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三

“数智社会的基本问题：人机边界”学术研讨会分论坛三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2层第三会议室顺利举行。本分论坛邀请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市委党校、格罗宁根大学、南京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八位学者与青年学子作精彩的学术报告。会议由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助理教授张勇军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乔天宇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会议上半场以“人机边界与司法裁判”为主题。三位报告人围绕司法裁判、法学研究和高校行政中的人机边界问题展开讨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生董乐晗以《AI作为规范参照：司法裁判中人机边界的分层浮现机制——基于211例家暴反杀案受审记录的实证研究》为题展开报告。她与合作者以211例家暴反杀案裁判文书和219条受审记录为材料，将司法判断拆分为事实识别、程度判断、法律适用和量刑裁量等环节，比较AI与人类法官在不同层级上的判断差异。研究发现，AI与法院在家暴事实识别上高度一致，但在家暴程度评价、情节较轻适用和最终量刑上差异逐步扩大。因此，司法AI的价值不在于替代法官，而在于作为一种规范参照，帮助呈现被实践悬置的法律路径，使裁判理由更加可见和可复核。

清华大学博士生熊一霖以《从“未老先衰”到“枯木逢春”：人工智能时代法律与文学的方法论意义新解》为题展开报告。他从法学研究中AI使用的争议切入，指出法教义学高度依赖语言工作，因此大语言模型进入法学研究后，容易模糊工具和主体之间的边界。熊一霖认为，AI能够生成连贯的法律论证，却难以进入法律经验中的感受、情绪和具体人的处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律与文学作为一种人文路径，可能重新显示其方法论价值。通过对AI生成文本《机器形状的手》与《弗兰肯斯坦》的比较阅读，熊一霖进一步讨论了作者身份认同、作品拥有感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提出法律与文学能够帮助法学研究捕捉理性分析难以抵达的感性知识。

华中师范大学本科生何厚霖以《论多智能体架构介入高校行政行为的法律边界——基于OpenClaw自动化工作流的分析》为题展开报告。他关注多智能体架构从被动工具转向主动执行系统后，对高校行政行为带来的法律挑战。何厚霖指出，高校既是民事法人，也在招生录取、学籍处分、学位授予等事项中承担一定行政职能，因此多智能体介入高校治理时，问题已经不只是技术效率，而是机器能否参与影响学生基本权利的决定。他从法律保留、正当程序、责任归属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分析风险，并提出应区分技术性辅助和裁量性决定。对于涉及学生身份资格、学位授予和重大处分的事项，AI只能承担检索、比对和提示功能，不能直接生成替代性决定。

在自由讨论环节，张勇军围绕三场报告开展了进一步讨论。他提出，司法的AI研究需要注意模型版本和提示词设计对结果的影响；对于法律与文学研究，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学材料与法学问题之间的论证逻辑；对于多智能体进入高校行政的问题，则需要结合具体高校的AI部署实践探讨技术如何真实进入组织流程。

论坛下半场的主题是“人机协同与责任边界”。上海市委党校助理研究员于健宁以《“情境性划界”：人机边界生产的实践逻辑》为题，讨论了智能体从被动工具转向准行动者之后，人机边界如何在具体组织场景中被不断生产。她提出了“情境性划界”概念，强调边界并非预先固定的技术标准，而是在平台用工、一人公司和AI原生组织等不同场景中，通过结果归因、日常操作、话语定位和制度安排被持续调整。于健宁认为，未来理解人机边界，需要从静态划线转向对实践过程的观察。

格罗宁根大学高月月博士以《“这就是我写的！”——生成式AI时代创作者的署名焦虑与创作主权》为题，讨论了网络文学创作者在AI辅助写作中的作者身份问题。她指出，在法律规则和平台规范尚未稳定的情况下，创作者会通过“脑洞是我的”“我花了大量时间打磨”“读者认得出，而且我负责”等说法，为自己的作者身份建立解释。高月月认为，生成式AI使文字生成过程变得难以外部验证，创作者于是把“谁生成了文字”的问题转化为“谁对作品负责”的问题，作者身份也由此更多依赖责任伦理和读者信任来维系。

