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瞿同祖所作《俗，礼，法三者的关系（下）》，接续《俗，礼，法三者的关系（上）》中“风俗”的部分，进一步探讨“礼”与“法”的问题。

俗、礼、法，三者的关系（上）

瞿同祖

风俗只为的使人能以最简捷的方法获得欲望的满足。但依照着公共的行为法则，便可以很省事的适应于社会。等到加以哲学的伦理的观念，认为与社会的福利有关，便成为礼。Sumner对于这一点说得很详细。他说礼是一社会用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及欲望的行为的法则，这种法则是有信仰，概念，习惯法则，及标准的。

自来我国学者对于礼的见解，以为礼是由圣贤制作的，实是一种误解，因为他们看见周礼，礼记，隋礼，唐开元礼，宋开宝礼，清通礼等都是当时帝王大臣等笔之于书的，所以误为礼可以制作。其实周公，牛弘，魏征，宋太祖等，不过将当时的风俗加以规定，而列为规律罢了，何尝是他们所创作的，所以礼记上说：“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可见写礼者不过将当时的风俗加以理论，写下来而已。Hartmann说有意识的思索（conscious reflection），最为礼的仇敌，于此可见其不确，因成为礼的时候已加以理论，而写下来的礼书，也是供人研讨，怎能说讨论是不利于礼呢。

昔人论礼有说得极好的，很能道明礼的性质及功用。风俗是使人得欲望满足的方法，礼也是一样的，不过因为人的情欲是趋向于自私的，若社会上人人都只讲求自己欲望的满足，而无相当的节制，社会必乱，所以加以礼义仁让的说法，使人不仅为己，并且能为人，这是儒家修己救世的根本精神，伦理的教化所由产生。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仁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记，礼运）

“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洽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同上）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史记，卷二三）

“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人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汉书，卷二三）

我们如果以Sumner的四种动机来分析我国之所谓五礼，确可以显示礼足以合乎节度的欲望的满足为目的的。

一，爱欲。嘉礼中之婚礼。

二，饥饿。吉礼中之祈谷，求雨，（云）祭先农，社稷等，嘉礼中之籍田。

三，夸傲。军礼中之出征，田猎等。嘉礼中之冠礼，朝仪，册封。军礼中之大阅出征，凯旋，受俘。宾礼——朝觐，聘，朝买，献贽，勅封外国，长幼尊卑相见等。

四，恐惧鬼神吉礼中之祭祀，祈禳，凶礼。

礼的特征：

一，因为是风俗而加过哲学的伦理的探讨，所以礼被看为真理的，对的原理（Principles），一方面使人更不敢怀疑，既然是礼，便是真理，不可侮视的真理。毫无疑问的必须遵守。一方面礼更因此而趋于固定，不易于改变。

但所谓不易于改变，并不是说绝对不能改变，只是难于改变而已。据Sumner的意见，儿子虽然接受父亲遗授的礼仪，但他对于礼的看法及思想，便和他的父亲不同，他又说虽然急剧的，有计划的大改变，固然不可能，但慢慢的长期的一点一点去改变旧礼，却是可能的。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图片来源：Britannica’s public website。

以我国的情形来参证Sumner的意见，他的说法是对的。我国的先儒尤主张时不同不同礼，叔孙通说上，“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汉书，卷四三，叔孙通传）

礼和风俗一样，都是使人能适合于其生存环境的，环境变异，礼俗当然跟着变异。

二，因礼是脱胎于俗，也正和俗一样，客观的看来，实无好坏的标准。淮南子说得好，“故四夷之礼不同，……故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近来远。越王勾践发文身，无皮弁播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倨反言，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晋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威立于海内。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和Sumner所说的“我们以为某种社会之礼低下于我们的礼者，其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正和我们的一样，礼的好坏全在能否适应其时的旨趣及环境。”，若合符节。

三，Sumner以为礼是不记载下来的。因为是不注意及非意识的，但这与中国的礼的特征不相合，因为中国的礼历什都是经过儒臣的讨论，而写为文章的，从礼记起一直到清通礼都是这样。

四，礼为文化之异步，世世相传。Sumner说学礼如学走路，吃东西，呼吸，一样的不经过意识，这显然是错误的，走路吃东西呼吸乃是本能不必学习，至于礼乃是文化的一部，怎么不经过意识的学习，小孩初生置之于不教，必为野儿，置之于不同文化之地，将来所习礼俗必和故地的不同。而走路吃东西呼吸却是同为人类随便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

