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5｜张春泥：所有的数都有来源
壹
如何看待定量研究
一、定量研究有时被理解为“对已有假设的验证”,对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似乎不如深入田野的定性研究那样细致。那么在老师看来,社会学定量研究的魅力在哪里？
使用什么方法取决于你的研究问题。你提了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就决定了什么样的资料最适合去解答它。定量研究存在两大优势。第一个是在研究某一现象的普遍性或者分布上的优势。比如说我们想知道父母离婚在人口中有多普遍，或者说我们想知道不同的家庭结构，如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单亲家庭在人口的分布如何。在回答这类问题上，定量研究是有优势的，虽然定性调查也不是不可以，比如你到一个社区了解一下，或者向周围人问一问。但相比之下，定量调查的优势在于，首先它通常会有更大规模的观察，其次它可以进行系统性的抽样，可以推断到总体，并且给出估计的可靠性。这种“有多普遍”的问题是个案研究很难做好的。
定量研究的第二个优势是进行因果推断。这里的“因果推断”是指检验原因的结果，这区别于探讨结果的原因。比如，有时候我们想知道某一个特定的原因对特定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这类因果识别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是你不知道该结果是由这个原因导致的，还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回到因果关系的定义，现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对个体可能结果的一种转换，通俗来说，是对同一个人来说，如果经历这个原因就产生某个结果，但如果没经历这个原因就没这个结果，所以它需要我们能观察到行为潜在的另一种可能性。但在现实观察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对同一个人，你要么看到结果已经发生了，要么就没发生。这导致在特定个案层次上，你不可能切实观察到对于这个特定的人来说两种不同的结局。如果你去比较不同人的结果，你又会面临选择性的问题，你用主观思考很难排除这些选择性的干扰。相比之下，定量研究有很多巧妙的手段可以来帮助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好一些，从简单的多元统计控制，到更高阶的倾向值匹配、工具变量、断点回归等，这些方法要么通过增加个案之间的可比较性，要么通过随机化来阻断选择性的影响，都能帮助我们减少因果推断的偏误。
刚才提到了定量研究在两方面研究问题的优势，但并不等于说定量方法适用于所有的研究问题。首先，定量研究的准确性取决于对社会现象测量的准确性，这意味着定量方法比较适合于研究那些可测量的现象，或者说，人们已经对这些现象形成比较好的测量方案。没有测量，就没有数据。没有好的测量，还不如用定性方法，至少你还能深入的、全方位的去了解这个对象，假如是位定性调查经验丰富的专家，他的洞见甚至可能一步到位了。
不过，定量的测量是可以持续改进的，在这个方面定性研究能够帮助定量测量的改进。我来北大以后的其中一项研究工作是关于中国人宗教性的测量，这是跟我系卢云峰老师一起合作的，他是位定性研究的学者。研究的缘起是来自他的定性经验。他观察到，用问卷调查提问受访者“您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得到的中国有信仰宗教者的比例非常低，而且我们发现不同的调查在此结果上高度一致。无论是国内几个调查还是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国人信教的比例不超过15%，一般在12% 上下，这跟定性学者观察到很多教堂、寺庙、宗教活动中人头攒动的场景很不一样。卢老师说他在做田野的时候，若直接问别人信什么教，一些受访者是不能正确理解“宗教”的含义。其实，“宗教”这个词本身就是舶来品，是日本人对“religion”的翻译。中国人对宗教没有很明确的概念，加之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问卷调查使用的宗派本位的问法的测量效度可能不高。而在定性访谈中，可以采用不同的问法和追问策略，比如一个人说不信教，你可以问信不信神，如果还说不信，可以追问拜不拜神，最终把一个人的宗教信仰问明白。于是，我们猜测之所以问卷调查与田野调查会得到矛盾的结果是因为传统的、常规的问卷访题没有很好地把握中国宗教的特点，比如没有体现出信仰以神灵为对象、信仰之间具有混合性，等等。我们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就尝试了一些测量试验，的确发现不同的问法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从这个例子也说明，在没有恰当的测量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研究，其发现可能会带有误导性。
