国及印度支那相望，南面印度洋，东面望澳大利亚大陆。各岛皆以褶曲山脉为其骨干，到处火山峻峰，崛起不平。马来半岛全境皆山，山脉中断处成为窄的地峡。沿海处常有片段平地，东部较宽，西部平地甚少。苏门答腊岛是西北至东南走向。北方由于印度之山脉构成自东向西的平原，东部有诸河贯流。境内火山甚多，堆于山脉之上构成高峰。爪哇南北有西山脉，其中构成狭长之爪哇平原自东向西。全境富于火山且活跃。苏门答腊沿海为巽他下降地盘包围。境内平原大部为沼泽湿地，不宜居住。

菲律宾以吕宋及岷达耶峩二岛有广大之平原。各岛位于热带，气温甚高，寒暑之差极少，一年平均温度在摄氏25度以上。雨量极多，乃属信风带。菲律宾附近为发飓风之源，常扰中国及日本。

各地农产有米、茶、咖啡、烟草、麻、甘蔗、肉桂、凤梨、香蕉、柑橘、大荢、金鸡、橡皮、椰子等。矿产以荷属东印度及马来半岛之锡、煤油，婆罗洲之金刚石等为贵。

马来亚居民多从事农业，长于航海术。其家屋以木构成，地板甚厚，援梯上下，好啮槟郎子。居民衣服普通着上衣腰部围以围裙，男女皆嗜烟草，有男卑女尊之风。

爪哇族文化发达，女子长于手艺，机织花布，染出绘画。居民多信奉回教。

苏门答腊之居民大部为马来族。至于亚裔族居住中部之山地，无一定之家屋，不着衣裳，不修发。东北部马达族，较有进步，有文字用竹或椰子之叶书而藏之。婆罗洲之居民有大雅克人，居住深山，为大家族制。

由此观之这些土人，没有历史的记载，不能称之为民族，尚为原始的部落；待华人欧人之移殖，始渐开化。

其次关于暹罗缅甸，法属印度支那。其位置在亚细亚洲南方突出三大平岛之最东者；东面隔南海与英属马来亚相对，西面孟加拉海湾，南以马六甲海峡通南海及孟加拉湾，北与我国本部之云南广西广东及西康接壤。

暹罗北方一带为山地，东枝山脉纵贯西部，以界缅甸。湄南河本支流皆发达，拥有广大之平原。东方湄公河流域扩张，土地丰沃。缅甸山脉南北相连，山地高立很多。河川沿山脉南流，故南北各有二平原。法属印度支那，可分五部：东京，（北圻），西北二方之山地，有东京河之润泽，其流域土地肥沃。安南有（中圻）安南山脉纵贯南北，为交通障碍。西部皆山地少平原，土地硗瘠。东部沙丘沙滩相连，珊瑚礁颇形发达。交趾支那（南圻）有湄公河灌注其境，成土地肥沃之三角洲。柬埔寨有湄公河之冲积地，贯通南北，西北及北部均属山地。西部土壤丰沃。老挝西方有湄公河润泽，东及北部山岭盘曲，平地甚少。

以上三地气候皆于热带，故气候炎热，冬季平均温度在摄氏15度以上，夏季达30度。皆位于信风带，年分干湿二季，冬季多雨，夏季干燥。

各地农产以米最著，尚产棉花、甘蔗、胡椒、烟草等。矿产以缅甸之煤油室，东京之煤等为著。

其土著居民多信佛教，文化程度高于前述各地。因天气炎热，人民性甚懒惰。

华侨移殖之动机，多因经济压迫，已如上述。故其初抵南洋，必为空拳赤手，出卖劳力或小本经营以维生活。至于无资本之华商，则多利用信用交易，即自欧人工厂领得货物，到山间僻地卖与土人，卖得本利，再还与工厂。如此稍获蝇头，便逐渐扩张事业，开设零售店或其他商店于街市。待资本更加雄厚，便拥有生产事业，如树胶园、锡矿、米厂及糖厂等。因此华侨至南洋后，拥资至百万千万者，比比皆是。盖因此种勤俭耐劳之精神，加以本地土人懒惰无能之因，华侨于南洋能得有过去重要之经济地位。

