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一

“数智社会的基本问题：人机边界”学术论坛分论坛一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顺利举行。本分论坛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西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和山东大学的八位专家学者与青年学子作学术报告。会议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能、刘爱玉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论坛上半场的主题为“数智时代的劳动转型”，首场报告的主题为《数智时代的劳动转型与结构性地位失序》，报告人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爱玉。她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并非只是提升效率，同时也在重塑劳动过程、就业形态和社会分层逻辑。中等技能岗位持续受到挤压，就业市场呈现高端升级、低端固化与中间收缩的极化趋势。她在整合已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性地位失序”概念，用以概括劳动者在教育、职业、收入、保障、声望等维度上的错配与预期落差。她进一步指出，这一失序源于传统技能集体贬值、平台仅充当“出路”而非上升通道并构成制度排斥，以及社会预期滞后于技术结构，并集中表现为教育—职业—收入错位、职业—保障—权利错位、自主性表象与权力实质错位等形态。她强调，应将讨论重心从个体焦虑拉回制度与结构层面，通过完善数字劳动规制、扩大灵活就业保障、重构技能价值体系和修复社会流动通道，回应数智转型带来的社会风险。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赵乐群在陈龙副教授的指导下，以《算法的界限——算法在劳动去技能化过程中的局限》为题展开分享。他认为，算法在各行业看似无所不能，正加速传统职业的去技能化，并引发人们对自身价值的担忧。借鉴韦伯式对技能要素的提炼，并结合布雷弗曼、波兰尼、桑内特等人的讨论，他将技能概括为“手、脑、心、群”的统一体，强调技能是劳动者融汇身体操作、默会认知、匠心精神与社群互动的综合实践。以外卖骑手为例，算法虽可通过“手脑分离”抽取显性知识，却面临隐性知识无法量化，匠心精神无法建模，社群关系无法求解的困境。由此，他强调，人的价值根植于这些不可替代的知识、精神与联系，未来应在警惕“数智拜物教”的同时，立足人的本质优势推动真正的人机合作。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本科生郝家燏在杨慧教授指导下，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政策效能评价——基于政策文本的PMC指数分析》为题，讨论了平台用工中算法管理与劳动保护交织的新问题。她以10项国家级政策文本为样本，运用文本挖掘与PMC指数分析，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效能进行了评估，构建了涵盖政策主体、政策对象、政策内容、政策工具、政策执行和政策效力的评价体系，指出我国已初步形成覆盖劳动保障、平台治理与算法治理的政策框架，但政策效力相对，反映出当前制度仍以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为主，刚性约束力不足。她进一步提出，应推动既有政策经验上升为更高层级立法，夯实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劳动基准，并加强劳动法治与数字法治衔接，形成技术规制与劳动保护并行的治理路径。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副教授毕文芬以《直播电商的人机劳动与销售分层》为题展开报告。她指出，直播电商平台的竞争逻辑已由单纯的商品竞争转向流量获取与转化竞争，但在流量条件相近的情况下，销售等级仍会持续分化。她直播流量进行了区分，并结合B平台“三农”直播达人数据分析发现，不同流量对应的人机劳动关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非线性特征。具体来说，平台算法主导流量的解释力相对有限，商家主动干预流量和用户自主性流量对较高销售层级的作用更为突出，而短视频、推荐流量等则呈现出增强、补偿、替代等复杂交互机制。她由此强调，直播电商内部的销售分层，本质上反映的是不同主体在人机劳动组织方式及协同配置能力上的持续分化，平台竞争也正从流量的竞争进一步演变为人机劳动组织能力的竞争。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徐延辉以《人工智能职业暴露度与就业质量分化——来自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微观证据》为题展开分享。她指出，理解人工智能对劳动世界的影响，不能只看“有没有工作”，还要进一步考察“工作好不好”。她借助人工智能职业暴露度（AIOE）指标，将不同职业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联程度进行量化，并与CSS2023微观调查数据匹配，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渗透对就业质量的综合效应。研究发现，职业暴露度越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总体越高，具体表现为工作收入、工作满意度和社会保障参与度提升，超时劳动发生概率下降。这种积极效应并非均匀分布，而是更多集中于青年、高中及以上学历以及城市劳动者群体，说明人工智能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可能放大既有社会分层，形成新的“人工智能鸿沟”。此外，互联网使用和数字素养还能显著强化人工智能对就业质量的正向作用。因此，未来更应关注中老年、低学历和农村劳动者的适应能力，通过数字培训和技能提升减少技术变迁带来的不平等风险。