再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中国宗教的混合性特征，探讨了中国人是不是“什么都信，也什么都不信”。杨庆堃认为混合性是中国宗教的特征，比如佛道不分家，但中国的问卷调查通常表明，对信仰进行多选的受访者极少，这也是跟田野观察出入很大的现象。我们认为这可能是跟访题设计有关，一般的多选题都采用勾选所有适用的方式，这种形式很容易让受访者偷懒、走捷径，尤其是中国大多受访者对宗教认识模糊、重视度不高。而当我们在CFPS调查中将这道题改成组合单选的形式，情况变得不一样了：有50% 的受访者会选择两种以上的宗教信仰。我们继而在这个基础上用定量模型探讨有哪些不同的信仰混合的类型，来看是否能找出一些典型的混合方式。这个例子也说明，测量方案对于定量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一些本土的概念不是说不能用定量方法来研究，而是你怎样把测量方案进行本土化。美国调查方法学者对选项设计的问题已有很多研究，国内的定性学者也有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是本土定量学者可以借鉴的材料。我虽然主要使用定量方法，但我会非常关注定性学者所做的相关工作，会去了解他们怎样在田野中解读相关的概念，以及会关注他们观察到的一些尚未被问卷调查测量过的研究洞见。
定性研究的另一个长处在于能较好地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和解释一个行动者的理性思考、他的决策过程和应对策略。“解释”其实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因果推断，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因的结果”，还有一种是“结果的原因”。对于前一种，定量方法有优势；对于后一种，定性方法优势可能更大。两者如何区分？比如我研究经历父母离婚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什么影响，这是检验原因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关注的原因很明确，即父母离婚，我可以利用定量数据和模型检验这个原因对一个或者多个结果的效应是正还是负、是大还是小。但是，还有另一类问题，比如问“人们（或某对夫妻）为什么离婚？”这是针对离婚这个结果问造成它的可能原因，那原因就太多了。定量研究可以去估计社会经济地位低、早婚这些常见因素对离婚可能性的影响，但你要是去问一对夫妻他们为什么离婚，他们告诉你的可能都不是这些，而是各种各样的琐碎理由。也许通过扎实的定性研究，你能从这些琐碎的原因中提取一些新的、可能具有普遍性的因素，然后再采集定量数据进行检验，这样也许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研究，也会形成定性与定量的对话。通过定性和定量发现之间不断对话来推进某一个研究领域的例子是有的，比如上世纪80 年代末发表在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上一系列有关enclave thesis的争论。
总之，针对共同关注的研究问题，定性和定量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界限，它们之间是可以不断对话、相互学习，共同推演的。对于我们来说，则是选择恰当的方法，或将两者有机结合去回答研究问题。
二、现在辩论赛的判准体系中，不少评委在交代评判标准时，都会明确表示“数据高于个案”、“代表性”这种朴素的“定量霸权观”。请问老师如何理解这种现象，以及这种倾向是否在学术共同体中也很常见？
我其实不了解辩论赛及其评价标准，但我可以谈谈在学术圈的这个问题。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系里请了一位美国以定性研究见长的社会学家来讲座。在自由交流的环节，有位同学问她如何看待定量研究在美国的强势发展和定性研究的岌岌可危，我记得这位教授说，她并没感觉到在美国定性研究很弱势或者已经被抛弃。我的直觉认为她的判断可靠。其实，我在国内的学术圈也没有感觉到定量很强势，或者是形成霸权。我们纵观国内主要社会学院系的教授，定量学者不占多数，各个学系的院长或系主任也主要以定性学者居多，所以我不认为存在定量霸权。
其次，我并不觉得社会学的学术评价很量化。在过去的某些时间或者一些国内学校中可能有唯篇数论的评价误区，但我们系不是这样，而且国家现在也提出“破五唯”的要求，是要弱化单纯的篇数和刊物影响因子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另外，我也不认为唯篇数论这种量化的学术评价是学习美国或者西方学术评价制度造成的。以我对美国社会学的有限认知，他们的招聘和晋升也不是数篇数或要求多少篇顶刊发表，反而很看重推荐信、评审信——这些信是相当定性的——好的推荐信/评审信不仅要有评价的观点，还要有细节举例，不能全是溢美之词却完全没有提及局限性或不足，而要客观和观点平衡，通过语境来体现倾向性。除了推荐信/评审信以外，代表作也很重要，代表作的学术影响力和价值也不完全能够通过量化指标来评价，而需要学术评审人去评判。学术招聘也很定性，比如来应聘的人要做job talk，讲自己的研究。通过看他讲的内容和临场表现，同事们给出评价。我在香港读博士的时候，job talk不仅有系里的教授参加，研究生也会去旁听，也可以提问。我印象中，应聘人还会跟这个系的一些教授进餐聊天，我猜测这是在更日常的情境下观察和了解这个应聘者的性格态度、待人接物和与人相处的能力——这些也都是很定性的评价。