华侨之经济势力，于欧战期间最为发达。但自1929年终，世界经济恐慌发生以后，华侨之经济地位，大受打击。所经营之事业，破产倒闭者不胜其数，失业工人亦有数十万之多。更加以各地排斥华人，被驱逐返国者甚多。殖民地政府尽量行使各种方法以消灭华人之势力。同时日人又积极南向，实行其南征政策，欲取华侨之经济势力而代之。其有组织、有资本、有政府为后盾之进行，华侨之失败，乃意中之事。华侨之在南洋本为自由移民，故多无知识及技能，彼此既不团结又无组织，受此种之影响，欲恢复以往之经济地位，于短期间实不易也。

如以上所说，华侨空拳赤手而至南洋，以后勤俭奋斗，略有积蓄便汇寄或带款回乡。故闽粤各地靠汇款以维持家庭生活者，颇不乏其人。此种汇款每年不下一万万元，弥补了我国入超之一部，于我国国际收支之平衡上，占有重要地位。汇款之多少与南洋华侨之经济势力当然有重大关系，近年来因华侨经济势力之衰弱，华侨汇款减少数倍，对于闽粤农村之影响，不谓轻小。

第一节 华侨之经济地位

华侨在南洋有一特殊之经济地位，此即“仲介人”之地位也。盖南洋土人之智识幼稚，缺乏经济能力，所以不能与欧人直接交易。华商可以在南洋内地收集土人之生产品，转售与欧人；而另一方面批发欧人的商品，转售给土人。这种的经济地位当然不会稳固的。当土人的知识渐渐进步，欧人又积极地训练他们：因为欧人发现华侨经济势力之日腾，因此联合土人以排斥之。华侨企业组织既幼稚，又无投资于大企业的知识，所以经济地位不能与欧西人分庭抗礼。同时日人又积极南侵，华侨之商业地位因此动摇。

华人在各地之经济地位，以爪哇、马来半岛、菲律宾、暹罗为甚。盖此数地土人经济能力特别薄弱，华侨取而代之也。爪哇、菲律宾人智力虽较优胜，惟懒惰成性，亦不能自为经济上发达。至于苏门答腊之马来人，法属越南北部之东京人、安南人及缅甸人之区域，其能力较为优秀，故华侨在该处经济上之发展，远不若上述各地。今就未受世界经济恐慌打击前，各地华侨经济势力概况述叙如下：

（1）马来亚之华侨经济势力

自从英国势力侵入马来亚之后，我国移殖人口渐多，华侨之经济势力亦逐增。以锡业、树胶业为其主要生产也。我侨之开采锡矿早在十六世纪，而英国之投资不过最近几十年之事。据1925年之调查，马来联邦之锡产额为46,000吨，而华侨矿业家所采之额有26,000吨。占有57%的优势。1928年有减少，但仍占51%。而且矿山劳动者，十之八九都是华人。其努力耐劳之情况，远非其他民族所能相比。

 

华侨割胶工。来源：《中国的华侨·南洋》。

 

华侨之树胶业投资，有25,000,000元乃至50,000,000元以上。多经营小规模的胶园。经营者多为苦力出身，略有积蓄，便离去欧人之胶园，而独自经营。园多小规模者，自五英亩到数千英亩。他们经验很多，惟投资知识缺乏，所以不景气现象之影响，许多人到了破产家亡的地步。

其他如米、凤梨、椰子油、渔业等华侨势力亦大。华侨经营米之输出额年约100,000,000，盐干鱼等约30,000,000元。且椰子油之经营，投资达5,000,000元之多。

 

 

华侨之商业占中间人之地位，零售商几位华人独占，投资达160,000,000元，关于华侨在各业投资之大概情况可见上表。

（2）北婆罗洲

北婆罗洲之海岸，乃主要市镇，华侨之小商店，与行商人多深入山间，供给土人日用品；又收买野生橡皮、藤、椰干等各种土产物。彼等能深入人迹不到之地，且在定期的蛮人市场中，物物交换，以博厚利焉。每年华商贸易之出额约在15,000,000（马来货币）元左右，而在1925年，该地对外贸易总额70,000,000元，华商占五分之一强。亦可见势力之不弱矣。

北婆罗洲华侨之栽培业，也有相当之历史。二十世纪以来，小橡皮园开发益多。1923年统计中国与土人所有之橡园面积，为9,361英亩（全州面积31,000英方里），而中国人占过半数，又叶子烟草等之栽培，十分努力，土人不能与之相争。

此地欧人大企业甚少，且因当局施政方针较为宽大，所以华侨往来仍旧。且华侨在此从事于劳工者很少，大体都从事于农业工业或商业，而能独立生活。所以华侨之经济势力，较之他处为稳固。亦有能力之商会如北婆罗洲山打根中华总商会、古达埠中华总商会、砂劳越中华总商会及亚庇华商总商会等。