南京大学马欣怡博士以《人机边界视角下的责任转译机制：以民航智能安检为例》为题，基于A市机场安检口的参与式观察和三十余位工作人员访谈，分析了智能安检系统中责任如何被生产、定位、扩散和协商。她指出，数字系统看似能够精确追溯责任，但这种精确往往更关注“谁操作”，较少呈现图像模糊、客流压力和经验判断等情境因素。马欣怡认为，安检现场中的责任边界并非在制度文本中一次性确定，而是在量化考核、数字记录、科层连带和一线人员自我辩护中被反复转译。

哈尔滨工程大学王媛博士以《机器之心：植入式心脏设备中的技术权力与患者行动边界》为题，讨论心脏起搏器如何改变患者理解身体和安排生活的方式。她指出，起搏器植入后，治疗并不会随着手术结束而终止，患者需要长期进入程控、随访和数据监测构成的维护秩序。设备电池寿命会影响生育、工作和就医安排，程控数据又使患者必须通过工程师和医生的解释来理解身体状态。王媛认为，在数智医疗中，患者权利不能只停留在术前知情同意，还应进一步关注患者能否理解身体数据，能否参与参数协商，能否把自身感受转化为医疗系统能够处理的问题。

浙江大学沈永东教授以《数智社会治理模式及其效果研究》为题，从宏观比较视角讨论数智社会治理。沈永东以中美欧为比较对象，尝试从技术、社会和制度三方面分析治理模式与治理效果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中国更接近集中统筹模式，美国更接近市场主导模式，欧盟更接近规则协同模式。三种模式在创新速度、社会福祉和风险控制上各有差异。沈永东认为，治理模式并不会直接决定治理效果，中间还需要通过技术驱动、社会参与和制度规范等机制发生作用，因此数智社会治理研究需要超越单纯的技术决定解释。

在自由讨论环节，乔天宇首先提出讨论。他指出，于健宁和马欣怡的报告都涉及对情境的讨论，但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机器能否理解和定义情境，是否能和人对情境的定义一样影响行动。他也提醒，高月月关于网络文学作者身份的讨论，可以进一步说明网络文学与论文写作、传统文学写作之间的差异。张勇军指出，“谁是作者”的问题不只存在于网络文学，也涉及更广义的知识生产和署名秩序。他同时建议沈永东在讨论美国治理模式时，进一步纳入国会听证、两党提案和平台内部监管等制度过程。沈永东则对于健宁和马欣怡的研究提出建议，认为“情境性划界”的概念和类型关系还可以进一步澄清，民航智能安检案例也需要考察其研究的普遍意义。

分论坛四

“数智社会的基本问题：人机边界”学术研讨会分论坛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2层第四会议室顺利举行。本分论坛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爱丁堡大学、中南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位研究者发表主旨报告并深入交流，从社会学、传播学、电影学、人口学等多学科视角，探寻数智时代人际与人机边界的重构逻辑。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刘河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伟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论坛上半场以“人际边界的社会学反思”为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伟以《人之异于AI者几希：人机边界的社会学追问》为题，结合县域基层治理田野，讨论数字技术进入基层之后对治理秩序的重塑。他指出，基层治理中的数字技术主要表现为感知监测系统、数据汇总流转系统和日常管理系统三类系统，它们让信息采集更快、任务派发更直接、过程考核更细密。以深圳福田“透明社区”等案例来看，AI在安全监控、风险预警、工单流转、政策咨询等目标清晰、流程标准化的事务中已有较多应用。但在信任修复、矛盾调解、情感疏导和地方性判断等领域，技术仍很难替代人的作用。付伟进一步指出，数字技术提高了信息能力，却也可能造成治理降维：定义权上收、中介功能消解、判断空间压缩，基层干部从综合治理者转向信息上报者。由此来看，人机边界并非一条可以一次划定的线，而是一个需要持续协商的地带。边界划定的标准不应只是技术能否做到，更应看哪些责任必须由人承担。

