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提要：近代中国从救亡图存到民族独立再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构成了费孝通先生学术研究的对象。他的一生贯穿百年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不仅跨越了中国社会文化从传统向现代、从本土到全球的转型，更亲历了中国社会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变。在他对不同时期特定问题的研究中，隐含着他对终极问题的关注：中国社会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自立于人类文明之林并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新贡献？他在孜孜以求“志在富民”的实践中，始终坚守推进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初心；在与时俱进的“从实求知”过程中，通过建言资政，将汇聚民智与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相协同。如今，我们在进一步夯实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立身根基时，需要深入领悟费先生的人民观、历史观和时代观，始终敏锐把握并切实应对新时代对学科建设提出的现实问题，让社会学成为真正能够服务人民的学科。

关键词：费孝通 人民观 从实求知 志在富民 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见证者、参与者与推动者，其百年人生历程不仅跨越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从本土到全球的转型，更亲历了中国社会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变。正是这些转型与转变，不断促使费先生切身体会并“从实求知”，进而与时俱进地洞察时代重大问题，这也成为他为学科未来发展规划方向的基础与条件。更为关键的是，他突破了西方社会学“只见结构不见人”的根本局限，开创了人民的社会学，将“活生生的人”以及“鲜活的日常生活”带回社会学的核心，从而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勾勒了蓝图。

费孝通《志在富民》书影，图源：豆瓣读书。

费先生作为百年中国式现代化的亲历者，其“志在富民”的思想与学术初心，皆源于对近代中国民生疾苦的深切体悟。在其成长早期，中国正历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辛亥革命虽使中国走上了民主共和之路，然而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国内军阀混战，各阶层仁人志士仍以不同方式探寻救亡图存的新途径。费先生便是其中一员。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国家危难、人民困苦，思想从“救一人”转变为“救社会”。“那是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我决定不再继续学医，而去学社会科学。因为我当时想学好医也只能治一人之病，学好社会科学才能治万人之病。于是……转学到燕京大学，而且进了社会学系。”费先生认识到当时中国的问题根源在于社会本身，这可视为他救国富民使命感萌生的开端。但在燕京社会学系的学习未能如他所愿，因为课堂教学“很少讲到中国社会”，这与他自身的学习期望相差甚远。于是，在吴文藻先生的指导下，他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学习人类学。

费先生晚年反思自己的学术历程时，首先谈到了对“社会”的两种认识：一种将社会视为比生物群体层次更高的实体，另一种则把社会仅仅看作人类群体的生活手段。费先生坦言自己是受后一种认识的引导进入社会学领域的，他指出：“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人们群体生活的行为学科，很符合严复翻译的意思，社会就是人类的群体。更符合我的主观倾向的是社会所规定的一切成规和制度都是人造出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手段，如果不能满足就得改造，手段自应服从人的主观要求。中国人民在我这一生中正处在社会巨大变动之世。如果社会制度不是人类的手段，那就好像谈不上人为的改革了。”这一认知直指“志在富民”的基本逻辑——制度与规则的终极意义，在于让人民过上富裕生活；若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革新。这种以“富民”为标尺的社会观，成为他学术使命的理论基石。因此，费先生特别提及他翻译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是乌格朋（W·Ogburn，即奥格本）的《社会变迁》，并指出这部书最吸引他的观点是“科技进步引起社会变迁的理论”。理解当时费先生在两种社会学观点中的抉择，需结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世界的具体背景。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等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探索后，中国社会仍未摆脱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状况。费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法拯救中国，需从社会结构与制度层面寻求突破。他不仅发现了社会学，对社区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社区可大可小，一个学校，一个村子，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至可以是团结在一个地球上的整个人类。由此，我们能够看到费先生广阔的研究视野以及他对人类文明及社会文化逻辑的把握。