（3）荷属东印度

荷属东印度华侨以经营米业及糖业最占优势。关于暹罗及法属印度支那米之输入几皆操于华侨之手。世界经济恐慌以前，年有70万吨之输入，价额80,000,000乃至100,000,000盾florin or gulden（荷币）。同时华侨操作碾米业，也占重要位置。糖业在1921年以前，仅爪哇一处，便有华侨工厂40处之多，但1922年时已减至4处矣。其他如咖啡、烟草、甘蔗、胡椒等之种类亦甚多。由下表华侨在各种事业投资之额数，及与各国投资之比较，可知华侨在荷属东印度之经济情势。

 

 

（4）暹罗

暹罗各处，华侨商店林立，在曼谷一地，除一二家欧人商店外，所有零售商之权，皆操于华人之手。并且所有之苦力亦几皆为华人，例如米厂工人、欧人侍仆、搬运夫、清道夫等。暹罗人民太懒惰，故苦力之事，多不愿作。

暹罗之米业多在华人之手，1919年暹罗之66个大碾米工厂，皆属于中国人。投资合计有20,000,000铢（暹罗钱）左右。华人又常当每年五六月间，农民食米不足或需要农业资金的时候，借金与土人；收货时，即以碾米为赏金，从中可以获得高利贷。

并且香港、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中国等地与暹罗间的运输，华侨经手者亦甚多。1924-1925年暹罗输出之60%，输入之40%为华侨所经手。中国对暹罗之贸易在1924年以前，皆为入超；1921年我国与暹罗之贸易出超约2,300,000海关两，1924年约800,000海关两。其经济关系之重要由此可知。

（5）法属印度支那

法属印度支那华侨主要企业为碾米及之输出，提岸一地有华侨碾米厂40所，每日所碾之米，约6000吨之多，投资额有数千万披耶斯托piaster（越币）。西贡每年约百万吨米之输出，其半数操于华侨之手。

华侨栽培胡椒者亦甚多，大部分向欧洲运输，生产量约5,000吨，一九三零年以前输出额约3,000-4,000吨。渔业每为华侨所操纵，每年中国渔船输出盐鱼干鱼有20,000至25,000吨，价格4,000,000披耶斯托。其他油椰子、蔬菜、皮革等华侨亦有势力。

商业方面处于中介人之地位，小商店普遍各地；供给土人日用品，并收买土产品，如玉蜀黍漆等，转供欧人之输出。华侨在输出入商品中，1929年约占2,086,900法郎。

（6）缅甸

缅甸华侨以经营碾米业最著，此外他煤油、锡及其他矿业亦有投资。共达20,000,000留比Rupee（缅甸币）。

华侨并当缅甸农人青黄不接之际，借款以收高利贷。商业方面华侨小商店遍地皆有，供给土人日用品之消费，并收买落花生、豆类、烟草等土产品物输出之，输出额约达8,000,000留比，华商并包捐；缅甸政府对于宰屠、当铺及酒捐，皆定期招商包办，执此业者完全为华人，得利甚厚。

（7）菲律宾

菲岛华侨商人势力最大，零售商及小商店遍布各处，供土人日用品之消费，并收买马尼拉蔴，烟草甘蔗等土产物。投资于碾米业者亦甚多。并常以高利贷借款与土人，以获厚利。其投资清醒可见表四。故知1925年签华侨经济势力之大。但自1925年后华侨经济情形日烈。即以爪哇华侨所握持之输出入额视之，1920年为2,417,000,000。可见表五。

 

 

又法属印度支那1925年华侨破产者58家，而1930年增至111家，1931年为135家。华侨破产速增至情形，由此可见。其他各地之华侨经济情形，莫不日落千丈。树胶锡价格之低落，华侨破产事业者日多，如陈嘉庚公司之破产，华侨失业之人达6,000。又如暹罗米业，受当地政府之压迫排斥，华侨受损失甚重。菲律宾华商限制条例之实行，其影响亦大。