再说投稿和发表，也没有形成量化霸权。对于专业的学术刊物来说，很难说是定量研究更容易发表还是定性研究更容易发表。有过审稿经验的人就知道，如果学术刊物足够专业，一般不会找或只找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来评审定性研究的稿件，所以说毙掉定性文章的匿名评审人很可能也同样是做定性研究的学者。这些年我收到的送审稿件中，基本上都因为是定量的稿件才会送来让我审，我极少会接触到定性的稿件。如果你觉得定性研究不好发，那也不太可能是“定量霸权”导致的，但有可能是因为对定性研究评价的主观性较强：你要先理解作者的材料和解读，你还要结合你的经验来判断他的材料和解读好不好，每个人的经验不同，可能体会就不一样。相比之下，定量的文章可能更容易形成比较一致的审稿意见，比如方法用没用对，有教材作为参照比较容易判断；写作的结构和规范也相对固定，文章该怎么写，做定量的学者之间可能更容易形成共识。
所以，无论是在学术求职、晋升的评价，还是在学术成果的评价上，我都没有感受到定量对定性的碾压或者说霸权，反而评价学者的方式通常是比较质性的，也应该是质性的。
三、请问老师对想要做定量研究的同学有何建议，我们如何去训练自己这一方面的能力呢？
首先，社会统计跟数理统计还是有很大差别，一是比较侧重于应用，大多数学者都是将之作为分析工具，而把开发工具的任务交给统计学家，这是相对表面的差别。二是我们对社会统计方法或定量方法的应用需要与社会测量的知识和问题联系起来，这是比较重要的差别。社会调查、社会测量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意味着你不能只学统计模型，也要学调查方法，而问卷调查就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人们怎样去理解一道访题，怎么在脑海中形成相关信息，习惯以什么形式表达出来，这些都会影响调查结果。因此，有意从事定量研究的同学一定要对社会调查有一定的了解和重视，对数据的敏感性是很重要的，你至少要先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
其次，从事定量研究的同学一定不要排斥定性的材料。事实上，我会花很多时间去阅读一些定性研究，每次见到与我关注议题相关的定性研究的新书，我基本都会去看，从中能寻找到一些经验感和新的关注点。所以，定性和定量材料的结合是有必要的，理论基础也是必要的。
其三，从事定量研究的同学一定要重视思维的训练。我认为，所有的数都是有来源的，我们要把变量之间、数字之间的关系想清楚。不能盲目跑一个模型得出什么结果就轻易下结论，一定要非常慎重地处理和解读数据结果。目前为止，我发表中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是一项关于中国三代教育流动的研究，即祖辈-父辈-孙辈的教育流动。这个研究，我和我的老师做了七年才投稿发表，这在定量研究的周期中算相当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每得到一个结果，都会反复从不同角度去检验它，每当遇到与之前设想的不太一样之处，又会重新思考和求证，直到弄明白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果，才把它写出来。跑模型只要一两秒钟的时间，但是在此之前去了解和构造这个数据，以及在此之后去校验和解读数据是更重要的工作，而这些方面不是统计模型或软件告诉你如何去做，而且需要理论和经验的训练引导你如何去做。
四、老师今天对于定量的理解和本科时期对定量的印象或想象有何不同呢？
我曾经给学生举过一个例子，对定量研究的认识或者水平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靠天吃饭”的阶段，比如你模仿教材上的例子跑了一个模型，但你并不确切知道你是否做对，而是统计软件输出什么，你就接受什么，能不能得到显著的结果全凭运气好坏。我回想自己第一篇发表的研究，主要还是手气比较好，如果当时做不出来，可能我会受到打击，之后就放弃了。这就是第一个阶段，你只会机械运用所学的方法，得到什么结果主要取决于运气好坏，这实际上就是“靠天吃饭”。所以，跑模型之前，还需要先许个愿，但愿别碰上太棘手的难题。
后来我到北大以后，上了一些定量方法的课，我觉得北大读研在我的学术成长之中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的定量基础很多是在北大打下来的。有了一些基础之后，我就逐渐进入到了“靠技术吃饭”的阶段。我会多少知道统计结果不理想可能是来自什么原因，我也学习了一些技巧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可以不再盲目接受每一个结果，会想到一些办法去优化我的分析，以及知道一些分析技术上的陷阱，这个时候，做定量研究，我可以“靠技术吃饭”。
