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内蒙古大学中蒙俄发展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费孝通先生是对当今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者。在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研究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他的影响力早已超越学术界，直至今日，他的思想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他的诸多观点已成为我国相关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他的研究为人们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费孝通先生，图片来源：Bing

2005年4月24日晚，费老带着毕生所学以及未能目睹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的全球化社会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当下，重新审视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025年恰逢费先生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自1991年我在北京大学跟随费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便一直在先生学术思想的引领下，秉持“从实求知”“行行重行行”的理念，在先生倡导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科互动、三位一体的学科理念指引下，开展教学与研究工作。先生的为人、为学，他对人民、对国家的担当，以及其学术理念中蕴含的家国情怀，都让我感触良深，有诸多问题想与大家探讨。此次受母系北大社会学系之邀，我想从《东京新闻》记者对先生的采访以及先生的回应入手，谈谈我对先生的人生、学术以及他“此生唯希社会更美好”的社会责任感的感悟与思考。

1999年8月，日本《东京新闻》的记者大日方公男先生，通过我在东京大学的老师并木先生联系到我，表示《东京新闻》有一个策划，打算在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采访20世纪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家，其中在中国选定了费孝通先生。鉴于我有留学日本并从事研究的经历，他们建议我与费先生事先沟通相关事宜。与费先生沟通后，他欣然接受采访，并由我担任翻译。采访前，我与大日方先生进行了多次讨论与交流，确定了详细的访谈提纲，我还将相关内容翻译成了中文。做好充分准备后，我们按照约定时间，于一天上午9点左右前往费先生位于北京北太平庄的住所，费先生在自家客厅接受了采访。

那天阳光格外明媚，透过玻璃洒在屋内，费先生显得更加精神矍铄，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记者准备了几个问题，涉及范围广泛，但采访时间有限，部分问题未能充分展开，采访稿也仅刊登了有限的篇幅。借母系北大社会学系纪念费先生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之机，我整理出当时的记录，并以此为切入点，结合我的感受以及费先生学习和工作的亲身经历，谈谈先生在为人与为学方面所展现出的家国情怀。

 采访当天作者和费先生

与我讨论后，记者拟定了如下问题：

先生长期专注于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经历了太平洋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文化大革命”以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等。先生切实体验了20世纪动荡不安的中国历史，这段历史与日本的战后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同样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我从相关著作中了解到，先生在这一历史洪流中，曾遭受不公正待遇，而后又被委以重任，历经人生的起起落落。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大变革中，中国不同世代的人经历了价值观的巨大转变。

在日本，也有一句类似于中国的说法：“一身处二世。”费先生在不同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观点、信念和处世方式。或许在某个关键节点，先生的观点和思想曾发生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发生在何时，当时的情况如何？此外，即便时代变迁，也有一些想法始终未曾改变。对于学问、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您是如何看待的？

费先生回应道：

今年我90岁了，1910年出生，我经过了20世纪大部分的人生历程。我的一生中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为准备时期，为我从出生到我1938年在伦敦拿到博士学位为一个段落，这为受教育的时期。接下来为动乱时期，也就是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是我的第二个时期。当时，日本打到我的家乡，我们只能到大后方昆明来从事我的教书生涯，这个阶段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革命成功了。此外，我真正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正好二十年，这二十年我的收获比较大一些，也可以说是成熟时期。

 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图片来源：Wikipedia

从现在开始我进入最后一段时期了。刚才这位先生（大日方公男）看着我在外面散步，说明我在锻炼身体，能更多地做些事情。究竟还能做多少工作，我就不知道了。中国人常说，是听天由命了。我只要能做事，就要在我原来的道路的基础上继续做下去。这是我的决心。了解我的朋友，包括日本的朋友，都知道，我的一生尽管反反复复，但总的路线没有变过。总的路线就是说，我通过知识或者学者的身份保住中国的文化地位，特别是在全人类中或全世界中的文化地位，对于这一点，我一个人不可能全部做到了，因为时间很短了，不过我会尽力而为之。