仪式一，动作：“赵简子问太叔以揖让周旋之礼，对曰，‘盖所谓仪，而非礼也。’”（礼记）可见礼仪本来是一个整个的东西，前者是文，后者是动作，缺一便不成为礼。所以常“礼仪”并称。所以Park谓仪式（ritual），宗教的或社会的，是行为的形式，例如歌舞是直接表示情感及本能的，礼含着理性的因素，是以往的过去经验及判断的，汇集的残物。

“动作之被认为有权威者，常机械式的重做，而不用智力的，即仪式。仪式和文字姿式，符号是联着的……若成为有韵节的，如音乐韵文等则更有力……仪式引入神秘的质素，趋向于神圣严肃。

仪式给予人以暗示，使人立即为一定的动作。它能激起人的情感……”（民风论，页六十）

仪式中揖让周旋进退的规律的有韵节的动作很多，举一例如下，朱子在礼中冠礼的仪节：“宾揖将冠者，即席，栉发合介，行始加礼。宾诣盥洗所，复位执事者进冠笄，宾降受，诣将冠者前，祝辞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年，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以令景福。跪，加冠笄，加福巾，复位，冠者兴宾，揖，冠者适房，易服，冠者出房。

宾揖冠者即席，跪，行再加礼，执事者进再加服，宾降受，诣冠者，祝辞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谨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跪，加冠，复位，冠者兴，宾揖，冠者适房，易服，冠者出房。

宾揖，冠者即席，跪，行三加礼，执事者进三加服，宾降受，诣冠者前，祝辞曰：以岁之正，以月以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跪，加巾，兴，复位，冠者兴，宾揖，冠者适房，撤栉，设醮席，冠者出房。”（家礼卷二）

除了动作外，仪式中还包含音乐，歌舞，及礼器。

二，乐：最初用之于祭祀。易豫卦“雷出地奋豫。先以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乐的功用可以分成三方面来说：

（一）乐可以激起人的情感或欲望的冲动。闻军乐而使人慷慨忘生死，视敌方如寇仇，必杀之而后已。

（二）乐可以使己存在的情感或冲动发泄出来。例如遭丧极悲痛之心，闻乐而僻踊哭号。

（三）乐可以增强己发泄出来的情感或冲动，使之更发。例如一队兵誓师后慷慨起行，但因一时的情感已发泄过了，慢慢地便感到气馁，而不如以前的悲壮有色了。此时假如更番奏着军乐，那么已完的情感必又增强。

乐的确是情感的产物，而所以操纵情感的发泄，行为的发动的。“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瞧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啤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所以古人最重视音乐，而谓“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废礼不接于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三，歌：歌和乐一样，也是情感的发泄。“歌咏其声也”，“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业，动己而天地应焉。”

除了随意歌唱发声以抒其情外，最初用之于礼，仍是祭祀。“武帝定郊祀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太始四年武帝祠神于交门，作交门之歌。”

四，舞：舞是一种有节奏的动作，多半有乐为舞的陪衬，及起落，也是情感发泄的作用。

舞最初用于祭祀。“仲春上下，命乐正习舞释菜。”（礼记，月令）“君执干戚就舞位。”（同上，祭统）

乐歌舞三者都是仪式中的一部分，常常联在一起，尤其是乐和歌，乐和舞。他们三者同为有节奏的，发泄情感的，所以他们的功用相同。（见乐下）

五，礼器：礼器也是行礼所不可少的点缀或装饰物。他的功用足以使人一见而显示其意义，因而形成或发泄或增加人们的情感。例如见了簠簋俎豆，便使人想到祭祀的意义，及对于鬼神恐惧的观念，而严肃庄敬。

按说文“豊，行礼之器也，以豆象形，凡豊之属皆从豊，读与礼同。”可证礼器始于祭祀。

制度 制度是从礼产生的，但仍是公共的思想及行为的法则。不过较礼更有系统，更具体，更经过社会的意识的鉴定而已。

礼与制度的关系极密切，例如婚礼源于婚制，没有婚礼，何有婚制。

制度二字实际讲来，即许多成套的公共的行为方式，用以满足某一种欲望的。所以制度的范围可以宽，而凡属人类欲望者皆属之。

礼是风俗演化而成的，其关系已详上文，兹当更言其他方面的关系：

礼与宗教的关系极密切，因为初民对自然界知识有限，而食物的耕种，全靠气候风雨的调顺，气候风雨不可控制，其权在天，所以对天极崇敬，对鬼神极畏惧。以为水旱蝗虫诸灾都是因天地鬼神的不悦，而降罚。为了讨悦于鬼神，所以有祈禳祭祀，为了恐怕得罪于神明，所以每一社会都有许多禁忌。（Taboo）