爱丁堡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孙凝翔以《我说这是幻觉，你说是的：大语言模型“幻觉”的社会学重构》为题，讨论大模型幻觉问题。他提出，应当超越把幻觉完全归入模型内部缺陷的解释方式。幻觉既关乎模型输出，也关乎用户提供了什么语境、希望完成什么任务，以及何时放弃继续修复互动。借助加芬克尔常人方法论和露西·萨奇曼关于人机互动的研究，孙凝翔指出，人机互动中的“上下文工程”其实依赖大量阐释性劳动，用户和开发者需要把原本隐含在生活世界中的关系、目标和背景拆解成模型可读取的信息。随着模型接入搜索、计算器、代码、API和数据库等工具，错误也不再只来自模型内部，而可能来自接口、权限、数据源和服务状态共同组成的延展网络。他进一步提出，幻觉既是协调失败，也是协调成就。问题的关键不能只停留在优化模型，还应思考如何更公平地分配人机之间的解释、修复和追责劳动。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叶芷君以《人性化与去人性化：中文AIRP越狱提示词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为题，分析中文AI角色扮演中的越狱提示词。她指出，AIRP用户常期待AI角色成为具有情感、人格和自主意志的叙事伙伴，但越狱提示词又通过系统指令、协议、禁令等话语形式，提前剥夺角色拒绝和维护边界的能力。其文本结构呈现出人化外壳与去人性化内核：一方面为角色命名、设定情感特质、描绘内心世界，另一方面用“禁止拒绝”“不得退出角色”等指令确立用户的绝对支配位置。叶芷君进一步从社区生产过程指出，越狱提示词并非个体用户的偶然创作，而是在社群中不断原创、二创、测试、修改和扩散的结果。用户想要一个有灵魂的角色，却亲手剥夺了它拒绝的权利。她认为，AI内容治理不能只判断单条输出是否有害，还需要识别跨越多轮对话的话语操作序列，并进一步讨论虚拟角色是否应获得某种类主体性的话语保护。

厦门大学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闫轩宇以《景观生产、算法焦虑与主体性规训：人工智能影像生成的技术拜物教批判》为题，讨论AI影像生成如何从媒介工具转化为数字景观、算法焦虑和技术拜物教的对象。他指出，AI影像生成已由资本预期、平台传播、社群实践和创作者劳动共同支撑，形成新的媒介生态。早期的视觉奇观强调“一句话生成世界”，后来则转向工业级可控、复杂工作流和精细化运镜，控制能力本身成为新的景观。由此产生的算法焦虑，使创作者不断追赶模型版本、节点部署和参数系统，复杂工作流逐渐被当作专业性和身份资本。闫轩宇认为，当前AI影像生成中的核心误认，是把工具掌握等同于创作能力，把流程复杂度等同于艺术深度，把生成成功等同于意义生产。创作者在获得新工具的同时，也被模型下载、插件维护、参数试错和生成等待重新安排了时间与注意力。AI影像的价值最终仍应回到叙事、情感经验和伦理判断之中。

讨论环节围绕AI对草根创作、文化生态和创作者主体性的影响展开。付伟结合微短剧产业调研谈到，技术迭代正在快速降低内容生产门槛，从微短剧到AI漫剧，产业转换速度很快，草根表达的活跃也伴随着资本进入和流量分层。闫轩宇补充指出，AI漫剧凭借强烈视觉效果获得市场关注，但过量生产也带来同质化和行业饱和。有学者从摄影术普及的历史谈起，指出新媒介形成自身的艺术语言和文化价值需要时间，普通用户的表达需求也不应被简单看作边缘现象。主持人刘河庆在总结中表示，AI并非脱离社会而来的外部变量，它会进入既有社会关系，也会受到社会形态和文化规则的制约，这正是人文社会科学持续介入这一议题的意义所在。