在我看来，“一身处二世”对于出生于1910年的费先生而言，意味着他经历了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动荡。这里的“二世”并非简单的数字概念，而是精准地表明先生的一生常常处于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关键节点。这或许是命运的安排，他在清朝灭亡的前一年出生，出生一年后中华民国便宣告成立；而他进入大学时，恰逢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国内局势动荡的时期，“救国”理念成为他这一代学者的追求，这也是他从东吴大学医科转至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的直接原因。他渴望了解社会、认识社会，进而运用所学改造社会，这一理念成为他一生的学术追求。

正如《费孝通传》的作者阿古什所说：“就是这种关心中国社会的民族情绪和企图减轻中国人民痛苦的愿望，促使费孝通学习社会学。而他在研究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企图填平由于他受西方教育所产生的他同广大中国人民之间的鸿沟。”1936年，他指出“美国式”的社会学在中国行不通。他认为，过去几十年里，社会学在了解和改造中国社会方面并未发挥显著作用。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决定另辟蹊径。

“李闻惨案”让费先生遭受了沉重打击，此后，他开始抨击国民党政权。当众多教授离开大陆时，他并未离去。他坚信，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能够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有所作为。他表示，社会主义需要社会计划，确信社会学对社会计划是有帮助的。留在大陆，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相关调查研究，这也是费先生“一身处二世”的关键节点。从此，他开启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主持和参与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调查的研究，并做出了杰出贡献。

大家都熟知，1952年，受苏联影响，社会学从大学课堂中消失了，在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它又被批判为“作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费先生也被贴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签。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自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人类学被取消后，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便销声匿迹了，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实则不然。在此期间，相当多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将原本以汉族社会为主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对少数民族的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并未停滞，只是转而活跃于对“胡焕庸线”以西区域的调查和研究。

 胡焕庸线与中国人口分布图（2020年），图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相应地，那个时期，受苏联影响，社会学、人类学学科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以研究少数民族为主、被定义为民族学的学科。由此，民族学取代人类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引领下的特殊学科。在这一转折中，许多转向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主动承担起服务新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研究工作，其中不乏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大家。在这一趋势下，这些学者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上。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参与了中央访问团、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其他具体民族事务工作，形成了中国人类学、社会学被取消后学术史上一个以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术高峰。

费先生便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领军人物。他直接参与中央民族学院的筹建，并担任首任副院长。在他的召集下，众多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史大家齐聚中央民族学院，奠定了中国民族研究的学术基础。费孝通先生主持参与过诸多调查，从对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调查，特别是对贵州、广西、内蒙古等地的调查，为他之后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后者也是费先生1949—1976年学术调查和研究的核心。在对少数民族状况有所了解的基础上，费先生直接参与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他看来，自己具体的研究对象也从以汉族为主的农村转移到民族地区—一个更为复杂、更多样化的领域，这构成了他1950—1957年主要的调查研究对象。

1957年之后，他的学术工作受到影响。直到20年后，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才得以恢复工作。从那时起到1999年，他称这是自己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这段时期是中国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实际上，在“反右”“文化大革命”期间，费先生的学术活动也并未完全停止，他参与了相关翻译以及边界划定文稿的一些内部工作。费先生说：“1952年院系调整，我从清华转来中央民族学院，以迄于今。1972年从干校回京，安排在研究室翻译组工作。这是个老人班，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包括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和他的夫人谢冰心女士（可惜潘光旦老师已于1967年逝世，不然也会和我们在一起的）。”

 吴文藻与冰心，图源：Bing

当时，费先生的大部分时间无法从事学术研究。1976年后，他再次迎来学术新生，开始走上重建中国社会学、开展社会调查、推动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共同发展的道路。他提道：“去年（1979年）3月乔木同志在社会学研究会成立的那一天，做了一次报告，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当时他说，过去取消社会学是错误的，我听了之后，觉得上一次取消社会学的责任不在我们搞社会学的人，现在党中央决定要把这门学科重新搞起来。假如我们不出来搞的话，那么这个错误就是我们的了。”从学术角度看，这个节点也是费先生“一身处二世”的一个重要时刻。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费先生在学科建设上推动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而在学术研究方面，他的三篇大文章（分别涉及城乡社会、民族研究、全球化与地方社会）则与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他用“三级两跳”来概括自己一生所处的社会。

记者紧接着问道：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沿海和内陆等地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和城乡差别。从先生的观点来看，到现在为止，中国社会在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发生的很大的变化，是在什么时代、以什么为转折点的？