礼与道德 在风俗一节内，已说明道德是以其地风俗为标准的，何况于礼，礼与道德同为经过人的讨论，而认为与社会的福利有关，所以礼与道德常不能分别。所谓道德与否，并无一定的是非，即以合乎礼否定之。“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就是这种意思。

讲俗讲礼是习惯社会将传统的文化看成神圣一般，不敢加以怀疑，或批评，一代一代的只照着老的法子去思想去做事。所以是不变的，无进化的社会。等到什么事都不以习俗为主，而全靠自己的理智，重法理，一条一条的都固定着，有明文遵守，便变成现代的法理的可进化的社会。

所以新旧社会的关键，全在有无法律，H. Maine谓欧洲社会曾因罗马法律的原故，成为进化的法理社会，就是这个意思。据他的意见，欧洲以外全是习惯社会。我们试以中国的情形来推论，到底对不对呢？我国自古即有法家，大都著有讨论法意或法律精神的书籍。不过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便知道法家在中国并不占势力。至于日常的生活，则仍一以习俗为准。人民对于法律根本就不去注意，一直到今日，还是如此，又令我们对于Maine的说法，不禁有相当的同意了。

亨利・梅因（Henry James Sumner Maine，1822-1888），19世纪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近代法律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图片来源：Britannica’s public website。

法律据Sumner的意见，是产生自礼的。等到人民不信任和依赖习俗，而对于事物有批评的时候，法律便因之而出，否则虽有系统的哲学的原理的法典，仍只是习惯法，除非对于祖先的尊敬衰落，而不以为干涉传统的习惯为非时，便不会有颁行的法例。我们若以此点为根据来讨论中国的法律，益足令相信Maine的说法，以中国为无法，或如Sumner所主张仅有习惯法，古时的法家确有打倒迷信传统文明的主张，如商君说秦孝公以“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疆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其余的法家虽不必尽如商鞅的力斥故俗，但至少必重法治，而与儒家所谓德治，恰针锋相对。韩非所谓“吾是以明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及“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下不及尧舜，而下者亦不为桀纣。抱法则治，背法则乱，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这完全是反儒者人治的道理。惟其是反俗更礼，所以不和于俗，见诟于时，惟其违反儒家之说，敢斥孔孟，所以不悦于儒。帝王名臣既美仁义之名，而又贪因民而教，不劳而功之便，不欲变法生事，所以从天子到庶人，无论贤不肖都与法家不相容，其说当然不行。

法怎能由因礼产生呢？为经过理智的批评与探讨后，觉礼仅能给予人一种行为的型式，违者只能予以社会的惩戒，“礼义以为祀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而不能加以有效的制裁，所以法家出，而规定律例，一一明定，详而可守，不守有罚。法的功用，完全在防乱禁奸。所以礼与法不但是不相远的，而且相成的。

荀子说：“礼，法之大分也。”班固：“法家者流出于礼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商鞅：“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而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完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夫利天下之民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权，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这充分示人各求欲望的满足因而发生冲突及争夺，礼俗不能止，不能不求助于法的裁判。

法的特征

一，经过详细的考虑，逐条规定，为有意的，有目的的制作。

二，法是经过正式的公布的。“布宪：掌宪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旌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宪邦之刑禁。”“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因为是明文规定的，所以极固定难移，“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有敢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商鞅，商君书卷五）

三，法是有罚则的，违者必受刑。而“律均布也”，法是一律平等的，亦复可知。“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

四，法随出于礼，但范围狭于礼，因为礼包含一切行为之方式，而法则只为禁乱止暴方面的而已。

周礼地官大司以乡八刑纠万民：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乱民。

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宫禁，官禁，国禁，野禁，军禁。

汉高帝入咸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隋令律令十恶之条。

后代律令日趋于繁，但仍不出禁止某种行为的意思。

五，为文化之一部：须读法律才晓得所在社会的法。

法的变化法的功用在使人于获得欲望的满足时，不可危害社会上的秩序。当生存环境改变时，礼俗随着改变，而法既是基于礼俗而制作的，当然不能违乎礼俗，不随着变动。不过礼俗的变异是共觉得，不费什么事，但法律的改变，因为法是着于典章的，所以必须经过修改及重新颁布的手续。

法与礼的关系因为“律从礼生，律实维礼。”所以礼律常互杂不分。叔孙通礼仪和律令通录。又如大清通礼包含服制，身分，婚姻等民法。大清律例虽然是一部法典，但户律中婚姻十七条，及礼律中仪制数条（如朝贺等项）属嘉礼；仪制中匿父母丧，丧葬，及名例律中之丧服图，及服制，属凶礼；礼律中祭祀六条属吉礼；乡饮酒（仪制末条）属宾礼。