总括其失败之原因有六：第一世界经济恐慌之打击，因华侨之无投资知识、无技能、无组织，所以受影响特别大。第二因日人之南侵，华侨之零售商受重大打击，侵夺华侨中介商之地位。其发达之速，以其对荷属东印度之输入言之；1900年占0.2%，1913为1.7%，1922年为8.3%，1931为16%，1932为31%，至1935已达到32%矣。可见其有计划、有组织之侵占国外市场，非我侨所能抵御。第三为当地政府之压迫及排斥华侨。欧人见到华侨经济势力之大，故订立各种不平等条约限制华侨，可于下章详述。第四土人之排斥华侨，盖因受欧人之煽动，同时欧人加以训练，知识渐高，因而与华人竞争，并排斥华人。第五为华侨本身之无知识、缺乏专门技能，同胞间又相互争斗，毫无组织，因此受到外界影响时不能团结抵抗。第六为我国本身即成为列强之殖民地的形式，当然无力保护在外侨民；既是抗议当地之不平等条约，但因国际地位之薄弱，而不生效。有此种之原因，华侨之经济地位自然日渐低落。

第二节 华侨之汇款及其影响

因为华侨有上述之经济地位，所以每年有大批汇款寄回中国。这些汇款回国者，多为离国不久与家乡比较有关系之工人、小商人，积蓄入款之一部分寄回家中，维持其父母妻及子女之生活。此外尚有较富之商人，至中国办货，或在中国开有联号或代理处，因商业上与中国之关系，汇款回国买货或投资。尚有汇款以便为举办文化事业之用，入学校图书馆。其他如华侨之捐款及少数富侨寄回部分盈余或资本，为储蓄或投资等用。至于离国甚久之侨生，于家乡已无亲族，对祖家感情淡薄，多无汇款回国。

汇款之方法多交与批信局（批馆），银行或邮局。最初华侨款项多为托返国亲友带回，其后便专有一种人，往来于中国及南洋两地间，代华侨携带银信物件，从中索取手续费，称为水客。但因华侨人数日多，经理汇款成为职业，因此有批信局产生。总局设于南洋，分局设于汕头、厦门或其他市镇。今厦门有153家，福建其他各处32家，汕头有66家，广东其他各处27家。至于汇款手续陈达详述如下：

“汇款者如在马来亚先到星加坡某批馆缴款，批馆即将款拆成华币，一面付给汇款者收据一纸，汇款者留下家信一封（如不识字，可请批馆代笔），信内叙述家事，声明汇款；封面上批明汇款数目，所以俗称批款。”

“信背面贴有长两寸宽一寸之薄白纸信封，外印有该批馆图章及批信号码，此小信封内备有三存款五寸长之白纸一张，预备收款人寄回信之用。批信到汕头，入该批馆的分馆，由该分馆着人分送，此人俗称‘派批’。汇款者在星加坡汇款时，批馆即时登记此人姓名、住址、职业及故乡的住址，并将此编号入簿；批馆即将副张送至汕头之分馆，以便‘派批’对号送款。收款人接款后，即将小信封寄回信一封（如不识字由派批代笔），此信在批馆视为收据，在南洋汇款视为回信，信称回批。回批仍由星加坡批馆对号送给汇款人，同时取回汇款时所付之收据。”

汇款时所拿手续费甚微，批馆所注意者乃汇兑率；其率利于批馆为其主要收入。且批馆系积大宗款项后始汇中国，其中经过之实践利息亦归批馆。此外有时并无现款汇归，因纵贯与分馆，彼此可以划账。或有时批馆利用收入之批款买成南洋商品运回中国售卖以获利。

至于银行是后来才设立的。自成立后汇款多由银行汇寄，即批信局由各地侨民手中所收来之零星汇款，最后以多成批购买银行汇票汇回中国。南洋各地之银行在荷属苏门答腊；黄仲函银行在爪哇，东亚银行富滇银行在安南，华侨银行、汇丰银行、安达银行、中国银行均以英属与荷属南洋为主要的营业范围。惟汇丰银行对于菲律宾之华侨汇款亦略有经营。此外尚有经营侨汇之钱庄远胜公司，专营菲岛与厦门间之生意，数量甚大。暹罗方面有广东银行、四海通银行、顺福成银行、东方商业银行等。至于由邮局汇款者，现在也不少。

汇款之总数很难估计，因一笔汇款可以由批馆往邮局或银行汇出。因此估计时难免重复，且银行亦有不单独列出华侨汇款者。批馆又多不愿公开其簿记，因此正确之统计很难得。惟其数字之大小，与海外营业之情形很有关系。在以前南洋土产销路旺盛之时，华侨获利甚厚；华侨并以高利贷款与土人，赚钱甚多。近来限制华商之条例逐渐加严；加以世界经济恐慌之打击，汇款也因此减少三分之二。不但与海外营业的情形有密切关系，即与海外的华侨人数，国内的治安与投资的机会也有关系。国内治安不宁时，华侨多不愿投资国内，亦足以影响汇款之减少。