【美】乌格朋《社会变迁》书影，费孝通、王同惠译。图源：豆瓣读书。

费先生晚年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实则是他对“富民”路径的长期思索。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传统农业大国，如何迈向现代工业文明，这是费先生自始至终思考的问题，也是他进入社会学学科后矢志不渝探索的核心议题。在研究条件极为艰苦的魁阁时期，费先生与史国衡、田汝康等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同人积极探寻落后地区实现工业发展的前途与限制。在《昆厂劳工》书后的附言中，费孝通先生指出：“工业建设不只是盖厂房，装机器；而是一个新社会组织的建立。在这新社会组织中我们得利用科学知识所发生的新技术来谋取人类共同的幸福。在这组织中一切参加的人必须有高度的契洽。”费先生那时就意识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组织管理或许能实现小团体的契洽，但无法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充分体悟人生的意义，他还进一步指出社会学研究者“还有一个责任去讨究一个比目前工业组织更能适合于应用新技术，更能有效率，也更能促进人类幸福的组织”。

在费先生的这种使命感及学术路径中，我们能看到构成他后来参与、研究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两条线索：其一，他认识到农民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与内驱力，坚信人民的主体力量，始终秉持实体社会观，将鲜活的人和组织带入社会实践；其二，他关注到社会变迁，尤其是科技进步引发各系统（制度）适应性而形成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外部驱动力量，并据此探索中国社会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路径。由此，如何凝聚人民智慧并使其与整体社会发展相协同，以实现个体、群体、社会的进步以及文化的复兴，成为贯穿他一生研究和实践的线索。费先生认识到了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的本质及其社会结构特征，以及乡土社会变动的适应性特征。这种蕴含于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中的特殊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且稳定的社会，其封闭性表现为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往往受到传统习惯的严格束缚，不易接纳外界的新事物和新观念。而科技的引入正是打破这种封闭性的变化或可能性，“科技的进步是人为的，是人用来取得生活资源的手段，其他部门向科技适应也得出于人的努力改造已有的制度”。特别是在面临饥饿时，农民会乐于接受新技术来改善自身生活。“科技变迁了，社会的其他制度也得相应地变迁，不然就出现社会脱节和失调”，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费先生依据他在江村和禄村的调查，提出了“工业下乡”的主张。这种影响从最基础的生计问题逐步延伸至生活领域，这也是他后来思考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其他社会系统需随之变迁以适应变化的思想源头。

从早年的大瑶山调查、江村调查以及云南三村调查等实践中，费先生认识到，社会是人所构成和创造的。“以我的体会说，是肯定活生生的生物人是构成群体的实体，一切群体所创制的行为规范，以及其他所谓文化等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服务于人的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主体的人具有能动性，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有过好日子的向往，这种美好生活的愿望也就成为推动人民主体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研究也必然要将人作为社会研究的主体。“我初步体会是做个社会里的成员必须清醒地自觉地看到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尽管有时较慢较微，有时较快和较为激烈。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应当承认有其主动性。个人的行为既要能符合社会身份一时的要求，还得善于适应演变的形势。”但与此同时，这种能动性也有抗拒社会力量的一面。“这样我看见了个人背后出现的一个看不见的‘自我’。这个和‘集体表象’所对立的‘自我感觉’看来也是个实体，因为不仅它已不是‘社会的载体’，而且可以是‘社会的对立体’。”这种既顺应社会，又抗拒社会的特性，使得我们必须找到汇集民智与顶层设计之间的平衡点：一方面，要“相信人民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克服农民自身的局限性，这与党一直所坚持的群众路线异曲同工。

1936年7月，费孝通初访江村。图源：江苏人大网《百件馆藏 百年芳华丨57张照片，见证一个村庄的变迁》。

同时，如前所述，在长期的基层实践和研究中，费先生深刻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本源，并始终坚持实体论的立场和观点，从人的生活需要这一本质性的、原生性的路径切入，强调主体性力量的创造性，由此为他毕生追求志在富民奠定了学理基础，并在其中体悟到人民所蕴含的伟大力量。