如果再往上一层，那就是“靠想法吃饭”。简单来说，就是在跑数据之前就知道你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是什么，或者看到某个统计结果，能够直觉判断出它是不是对的。我当年的老板就有这个能力，我几乎没见过他亲自分析数据，但我分析出来的结果，他有时候看一眼就知道哪个做得不对，我回头重做，发现果然就不对。他有时候在我分析之前就给出预判，而且数据的确能证明他的判断。我想，这就是更高的一个层次，能够凭借洞见、思考和对数据的敏感性引导研究。这也是我希望朝之努力的一个方向。
贰
学术工作的状态
一、社会学家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中说：现在社会发展速度太快，以至于在科学进步帮助人们完成了很多工作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节奏却越来越快，得不到真正的休息，没有自己的时间。请问老师是如何如此高效、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的？老师对于此书所说的“加速带给人的疲惫感和空虚感”有什么感受呢？
其实我觉得疲惫感和加速感是每个人在现代社会中都会感受到的，但疲惫是一件事，是否选择“躺平”是另一件事。
我觉得学术工作需要比较自律的生活方式。学生们经常会问他们是否适合读博士、是否适合做学术，我认为自律就是一个必备条件。与其他许多工作不同，学术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自我剥削，也就是你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自己给自己安排工作，自己督促自己完成工作。虽然外部的评价、激励或鞭策是有的，但最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于你自己要不要做、自己怎么做。这意味着你没有规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思考你的研究、将时间用于工作。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期待日后能有上下班、工作和生活有分明的界限，那么，学术工作对你而言可能就不那么理想。
第二点，学术工作多少需要创造力。你不能总是人云亦云，你总要做得不同或者在别人的基础上做出些不同，你不是复读机，也不是参加阅读比赛。从这一点来说，读书好的人不一定都能胜任学术工作。读书好，说明你学习能力强，这对学术工作肯定是大有帮助的，但是光是读书好，或者喜欢读书，你仍可能只是一个好学生，未必能成为一个好学者。因为学者是要有所创造的。对于一些人擅长学习和发挥既有的知识，但没有太多好奇心，不太喜欢去创新和改变的人，学术工作也许会让他/她比较痛苦。
进入学术界，先要过我刚才说的这两道门槛。有人是因为喜欢读书所以读博士，我觉得这个理由有些幼稚，因为博士期间更多的时候是要把不喜欢的书也读下去，这考验的是耐力和毅力。至少在我成长的年代，基本上进入学术圈的人都要经过这两关。尤其是当你经历完一个非常痛苦的博士阶段之后，在未来任何工作困难面前你会变得很有韧性。我在工作之后，还会遇到许多困难，比如各种各样的事情完成不了，会有压力；这时，我都会回想一下，难道此时的压力比我念博士三年的压力更大吗？读博士的时候，学分比较重，每周都有大量的阅读，阅读后要写作业和参加课程讨论，以至于我每天都要计算一下我这一天要读多少页，要不然就完不成任务；每个学年都有一些重要的关卡，从资格考试，到开题，到论文写作和答辩，此外还要做助教、批改作业，以及完成导师布置的各种科研工作。这个过程不仅辛苦，而且要面对很大的不确定性：时常担心自己能不能通过考试、能不能完成毕业论文，能不能顺利毕业、找到工作。必须拥有韧性，才能够坚持下来，而且要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能有效安排时间。我现在每天仍会规划我要做哪些事情，会记录我的工作时间，了解自己一天一般能工作多少小时，每周需要工作多少个小时能把所有事情做完。我对自己的学生也会强调工作习惯的重要性：该完成的事情就要按部就班做起来，不要拖延。总之，个体应对焦虑和困难没有太多捷径，坚持自律和韧性不失为一种办法。
二、请问老师对于学术或者对于学术圈子的认同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比如老师怎么理解“做学术民工”这件事？
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比较正面。在读博期间，我有很多时间都是在打杂中度过的，比如查找资料、校对文档、修改问卷、清理数据等等，还有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安排组会、联络同门，等等。