华侨汇款之估计，既有上述之困难，所以我们收集估计值材料也很不易，且多不确；尤其估计南洋华侨之汇款更是不多。普通估计又多连带美洲欧洲华侨之汇侨在内，故于本文无用。1903年马士H.B.Marse之估计，菲律宾汇款为4,000,000海关两，印度支那15,000,000两，英属马来亚985,000两，荷属东印度600,000两，暹罗2,500,000两。加缅甸汇款，共约50,000,000海关两；约合银元75,000,000元。惟估计数字甚不准确。

又据英承禧之调查，厦门及汕头之汇款皆来自南洋，厦门以荷属东印度汇款最多，约占40%；英属马来及美属菲岛各占30%；台湾为数甚少，故虽包括在内亦无紧要。汕头汇款包括英属马来、暹罗、安南、荷属东印度等地，其中暹罗占50%，英属马来亚占30%，法属印度支那占10%，荷属东印度占6%，其他处占4%。关于二地汇款数目可见表六、表七。此二地所收汇款总额，即约为南洋各地华侨之汇款总数。1931年为银元166,000,000元；1932年为117,800,000元；1933年为10,990,000元；1934年为90,300,000元；1935年为99,000,000元。由此得知1931年之华侨汇款特盛，且较以前为多。其原因由于银贱，所以华侨多将积蓄寄回，华侨数量因此大增。至于1934跌落之因，在海外不景气现象之打击。但1935稍有增加，盖因景气之渐有恢复。

 

 

所以华侨之汇款每年有一万万元上下，弥补于我国入超甚大。同时闽粤二省靠此种款项维持生活者甚多，并因汇款中一部分之投资，如铁路、马路、学校及其他公共事业之建设，介绍了许多新文化给中国。对于我国社会组织之迁变，今日闽粤之都市化，甚有影响，述之如下：

（一）生计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华侨之国多依在南洋同族或同乡之协助。迁民前辈与后来者大致有血统、友谊或邻居之关系，南洋迁民遇有适当机会，便使家人亲友或邻居前往南洋。因此闽粤地方往往在一村中有多数人，在南洋谋生。而此村的生活也多以来华侨的汇款来维持。但遇到南洋经济恐慌、汇款减少的时候，这些社区便受了直接的影响。今将陈达调查的华侨社区，所依赖汇款的情形，及华侨社区与非华侨社区生活费之收入盈亏的比较，列表于下（各区选出一百家以作研究代表）：

表中华侨家庭75%到80%的收入是靠南洋华侨的汇款。其入款比非华侨家庭为佳，同时其盈余亦比非华侨家庭为多，因此他们的生活成都来得高。无论衣食住方面，全比非华侨家庭为奢华。据陈达的调查，医疗方面，华侨家庭用本地织成的、国内运入的及南洋输入的三种，但非华侨家庭多只用本地货。食品方面，华侨家庭的消费，高出于非华侨家庭，同时在生活费总数中还占较低的位置。住宅方面亦然。华侨家庭拥有华丽的建筑，一方面为了舒适，一方面确代表了荣耀。以中等家庭言之，华侨家庭的住宅其价值可从4,000元至10,000元，而非华侨家庭仅500到1,000元而已。因此华侨家庭似占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华侨家庭消费如此之大，遇华侨失业返国、汇款减少，便生了严重的问题，增加了无业游民，这般赤贫之人往返的被驱逐于农村和都市之间，促进农村经济和政治的崩溃。

（二）华侨国内投资：如华侨之建设厦门市促成其都市化。交通事业的建设，对经济方面、治安方面、思想方面全有很大的帮助。又在教育方面，华侨有很多的捐款，如陈嘉庚之设立厦门大学及闽粤许多中小学的成办，皆依赖华侨的汇款。凡此种种皆对我国之思想有新的介绍；物质方面有新的建设，影响到社会变迁是自然的道理，待后详述。

南洋华侨在铁路方面的投资有漳厦铁道，潮汕铁路。漳厦铁路开办时资本2,200,000元，多就南洋华侨募集。潮汕铁道由爪哇华侨张煜南等集股创办，先后集得资本三百六十万元，皆为华侨投资。