改革开放后，费先生在中断20余年学术生命后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在此阶段，除主持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与补课工作外，费先生还延续了其早期踏入社会学、人类学领域时便已萌生的志在富民理想。他通过“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调研，观察中国社会及中国农民生活的变化，从广大人民的创举中汲取民智，积极总结并探索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多样路径。同时，在此过程中深入反思快速社会变迁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并积极参政献策，以使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在复杂竞争中保持自身主体性。正如费先生所言：“我一生从事社会学工作，主要是了解中国社会，为了使得中国更富更强，不能在全世界……这个世界大社区里，失去我国应有的地位。”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费先生开启了“行行重行行”的学术之旅，将他对中国人民的情怀切实投入具体调查研究中。从关注苏南乡村工业、乡镇企业的兴起到深入思考小城镇发展，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再到中西部地区、民族边区的脱贫致富，费先生一路走走停停、反复往来，走遍了除台湾和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市，他的调查研究与理论思考无不倾注了对富民理想的执着追求。

1981年，费先生人生中第三次访问江村时，欣喜地看到苏南一带乡村依托社队工业基础，发展出了欣欣向荣的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在费先生看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有效吸纳了乡村剩余劳动力，不仅提高了农民收入，还意味着中国农村城市化转型有了新的可能。其中，他看到了农民的自主性在乡镇企业发展中的内生性作用，看到了人民智慧的实践。“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出于农民的迫切的需要，是他们在生活日趋穷困的压力下的自救措施……没有这种把工厂看成自己事业的精神，乡镇企业是诞生不了的。”在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先后调研了温州“以商带工，小商品、大市场”、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等地方发展模式。在这些调查研究中，费先生清晰地感受到地方资源禀赋、历史传统、地理和区位条件等因素对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由此，他强调“不同地区不应当照搬别地区的经验”，而应因地制宜地探寻自身发展道路。“（模式）这个概念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相对于东部地区农民实践带来的惊喜，费先生在中西部地区、边区和民族地区看到的更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间不平衡问题。“边区将如何对待这一挑战呢？”费先生一方面强调从当地实际条件寻找经济发展出路（如包头的“重建人文生态”“一厂两制”经验，以及“庭院经济”和“民权模式”，湖北孝感养殖业的“一村一品”模式，河南信阳加工业的“公司加农户”，焦作的“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等），另一方面更强调寻求外部资源支持、激活统一大市场机制的作用。由此，他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以西支东、以东资西、互利互惠、共同繁荣”“东西部协同发展”等主张，并具体提出了诸如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西南六江流域民族地区、南岭走廊民族地区、内蒙古农牧结合区等多民族经济协作区的计划和建议。此外，费先生还提出了京九铁路沿线以“串糖葫芦”的方式发展区域经济，以及“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发展战略构想。费先生从富民和共同富裕价值理念出发，在“行行重行行”中不断汇聚民智，并在推动顶层设计中探索“上下协同、合力共进”的道路，其战略构想的超前性，与今天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不谋而合。

1994年费孝通在温州专业市场察看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商品。图源：温州宣传《费孝通“三顾”温州》。

费先生在《行行重行行》中，不仅为“富民”及发展破题与求解，还对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进行思考并指明了方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化发展进程加速，全球化影响也初现端倪。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快速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适应性问题——中国在尚未完成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之际，又面临“跳进”信息社会的时代要求，亟须应对技术跃迁速度远超人类现有社会组织对技术的需求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社会正处于“三级两跳”的时代节点。“我这一生经历了20世纪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就是农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里边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费先生预感到了社会跳跃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虽然我们一时还看不清楚这些变化的进程，但我们可以从周围的发展事实中确认，由于技术、信息等等变化太快，我国显然已碰到了许多现实问题。我们的第一跳还在进行当中，有的地方还没有完成，现在却又开始下一个更大的跳跃了。”在费先生看来，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制度问题，还蕴含着社会心态方面的巨大挑战。他在20世纪90年代对浦东新区开放开发的研究中，关注到现代化的市场与企业体制进入后，建立在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旧体制如何转换并与新体制衔接的问题，其中包括征地后农民的适应（农民对新体制的接受与消化问题）与退路问题，尤其是当农民失去原有的自由世界又无法理解突然到来的充满新自由的世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处于“文化失重”状态，未曾料到自己会被新出现的文化迅速抛在后面。正因如此，费先生明确提出要“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客观世界改变了，在改变前的世界里养成的生活方式，可能难以应对改变后的世界。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使得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社会需要处理好潜在对抗性矛盾的问题。这一思考无疑构成了费先生后来文化自觉思考的一部分。