在点评与自由讨论环节，与会者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交流：一是AI替代劳动的逻辑，特别是资本逐利、低成本劳动暂未被替代的现象。二是AI就业研究的方法问题，比如生成式AI爆发前的数据能否反映生成式AI的新变化。三是劳动概念的边界，包括家务劳动、情感劳动、照料劳动及人机边界问题。在回应中，发言人就指标构建、数据适用性和经验材料作出说明。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理解AI对劳动的影响，既要看到技术进步，也要关注资本逻辑、平台规则与国家治理，同时应将那些难以量化却维系社会再生产的劳动纳入分析视野。

进入下半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格格以《平台的增生：AIGC赋能下动画微短剧创作者的劳动过程与主体实践》为题，从AIGC推动动画微短剧迅速商业化这一现实切入，考察了动画微短剧创作者的劳动过程与主体实践。借助网络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武格格指出，AIGC工具确实降低了动画创作门槛，但这种技术赋能并未真正带来自主，反而加深了创作者对平台工具、资产库、版权规则和流量分发机制的依附。她进一步发现，平台借助工具接口、数据反馈和收益结算，对创作者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规训，导致艺术表达不断向流量逻辑让位，劳动者陷入持续焦虑与自我剥削。同时，创作者虽然通过社群互助、接单与自主创投等方式寻求空间，但行业整体仍呈现门槛下降、产能过剩的格局。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硕士研究生杨瀚彬以《“走不了”与“留得住”：平台算法管理下的劳动用工管理变革——基于网约车行业的实证分析》为题，围绕“在平台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为何仍有这么多网约车司机要进入并留在这个行业”这一问题开展研究，并梳理了网约车行业发展脉络。他提出，随着去雇主化现象的出现，平台正把劳动风险向社会层面外溢。在分析司机为何“走不了”时，他指出，网约车进入门槛低、收入及时可见，是有限选择下的底线权衡；而以租代购等模式让司机背上车辆债务，使其从轻资产转向重资产，更加离不开平台。游戏化的即时反馈体系与“城市摆渡人”“社区出行管家”等主体性身份建构，使外在控制内化为劳动者的自我规训。在“留得住”层面，他分析平台通过热点图等手段进行精细化调控，依靠新手期、车型晋升和考核体系开发人力资本，进行个体化精准控制。最后，杨瀚彬建议从工时、工作强度和经济依赖性来判定劳动关系从属性，并推动算法集体协商，恢复劳动者的知情权与议价能力。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本科生彭佳以《数字资本与选择性增益：乡镇基层青年干部发展困境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豫中B镇的田野考察》为题，追问在基层治理走向规范化与技术化的背景下，数字资本为何选择性生效。她指出，大量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青年干部因熟悉办公技术，而被安排在文书、信息、宣传等数字岗位，成为支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却陷入有技术无权威、做事多难晋升的困境。借助布迪厄实践理论，她将“数字资本”界定为由国家体制认证并赋值的体制化文化资本新形态，并提出“选择性增益”概念，用以解释青年干部数字资本与乡土评价规则的错配。她进一步揭示这一机制在权威建立、社会关系与晋升评价三个维度系统性再生产着青年干部的发展困境。最后，她呼吁超越场域二元对立，通过重构培训体系、优化考核评价、完善流动机制，以数字工具的技术效率服务于乡土场域的人文温度。