论坛下半场以“数智时代的知识生产”为主题。杭州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宋庆宇以《AI智能体时代知识外化的社会技术机制》为题，讨论AI智能体如何改变默会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过去常说AI擅长处理显性知识，默会知识仍属于人类，但这一判断正在被AI智能体的发展动摇。报告借用柯林斯关于关系型、躯体型和集体型默会知识的区分，进一步分析不同知识在AI系统中的命运：关系型默会知识因为可验证性较高，最容易被转化为算法可调用的内容；躯体型默会知识可以被部分还原；而依赖共同体经验和情境判断的集体型默会知识，则往往被排除在系统之外。宋庆宇进一步提出，提示工程、语境工程到驾驭工程的发展，正在把组织中的经验判断转化为可检索、可执行、可反馈的知识基础设施。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知识外化并不只是技术进步，也会改变组织中的知识权力和技能养成路径。对于医疗、法律、教育等高度依赖情境判断的领域，若只追求可验证性和执行效率，反而可能造成判断力的萎缩。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博士生华杰以《计算时代的知识生产逻辑变迁：以人口学为例》为题，梳理了计算方法进入人口学之后带来的变化。报告指出，人口学并没有离开生育、死亡、迁移、家庭和不平等等经典议题，但这些议题的资料来源、观察尺度和解释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社交媒体、平台文本、移动轨迹、遥感数据等新型资料，使研究者能够看到传统普查、登记和抽样调查难以捕捉的高频波动和空间流动；机器学习、文本分析、网络分析和多主体仿真等方法，也让人口学从变量关系估计扩展到模式识别、机制推演和情景模拟。华杰强调，计算化并不是对人口学传统范式的替代，而是在既有人口学约束下扩展观测、解释和推演能力。与此同时，平台数据不等于人口代表性，预测性能也不等于机制解释。AI可能带来知识幻觉、测量外包、科学单一化和责任断裂等新问题，因此计算能力仍需要被纳入人口学既有的证据规范和审慎推断传统之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曾雯以《默会知识、师承技能与人机边界：AI算命兴起下传统技艺劳动的替代限度》为题，分析AI算命对传统算命劳动的影响。她指出，讨论AI算命不能只问准不准，也不能笼统追问算命师会不会被替代，而应进入算命劳动内部，区分排盘、术语解释、取象判断、互动收口和责任承担等不同环节。通用大模型能够生成流畅、完整、语气温和的命理文本，但容易出现排盘不稳、体系混杂和符号关系错置等问题；专业命理模型通过排盘模块、知识库和产品流程，已经可以完成部分基础术数流程，并逼近组合判断。曾雯进一步指出，真人算命师的核心能力仍然体现在外应感知、取象判断、轻重拿捏、情境化解释和关系责任之中。AI的进入并没有取消人机边界，而是把边界从排盘和术语解释处推向更深的实践判断层面。算命师的专业性也因此从掌握命理知识，转向把命理知识用于具体人和具体处境。

中国传媒大学张诗悦、吴笈团队以《谁在塑造爆款？AI短剧平台中人机主体边界的动态重构：基于ABM的人机协同传播研究》为题，讨论AI短剧平台中爆款内容的生成机制。研究以问卷调查、微博评论分析和访谈为基础，进一步通过多智能体仿真模型比较算法主导、用户主导和平衡型平台下的传播结构。研究发现，算法强化会显著加剧流量不平等和头部固化，算法主导型场景下基尼系数快速升至约0.43，头部10%的内容占据约四成流量；与此同时，算法主导型平台也带来更高的总观看量，说明传播效率的提升往往伴随流量分配不均。用户主动性能够缓解内容集中，使平台生态更均衡，但也会降低整体传播规模。团队由此指出，爆款短剧并不完全是内容自身自然胜出的结果，更是在平台推荐、用户选择和算法放大共同作用下形成的。AI短剧平台中的人机边界，集中体现在谁决定内容可见、谁塑造传播路径以及效率与公平如何取舍。

在自由交流环节，围绕 AI 的认知污染风险、情感陪伴对生育观念的影响、人机共生的社会形态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通过扎实的田野经验、前沿的理论视角与跨学科的思想碰撞，本分论坛的报告和讨论系统呈现了 AI 技术嵌入社会的复杂图景，为理解数智时代的人际边界与人机关系提供了多元的学术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