南洋华侨在厦门的集中地产投资，据兴业公司的调查，有9,900,000之多。其他如航业、汽车业的投资也很多。至于华侨对于祖国的捐款和账金，有打倒满清时华侨对革命所捐之款，五三事件南洋华侨之7,000,000左右之捐款，一二八事件后之募款等，为数实在不少。由此观之，这些款项对社会的建设、救济、战争及革命的成功，确有很大的帮助。

 

《天津大公报》（1928年6月21日）对南洋华侨捐款的报道。图片来源：《大公报：1902-1949》数据库。

 

前面已经说过移民和文化传播的关系，移民不但传播文化给当地社会，并且介绍新的文化给祖国。所以南洋华侨与土人发生相互关系后，中国文化与土人原有文化便有接触，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同时因欧人的侵入，在南洋又发生东西文化的接触，互相传播，不但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组成，并且因为华侨与祖国常常发生关系，也影响到华侨的祖国社会。虽然相互接触，但是华侨受到土人文化的影响实小于受到欧人者；并且华侨传播欧人的文化也小于传播土人的文化。盖因华侨的文化程度高于土人，而低于欧人者也，这一点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已经提到。

既然华侨影响了南洋的社会及祖家的社会，当然使原来的社会组成发生变迁。但是关于华侨影响于南洋社会变迁的情形，以往既无此种调查，作者又未亲身至南洋实地研究，所以在此处只好不谈。至于华侨影响于祖国的社会变迁方面，有陈达曾作实地调查，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今以此书为本章主要参考书，以视其变迁情形。

华侨介绍新文化给祖国，可以有三种办法：即汇款、通信、及亲身返乡。汇款的影响多在物资方面，已叙述于第四章第二节中，此处不再重复。所以这里所要讲的社会变迁，多为直接受华侨的通信及亲身返国的影响，而间接的也可以有华侨汇款的影响在内。

这种影响，当然在闽粤社会最为显著。尤其近几年来，失业返乡之众，同时因南洋谋生之较前为难，华侨遣送侨生子弟返国求学者日多，以使将来在祖国谋立足之地。因此华侨和家乡的连络更大，影响变迁也益显明。今将其变迁分为家庭婚与婚姻，教育与民族意义二节述说之。

第一节 家庭与婚姻的变迁

家庭与婚姻制度的变迁，在闽粤受到迁民影响的社区，是很显著的。有些华侨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崇上个人主义，因此与中国原来的人生观多有不同。他们不但影响了家庭制度，而使家庭内个人间的关系有所改变，并且对于婚姻的观念和仪式也与前不同。社会组织单位的家既有了改变，自然宗族制度在闽粤社会就不像以前那样稳固了。家庭组织在迁民的社区中，虽然一部分仍然维持大家庭制度，但是一部分确已崩毁。常常在家长或老年人存在的时候，还可以维持大家庭的生活，俟父母去世，弟兄就分散而居，各自另成立家庭的组织。

就是在大家庭内，家长的权力也不如已往之甚；盖因有些家庭的“男当家人”旅居在外，家中责任交给年老的妇女掌管，当然妇女的地位因此提高。并且她们能营独立的生活，如下田耕种以代离乡的男子。从事织网、刺绣花边等业以推销于南洋市场。这样妇女在家庭中地位之变迁，由此而知。因此家庭内个人间的关系就与以前不同；婆媳的关系变迁，婆的势力已不若已往之大，尤其对华侨在外面娶回之妻，更不能受婆支配。儿童在家庭中之地位，因家长权力的减小而增高，但对子孙继嗣的观念仍未改变；以为子孙可以使祖祠的香火不致断绝，外洋的事业有人继续。因此经济充裕的华侨，无子者便仍有纳妾，买螟蛉子之风俗，而螟蛉子庶子有正式的继承地位。至于夫妇间的关系，在南洋结婚的，当然处于平等地位；但在家乡结婚的，女子常成为坐守生寡的情形，在下段叙述婚姻时详说。

华侨因为常居在外所以往往与土人或侨生结婚，但是家乡的父母，为的使儿子与祖家的关系不间断，加以延续观念的保存，所以在儿子返乡的时候，便为其成婚。这样完婚之后，丈夫即往南洋，如遇生意失败或不幸染病，往往与故乡信息断绝；如果丈夫在南洋的妻室，因儿女繁殖渐多，自顾不暇的时候，对于家乡的妻室也就疏忽。这种两头家的情形，使华侨社区的聘金特别提高。至于结婚的仪式有新式或旧式；但旧式的仪式，也因南洋华侨的影响，多有演化。