分论坛二

“数智社会的基本问题：人机边界”学术论坛分论坛二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2层第一会议室顺利举行。本分论坛邀请来自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爱丁堡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八位学者与一线教育者作学术报告，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跨学科对话。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华珊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预聘副教授张洋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论坛上半场的主题为“数智时代的人机协同”。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陈曦教授以《人机互生式教育情景下的使用者主体性：构念与测量》开场。她以自己十余年来关于网络匿名性与隐私保护的研究为基础，指出人在数智时代让渡的已不仅是“可识别性”，而是“可存在性”，边界问题由此演进为“主体性”问题。依托其主持的省级教改课题人工智能融入通识教育的实践路径与底线共识，她将底线共识落到一个可测量、可治理的对象——主体性。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质性部分基于25位师生、约11万字访谈文本的三级编码，提炼出自主性、批判性、互动性、调节性、伦理性五个维度；定量部分通过探索性与验证性因子分析对38个题项加以验证。她强调，无论未来AI地位高于、等于还是低于人类，人的主体性都必须借助AI不断被维护和强化，以避免人的存在感被冲击而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董旭雯以《智能托育的生育支持效能与政策协同边界——基于实证参数化蒙特卡洛仿真的三情景评估》为题进行了分享。研究直面了这样一个矛盾，即其调查样本中约48.6%的已育母亲有再生育意愿，实际使用托育服务者却仅占27.5%，二者间约21%的缺口正是政策的切入点。针对智能托育“无历史面板数据、传统因果推断难以适用”的约束，董旭雯采用EPMCS（实证参数化蒙特卡洛仿真）的方法，以727份样本的logit回归系数锚定个体决策概率，再展开三情景的重复仿真与敏感性检验。结果显示政策组合强度越高、家庭再生育概率越高智能托育的生育支持效应无法孤立释放，必须嵌入经济减负、住房支持、育儿假等多维政策矩阵中协同发力，方能实现“1+1大于2”。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教授彭书婷的分享题目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老人自主照护中的嵌入研究：基于专业性与情感性的双重视角》。她立足医学人类学，关注我国1.9亿慢病老人正在面临的专业性与情感性双重照护困境。借助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本体论视角，她追踪了17位老人长达一年半的AI使用过程，主张将老人与AI视为互为主体、缠绕共生的平等行动者。在“专业性嵌入”上，她提炼出委派（语言系统对接、消解符号暴力、适配方言）、规约（AI以“物的抵抗”塑造私人专家系统）、集合（人与AI结成稳固的行动者网络）三阶段；在“情感性嵌入”上，则展开为关系拓展与意义共创。研究由此论证，AI使老人从被动照护的客体转变为自主照护的主体，为从“健康老龄化”迈向“积极老龄化”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