费先生说：

我这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这些时期）可以概括为两个大变化和三个阶段。我把它称作“三级两跳”。第一个变化是中国从一个传统性质的乡土社会开始变成为一个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期。一般人所说的现代化就是指这个时期。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我从事学术工作最主要的时期，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在这一时期，我的工作是了解中国如何进入工业革命。从这一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可以说一直到快接近我一生的最后时期，在离开这世界之前我有幸碰到了又一个时代的新变化，即信息时代的出现。这是第二个变化，即中国从工业化或现代化走向信息化的时期。就我个人而言，具体地说，我是生在传统的经济社会里面，一直是生活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当引进机器的工业化道路还没有完全完成时，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时代，以电子作为媒介来沟通信息的世界的开始。这是全世界都在开始的一大变化，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这些变化的进程。

由于技术、信息等变化太快，中国也碰到了一些问题，第一跳有的地方还没有完成，而第二跳还在进行中时，现在又在开始第三跳了。中国社会的这种深刻变化，我很高兴我在这一生里都碰到了，但因为变化之大，我要做的认识这世界的事业也不一定能做好。因为时间变化得很快，我的力量也有限，我只能开个头，让后来的人接下去做。这是我的一个背景。要理解我作为学者的一生，不能离开这个三级两跳。

费先生的研究与这个“三级两跳”紧密相连。在他看来，“三级两跳”与他研究的三个阶段存在直接关联。他认为自己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在他眼中，中国社会的第一“跳”是以中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农村生活为根基的，他尤其强调农工相辅的社会基础。他表示，自己生长于江苏一个以农业为依托的小城镇，这一区域的历史可追溯到七千年前的良渚文化，该文化时期已然有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

他指出，从考古学角度，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时期村落的生活状况，这便是第一“跳”的基础，也是乡土社会的基本特性；彼时，从全国范围来讲，文化形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已然具备多元文化的基础，多元文化逐步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此时，费先生开启了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他和王同惠女士的《花篮瑶社会组织》这本书可作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作，从中能够看出该社会与以费先生家乡为代表的汉族社会文化的差异，以及它受汉族影响的情况。

费先生认为他第二阶段的研究，是对从七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到近代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中国农村变化的研究，以《江村经济》为代表。一个拥有传统文化基础和社会组织的地方，面临着全新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时代早期的冲击——这也是他对《江村经济》的定位，他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初始形态。这是第一步。接下来，他在这一时期的另一部重要代表作是《云南三村》，这一研究反映出内地农村有别于沿海农村的特点。

 1987年，费孝通访问开弦弓村，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百村安居图

实际上，这两本著作的关系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化最早的进程，从地域上看就是由东向西、从沿海到内地。《江村经济》讲述的是沿海地区农村如何开启工业化进程，而《云南三村》描绘的则是形态较为原始的乡土社会。其中，禄村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小，没有手工业，几乎完全依靠土地维持生计。通过对禄村的调查，费先生发现了与江村不同的土地制度。这一阶段直至1949年才结束。

第三阶段是指1949年之后，费先生开始参与民族工作。新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便是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转变。为实现民族平等，在政治体制上，新中国筹备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各民族代表共同参与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还不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它们叫什么名称、各有多少人口。为摸清各民族的基本情况，刚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1952年派出了若干个中央访问团，分别前往各大行政区走访调查各地的少数民族，了解他们的民族名称、语言、历史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特点。

由于费先生学过人类学，因此他参加了西南和中南两个访问团，他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走访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在贵州、广西分布各处的少数民族村寨进行实地走访考察。在与众多少数民族的直接接触中，他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客观且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

恢复研究后，他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总结自己几十年来的民族工作。198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Tanner讲座”（也称“泰纳讲演”）上作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讲演。他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及其规律，提出了“多元一体”这一重要概念。

在记者大日方公男的采访中，“多元一体”也是一个重要话题。记者问道：

费先生在研究中国农民的同时，始终致力于少数民族研究。中国与日本不同，是多民族共生的共和国，在十多年前，费先生提出了“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结构论，即“中华民族所包含的五十多个民族是多元，而中华民族是一体”。先生提出这一结构论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另外，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冷战结束后，世界不同区域出现了不同的民族问题，有些地区还爆发了内战。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想听听先生的高见。