总之，在改革开放后的近20年里，费先生在“行行重行行”的学术生涯中，其所有学术工作始终围绕“志在富民”而展开。其中既有对地方实践中农民自主探索成功经验的欣喜，也有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热切期待，更有知识分子前瞻性的理论反思与自觉。“我在这15年中继续采取实地观察的方法到各地农村去调查，然后想办法，出主意，帮助各地的农民脱贫致富。我觉得高兴的是，想的办法，出的主意，有些已取得了成效。这也使我对自己所走的学术道路有了信心，使我深深感到生逢盛世的兴会。”在费先生80岁祝寿会上，当有人问“你这一生干的事情，推动你的力量是什么？”时，他脱口而出四个字“志在富民”。由此可见，费先生学术研究“行行重行行”的精神动力正在于此，他所倡导并践行的是真正意义上迈向人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

进入21世纪，人类步入全球化新时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也进入发展建设新时期。彼时，国内现代化建设初见成效，农民收入稳步提高，企业活力不断增强，富民理想正逐步实现。然而，面对西方更先进的技术、更雄厚的资本以及更超前的理念的强烈冲击，如何防止富民成果因文化失根而流失，成为费孝通先生思考的核心问题。费先生认为，我们固然要学习西方现代技术发展经济以实现富民，但更应思考中国文化对现代化道路的启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费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冲击，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成为他学术研究的第三条线索，即在深入开放背景下如何发挥主体性应对外部强势文化并实现文化自觉自强。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意味着国内农民、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但同时也面临西方（技术、物质等）文化势差过大带来的心理冲击，甚至可能被全球产业链、跨国公司及外来资本等支配而丧失自主性，进而使过去20多年的现代化成果有“一朝尽失”的风险。费先生在浙江金华地区实地调研时发现，面对外部冲击，一些曾经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正丧失自主性，沦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乡镇企业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产权关系和运行机制面临严峻挑战；浦东新区大开发、大变革中出现的征地农民问题，不仅引发了传统体制转型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担忧，更反映出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如何在未来的“地球村”中找准自己位置的重大问题。“我由此联想到中国这个几千年形成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农民作为其社会结构主体的现代化过程，联想到中国这个‘重舟’要过21世纪大关正在行驶的航道，从而感到对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这个‘龙头’作用，以及那里的新旧体制的关系问题和征地农民就业安置问题的研究更紧迫更重要了。”他看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技术新体制使我们面临“殖民化”、从属化的风险，同时也在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如何尽快适应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游戏规则和生活方式的路径。

其实，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撞，早在19世纪东西方文化接触时便已显现。“这个仍然属于文化研究范围的大问题，在东西文化接触后就出现了，是在清朝末年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明确地提出来的。”费先生的立场一以贯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并因此对时势做出与民族利益相矛盾的判断与选择，是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大问题。”显然，费先生深知，在“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间做简单抉择是对文化的生硬切割，中国文化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能否因时因势自我调整，在适应社会历史变迁中不断自我反思与发展，唯此方能维系自身主体性：在封闭的乡土社会中，西方传来的技术会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诱因；同样，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西方传来的技术、资本、观念也能加速我们的发展，关键在于“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费先生并非坚持全盘接受西方模式的“西方派”，而是强调现代化要避免西方中心主义陷阱，主张从乡土中国传统中找寻内生动力。他认为盲目模仿西方只会加剧文化自卑；同时他也不是坚持完全走本土化路线的“乡土派”，并非简单否定西方，而是揭示殖民经济下的文化扭曲（丧失自主性或被支配），呼吁重建城乡平等与文化主体性，这一思想在他20多年“行行重行行”的探索中不断强化，并成为推动“志在富民”的动力源泉。在他看来，唯有基于本土社会结构（如乡土工业）的改良才能真正迈向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和自主性发展。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书影。1997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具体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图源：豆瓣读书。