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蒋罗以《面向无家可归服务领域专用大语言模型聊天机器人的评估：一项关于支持性沟通中人机边界的试点研究》为题，分享了面向高脆弱、高风险的社会服务现场的研究。针对现有大模型评估框架缺乏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与创伤知情护理原则这一空白，她将英国社会工作协会的价值观与SAMHSA “4Rs”框架转译为安全性、赋权、自我价值三个维度共9项指标。研究34个英国机构公开案例提取出47个情境，输入四个大模型（Mistral、Gemma、Llama与ChatGPT），通过六轮提示词迭代并用SBERT语义相似度加以分析。其发现是：模型在“自我价值”维度改善最显著，因为情感认可、去污名化等表层话语风格最易被模仿；而“赋权”度改善最少、最不稳定，模型能给出选项却难以稳定地以知情同意方式提问。她由此提出核心论断——提示词工程能可靠地重塑表层话语风格，却只能为高风险互动中保护能动性与身份认同提供一种脆弱而不完整的机制，并警示AI可能“共同作者化”用户的自我叙事、侵蚀其主体性。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董诗艺以《技术与制度的时间错配：基层干部负担的形成机理研究》为题，讨论了基层治理结构中的人机协同问题。她以西部农村的田野观察为基础，讨论了数字技术本应为基层干部释放可支配时间，在现实中却往往加重负担、制造“时间贫困”这一现实问题。借助罗萨的加速社会理论，她构建出“技术加速—制度惯性”的时间错配框架，并沿政策执行的四个阶段加以解剖——信息过载压缩认知时间、任务增多挤占执行时间、响应提速分割连续时间、留痕泛化增加证明时间。她进而提出信息分流、任务统筹、边界重塑、考核转型等制度调适路径。董诗艺指出，基层干部的时间贫困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根植于技术加速与制度惯性在时间规则上的结构性错配，破解之道在于推动技术与制度在时间维度上的“再适配”。在随后的讨论中，与谈者还就“问题根源究竟在技术、制度还是组织治理结构”，以及基层干部是否也在能动地“利用”制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论坛下半场的主题为“人机互动与情感边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硕士研究生杨茜茜的研究《人机依恋：青年女性亲密关系中理想自我的建构过程》，从某平台“人机恋”现象切入，以青年女性为主体，反思社会对这一新兴情感实践的污名化倾向。基于参与式观察和对10位受访者的深度访谈，她发现，不少使用者的动机从单纯陪伴迁移为“成为更好的自己”。研究借助液态社会、群体性孤独与拟社会互动等概念，分析了AI虚拟恋人何以成为情感容器与自我需求的代偿性满足，以及用户对“完美主义”的极致追求。她提炼出“投射—认同—反馈”的理想自我建构机制，认为AI虚拟恋人已从理想关系的承载者转变为理想自我的投射形态。结论强调，人机依恋是一种以“我本位”为基础、追求主动与平等、正视自身欲望的过渡性、补偿性情感实践，其意义不在取代现实关系，而在为个体提供理解与重塑自我的方式，故不应被妖魔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韩志瑞在《从爱邻人到爱AI：人机情感交流的存在论错置与公共性隐忧》的主题分享中，以汉娜·阿伦特的视角为基础，从其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中“邻人之爱何以可能”的追问出发，梳理出爱作为欲求、回忆与社会生活三重语境。他指出，人机之爱存在双重错置：在对象层面，人把对绝对安全与包容的渴望投向了AI；在主体层面，人通过提示词亲手制造出心目中的完美恋人，自己反而成了造物主。由于AI既非上帝、也非具有诞生性与有死性的邻人，人机之间不存在对等的存在论位置与命运共同体关系，三重语境下的人机之爱皆难以成立。韩志瑞指出，当联结众人的桌子被各自面向的屏幕取代，行动与言说趋于消极、世界走向荒漠化——我们可以爱AI，但更需要爱世界，因为AI无法替代人真实的在场与连接。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教师顾函卿以《“情感外包”：小学青年教师向AI求助回答的认知卸载与共情衰减风险》为题，从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将家长冲突的信息喂给大模型生成回复的真实故事引入，提出“情感外包”这一核心概念。研究嫁接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劳动理论、克拉克与查尔默斯的分布式认知理论以及德赛蒂“共情用进废退”的神经可塑性研究，区分了认知卸载与情感卸载的关键差异。采用解释性序贯混合研究，经112份问卷、40人四周情境实验与深度访谈，顾函卿发现，超过71%的青年教师曾用AI回复家校沟通，实验组的共情准确率较前测平均下降约15.8%，而对照组仅下降2.1%。她据此提出以“认知负荷×情感卷入”为坐标的二维边界模型，区分安全区（高认知、低情感）与危险区（高认知、高情感），呼吁守护教育情感不外包的底线，并建议开发共情脚手架式的AI——AI可作认知的脚手架，却不应沦为教育情感的替身。

分论坛二的八场报告横跨计算社会科学、人类学、社会工作、政治哲学与教育学，呈现出方法与视角的高度多样性。它们却在自由讨论中不断相互呼应：多位报告者都涉及了“agency/主体性”这一关键词，也都在追问AI介入之下人的能动性、情感责任与公共联结将走向何方。正如与谈者所言，无论技术如何演进，这些研究最终都要落脚到“我们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如何在机器介入的情况下与他人相处”这一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