费先生说：

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东方的历史和西方历史不同，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以民族为单位，不能协调，往往向着矛盾的方面发展。这也是东西方对于民族的观念和认识不同，即历史的经验不一样。日本本来是吸收中国文化的，但后来转到全部学习西方去了。所以日本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历史上讲“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理论就是“和而不同”的另外一种说法。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打起来了。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说到这里，想对日本的朋友说，日本自己要有一个选择，是走东方路线，还是走西方路线。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费先生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进行高度凝练而形成的——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国民族学最重要的——理论框架。1988年，费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及其规律，提出了“多元一体”这一重要概念。费先生在这篇讲演中指出，中华民族是包含中国疆域里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

“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1982年，费孝通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调研，图片来源：Bing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发表，标志着费孝通以及中国学界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创立。该理论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提出的为数不多、具有完全原创意义的基础理论。其深层内涵，对人们观察人类社会的民族现象，处理一国之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引领价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准确概括，也是多民族社会对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点，进一步表明统一的中华民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统一体。我在2025年撰写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概念”「《学术前沿》2025年17期」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这第三阶段中，费先生的研究重心体现为他的城乡关系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联想到《东京新闻》记者的一处提问。记者问：

费孝通先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农村特别是自己的家乡的江村及其周围的江南一带的农村进行研究，创造出在这个地域中的独特的理论，即以“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中心的农村的工业化和小都市化，提出“小城镇、大问题”的论断。这一理论具有深远的意义。作为被称为“苏南模式”的模式理论，在中国社会中，是如何被接受和推广的呢？

费先生回答说：

“苏南模式”是从人民公社中出来，从社队工业变成乡镇企业的。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就是“温州模式”，小商品大市场的模式。乡镇工业结合到市场经济里面，这是第二个大变化，也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现在为第三个阶段，就是发展时期，“珠江模式”，吸引外资、利用外资提高科技含量，来发展经济。这三个模式是互相连接起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现在苏南模式也完全改变了，向“珠江模式”发展了。

 20世纪80年代，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农民依靠自身力量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不断涌现、发展壮大，形成了民营经济的“苏南模式”。图片来源：中国江苏网

接着，记者与费先生有进一步的对话。记者问：

据说现在的乡镇企业在中国的经济中是一支强有力的生产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外一边就是国有企业。它和国有企业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另外，乡镇企业在先生的理论中，是非常适合中国的历史、地理、传统的条件而产生的，而且（先生是）从提高农民生活的重要的手段、作为内发型的发展理论来捕捉这一问题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确实是独特的，以乡镇企业为中心而得以发展，这自然有其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乡镇企业在哪些方面是比较理想的，在哪些方面有改革的必要？

费先生答道：

乡镇企业有它的自我限制，即它的机制规模较小。不过现在开始变化了。最近去看的话，一些大型企业就是在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小规模的企业开始，逐渐扩大，由原来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业转变为有一定规模效益的企业。乡镇企业的第二个限制，就是由于农民知识有限，跟不上新知识的发展。而近些年来，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可以改变这种状况，新的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如高科技的乡镇企业也出现了。这是变化的方向，过去是受到限制的。过去的乡镇企业以农民为主，而现在知识分子进来了，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记者又结合日本的情况问道：

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特别显著的是开始盛行像美国式的全球主义经济、市场开放和能力主义那样的标准模式。在像这样的世界经济状况中，中国该如何应对呢？另外，在这个时候，像您提出的这种内发性的发展理论所具有的意义和角色是什么？

费先生答道：

我的习惯是没有看到的东西不多说。要总结人民创造出来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可是已经看到了新的事情、新的苗头。刚才我说了农民与知识分子的结合、农民文化的提高逐步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费先生在总结民族研究成果之外，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是关于城乡关系中小城镇的研究。针对城镇的调查与研究，他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等议题，其目的在于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而小城镇的发展与乡镇工业紧密相连。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使农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记得在1983年开启的小城镇研究中，费先生提出了“类型、层次、兴衰、分布、发展”这十字提纲，成为研究小城镇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他于1984年提出了“经济模式”的概念。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些限制对经济引发的人口流动所形成的阻碍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费孝通先生就倡导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我在北大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方向就是“城乡社会学”。众所周知，费先生当年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小商品、大市场”以及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长效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与乡村的结合点，是事关城乡协调与统筹发展的关键所在。费先生认为，所谓城镇化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从农业化社会过渡到工业化社会，也就是从传统的乡土经济过渡到现代化的工业经济的过程。