这种婚姻制度，受过教育的华侨多是反对的，所以回国侨民中许多主张改良。但因社会控制力之大，华侨社区内婚姻制度虽有变更，而势力尚未显着。

祖先的崇拜，在华侨社区中依然盛行。不过比较有知识的华侨，以为每逢祖宗的生日或死日，要有一种仪式，表示纪念的意思，对于宗教的观念，到反而淡薄了。这种仪式也较以往较为简单化。由此种种家庭的变迁，知道华侨对于家庭思想的动摇，确有关系。

其他宗教方面，因有些华侨的知识之进步，对于旧的信仰，多有怀疑。许多迷信，（如风水命运等说），被破除而不信任。同时将祠堂和庙宇，改作学校或村公所之用。还有一部分的华侨，又介绍了新的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到家乡。

 

广州沙面教堂。图片来源：全国报刊索引。

 

关于家庭中衣食住的方面的习惯，也有许多变迁。衣服因为受到华侨的影响，多采用国内或外洋输入的材料；用本地织的，反而很少。颜色除老年人之外，多比较以前鲜艳，式样方面采用新式的；如男子的西装，皮鞋、树胶鞋，袜等。而暹罗式的头巾，马来式的绒帽，欧美式的呢帽，在乡间也有采用。

食品的习惯也有变迁，例如粤东和闽南人民嚼蒌包槟榔的习惯，也是南洋传入的。菜蔬之喜欢用辣椒，亦为南洋习惯；其他如经济充足的家庭，咖啡、水果、冰其凌等的饮用，皆非我国固有的习惯。

华侨社区的住宅多比较讲究，室内的装饰，也往往表示著模仿外洋的习惯。虽然一方面因为经济充足的缘故，但受外国卫生习惯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

卫生方面，因为一部分华侨寄信的劝告，或返乡的影响，也有些变迁。对于疾病的治疗，已经采用一部分的科学方法。校医和医院增加，公共卫生也比以前进步些。但是南洋妓院之多，一部分华侨过惯了放荡的生活；所以把花柳病带到家乡。据陈达的调查，华侨社区内约百分之八十的花柳病，是由回国的华侨传布的。

关于娱乐，我国乡村中多半在祠堂祭祀之日，有迎神赛会、唱戏、延䜩，但是近年来已经减少或取消。个人闲暇的利用多为闲谈、赌博、鸦片。尤其华侨汇款的影响，一些人只靠汇款不必工作，赌博鸦片之风在华侨社区更加兴盛。同时新的运动因华侨之影响，在青年人方面也很流行。至于电影的介绍，华侨也不谓无功。

第二节 教育和民族意识的变迁

在南洋经商的华侨，自己很感到不识字的痛苦，因此希望子女们能读书识字，在商店任职，或作生意赚钱。所以以前的教育，只是经商的基本训练，如写信、记账、史地常识等；但是近来一部分的华侨，受到欧西文化教育的影响，见到欧人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侵略，而我侨民因知识之浅薄，遭受向人之轻视，不平条约之压迫，并用同化政策使华侨忘却其祖国文化。因此才感到教育的较深意义，不仅是为了谋生，并且可以增高民族的意识。他们到家乡极力提高教育，踊跃捐款增设学校，鼓吹人们对教育需要的感想，所以闽粤华侨社区的教育，有迅速之发展。我们由厦门和汕头两市小学增加之速（见表一），就可知道。

在民国元年以前厦门市仅有十二个小学校，汕头市只有四校，而这二十多个小学，全是民元以后增加的。不但小学，并且中学，专门学校亦加设之。成人教育也有提倡。而且厦门大学，也是由华侨陈嘉庚一手创办的。

 

载于1938年第1卷第6期《东方画刊》的厦门大学影响。图片来源：全国报刊索引。

 

因为华侨的影响，女子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设立女子学校，妇女工艺传所等。虽然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来可以到南洋帮助丈夫经商作事，但一方面也是因为发现了教育的重要性。随着教育的发展，思想也有所解放。对子女真操的观念，已不如从前的严厉。以往宗教的信仰，也发生摇动。