正是这些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人类文明深层次问题的思考，促使费先生在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其实早在1993年，费先生谈及对“美好社会”的认识时就指出，“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群体不可或缺的意念，呈现为诸如神话、传说、宗教、祖训、哲学和学说等多种形式的价值信念；在价值观念各异的群体相互往来中，协作是常态，且具有历史性与系统性。在这些接触中，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中心主义，但同时也伴随着对其的反思，孔子所提出的“有教无类”，意味着人的价值观念能够通过教育达成一致，且不强加于人。在此，他已然揭示出人类文明发展共存的内在规律，即文化自觉，获取“文化主体性”，然而“文化主体性”的实现不能仅局限于本民族内部的文化适应与文化革新，而应取决于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条件下对人类命运的贡献。“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的倡导，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主体性”。但我们不能将“文化主体性”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回归”甚至“复古”，即“为自主而自主”，而应从整个人类的命运出发，从重新审视中西两种文明对人类社会走向的不同意义的角度出发来重建中国文化，来维护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

可以看出，费先生一生的学术历程始终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并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自身力量这一问题而展开，从最初引入西方技术（并为农民所接受）推动传统封闭社会结构的开放，到汇聚人民智慧自主发展，再到全球化背景下以文化自信自立的主体性探寻人类文明的进路，尤其是在晚年进一步思考如何才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人类文明未来面临的问题，凸显了文化自觉问题的重要性与前瞻性。

费孝通先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与推动者，其学术历程呈现出社会学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关键线索，此线索核心在于不断趋近人民的价值观、秉持文化自觉的历史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观以及从实求知的方法论，这些对于当下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仍具指导意义。

在费先生从实求知的研究与思考中，能清晰看到贯穿其一生的学术命题：中国社会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自立于人类文明之林并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力量。他的切入点在于“志在富民”，并在求致富、求发展的实践中将汇聚民智与顶层设计有效结合，既激发社会活力，又促使各方力量协同，合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他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建言，不仅彰显了历史与现实交汇下的人民观及社会学的使命担当，以及从“志在富民”理想迈向“共同富裕”的内在动力；还展示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创新创造，与各方面力量达成共识、同舟共济的价值纽带和实践基础。一方面，他体悟到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福祉的人民性，将此体悟与自身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民情怀融合升华，最终成为其学术自觉与社会关怀的终极动力；另一方面，对于百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形态的跨越与叠加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费先生总能敏锐把握不同时期最突出的时代问题，从“救国”到“富民”，从“无工不富”到“无商不活”再到“无才不兴”，从“制度改革”到“文化自觉”，概念重心的转变与中华民族历史使命的转变相互呼应，深刻揭示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得以立足的根基。换言之，他从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践行了自己一直秉持的理念与价值。

费孝通（左）与钱伟长（中）、丁石孙（右）在考察途中。1988年，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建设研讨会在甘肃兰州召开。会后，费孝通和钱伟长以民盟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身份联名上书，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议，希望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这项建议很快得到批复和支持，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图源：北京大学新闻网《脚踏实地、胸怀全局——缅怀民主党派先贤费孝通先生》。

正是在费先生的人民观、历史观和时代观中，我们可看到他所坚持的中国社会学发展路径是开放的，既要立足中国实际，认识中国国情，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也要关注中国人民经济社会生活与世界变化的联系，让社会学的“从实求知”具备整体观、时代观，成为真正能服务人民的社会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为人类智识发展贡献力量。

文字编辑：方紫怡、曹佳韬

推送编辑：李家乐、毛美琦

审核：田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