基于这一思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费先生将对小城镇建设的关注点重点放在了乡镇企业上。这种在集镇发展手工业和工业的路径，由于农民无需转移到大城市就能参与到工业化进程中，因而被称为“离土不离乡”。其所概括的“苏南模式”的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在那里发展起了众多的乡镇企业；而“温州模式”则是“离土又离乡”，指的是当地有数以十万计进入全国市场的小商品推销员。后来，人们习惯性地把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的现象统称为“离土又离乡”。

 1987年在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拍摄的标牌专业市场一角，图片来源：中国江苏网

就最近30年来有关中国农民工浪潮的调查和分析而言，费先生早年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学术起点。由于20世纪80年代农民在空间上没有大规模、远距离的移动，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得以直接惠及农村。它能够有效实现城乡之间的联结，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的束缚，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

在费先生看来，所谓经济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这进而引发了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这些模式本身与该地区的社会文化基础存在一定的关联。他认为，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的一部分，都有其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其组织结构和理论思想。当具体条件成熟时，发展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其所在的文化中产生与之相配合的伦理思想作为支撑。费先生的国外同行，如日本的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教授认为费先生的研究是“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

回到《东京新闻》记者的采访，记者又问道：

可以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日本的所有文物（文化、典章、制度等）都是模仿中国而形成的。进入近代以来，日本又在模仿西方和美国。日本也对中国进行了令人悲痛的侵略。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政治上日本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在恢复邦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日在物质、人员和信息等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对于日本来说，现在中国是比以前更为重要的国家。另外，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不管在世界上还是在东亚，其重要地位和所要扮演的角色，实际上都已经超出中国人自身的想象。所以，在今后的亚洲或者世界格局中，在先生看来，中国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会以何种面貌出现呢？

费先生回答道：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有力量也有条件发展成世界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地球上的人和平共处、互相发展，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让地球上的人向地球外发展，这也是将来必然的事情。可是地球上的人本身要有一个和平共处的环境，大家如果打来打去就不能发展了。这就要求人类的进一步发展有一个共同相处的基础和条件。中国要用我们的力量为全世界的人创造和平共处的环境。

在前文提及的采访中，费先生专门提到了“多元一体”和“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一直深深扎根于费先生的脑海，这让我想起我到费先生家里整理其口述稿的经历。

2000年夏，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会议安排费先生作主题发言，他在开会前几个月把我叫去，由他口述，我来录音记录。他讲了近两个小时，我回去整理后，将整理稿交给先生，先生亲自进行了修改，最后形成了著名的讲演题目——“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在大会发言中，先生由于身体原因，讲了开场白后，委托我代读主题发言，文中特别强调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

费先生在本次大会上提出的“全球社会”理念，对于思考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特别是如何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世界，具有重要意义。费先生的全球社会理念强调，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明之间如何共生，特别是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间以及作为边缘地带中的中心与边缘间的对话，越来越成为人类学所关注的领域。而“文明间对话”的基础，需要建立在人类共生的“心态秩序”以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之上。“和而不同”的理念同时也是费先生文化自觉理论的要义与精华所在，更是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出发点。

在《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一文中，费先生强调：

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为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一“和”的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即历史的经验不一样。所以中国历史上所讲的“和而不同”，也是我的多元一体理论的另外一种说法。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全球各个文明皆有其独特之处，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缩小文明传统二元观的重要途径，也是拉近固有中心与边缘之间在政治、文化、经济、心理等方面距离的关键渠道，更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手段。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间的冲突”观点相对，1998年联合国提出了“文明间的对话”这一概念，强调不同文明、价值观、民族、宗教背景的人们，通过深入的交流与对话，达成文明共生的理念，并将2001年确定为“文明间的对话年”。