华侨对于祖国教育的极力提倡，可以表现其民族观念的觉悟。尤其戊戌政变后，国内志士逃亡南洋，见华侨之落后情形，于是发扬祖国文化，使他们由于只注意家的观念，扩大到民族意识。因此自辛亥革命起，华侨对祖国每项的事变，全有很大的帮忙。而激起了国人对于华侨问题的注意。

我们知道以前对于迁民的离国是认为犯法的，当然无人加以注意。自鸦片战争以后，允许人民自由迁移海外，清廷对于驻外使臣及领事，往往有保护侨民的训令，但仍未发生大效。民国以来，侨民受压迫逐甚，但是国内宁乱，自顾不暇，因此政府对于侨民不能保护；一些知识分子的觉悟，也无用途。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对于侨民问题才开始注意，组成侨务委员会，专门调查组织侨民。国内知识分子也有各种的团体，如岭南大学及国立暨南大学的海外文化事业部等，从事研究华侨问题。所以国内国外有知识的中国人，几乎全发现华侨和本国关系的重要，实是民族意识觉悟的结果。

华侨对于祖家社会的影响，总括来说，都是新的文化的介绍，使祖家社会的演进加速。我国社会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已逐渐发生显著的变迁。变迁的原动力乃欧美文化接触之结果。至因内部的演化而起的社会变迁，则不若外力之大。至于闽粤社会的变迁，在我国整个社会的演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华侨的影响当然是其重要的推动力之一。这种推动力间接的和整个中国社会的演化也有关系。

结论

本文草就既竟，归纳上文所论各节制要点，以供为政者及国人之参考：

一华侨在南洋之数量；

二华侨在南洋之经济势力；

三华侨之教育问题；

四华侨之虐待与我国政府应有之对策。

五华侨对我国社会变迁之影响

关于华侨在南洋之人口统计，达六百万；有些地方竟占该地人口三分之一；如英属的马来亚。其潜伏势力不可谓不巨。可是有一种严重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华侨数量的骤降。自1930年，各地的政府，因政治与经济的原故，多限制华侨入口，设立许多苛刻的条例；这种情形实为华侨整个存亡的问题。政府设立之侨务委员会已有相当的注意，国人更应有深刻的认识，以谋这当的援助。至于以后华侨人数，是否会有增加，抑或将继续减少，乃一重要问题。据作者的推测，在短期间内恐无增加可能，将保持三五年来迁移的情形；如果国势依然不振，世界经济现象没有大的转机，则华侨移植人数之增加，更未可乐观。

华侨之年龄性别分配，以往迁移者，多为中年人男子；但迄今繁殖渐久，侨生日多，较昔日已近于常态。华侨之职业多为小贩商及工人，而农人较少。他们勤俭耐劳，常因努力结果，拥有大的企业者，不乏其人。近年受世界经济恐慌之影响，失业者甚多，我国政府应极力设法救济，以免流落于南洋各地，成为我国家民族之耻辱。

因南洋各地的华侨，有若是之众；且其职业多为经商，甚或大模范的企业，故经济势力甚属可观。惟因欧人之摧残，与日人之竞争，已有岌岌之势；惟希望政府加以适当的对策。

华侨已往之经济势力既盛，边民与家乡又发生亲切关系，所以每年必有大批汇款，寄回中国，对我国社会发生重大影响。但近年因经济势力之衰弱，汇款数目，已大为减少。同时因我国社会的不安，华侨在国内的投资也无增加，政府对于此点实应注意；必须鼓励及保护华侨的投资，以免欧人之从中取利。

华侨人数虽多，但毫无团结，地方色彩很浓厚；注重家族观念，尚无民族的意识。自戊戌政变后，革命志士逃往南洋，激起华侨爱国的精神，后此华侨提倡学校教育，创办各种文化事业，以保留祖国文化。欧人本已嫉妒华人之经济势力，又见其民族意识之盛，于是设立各种苛刻条例，行使其取缔、压迫、限制、同化的政策。我国政府一方面应采取交涉的手段，一方面得激起全国人民之注意，使国内国外的中国人，都明了问题的严重，同时增加华侨的知识，改进其生产技术，才能有所希望。

最末，也就是本文最注意的一点：华侨对于祖家社会变迁的影响，在家庭和婚姻方面，使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大有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如女子地位的增高，显然是受了华侨的影响。至于教育和民族意识之骤长，也是因为一大部分华侨的觉悟。其他各种物质方面的进步，华侨之介绍及投资亦不谓无功。由此可知华侨之影响，为闽粤社会变迁推动力之一。

编者按：陈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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