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打杂是不好的。其实，学术工作本身就有很多杂事，而且这些杂事可能会占据你相当一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比如说科研项目要做预算要报销，科研工作免不了组织和协调他人，做调查就更不用说了，要组织大家设计问卷，跟各方学者沟通和交流，要管理经费和人员，等等。学术工作是由一系列多面向的具体而琐碎的任务构成，我觉得做任何小事都是锻炼，包括怎么校对书稿、怎么发工作邮件、怎么处理稿件的问题，这些都包含在学术职业的社会化中。
所以我觉得在学术圈里做“民工”不要紧，在早期阶段一些“学术民工”的工作你都未必能胜任。尤其是在被安排做一些小事、打杂的时候不要想着没意思，应付了事，而是要多想想我们在这些事情里面能够学到什么东西。之后进了学术圈再遇到这些事情，就不会对你构成太大的烦恼或困难。所以，大家也不要怕“做学术民工”。
三、请问老师为什么本科会学社会学？
我是被调剂，才到了社会学。我当初都没听说过社会学，不过我填报志愿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专业，之后就被分配到了社会学。
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上了头几堂课之后，就觉得社会学很有趣，对很多现象的理解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也有深刻的反思，让人充满好奇。之后学下去更是觉得社会学对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意义感，可以作为我喜爱的专业。
再者，我是一个“既来之，则安之”的人，没有太多别的心思或打算，就一路学下来了。我有时候也觉得想太多没有用，只有去做，才能有进步。一旦决定了的方向就应该坚持下去，不能患得患失，因为没有哪件事情是容易的，哪怕是写一篇再小的文章也都是要经过痛苦思索的过程。读书也是一样的，选任何的专业都会有觉得很难的时候，哪怕换一个专业也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四、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都有很多同学不清楚自己是否有能力坚持走学术的道路，请问老师对于学术道路或者学术理想有什么看法？
专业技能是可以学习和训练的，包括听说读写的能力都可以逐渐培养，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进入学术圈是不是你最终想要的，是不是你未来想过的生活。
当然，学术工作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工作的自主性很强，你从事什么研究，什么时间工作，你能把控你的工作和生活。但是这个职业也要求很强的自律能力和创造性，这两点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第三点，这个职业的门槛是要有博士学位，这说明了训练周期很长，中途会有各种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学术理想有它的重要性，至少可以支撑你度过很多困难的时刻，帮助你坚持下来，能坚持这么长的周期很不容易。
我观察到一些优秀的北大学生在要不要走学术这条路的问题上反复摇摆，他们的一个顾虑是自己做学术如果不能成为大咖，不如从事其他行业。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合理：去选择一个自己擅长或者有更多相对优势的行业/领域。但我同时也认为，有这样想法的学生是不大适合做学术的，因为他们是以能否成为大咖或能否成功来选择是否做学术，但是，学术大咖或成功的学者从来不是因为自己想成为大咖而进入学术圈，那些真正的大咖所追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去挑战一些学术难题等。名和利相对来说是附带的，而做有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研究才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有极少数学者才总能站在学术金字塔的顶端，大多数人是在一个浮浮沉沉的状态：今天你做得比别人好，明天别人做得比你好；你可能要用很多年才能做出一个好的研究，但你下一个研究可能影响力又很一般。
所以说，学术理想很重要。这个理想不是你希望拥有学术偶像一般的地位、待遇和成功，而是专注于你的工作。对我而言，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成为谁，因为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只会关心我的下一个研究能否让我更满意一点。
摄影、速记｜廖晗斐
文案｜税纡青 郭炜湄 龚之璇 曾晓莹 陈炫齐 程思璇
新媒体编辑｜程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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