文明间的对话，实际上体现的就是“和而不同”的理念；而文明之间的互鉴理念，正是文明间对话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各个文明之间并非如早期进化论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相当多的文明在同一时空下共存。同时，文明间的对话无疑也包括同一文明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在文明对话以及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的政治权利、社会文化以及生产状况如何？所面临的问题以何种具体方式呈现？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怎样？这些问题，应当成为全球化与文明对话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领域。

费先生特别强调“文明相处之道”。他在《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一文中指出：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都已被纳入到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但发端于西方世界的全球化浪潮，在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的文化的同时，也应当通过自身的文化个性来予以回应。过去很多观点认为，随着全球化特别是少数民族移居都市后，在民族文化和文化认同上会逐渐丧失个性，事实却非如此。

事实上，全球化与地方社会之间有一互相对应的逻辑关系。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到的“文化自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具体表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费先生愈发关注全球化与文化自觉问题，倡导构建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1997年，费先生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结合全球文化与社会的讨论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我在这里讲述我的思考时，世界离21世纪不到3年了。在跨入21世纪之前，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到应当清理一下自己的过去，认清自己的真实面貌，明确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这也正是我这一段时间里所想到的‘文化自觉’的含义。”

在文中，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施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费先生接着指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正是他所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正如方克立先生所说，费孝通先生晚年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他提到费老曾指出，要实现“文化自觉”，一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二是在处理不同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时要树立“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他认为，“和而不同”的辩证理念是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的核心要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哲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费孝通先生题词，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采访中，《东京新闻》记者还提到：

从“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的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起，费先生在几届政府中，在政府和学术界，都担当着重要的职务，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很多活动。不用说，这和先生的历史使命感、先生广博的知识以及把在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中所得出的理论进一步应用到实践之中的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先生的一种实践。与先生这种“学以致用”的理念相比，特别是在近年来的日本和西方，知识分子都把自己闭锁在专业化和分工化的学问之中，几乎一点都不具有实践或应用的想法。

从先生的思考来看，“知识分子”的真正角色应该是怎样的呢？而且在现代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此外，费先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与封闭在研究室中琢磨理论的西方和日本的社会学不同，去调查地和那里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从中来建构所看到的当地的历史和生活的实际状态。不过，这也不是费先生一个人所能全部做的工作。全国的学者，受费先生的方法论的影响，做了很多综合性的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实践体系。所以，想了解一下，费先生的社会学方法和其发展的趋势。

费先生看了一下窗外，说道：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本钱就是有知识，他的特点、长处就是有知识。有了知识就要用出来，知识是由社会造出来的，不是由自己想出来的。从社会中得到的知识要回报于社会，帮助社会进步，这就是“学以致用”，这是中国的传统。我们中国古代有科举的传统，读书就是要用，“学而优则仕”，意思就是说得之于社会要回报于社会。

我也是跟着中国这一传统进行我的工作，这也是我的志向。这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跟着中国的传统出来的。可是我是吸收新的知识来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我希望这样做。做得如何我自己不敢说。现在的知识分子也有两种倾向：一种西化的倾向，另一种则是中国的传统，即士大夫关在屋子里面，把自己纯粹局限在书本里。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反对。因为我跟的老师从大学开始就是让我们从社会中得到知识。

最近我写的一本书叫作《从实求知录》，总结了我的思想方法。如何求知呢？不仅要从实求知，还要不断地反思，自己批判自己，不断地改变自己旧的想法，跟上新时代的进步，要创新。这就是进入第三跳的时候，就是进入知识经济的时候，必须要的一个精神，就是要创新。不断创新就是要接触实际、接触社会，不接触实际就不能创新。

 费孝通先生正在创作，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我们知道，人类活动通常包含三个要素：一是目的，二是前提，三是方法。而在这三者之中，方法最为关键。调查研究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它通常被称为“田野调查”。

 1991年9月，武陵山区龙山调研期间，本文作者陪同费孝通先生实地考察，费先生饶有兴致地试吹当地民间乐器"咚咚喹"。

1980年3月，费孝通先生在接受美国应用人类学学会“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时，作了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演讲。费先生提出：“也许我们还需要有比前人更大的勇气和才能，才能真正地实现一个能使科学知识完全为人民服务的世界。”在费孝通看来，对人民有用的社会调查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强调知识的田野属性和人民属性。正如他在采访中所强调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的知识源自民间，学者要对来自民间的知识体系进行消化，然后造福当地、反馈当地、服务人民，而中国学术本身就有学以致用的传统。