《大清律例》书影，图源：故宫博物院。

但礼与律的基本分别，不能不注意：一，礼着重在未然之前，而律着重在已然之后。二，礼是正面的，而律是反面的，一示以行为的方式，一示人以不当为的范围。如礼但言冠服之制，而律言服舍违式的罪名。三，礼以道德为制裁，而法以刑罚为制裁。

法与道德的关系：我们先须明白法与道德的区别。一，道德的对像是内心的欲望动机或情绪；而法律的对象却是发于外的行为，这是因为法律的合法与否，须明白确定，内心不表现于外，我们不能晓得某人的心思如何，而加以制裁。

二，因对象的不同，所以道德的原理是抽象的，是因人及情形而异的，而法律则为具体的，规条不论任何人任何情形下都须一律的遵守，他是绝对的。三，道德只有伦理的裁判，而法律却有刑罚加于罪人，而同时法律却只能使人不敢为恶，却不能使人向善。

法与道德的密切关系可从二点来看：一，法律与道德的对象虽不同，但二者都是以防人为恶，使社会秩序完善为目的的，不过二者程度不同而已。道德好高务远，所谓至善并不是所以希冀于普通人的，只有圣贤及士大夫阶级才能讲求。但社会上所必须的至少以保持秩序的道德，却是任何人所必须遵守的。对于这些人不能希冀如何的向善，只希望他们不要为非作奸而已。所以立为禁律，以刑制之。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这个意思。

“圣人治天下，必有刑罚何？所以佑德助治，顺天之度也，故县赏罚者示有劝也。设刑罚者，明有所惧也……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礼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于士，故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制。”这解释得很好，但据我看来，所谓刑不上大夫的意思，是指士大夫阶级向善的程度已到所谓德的程度，自己可以管束自己，并不是说“据礼无大夫刑”。礼不下庶人者，是说不致以难能的望于庶人。庶人不能自制，只得以刑为之范围，并不是说“礼不及庶人者，谓无酬酢之礼也。”（白虎通义，五刑）由此说来，以法是推行道德的原理的最低者，亦无不可。

二，法律中所包含的意义，必须和道德相合，更不能有抵触处。

法与风俗的关系：法不能离开社会的习俗而自行创造，因为法是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而维持社会秩序的。怎样才能算是合乎社会标准的行为，而无害于社会秩序，当然只有以是否合乎习俗为标准。法律本身并没有什么是非的哲学，不过是些基于一社会的礼俗道德的观念，而规定出好些认为犯罪的，违反乎礼俗道德的标准的行为，与其就法是为维持法治的精神，毋宁说法是维持礼俗道德的具体的条文。Park说法律是基于风俗的，风俗含蓄有认为正确的适当的概念和行为的法式，法律使行为的法式表而明之。

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1864-1944），图源：维基百科。

的确，我们如果看到法律的不能离开风俗，及法律的不能离开风俗，及法律明文所没有规定的，都属于风俗，便谁也不会否认法律与风俗的密切的关系的存在，尤其是在中国完全是足十的习俗社会，法律不过将各地不同的风俗，去其冲突不相融洽的，而按着秩序，排列成系统，着为律例，宣布之，以为全国通行的禁令罢了。这样不但不能打倒传统的风俗，并且不啻为一种有力的拥护。这一点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虽有明文法律，却并不能变成现代的法理社会。

人人都有满足饮食男女（食色）两种基本欲望的要求，但因欲望多于机会，所以互相为生存竞争，个人方而因聚精会神，努力奋争的缘故，因而偶于无意中发现，得一种简捷的方法，去获得竞争的胜利。既得之后，觉得不可轻易失去，经过学习的过程，而养成习惯。

社会方面因互相模仿的结果，便采择各种有效的习惯，认为公共的团体行为，而成为风俗。这样不但可以使社会的分子都有生存的机会，可以和其他社会相竞争，同时更成为社会的约束。不依照风俗，去取求欲望的满足，致妨害及公共的秩序，便为大家所遗弃排斥。礼不过是风俗经我们加以讨论，认为有关于社会福利者，于是更有许多所谓正确的原理（我国儒者所谓礼论义论）。但因风俗及礼都只能予人以道德上的裁判，而不能儆恶惩乱，所以更将礼加以探讨，而将所认为维持社会秩序必备的条件，定为律例，违者必罚。到了真正的法理时期，便由习俗社会进而为现代的进化社会。

由风俗以至道德，都是一种社会的约束，使人在满足欲望的时候，不致妨害社会的秩序，俗礼法三者，都是文化的一部，我们从小便受而学之，不到生存环境有改变时，不会有显著的变异。

文字编辑：吕灵、张子杰、杨璧瑶

推送编辑：李雨悦、罗影

审核：凌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