费先生所追求的核心问题是“从实求知”和“志在富民”。社会学、人类学在学理和实践层面遵循这一核心，将田野调查作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重要阵地。在调查中，正如费先生所说，要“进得去，还得出得来”。如何理解这“一进一出”？为什么跨文化研究和对他者的研究视角有其合理性？—这其实类似于“井底之蛙”的概念。就像画一个“井”字，在井外的任何位置看井内都是全方位的，但在井内却只能看到井内的景象。还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说法，都反映了这些问题。中国人的这些传统智慧与我们所讨论的他者眼光或跨文化研究是一致的，判断方式相同。

正如费先生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中所强调的：“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异文化容易使人类学者能‘出得来’，而参与观察则是要求人类学者能‘进得去’。主张以异文化研究为己任的人类学者认为，人类学者在本文化中容易犯‘出不来’的毛病，因而认为本土人类学者往往无法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偏见中超脱出来作出‘客观的观察和判断’。不过，‘异文化’的研究往往也存在‘进不去’的缺点，也就是说，研究他人社会的人类学者通常可能因为本身的文化偏见而无法真正进行参与观察。”

而“中国本土人类学者面临的是如何‘出得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研究本土社会的人类学者，重要的是要从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司空见惯的观念中超脱出来，以便对本土社会加以客观的理解”。这就要求我们超越社区研究的局限，拓宽视野。要做到对一个问题的研究能够从宏观到微观、从微观到宏观，相互呼应、大小互见，这就涉及“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费先生对利奇（EdmundLeach）在其《社会人类学》中讨论的问题——（1）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行？（2）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做出了回应。费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强调，人类学家无法脱离所属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

 自1936年初访江村开始,费孝通先生先后二十六次访问江村。图片来源：Bing

他在自己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特别强调“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坚信可以通过类型比较的方法，对一个个社区进行调查，逐步接近对社会全貌的认识。他的类型比较方法，首先是对一个具体社区的社会结构进行详细剖析，查明产生该结构的条件，其次根据与标本所处条件的相同或相异划分类型，最后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调查和结构比较。这一研究思路本身就是对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超越，完全进入了比较研究的范畴。

本来我和记者还探讨过一个区域发展的问题，但因时间关系未能展开。当时想问的问题是：

在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在经济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生活水平也不同。费先生是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从80年代开始，您就致力于研究和推动从沿海到边区的开发。如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西南民族走廊等的设想和实践，对于目前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开发西部的战略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费先生现在一定也很关心现在的西部开发战略。对于这一战略的目的性和方法论，想听一听先生的看法。

最后，费先生的秘书表示时间不短了，让费先生休息一下。记者最后说：“如果方便的话，请先生简单谈谈您的日常生活情况，好吗？”

费先生半开玩笑地说：“我没什么特别的爱好，把我自己的思想不断地推陈出新，这可以说是我的爱好。要把身体保养好，今天你来的时候看到我正在散步，欣赏自然的风景，其目的是用我的生命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创造更好的条件。”

综观费先生的研究，他对中国社会和全球社会的认识，始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共享理念。在我看来，这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探寻不同文化价值取向背后人类文化和心理的共性；其二，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求理解、互补、共生的逻辑。在此多元基础上探寻文化的一体性，以建立心态秩序。在当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中，尤其需要“文化”的超越。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的超越特征：“‘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费先生主张建立文化共同体。他延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主张通过建立文化共同体，促进和平的共同文化，形成多元一体的世界：“这个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

这些理念体现在如本文标题所示的“一身处二世”与关注“三级两跳”社会的文化观中，也从侧面反映出费孝通先生对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的追求和研究。这些研究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倡导“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理念，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与人类文明的共生、共荣、美美与共相联系的重要尝试，对我们当下进一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字编辑：杨碧瑶

推送编辑：李家乐、毛美琦

审核：田耕

本文选自《“一身处二世”与关注“三级两跳”社会的费孝通先生——从<东京新闻>记者的采访谈起》，《北大社会学刊》第6辑，2025年，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